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四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①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
①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贷者。——译者注
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们和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谈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不仅谁也没有许过“实施”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诺言，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是不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们也就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着重来谈它就很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格拉弗、柯尔涅利逊这些克鲁泡特金之流的人物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象一个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统计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统计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①。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统计，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①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统计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前面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