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高考
（1962年夏）
经过十二年的苦读，1962年夏天，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场大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这十二年，我经过爸爸的启蒙，小学里多次考过第一名，曾被“保送升学”，也被评为“优秀生”，做过班干部，虽然也曾“被留级”，但总体是优良的，最后一学期，被编入永定一中寄予高度希望的理工（1）班，还稳居前五名。
这十二年，我经历了家乡的体制变化和群众运动。农村体制由区乡到人民公社，生产体制由单干户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群众运动由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鸣大放”和反右派，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政治运动。
这十二年，我经历了生活上的许多变化。“三定五定”、“统购统销”时期的粮食紧缺，由“吃农村粮”变成“吃国家粮”而后又回到“吃农村粮”，还由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共产主义天堂”跌落到“低标准，瓜菜代”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十二年，我得到过多方面的支持。物质方面，父母和哥哥为我提供财力的保障，国家每个月发给我助学金，学校在我读高三时还给我“力维隆”补脑液；精神方面，学校老师还培养我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考上重点大学，为学校争光，为家乡人民争光，为祖国争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总之，这十二年，我已经从一个幼稚的顽童，成长为一个具有比较牢固的基础知识和略具社会阅历的小青年，尽管我在体检时得知自己瘦小而羸弱——身高（1。44米）是体重（72斤）的二倍。
十二年过去了，现在到了向祖国人民、向家人、向老师汇报成绩的时候，我应该竭尽全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好每一门功课，争取实现自己的、也是学校指导填报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我满怀信心地迎接高考的来临。
当时的高考时间安排是：7月13日，上午语文，下午政治；7月14日，上午数学，下午化学；7月15日，上午物理，下午俄语。
记得第一天考语文、政治两科，发挥基本正常。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二选一”：《说不怕“鬼”》和《雨后》。我选择《雨后》，写的是星期天我们参加学校的筑围墙义务劳动。那时，我的语文只是中上水平，我不敢说那文章写得有多么的好，但应该不会太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不幸在我身上应验了。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考试刚过半，忽然觉得肚子不太舒服。我强忍着坚持到考试终了。结果，影响了最后一道难题的解答。走出考室，我也不跟同学讨论，急忙奔向厕所，泻了一阵肚子。然后，我径直到卫生室找校医取药。同学们都到膳厅吃饭去了，虽然学校把伙食办得很好，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没有到膳厅去，只找了点开水，吃下药后就着躺在宿舍的床上休息，是卢汉祯同学帮我把饭菜取回宿舍。那天正值高温，卢汉祯同学说我是中暑发痧，他先给我刮痧，然后劝我吃饭。我随便扒了两口就不想吃了，只想喝水。宿舍里，同学们都没有备水，到哪儿去找水呢？
中午，老师同学们都休息了，我除了上厕所，就是到处找水喝。我们住在教学区的尚未装修的新教室，离生活区较远。等我来到生活区，大门已经紧闭。
我想到教学区也有一间开水房，随即转回教学区。我来到开水房，那里也已经上锁。校园里一片寂静，哪儿才有水呢？我想了想，下午考化学，找科任老师想办法准没错。于是，我找到胜利楼刘文锋老师的房间，敲他的门。刘老师打开房门，问我什么事，我把身体不好、想讨水喝的事情告诉他。刘老师得知后很是着急，忙招呼我坐下来静一静。他问我吃药没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吃药。我说已经吃过一次，医生交代下一次在下午四点钟吃。坐了会儿，我怕影响老师休息，就告辞回宿舍去了。临走，刘老师还倒给我开水备用，问我下午能不能参加考试，我说可以坚持。
回到宿舍不久，敲起了起床钟。我虽然感觉疲惫，但是肚子较为舒服了，于是，又跟着同学们一起走向考室。
预备钟响了。我端着开水带上药物走进考室，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定。这时，监考老师走过来，通知我坐到后排靠门的那个位置上去，并且嘱咐：“要方便的话，随时可以出去！”我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刘文锋老师向学校领导和主考反映了情况，是他们同意给我提供特殊的照顾。然而，这样的照顾我并没有“充分利用”，我只在四点钟时在座位上按时服了一次药。整堂考试，我不仅安然无恙，考后还“自我感觉良好”——化学科本来就是我的拿手科目。
然而，晚上却不行了。我没有到教室去接受老师的考前指导。有经验的考生都知道，考前指导有多么重要！而这时的我，却是十分疲惫，吃过饭服过药就觉得浑身无力，只想睡觉。于是，我独自一人在宿舍里休息。
次日上午感觉稍好了一点，但是身子还很虚弱，对物理考卷前边的问题，我都能顺利解答，只是到了最后的综合应用题，觉得思路越来越混乱，脑子也越来越发胀，终于没有解出正确的答案。经过中午休息，下午的身体状况又好了许多。考俄语，我一路过关斩将，几乎没有碰到难题，自我评估应该可以得满分。
那时的高考成绩是相当保密的。大约一个月后发榜下来，我们永定一中只录取了8个人（赖铭传、张初胜、卢焕坤、王仁基、苏鸿炎、游宁丰、阮茂昌、赖建华）。我到学校打听录取情况，班主任游嘉兴老师叹息说：“只差一点就是你了。”我至今不知道这“只差一点”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但我想，如果就我校范围来说，尽管我因为患病的原因没有考好，但还是站住了自己平时的位置；要是正常状况，可能就要好的多！然而，这只能是假设，考试得病是事实，考试结果也是事实，一切都已成为定局——我成了现代版的“名落孙山”。
我沮丧，我懊悔，但我必须接受事实。我无奈地回到家里，向父亲汇报了情况。父亲听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脸色平静得有些不寻常。我知道，这平静的脸色，掩藏着胸中巨大的波澜：正如许多人的父亲一样，他们吃辛吃苦竭力扶持孩子读书，不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吃清闲饭”的人？要是能够考上大学，或者将来弄得个一官半职，还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然而，父亲的期待最终证明已经成为泡影，他心中岂能平静得了？
半个月后，父亲作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是同意弟弟辍学，让他投师学习理发；第二是告诉我，到峰河小学去代课。——父亲已经无意也已经无力再缴我们读书了！
至于我为什么一离开中学就可以去当老师，那是因为当时峰河小学的女教师谢义真老师将要坐月子，需要请人代课。我的堂兄阿棠哥（名乃谟），当时担任峰市学区教导主任，得知我高考落榜的消息后，就向学区领导推荐，让我去代课。
从此，我结束了正规的求学生涯，逐步走上了另一条学习的道路。
201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