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列国变法（第十四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讲的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孔子于春秋晚期的公元前551年出生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中，卒于公元前479元，享年七十三岁。孔子少年有志于学，追求学而优则仕，学成后有过短暂的仕途经历，更有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之后便专注于教书育人。孔子一生仰慕夏商周三代，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来结束乱象，恢复社会秩序，虽在仕途上不得志，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孔子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论语》作为古代《四书》之一，是孔子及弟子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是体现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提倡礼义仁智信，要做君子，士志于道。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又被称为儒学、儒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孔子被历朝历代帝王所供奉、景仰，被称为中国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三家分晋，田氏代姜，标志着春秋朝代结束，进入战国时期。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弱，中国的时局在这段时间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曾在春秋时期做霸主时间最长的晋国发生内乱，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曾在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齐国姜姓国君（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国，亦称为姜氏齐国）政权旁落，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由此，春秋时代结束，由秦、楚、燕、韩、赵、魏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三家分晋、田氏代姜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即公元前453年之后转为战国时代。

春秋时代士阶层能够崛起的背景。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到了战国时期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的旗号做霸主，而是凭实力去争夺。各诸侯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战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攻城掠地，抢夺土地和百姓，打败别的国家。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敌手的策略和方法。于是各国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还要加强君权，避免像春秋时代那样出现卿大夫篡权行为的发生；再就是要达到号令能通行全国，行动一致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些愿望，国君们希望通过求贤来找到能人，以变革国策，富国强兵，实现自己的愿望。

同时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也让战国时期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委以重任的首选。

随着战争的持续，剧烈的社会变革影响到贵族及平民等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仕进为目的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跌落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士人共同组成。他们秉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活跃力量。努力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各诸侯国纷纷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变革图强。

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培养出了大批纵横家，成为列国变革的人才储备库。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田氏新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不是春秋初期的齐桓公小白，而是田氏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稷下学宫，齐国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了齐宣王时，稷下学士有一千多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交流中心，其中淳于髡（kun,古代的一种把头发剃光的刑罚），田骈（pian,并列、对偶的意思）、环渊、慎到、邹奭（shi）、盛大等七十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此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在战国七雄中，燕国实力最弱。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便卑辞厚币的招揽人才，却总是效果不好。于是燕昭王向燕国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有一个人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一个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你都要，何况活得哪，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听完这个故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了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

李悝颁布习射令增强了魏国军队实力，进而主持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实力较强的大国。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比赛来打官司，谁射得准就判谁赢。这种打官司方式，依据的是上地地区的军事最高长官李悝颁布的习射令。习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打官司时获胜，练习射箭便成为了上地地区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自有深意。上地地区位于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习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由于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地军队将秦军射的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地的政绩卓著，李悝被擢（zhuo）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变革。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前，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

虞卿担任赵国上卿。《史记》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后，赵王便赐他黄金百镒（yi，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合二十两），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

苏秦担任合纵长，一怒而诸侯惧。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得以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

军事家孙膑击败庞涓，著书《孙膑兵法》。孙膑本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通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也为自己报了仇。孙膑的军事思想集中于《孙膑兵法》，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孙膑帮助田忌用下、上、中等马匹与国王的上、中、下马进行比赛，取得赛马胜利，田忌赛马的故事广为流传。

孙子与孙膑分别是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人。据考证，孙膑是孙武之后世子孙，《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之间存在内在的师承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和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阐述和继承。两者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家之言，还合了“孙氏之道”。孙膑在继承孙武思想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治军和军事哲学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吴起三次自由择主，主持三国军事变革，《吴子兵法》与《孙子兵法》齐名。吴起本是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一心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到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能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怒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自己的三十多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把自己的右臂咬破发誓，不做大官决不回卫国。

当齐国攻打鲁国时，沉寂了数年后的吴起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自己出身于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的将军。作为一个小国将军，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军把强大的齐军打的落花流水，在战斗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在鲁国吴起还拜儒家曾申为师，加强学习。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但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当时魏国正在李悝主持下实行变法，在魏国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的变法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于是吴起在军中也进行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对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要求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能背着装有五十只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胯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会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训练的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的武卒就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

战国期间，实力强大就意味着要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吴起在魏国期间，率军与其他诸侯国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近十倍于己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此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河西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吴子兵法》是与《孙子兵法》齐名的重要军事著作，吴子兵法把儒家思想和兵家思想相结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富有辩证法的思维。对内要争取民心，对外发展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内外相结合，才能在诸侯争霸中立足。

魏文王死后，儿子魏武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而不是吴起。吴起很明白，在魏国自己是外人，在新君初立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在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功劳，如芒在背般时刻使新相国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便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

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舞台，进而去了楚国。楚国虽然地广人众，在春秋五霸时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当吴起到来时，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竞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魏、赵、韩等国进攻，不断丧师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浸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吴起初到楚国就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提升为令伊（当时楚国的最高官衔），主持楚国的变法。

吴起的改革措施偏激进，推行力度比较大。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不急官、没用的虚官冗员等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秩（官员食禄的品级），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于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影响改革进程。对贵族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爵位，除非去打仗立下军功。当时楚国的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通过此举加速了边远地区的开发。

吴起的这些改革措施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地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贵族对他衔恨在心，恨不能处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吴起在楚国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是革了贵族的命。过去的贵族是世袭的，而现在要造就新的贵族，旧的不能世袭就是把铁饭碗给打破了，让立了战功的人来代替旧的贵族。因此，旧贵族们害怕吴起、恨吴起，而普通老百姓由于有了通过立军功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对吴起的变革表示欢迎。但可惜的是改革刚开始不久，楚悼王就去世了。

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匆匆从前线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成为了孤家寡人。此时，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在楚悼王的葬礼上，旧贵族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而这也正是吴起临死前想好的为自己报仇的计划环节。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的人罪及三族。为此，之后有七十多家楚国贵族惨遭灭族。

吴起一死，楚国的变法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昭、景、屈三家贵族手里，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法经》成为列国及后世变法的蓝本。李悝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制定《法经》，在魏国实行变法，使魏国日益强盛。李悝的变法对当时其他各国乃至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内容中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的《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法》《具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作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最基本的奖励耕战开始。

在战国时代，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在春秋末年铁农具的出现，使耕作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有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就能多收三斗，而要是马虎劳作，每亩就会少收三斗。这样一增一减，方圆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有一百八十万石之多。

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贱时伤农，丰收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籴法（di，买米的意思）。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的粮食；到了荒年时，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平稳了社会秩序。

李悝的《法经》成为当时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商鞅入秦就是带着《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汉朝的《汉律》等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法经》的另一贡献是尽地力之教，就是规定了怎样发展农业生产，怎样种地，怎样分配，怎样使用、保存和处理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源。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一做法迥异于西周时期的集体劳作，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淫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农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出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力和平籴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

商鞅变法，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在吴起被害（公元前381年）的二十多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并总结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后，来到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思想及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区考古的十一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代竹简上面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的后面，抄写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还是士人、农民、奴隶，都统一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位。丰厚的赏赐对秦人极具诱惑力，激励着他们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如割鼻、砍脚、阉割等，受刑者会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什伍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其余家族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后，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总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自保和不被吞并，纷纷变法来富国强兵，进而开疆拓土。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使魏国实力得以壮大，国力富强，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这一时期各国国君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与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当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

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指导原则，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的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法家是最晚出现的，最早是儒家，然后是道家，再之后是墨家，后来才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用法律来统一国事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任命权为中心，在此基础上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再之下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为列国变法提供了人才支撑。稷下学宫的设立，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下层出身没有根基的人，通过学习，掌握了政治技能，通过学术交流提高了认识境界，能纵观形势，认清时局，知晓何种方法对策能直指各国弊端要害，而成为才华横溢的俊杰。进而通过“游说”的方式推销自己，在赏识自己的地方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怨，展现才华。像苏秦、吴起、李悝等等。

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比较自由的环境，为列国变法提供了人才保障。在士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效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是诸侯招揽人才的经典做法。由于具备人才流动的环境和选择的空间，贫富贵贱之别可能就在朝夕之间，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之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到了晚上就已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那时在社会上流行一种选贤与能的风气，如果找不到能人，就会在政治上没法维持。

苏秦能身背六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吴起先后效命于三个国家。当在鲁国受到猜忌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时，就到了魏国；在魏国得不到进一步重用后，又流动到了楚国，可惜在楚国的变法因楚悼王的去世而夭折，自己也不得善终。

虽然变革者普遍下场不好，但列国变法大大推动了战国时期社会发展。战国时期的变法人物一般都来自于士阶层，在所效命的诸侯国里并没有自己的根基和势力，完全是依靠国君的支持。因而一旦国君去世了，支撑就没有了，被变法打击的世卿世禄制度下的宗室贵族必然会进行反扑。因此，主持变法的人，很多都是以悲剧结束。吴起因变法在楚国不得善终，商鞅被车裂而死，苏秦被齐国杀害等等。但悲剧的结果是变法者个人，变法的成果还是保留了下来。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

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曾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告别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