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让世界诞生
最现成的世界新政治形式是美国的“帝国”模式。它继承了现代帝国主义的很多特征，不过，它通过霸权，或者美国人自己乐意说的“美国领导”，把现代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转换为现在这种隐性的但更全面、更彻底的全球支配。这种全方位帝国（omni-em-pire）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话语以及知识生产上滥用权力。但是美国人还不满足，正如J.奈所说，美国帝国的问题与其说是经常受到指责的“帝国的手伸得太长”，不如说是“帝国还有鞭长莫及的地方”。这个大全帝国和现代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想成为游戏的赢家，还想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在政治上是完全非法的。这种新帝国只能制造无效世界。按照美国帝国那种“胜者通吃”的原则，所谓“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世界之死。欧洲知识分子对“欧洲的重生”的期待，似乎表达了某种模糊的政治雄心。……在美国看来，欧洲只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创造力的“老欧洲”，而欧洲自我感觉却又是在发展比美国更进一步的后现代政治意识……所谓后现代一直都只是一种文化运动和生活风格，它只不过是现代性的自身反思形式而不是超越现代性的实践，因为后现代一直没有属于自身的制度而寄生于现代制度上。假如将来后现代运动发展出了后现代政治制度，这倒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只是现在一切都还不明朗。
关于世界的未来，其基本理论问题是——至少在我看来——如何为创造世界秩序准备好一个世界制度的理念。正如前面所论，如果还不存在一个世界制度来掌管世界秩序的话，那么世界将还没有在场。世界制度是世界出场的一个存在论条件，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想象然后创造一个世界制度，以便世界能够从无自觉意义的存在（being）变成自身意义的存在（existence），也就是让世界诞生。在某种意义上，一种文化的产生，一种伦理或者一种宗教的产生，都意味着世界准备诞生，但是如果不能建立一种保护世界的制度，就很容易导致世界分裂甚至世界之死。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会使世界即生即死。世界之死比上帝之死更加危险，如果说上帝之死造成了精神世界和价值准则的危机，那么无效的世界则非常可能导致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彻底失败。所以，世界必须有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诞生并且获得政治的保护，这样才是成功的世界诞生。当年康德在思考了知识、伦理和宗教等问题之后又转向了政治和历史哲学，并且把“永久和平”看成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这绝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追问。可以说，康德早就为哲学想象了一种政治哲学转向。
政治哲学转向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以便能够按照世界本身的目的去理解世界，同时，按照世界的尺度去重新诠释关于世界的各种问题。而这样的政治原则正是中国天下理论所强调的根本原则，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的选择必须是天下所有人的人性选择，而不可以是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或者某个国家、民族和特定文化来代替世界。或者说，世界必须由世界人民来定义，而不能由某些人民来定义。
对于中国哲学，却无所谓政治哲学转向，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是以政治哲学作为出发点的，而且一直保持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更准确地说，是政治/伦理哲学的综合格式。以天下理论为哲学核心的中国政治哲学无疑是关于世界制度最深厚的理论准备。当然，今天的世界可能再也不需要帝国了——既不需要一个美国那样的危险帝国，可能也不需要中国古代天下帝国那样的和平帝国。但是，天下体系很可能通过某种转换而成为适合于未来的世界制度。（摘自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