时代的绝响
读完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感慨良深，，很想写点东西，但又不知从何下笔。《山居笔记》使我对余秋雨先生倡导的文化散文有了一个感官的认识，此前我对余秋雨先生的种种误解顿时跑到了九霄云外。在此，我谨向余秋雨先生表示深切的歉意。尤其是读完《遥远的绝响》这篇文章后，才真正的对魏晋名士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虽说此前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时接触过这些东西，但那仅限于魏晋有哪些大的作家，他们都有哪些作品，至于阮籍如何的不守礼教，如何在广武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如何骑驴到东平去做官，又如何在苏门山上仰天长啸，那就全得归功于这篇文章，归功于余老前辈。对于嵇康的了解就更少了，只知道他会一首旷世古曲《广陵散》，还有一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居笔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和《遥远的绝响》这三篇文章。而最让我割舍不下的当数《遥远的绝响》，它让我不能搁笔，即便下面的文章中有我诸多的谬论。
《遥远的绝响》歌颂的是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当数阮籍和嵇康，这一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难兄难弟，他们演绎了一个时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绝响，他们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了一千七百多年，但他们却离我们很近，他们并没有逝去，逝去的只是那个时代，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阮籍母亲死后，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猛喝两斗酒，然后放声大哭，直哭得他口吐鲜血，几乎死去，这是何等至真至纯的亲情体现，又岂是守孝三年哪些虚情假意能够相提并论的。嵇康厌恶官场甚至到了连好朋友推荐他去做官也要跟他绝交的地步，继而产生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他们都活得那么潇洒。身处在那样一个乱世竟然能率性而为，这种气概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望尘莫及的。虽然阮籍也做过十余天的太守，但他太守也做得十分潇洒，以至于诗仙李白在诗中赞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做官与做人一样潇洒，这可真算是一个奇迹，特别在那样一个官场相互倾轧的封建时代。而嵇康自知生性耿直，不适合做官，所以就隐居到洛阳城外靠打铁为生。打铁不为名利，只为活着的那一份洒脱，这是何等的气概啊！他们都怀有凌云的壮志，但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出生在那样一个“政权交替频繁、名士惨遭杀戮”的时代。他们自知理想不能实现，但他们也不愿助纣为虐，只好以混迹官场和退隐山林来消磨此生。
阮籍比嵇康运气要好，所以他比嵇康多活了13年。因为阮籍刚好比嵇康大13岁，所以他们刚好死于同年。说到这里，我不禁要想，这两个魏晋文坛的奇才竟于同一年死去，是否冥冥中注定他们要难舍难分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阮籍较之嵇康要“圆滑”,他虽厌恶官场，但他却不直接向它投之以匕。而嵇康则不同，他厌恶官场，说官场无疑是个屠宰场，而做官的人就是屠夫。这怎么不让为政者痛恨，怎么会不招来杀身之祸。而恰好此前被其傲慢态度羞辱过的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他怎么能够幸免。
说道钟会这个人，虽然他也确实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士，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士，但他在做人上却一点也不像一个文士，他没有一点文人的气量，甚至会令天下所有文人为他感到可耻。他简直无异于街头的地痞流氓。他首先说嵇康有奇才，“卧龙也”，而这条“卧龙”又不肯臣服于司马政权下，还污蔑他给山涛写绝交书是因为他想帮人谋反，而山涛反对才断然跟他绝交的。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反对自己的政敌都是从来不会心慈手软的。况且嵇康确与曹氏有着莫大的渊源（嵇康系曹操的嫡孙女婿），这就使得司马昭更加怀疑嵇康不肯臣服于自己可能是想恢复曹魏政权。留这样一个有奇才而又有谋反嫌疑的人在身边无疑是装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司马昭只能是杀之而后快。
显然，嵇康被斩其实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他不写那一篇著名的绝交书，如果他能够在钟会去拜访他的时候态度要好一点，如果它能够学阮籍一样“醉生梦死”。那么说不定我们今天还能有幸听到一曲真正意义上的《广陵散》。但这只是我的一番设想而已，《广陵散》再也没人会，它已经成了一首绝曲，虽然后世有人极力从隋宫和民间搜集出一曲《广陵散》，即使它再怎么接近嵇康的那首《广陵散》，但它却不是嵇康的《广陵散》，嵇康用生命谱写的那一曲《广陵散》已随着那一“咔嚓”声绝然于世，再也没有人会听到。
但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却有幸流传了下来，虽然他是“成也此书，败也此书”，但终归是他的作品。后世虽不好过多的评说此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但此书在做人上却有着非凡的价值，他所体现出来的非凡的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着后世，成为时代的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