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持政党里程碑的一年（六）重塑价值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皆是批判现实，表明各自党的观点并维护其利益，互相攻击、抹黑就成了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的国家的媒体宣传与影视制作，则秉承的是建党之初的理念，媒体就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舆论工具。这种宣传模式在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也确起到了提振人心令全国一盘棋运作的积级作用，但在文革中也走向了仅有“八个样板戏”及各种运动中都似“黑板报”般的极端，影视的单调无趣和媒体文章的千篇一律更是令百姓无不厌恶之极。
随着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的文学、影视与公共媒体先是以揭批四人帮的文革“伤痕文学”为序曲，继而又呈现出热爱生活、歌颂爱情、渴求真善美的主旋律，许多歌颂祖国、爱情的流行歌曲响遍大江南北，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先是以邓丽君引领的港、台歌手抒情曲响遍大街小巷，继而以李谷一为代表的中国抒情歌手迅速成名，国内各大城市均以能请来港澳台和当红大陆名星开演唱会为荣，影视行业更是把港澳台的演员都视作“香饽饽”，造就了港澳台歌手、影视演员在中国将近三十年疯狂敛钱的黄金时代，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众媒体应该说功不可没。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均以能承办港澳歌星演唱会为荣，因为组织这类演唱会的穴头大都是有深厚官方背景的人，所以用公款购卖数百甚至上千的演唱会门票几乎成为某些市、区属机关或事业单位每月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而能获得数张港澳歌星音乐会的免费门票则是某些人人前张扬的基本条件。在当时文化相对贫棘的时期，某港澳或国内名歌星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享受歌迷万人空巷般欢迎，有如外国总统莅临一般。在当时人均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元的情况下，这些港、澳、台及国内的歌星、影星、笑星一唱演唱会就可揽金数万数十万，连港、澳、台遭社会鄙视的三级黄片的主角都成了各地电视台、演唱会穴头疯抢的“香饽饽”。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本土流行歌曲渐成气候，加上西方影、视、歌的大量涌入，港、澳、台歌影星门的热度才降了点温，但国内歌影星一首歌吃一辈子，一部电影终生为“艺术家”的现象则方兴未艾，这些歌星、影星走穴捞钱甚至连一些偏远小县城都不放过。而我们的主流媒体除了歌颂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围着那些影、视、歌、笑星们的奇闻滥事转，虽有一个时期趋向西方宪政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讨论，但很快又因违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碍“和谐”而“胎死腹中”。歌颂祖国、歌颂党的领导依旧是媒体宣传和影、视题材的主旋律，宣传部门每年甚至会公示媒体、、报刊、网络不能出现的词汇和影视不允许碰的“题材”。
至2000年后，中国社会的娱乐凤气以登峰造极，影、视歌的庸俗化早以遭到众怒，而大众媒体的歌功颂德更是趋向极致，全国大中小城市数百家电视台充斥着各式个样五花八门、低俗无聊的娱乐节目，播出的影、视节目更是虚假至极，与此同时影、视、歌名星的收入则走向极端，一部电影入囊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象屡见不鲜。五花八门的文艺团体竞相“造星”，大众媒体充斥着“选秀”，影、视、歌、笑星屡屡成为将校级军官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这种病态社会现象最近几年才略有收敛。
2018年6月崔永元与冯小刚关于电影“手机二”的论争，引爆了影视圈、歌手圈利用“阴阳合同”偷漏税动辙数千万的病态社会现象，加上新媒体相继爆出的影、视、歌星、名导演国内外疯狂置产、挥霍炫富的许多实例，引发百姓众怒。而互连网的高度透明化更是让影、视、歌、导行业的暗箱操作、移花接木、瞒天过海及“空手套白狼”的种种卑劣技俩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道德败坏、生活靡乱的的影、视、歌、名导确竟堂而皇之的成为众多媒体争先追捧的大众道德、爱情的偶像，严重的混淆了当代年青人的社会价值观。(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2018年10月国税总局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影、视行业的税率从过去的3%飙升到42%，影、视工作室则需按年收入的70%计算所交税款，而且自2016年-2019年相关企业须自查自纠，欠税的要限期内补交，对拒不纠正、补交税款的公司和从业人员开展重点检查并依法处理。由此引发了中国影、视、歌星行业的补税狂潮，一些大牌影、视、歌星的缴税额都过亿，而许多影、视公司、空壳公司更是纷纷现形，娱乐圈大地震真的来了。这等于国家变相支持了崔永元的“堂吉柯德”行为，也等于借崔永元与全国舆论之力整肃了影、视、歌圈乱象，净化了人所共怒的娱乐圈。
虽然影视圈“阴阳合同”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而真正遭到封杀的似乎只有“范爷”，几次高调复出都没成功；而另一主角冯小刚虽表面上出席了“两会”，但实际上艺术生命与政治生命几近完结；“华谊兄弟”虽股值跌去几十亿，但似乎也未伤其筋骨，但作为曾经的影视圈“一哥”的形象将不复存在。冯小刚和“华谊兄弟”就象是崔永元剑指上海刑侦部门的贪腐问题一般，国家虽未明确表态支持但背地里却不会使其轻易逃过此劫，崔永元虽然某种程度上被“禁言”，但仍然是这场“名留历史”网战中的获胜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皆是批判现实，表明各自党的观点并维护其利益，互相攻击、抹黑就成了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的国家的媒体宣传与影视制作，则秉承的是建党之初的理念，媒体就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舆论工具。这种宣传模式在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也确起到了提振人心令全国一盘棋运作的积级作用，但在文革中也走向了仅有“八个样板戏”及各种运动中都似“黑板报”般的极端，影视的单调无趣和媒体文章的千篇一律更是令百姓无不厌恶之极。
随着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的文学、影视与公共媒体先是以揭批四人帮的文革“伤痕文学”为序曲，继而又呈现出热爱生活、歌颂爱情、渴求真善美的主旋律，许多歌颂祖国、爱情的流行歌曲响遍大江南北，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先是以邓丽君引领的港、台歌手抒情曲响遍大街小巷，继而以李谷一为代表的中国抒情歌手迅速成名，国内各大城市均以能请来港澳台和当红大陆名星开演唱会为荣，影视行业更是把港澳台的演员都视作“香饽饽”，造就了港澳台歌手、影视演员在中国将近三十年疯狂敛钱的黄金时代，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众媒体应该说功不可没。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均以能承办港澳歌星演唱会为荣，因为组织这类演唱会的穴头大都是有深厚官方背景的人，所以用公款购卖数百甚至上千的演唱会门票几乎成为某些市、区属机关或事业单位每月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而能获得数张港澳歌星音乐会的免费门票则是某些人人前张扬的基本条件。在当时文化相对贫棘的时期，某港澳或国内名歌星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享受歌迷万人空巷般欢迎，有如外国总统莅临一般。在当时人均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元的情况下，这些港、澳、台及国内的歌星、影星、笑星一唱演唱会就可揽金数万数十万，连港、澳、台遭社会鄙视的三级黄片的主角都成了各地电视台、演唱会穴头疯抢的“香饽饽”。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本土流行歌曲渐成气候，加上西方影、视、歌的大量涌入，港、澳、台歌影星门的热度才降了点温，但国内歌影星一首歌吃一辈子，一部电影终生为“艺术家”的现象则方兴未艾，这些歌星、影星走穴捞钱甚至连一些偏远小县城都不放过。而我们的主流媒体除了歌颂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围着那些影、视、歌、笑星们的奇闻滥事转，虽有一个时期趋向西方宪政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讨论，但很快又因违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碍“和谐”而“胎死腹中”。歌颂祖国、歌颂党的领导依旧是媒体宣传和影、视题材的主旋律，宣传部门每年甚至会公示媒体、、报刊、网络不能出现的词汇和影视不允许碰的“题材”。
至2000年后，中国社会的娱乐凤气以登峰造极，影、视歌的庸俗化早以遭到众怒，而大众媒体的歌功颂德更是趋向极致，全国大中小城市数百家电视台充斥着各式个样五花八门、低俗无聊的娱乐节目，播出的影、视节目更是虚假至极，与此同时影、视、歌名星的收入则走向极端，一部电影入囊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象屡见不鲜。五花八门的文艺团体竞相“造星”，大众媒体充斥着“选秀”，影、视、歌、笑星屡屡成为将校级军官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这种病态社会现象最近几年才略有收敛。
2018年6月崔永元与冯小刚关于电影“手机二”的论争，引爆了影视圈、歌手圈利用“阴阳合同”偷漏税动辙数千万的病态社会现象，加上新媒体相继爆出的影、视、歌星、名导演国内外疯狂置产、挥霍炫富的许多实例，引发百姓众怒。而互连网的高度透明化更是让影、视、歌、导行业的暗箱操作、移花接木、瞒天过海及“空手套白狼”的种种卑劣技俩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道德败坏、生活靡乱的的影、视、歌、名导确竟堂而皇之的成为众多媒体争先追捧的大众道德、爱情的偶像，严重的混淆了当代年青人的社会价值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皆是批判现实，表明各自党的观点并维护其利益，互相攻击、抹黑就成了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的国家的媒体宣传与影视制作，则秉承的是建党之初的理念，媒体就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舆论工具。这种宣传模式在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也确起到了提振人心令全国一盘棋运作的积级作用，但在文革中也走向了仅有“八个样板戏”及各种运动中都似“黑板报”般的极端，影视的单调无趣和媒体文章的千篇一律更是令百姓无不厌恶之极。
随着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的文学、影视与公共媒体先是以揭批四人帮的文革“伤痕文学”为序曲，继而又呈现出热爱生活、歌颂爱情、渴求真善美的主旋律，许多歌颂祖国、爱情的流行歌曲响遍大江南北，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先是以邓丽君引领的港、台歌手抒情曲响遍大街小巷，继而以李谷一为代表的中国抒情歌手迅速成名，国内各大城市均以能请来港澳台和当红大陆名星开演唱会为荣，影视行业更是把港澳台的演员都视作“香饽饽”，造就了港澳台歌手、影视演员在中国将近三十年疯狂敛钱的黄金时代，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众媒体应该说功不可没。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均以能承办港澳歌星演唱会为荣，因为组织这类演唱会的穴头大都是有深厚官方背景的人，所以用公款购卖数百甚至上千的演唱会门票几乎成为某些市、区属机关或事业单位每月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而能获得数张港澳歌星音乐会的免费门票则是某些人人前张扬的基本条件。在当时文化相对贫棘的时期，某港澳或国内名歌星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享受歌迷万人空巷般欢迎，有如外国总统莅临一般。在当时人均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元的情况下，这些港、澳、台及国内的歌星、影星、笑星一唱演唱会就可揽金数万数十万，连港、澳、台遭社会鄙视的三级黄片的主角都成了各地电视台、演唱会穴头疯抢的“香饽饽”。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本土流行歌曲渐成气候，加上西方影、视、歌的大量涌入，港、澳、台歌影星门的热度才降了点温，但国内歌影星一首歌吃一辈子，一部电影终生为“艺术家”的现象则方兴未艾，这些歌星、影星走穴捞钱甚至连一些偏远小县城都不放过。而我们的主流媒体除了歌颂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围着那些影、视、歌、笑星们的奇闻滥事转，虽有一个时期趋向西方宪政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讨论，但很快又因违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碍“和谐”而“胎死腹中”。歌颂祖国、歌颂党的领导依旧是媒体宣传和影、视题材的主旋律，宣传部门每年甚至会公示媒体、、报刊、网络不能出现的词汇和影视不允许碰的“题材”。
至2000年后，中国社会的娱乐凤气以登峰造极，影、视歌的庸俗化早以遭到众怒，而大众媒体的歌功颂德更是趋向极致，全国大中小城市数百家电视台充斥着各式个样五花八门、低俗无聊的娱乐节目，播出的影、视节目更是虚假至极，与此同时影、视、歌名星的收入则走向极端，一部电影入囊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象屡见不鲜。五花八门的文艺团体竞相“造星”，大众媒体充斥着“选秀”，影、视、歌、笑星屡屡成为将校级军官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这种病态社会现象最近几年才略有收敛。
2018年6月崔永元与冯小刚关于电影“手机二”的论争，引爆了影视圈、歌手圈利用“阴阳合同”偷漏税动辙数千万的病态社会现象，加上新媒体相继爆出的影、视、歌星、名导演国内外疯狂置产、挥霍炫富的许多实例，引发百姓众怒。而互连网的高度透明化更是让影、视、歌、导行业的暗箱操作、移花接木、瞒天过海及“空手套白狼”的种种卑劣技俩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道德败坏、生活靡乱的的影、视、歌、名导确竟堂而皇之的成为众多媒体争先追捧的大众道德、爱情的偶像，严重的混淆了当代年青人的社会价值观。
2018年10月国税总局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影、视行业的税率从过去的3%飙升到42%，影、视工作室则需按年收入的70%计算所交税款，而且自2016年-2019年相关企业须自查自纠，欠税的要限期内补交，对拒不纠正、补交税款的公司和从业人员开展重点检查并依法处理。由此引发了中国影、视、歌星行业的补税狂潮，一些大牌影、视、歌星的缴税额都过亿，而许多影、视公司、空壳公司更是纷纷现形，娱乐圈大地震真的来了。这等于国家变相支持了崔永元的“堂吉柯德”行为，也等于借崔永元与全国舆论之力整肃了影、视、歌圈乱象，净化了人所共怒的娱乐圈。
2018年10月3日随着一纸道欠信，在公众视野消失了一百多天，坐拥18家影视公司的范爷高调亮相回归，而此前被崔永元捅破的“阴阳合同”案也以补交8.84亿天价罚款而收官。
虽然影视圈“阴阳合同”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但真遭厄运的似乎只有范冰冰，大多明星因忙不迭交齐罚金全身而退；而另一个主角偷漏税主角冯小刚虽依旧出席“两会”好象凤光无限，但实质上艺术生命与政治生命几近完结；“华谊兄弟”的股值丢了上百亿却不敢与小崔对诸公堂是心虚，影视圈“老大”的辉煌也不复存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