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成尘，向死而生——试谈电影《八佰》的史诗艺术（闫睿杰）
在没看《八佰》这部影片之前，我还不甚关注管虎导演的作品风格，在《八佰》上映一段时间后，观众对它的评价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一部抗战题材的催泪佳作，有人说它是解构历史的玄幻烂片。当我观看《八佰》之后，才觉得它既不应该被“神话”，也不应该被诟谇。
正如管虎导演所说，多数的男性导演都会有一种军人情结，这也成为了管虎拍摄《八佰》的初衷。影片的拍摄技术毋庸置疑，视听效果极佳，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都说管虎拍摄电影时善用意象，比如《斗牛》当中的牛、《老炮儿》当中的鸵鸟，《八佰》里自然也运用了动物意象：老鼠和白马，这两个意象象征了四行仓库里的一批“杂牌军”，由东躲西藏的逃兵逐渐转变为能带给国人希望的英雄。
从宏观上看，我很难分得清影片中的主角和配角，或许在《八佰》中，原本就没有主演，映入眼帘的群像即是主演。在结构上，“人肉炸弹”、“战士护旗”、“浴血冲桥”这三个桥段构成了《八佰》中一道显眼的主线。在情节上，着重表现出小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增强了情感的渲染力，很大程度上能和观众共情。
端午原本是一个厌恶战争的、在战争面前手足无措的青年。他跟着叔叔到上海打扫战场，却被抓到仓库中，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日本人残忍杀害，他曾说：“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就是种地的，我就是想来看一眼上海长什么样！”可以说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大多数国人的心声，面对侵略，不愿主动发起反抗，只想平淡安逸地过生活。老算盘就是一个典型，当他泣不成声地哭诉着：“仗怎么都要打完的，怎么都要有人活下去的。”我并没有因为他的懦弱而讨厌这个人物。站在老算盘的立场上，其实不难理解他要当一个逃兵的理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一个英雄，想要活下去没有错，只为了自己而活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只是，生于战乱年代，就无法回避地要忍受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和无奈。
当老兵油子羊拐诉说着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当胆小怕事的老铁自愿加入敢死队，拿起大刀唱着《定军山》；当端午因为战争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年纪最小的小湖北扛着枪走向战场，我不由得开始心疼这些当兵的人。尤其看到陈树生留下“舍生取义，儿所愿也”这样的遗书，听到一名学生向士兵们读着军官写给妻子的家信，更是直戳观众的泪点。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都归功于谢晋元团附卓越的领导能力，他仰望“天堂”、镇守“地狱”，与战士们共进退、共荣辱的种种行为，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英雄。
《八佰》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优有劣，心理的刻画、细节的呈现都比较到位，但是人物弧线却不甚完整。除了端午的生命轨迹是完好的，敢死队成员的结局几乎没有通过画面交代出来，多少有虎头蛇尾之感，这可能是群像电影不可避免的问题。除此之外，影片融合了许多中华文化的元素：皮影戏、戏服、历史人物等等，从侧面穿插了几个略带讽刺的镜头，让苏州河两岸的众生相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也成为了推动民众觉醒和团结的一股力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战争背后都是政治”这句话是埋藏在影片中的一条暗线，从后半部分开始，《八佰》的主题上升至政治高度。“八百壮士”在这场毫无胜算的战役中，被当成了一枚弃子，但这并非历史的全部，《八佰》中未向观众展现的，是国民党高层勾心斗角、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但却在大肆渲染士兵全体冲桥的场景。我想，《八佰》的悲剧性，并不仅仅在于体现仓库中四百多名战士顽强阻击日军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而更多的是隐匿在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和比战争残酷百倍的现实。为什么要演绎一场“政治秀”来换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怜悯？为什么“八佰”的人物命运在冲桥之后就要戛然而止？这些被忽略掉的，往往是最值得人们去思索的。
我看过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对《八佰》的评价，其中有一句话说的不无道理：“当电影和历史相撞时，那撞坏的一定是电影，而不会是历史。”历史是浩大、厚重并且严肃的，一旦将其用戏剧化的方式去处理，势必会产生偏颇。抗战题材的影片或多或少都会折射出一些历史虚无和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个人化的英雄主义、民族气节难以还原历史的全貌。
然而，如果完全站在史学观的角度去评判《八佰》的好坏，就显得过于苛刻了。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加工，关键是要看创作者究竟把加工的点落在何处。我想《八佰》上映的最终目的，是要激发起国人的爱国情怀，描绘出一幅较为理想的愿景图，国难当头时，希望黑社会也能束身自好，各派军阀可以团结一致，不识字的文盲也不会沦为汉奸走狗，希望更多的人能弃恶扬善，像身骑白马、手握银枪的赵子龙一样，活出一份胆气、豪气和志气。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趋利避害是人性，舍身取义也是人性，人会怀抱着某些超过利益结构的诉求，有时这些诉求能够主导他们的生命。”
《八佰》结束后，我依然无法忘记电影的宣传语：“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同样的，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也应不忘国耻，让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得以永生。
2020年10月19日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