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晚期英国海军战术的发展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海军在十六世纪末采用新式的线列战术击败了采用旧式编队的西班牙舰队。这种观念无疑受到了十六世纪末期一系列作战冲突，特别是1568年德雷克在乌鲁阿的圣胡安港与西班牙殖民者小规模冲突与英国海军在1588年战役的影响。部分原因，则是认为这一时期，传统地中海横队战术上迅速被这些侧舷列炮的舰艇取而代之，然而，甚至可以说，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这一北大西洋的海上战术依然受到了源自于地中海传统战术的影响。

  要说明这一点，故事首先要从十五世纪晚期与十六世纪初期之交开始。在这一时期，海上的战斗基本由两种船型所把持：在北海是卡拉克楼船，而地中海则是桨帆船队。同一时间，轻型火炮已经成为了远洋船舶不可或缺的武备，越过舷墙或者通过船舷一侧的开口朝外发射，而重型的火炮则在陆地上攻城略地。不过在这一时期，海上的战术几乎与中世纪无异：一艘装备火炮的卡拉克船，要么在抢占上风位置时，朝下风的敌船发动冲击，在登舷之前用侧舷的船炮使敌甲板陷入混乱，利用炮火的烟雾使敌暂时陷入失明，或者反过来占据上风位，利用风势朝意图登上船舷之敌倾泻弓矢炮火。要么在漫长的对峙中凭借高大的干舷与船艏艉楼，用装备的轻型炮火与弓弩、石块击退任何靠近的敌长船。这些炮火与其称为了击杀敌人或是击沉敌船，毋宁说是为接下来的登舷战做准备 [注1]。在这里，未来用于击沉敌船的重型火炮似乎难以堪用。而在地中海世界，与同样装备火炮的长船的遭遇战中，卡拉克船与其称是进攻者，毋宁称是守御者。而传统上，对于海上作战来说，长船是天生的猎手 [注2]。

  这实际上是一样技术上的困难。一艘长船，单看武装，其船上几乎近90％的部位都与炮战直接无关，甲板与作战平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桨手，持剑披甲的战士，船艉则是船上的指挥中枢，驻扎了陆上连队的军官，船长，大副，领航员，舵手，除此之外还有负责操帆的水手，随船的工匠，这些人堆积在只有一层的甲板与船艏艉楼搭建的平台上，唯一足以令火炮安身的部位便是狭隘的船艏。然而尽管如此，这样的构造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已知最早在1481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的王家长船上便装备了“两门射石炮”（two bombards），这些火炮并非沿着船体中轴线布置，可能是较小的火炮。15世纪的大约70年代，威尼斯人率先将陆地上的重型火炮安装在桨帆船的船艏上，随后，这一改变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最初，这些火炮是锻铁制作的后膛装填炮，到了约十六世纪的初，这些火炮被铸铜的火炮所替代，发射石或铁制的弹丸。在1506年阿拉贡的费迪南的旗长船上，装备了一门重43担（quintales，合英制磅4360磅）的锻铁直筒炮，发射80磅重的石弹。这些火炮布置在刚性的炮架上，通过船体本身承接开火时的后坐力。这使得在希腊火消亡的数百年后，海上作战的速战速决再度成为了可能。在十六世纪的20年代，一样其貌不扬的改变出现在了这些船只上。这种改变是一样安装在船上的轨道，几乎占据船体的前半部分的中轴线，涂满了动物油脂做成的润滑油，船艏的舰炮安装在木撬状的炮车上，开火后顺着导轨滑动，最后一头撞进船舯主桅前提前安放好的缓冲物里。这意味着近乎整个船只的前半部分都是为火炮提供缓冲的区域，炮手足以从容的再度装填自己的火炮。这一简单的装置足以容纳上限到6000磅重的重炮，发射的炮弹最多可达百磅[注3]。

  然而对于圆船来说，这一点却困难重重。这些船只要么难以在船舷布置重炮，要么没有足够的距离让火炮后座，从而在战斗中完成装填的任务。在1499年的佐奇奥之战中，在侧舷安装重磅射石炮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卡拉克楼船在击沉威尼斯的一艘长船与圆船后，并没有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发射出第二发。另一边威尼斯的两艘卡拉克也是如此。最终，双方不得已投入纵火武器，三艘卡拉克船都被焚毁。

  一艘在侧舷装备重磅射石炮的圆船，与早期的长船类似，通过刚性炮架将身管固定在船舷上。如果要在战斗中对侧舷的舰炮进行再度装填，那么意味着炮手必须屈身靠在舷外才能将固死身管的木阻块敲下，然后才能将舷炮搬回舰体。而这在随时可能爆发的接舷战中近乎不可能。即使在日后，船上唯一足以支持复装的要么是那些轻型火炮，要么是那些向后布置在船艉处的重型火炮，而这意味着纯粹的防御。在这一层意义上，长船比圆船更率先装备足以击沉敌舰的火力，并足以保持在战术上的主动。

  因而，实际上，在黑火药武器诞生的最初岁月里，圆船不仅未能扭转传统上扮演海上战斗者的角色，反而因为炮火而更加尴尬。尽管早在中世纪时期，舰队舰之间的海上战斗鲜有发生，爆发在柯克船或卡拉克船[注4]之间的战斗不如称是海上的围城战。而在接舷与反接舷战漫长的对峙中，圆船凭借着高耸的船舷对试图靠近的敌船形成居高临下的压倒之势，长船带来的威胁与其称危及自身，毋宁称为一种袭扰。然而在火药时代，坚实的船壳却几乎难以支撑弹丸的轰击。在1513年4月的22日下午，一支由爱德华·霍德华爵士（Sir Edward  Howard）率领的英国舰队与撤退到布雷斯特港的法国长船队伍遭，在炮战中击沉英舰卡拉克一艘，重创一艘，在三天后法舰的反攻中，爱德华本人溺水身亡，英舰队不得不重新撤回普斯茅斯港，而在此之前，英军认为这些蛇怪炮不过是一样大号而喧嚣的十字弓。这是火药时代长船与圆船的首次遭遇战，以圆船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一队装配火炮的长船，从纯粹的战术角度看，足以在与同样装配舰炮的圆船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袭击后者，并占据战术上的主动权，而后者用来抵御登舷作战的轻型火炮则只能作被动防御。根据Jan Glete的相关统计，在地中海世界，用于作战的圆船自1540年代开始数量就急速减少，到了该世纪的70年代近乎完全消失。

  当另一边的北海国家试图布置长船时，立刻意识到了一样严重的问题：长船本身适航性的短板，在安装重型火炮后愈发放大而几乎无法经受起风浪，因而仅有在少数海域适用。在窄海布置长船与毗岸匹敌的构想立刻遭到了否决。现在唯一剩下的可行方案，就是在圆船上安装与长船同等的船艏炮，以在作战中确保主动。这是北海国家的海军在十六世纪初期所需面对的迫切现实需求，而在这一层角度上，与其说是装备重型火炮的卡拉克船一开始便将海上作战引领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毋宁说是基于对长船的恐慌。

  即使从纯粹的技术角度看，让一艘卡拉克楼船像长船那样在船艏安置超前的艏炮也并非易事。受限于稳心的引影响，高耸的船艏楼既无法像长船那样通过一个简易的火炮平台安装朝前发射的重炮，更无法像长船那样将火炮安置到足够低，反过来，长船却能凭借低干舷的优势，屡屡对圆船的水线造成威胁。大约在1500年左右，长身管的重型火炮被首次装上了船甲板，这就是 “蛇怪”（basilisks）炮，正是这种火炮在日后分别衍生出了寇菲林长炮与加农炮。这类身管火炮已知最早的舰载证据是1512年的苏格兰沉船“迈克尔”号（Michael），两门重炮安置在下甲板上，通过在船艉切开的炮口越过船艉柱朝外探出，这部分的舱室便顺势作为炮舱。得益于这一时期方平船艉（transom stern）的发明，在船艉安置水密的炮舱口较为容易。这样的设计影响了随后卡拉克船，在亨利八世时代的绘制的安东尼卷轴中，都铎王家战船上便出现了相似的布置。需注意，尽管在这一时期侧舷火炮从船艉炮舱开始朝前延伸，到了“玛丽玫瑰”（Mary Rose）的时代逐渐形成了一道贯通的火炮甲板，然而这些安装在侧舷的火炮要么比船艉炮更轻更短，要么就是那些发射石块的后装舱口炮。这些船艉安置的重炮在与长船对峙过程中使最薄弱的艉部免遭袭击，而无论如何，这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防御的手法。

  为了获得如长船般超前发射的火力，折中的解决之道是将两门长炮安置在船艉楼的第一层平台上，越过船体正前方以倾斜的姿态朝前射击。显然尽管使得舰船获得了朝前炮击的火力，然而正前方存在一个几乎与船体等大的盲区，也无法通过高处射击一个海上的小目标，而在遭遇长船时候，楼船不得不完全侧过船舷或是转过部分角度迎敌。对于当代的北海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是一种干舷足够低、又足够承载重型火炮的平台，不得已，北海国家的海军不得不重新走回了用长船对抗长船的老路。在1545年7月份索伦特海域的作战行动中，英法双方都由一队划桨的舰艇庇护侧翼，而两边的楼船都试图摆列成连续的横列或纵列以使得舰炮对敌，这或许是线列战的初始形态，但无疑出于无心。在考德雷雕版画描绘的海战场景中，英旗舰“神庇亨利”（Henry Grace à Dieu）尽可能倾斜自己的船体以使左舷的舰炮得以朝前炮击法军的长船，而“玛丽玫瑰”（Mary Rose）则在试图完成这样的机动时海水灌入炮门倾覆沉没。当指挥法舰的D'Annibault试图派遣长船袭击系泊的英舰队时，由于缺乏真正的长船，困守的英舰队主力始终无法在狭窄的浅滩水域与法舰作战。尽管当一阵海风刮来时，英舰队曾打算解开卡拉克船上的系绳以冲撞可能处于下风位置的法舰，这几乎而自中世纪以来楼船唯一足以朝前进攻的手段，然而出于在狭小海域的圆船队伍极易在阵型松懈时被趁虚而入与风向的不稳，这一构想最终被否决。而在日后8月份重组舰队的的肖勒姆海战中，据利勒子爵战后所说，在与长船作战时英军的划桨舰艇表现良好，而卡拉克船在对抗长船时表现的依然一无是处[注5]。毋庸置疑，与法军长船的遭遇深刻的刺激了都铎海军的发展。

  如果上述的难处可以完全归咎于技术，那么下面的就是基于战术。在十六世纪的地中海，指挥长船的技艺已经是一门艺术，其复杂程度几乎可以与陆上的将官指挥一队步兵媲美，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队长船组成的横队从头到尾足有数公里，因而对于海上的指挥官来说，动力完全取决于风力的圆船在战术上几乎完全不可控制，而无法足以维持阵线，更无法将指挥圆船与指挥长船的技艺相互兼顾。因而另一方面，协调一队长船与圆船混成的船队并非易事。尽管在地中海的作战中圆船时常伴随，然而不过是用来保护侧翼后方与作为损坏长船的集合点，然而一旦在投入战斗中无法跟随长船，这些圆船便会被毫不犹豫的抛弃。在1571年勒班陀大战的头一天，双方都没有圆船跟随。在战斗的伊始，奥斯曼土耳其的左翼以一个迂回机动威胁神圣联盟靠岸的右翼，指挥该翼的热那亚统帅乔瓦尼·安德里亚·多利亚率队右转，使得中央阵列的右侧暴露无遗。然而当指挥左翼的奥斯曼副将冲向缺口时，这个空缺早已被圣克鲁斯侯爵预备的长船队伍所填补；而无论以当时的建造技术还是海航技艺，圆船尚无法做出如此精妙的战术机动。

  因而，在地中海，圆船的战术价值就此被搁置，然而对于北海国家来说，这却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这需要一种全新的船种，既能像卡拉克船那样适应窄海和北大西洋的风浪，又能拥有长船的作战能力，或者至少能协同长船作战。

  转机并非来自于北海，而是来自于隔陆的地中海。如北海国家一样，地中海世界也迫切需要一种新型船只以解决战术上的困境。一艘装备重炮的长船，尽管在船艏方向足以装备能够击沉敌船的重型火炮，然而在侧舷与船艉处却异常脆弱。这种短板不仅使得长船舰队不得不保持连贯的横队，在整个编队被打乱后的混战中更会陷入绝境。这促使地中海世界需要一种既能伴随长船机动，又能在船艏艉布置重炮，以打乱敌长船的阵线的新式船只。这一现实需求的最终结果便是长船与圆船两者相互妥协，诞生出桨帆并用的中船（galleass）。这些船只由用作贸易的大型长船衍生而来，带有像圆船那样的帆装，船艉部的重炮安装在战斗堡中，通过侧舷的舱口朝两舷射击，船甲板的两舷则搭建了朝外突出的战棚，用来安置那些反人员的后装回旋炮；两舷的排桨则用于在进攻中转向，以使得船艏的重炮始终对敌，并以此维持与长船的协同。在勒班陀的战斗中，威尼斯的中船便成功突破了奥斯曼土耳其舰队的阵线，为随后的获胜奠定了基石。以往通常认为这些不过是对北海拥有侧舷火力圆船的拙劣模仿，然而实际上正是为了满足于编队与船艏对敌战术的需求，而在这点上地中海的中船无疑影响了北海海军的设计发展，至少在早期阶段便是如此。

  与之同时，一些商贸用的中船则期盼于在日益猖獗的环境下抵御海盗，并能像以往的圆船那样抵御大西洋的风浪，将大宗货物运往北海，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投入到与长船的作战中。为了与真正专用于作战的中船区分，这些被称为galleazza di mercantia。这些船只垄断了威尼斯到北海国家的商贸，相较于同名的战船更像圆船，而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盖伦船（galleon）[注6]在设计上的先祖。尽管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但不过是指一样大号长船，直到十五世纪，真正的盖伦圆船才出现。这类新型船只将长船的前半部分与圆船的后半部分相结合，而起初如长船那样带有船桨，以方便在浅滩和海港通航。

  在与法舰遭遇战后的第一时间，利勒子爵便着手长船舰队的组建，1545年的8月份，亨利八世组建的新式海军中出现了模仿地中海的中船，尽管改型船只在安东尼卷轴中仅仅位居第二，然而相较于第一位的卡拉克巨舰，这些显然才是舰队作战的真正核心所在，在建造完毕后不久就被期望与作为机动的两翼对抗法军侧翼的长船。这其中，“公牛”号（Bull）、“雄鹿”号（Hart）、“羚羊”号（Antelope）和“虎”号（Tegar）四艘中船带有齐平的甲板，除了带有一排船桨几乎与后世的盖伦船别无二样；而日后随着干舷的增高与更高的续航能力的需求，盖伦船愈发倾向与单靠风帆航行，最终船桨被取消。亨利八世时代的这些舰艇也是如此，在日后经过改造后，这几艘中船都撤掉了桨座，成为了真正的盖伦圆船。

  相较于以往的圆船，盖伦船拥有相对低矮的干舷，而如长船那样拥有平而长直的甲板，而得以将两门朝前的重炮安置在低矮的船艏楼上，分别从两侧越过船艏突起的喙突（spur）或船艏斜桁，而在那些更大的盖伦船上，另有两门逐击炮（chase guns）通过船体两侧朝前的舱口向外炮击。正是在地中海中船的基础上，北海的圆船首次获得了如长船那样在船艏方向布置重火力的能力。

  在成熟时期，盖伦船的战术与几乎卡拉克楼船如出一辙。如果有什么不同，则是会在接舷前如长船一样将船艏始终对敌，并将安装低处的重炮瞄准敌船低处炮击。在1588年西班牙舰队远征前，菲利普特别告诫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英国船只会特地将重炮瞄准敌船的水线，籍此将其击沉[注7]。这表明了这一时期通行的战术惯例。1580年威廉·温特爵士（Sir William Winter）炮击爱尔兰斯梅里克港（Smerwick）的登陆部队时，那些大型的船只几乎都选择使用船艏与船艉的重型火炮轰击敌人，无人选择使用侧舷的火炮。为了发挥火力上的优势与取得进攻上的主动，模仿长船的编队战术是最好的选择。密集的横队几乎仍然是当代唯一的编队战术。1582年圣克鲁斯侯爵肃清北大西洋的葡萄牙-法国联合舰队与1588年远征英格兰的行动中，西班牙舰队无不采取了密集的横编队，而长船上的楔形阵列直到17世纪仍被保守派作者所推崇。尽管对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几乎只有长船才有维持阵列的能力，然而对于北海国家来说，直接照搬长船的战术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不过在此之前，当需看一下这类船只在初期的预定表现，以方便了解这些全新舰艇在舰队中的价值所在。早在卡拉克船时代，亨利八世时代的海上战术足以从查韦斯的阿隆索（Alonso de Chaves）约成书于1537年的《航海通鉴》（Espejo de Navegantes）中窥见一斑。在十六世纪的中期，西班牙是毋庸置疑的海上大国，作为同盟，英国海军自然借鉴了其中的战术。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对于阵型的把控。一队圆船，尽管在北海的风浪中极易受到影响，而不如长船般易于编排，然而对于两支同为圆船组成的船队来说，哪一边对阵型的把握更为优渥，则胜利的天平将会倾向于何方。首先，应当根据手头的兵力，将舰队分成几部分，约四分之一弱小的船只单独分遣到侧翼以观察敌我动向。接着将主力舰集中到一块，而稍弱的船只则用于袭扰，并在击溃敌舰队之时作为追击，另有一队船只作为支援主力舰的预备队。在作战时候，每艘船都务求登上敌舷，而须尽量避免被包夹与两艘船之间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而在任何时候都务求抢占上风，以占据机动上的主动，同时使得炮火的烟雾快速消散，并使得敌船无法看清其阵型。如果没有这样的便利，则务求在风向的侧向行动。

  接着，便是观察敌船布阵，老练的指挥官必须做到根敌方的阵型与旗舰的方位调整自己的编队。敌船可能如陆地士兵那样编排为中队[注8]，又或者聚集到一块，或可能列成紧密相连的横队，或是排成首尾相接的纵队。如果敌船编排为数个中队，那么己方舰队必须如是编排，并将各中队的主力舰列在第一排，以率先进入战斗且首当其冲为其余舰艇作为掩护，而旗舰应当布置在位于中央的中队以统帅全军。在接敌时，所有中队都应当排列为一排密集的横编队而非排成多列的横队。后一种编排并不可取，除了造成指挥系统的溃乱外，几乎只有最前排的舰艇能够进行作战，而船又不如人般灵活，而不可随意转向增援[注9]。整支舰队按照各中队编排为多排的横队。预备队布置于两翼或者布置到拥有上风优势一翼的位置处以随时增援。

  如果敌舰队排开成一道连贯的横队，则己方需要维持同样的编队。由于位于中央阵列的船只极易首当其冲受到左右夹击，因而将作战能力最为强悍的旗舰在内的主力舰艇布置于横队的中央位置，其余舰艇分遣到两翼作为庇护。

  如敌船编排为楔形阵列来袭，则将整支舰队编排为V型迎敌，阵型两边前方的舰艇相对距离需隔得尽可能的远，后方则当尽可能的近，以便将敌楔形编队包夹于两道火线之中。在这一编队中，主力舰应当编排于V字阵列的底端，机动最为优渥的轻型舰艇编排到远端，以方便整支舰队在第一时间与敌作战。同样，如果敌船如我编排为V字型的阵列[注10]，那么己方应当保持相同的编队，并将主力舰编排到敌主力舰艇的正对面，并竭尽所能将敌舰队包夹到左右两翼中。与之类似，在战斗中万万不可陷入敌船中央阵列中，这样不仅会陷入被夹击的风险这种，还会使得己方舰艇无法支援。

  当编排好布阵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发号施令进入战斗。列阵于前排的主力舰在进入炮程后首先发射列于船舷甲板上部与船艉楼对敌一侧的重炮，务求保证命中，以挫败敌船队的士气，接着将列在另一面船舷安装在双轮炮车上的重炮拖曳过来进行炮击。只有当敌船迫近时，那些列于侧舷较轻的火炮才会发射。在登上敌船舷之前，所有近战投射武器，如弩箭、标枪、枪弹、石块都朝敌倾泻，而盘踞在船楼与桅盘高处的士兵则朝低处扔下火球、蒺藜、臭弹、手雷。一切炮击行动如前所述都是为了接下来登舷战做足准备。随后登敌船舷与敌短兵相接，用勾镰破坏索具，用长短兵器与敌作战，用纵火武器焚烧敌船。跟随舰队的小艇则伺机而动，逼近到陷入缠斗的敌船附近，用楔子卡死船舵，或将其砍断，并用特制的工具凿沉船只。而作为全军的统帅，旗舰则务求远离接舷的战斗，以免整支舰队陷入混乱之中。

  1545年8月份重组后的舰队，其编队几乎与查韦斯的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主力舰艇的侧翼多了中船作为庇护。如前在索伦特的战斗中，统帅法舰的D'Annibault便将圆船分为并排的三个中队，而长船则作为独立的支援队伍。在利勒子爵最初的计划中，整支舰队分为一个前锋，两个侧翼，外加一支由武装的商船组成的后卫，用以增援前锋舰上的兵力。与前相同，由卡拉克船组成的整支前锋分为三个中队，最强悍的主力舰列阵阵前，旗舰坐镇第二道横队，整体呈现平而钝的楔形状。在进入战斗时，第一排的船只直接冲入敌舰队阵中，随后通过短暂的机动撤回到第二道阵线中，随后第二三到阵线的船只前出与敌船短兵相接。长船作为两翼，以保护主力舰艇在风平浪静的海域免遭敌长船的袭击。在同月的第二道命令中，侧翼的中船被规定当需竭力戗风，并时刻占据上风位置。在这里，中船并非仅仅作为防御，而是作为进攻力量以更好的击败敌舰队混编的长船。

  查韦斯的战术，与同期的陆军战术几乎如出一辙。在十六世纪的典型陆上编队中，一支陆军战斗编队通常分为前锋、主阵、后卫，两翼则有骑兵掩护。在北海的海上的战斗中，卡拉克船成了步兵，而长船或中船则成了两翼的骑兵；而在传统的地中海战术中，步兵通常由长船担任，卡拉克船则是横冲直撞的战象。如果要说与地中海的长船战术有什么不相同，那便是在排兵布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风向把控的要求，需知，相较于把持阵型完全凭借于划桨手对船桨把控的长船，圆船的操控完全受制于风力。即使抛开对于整体阵型的把控，在单艘舰艇的作战中，对风向的把控也尤为重要。这点可以从亨利八世时代的另一套海军条例，由御前大臣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受国王之命指定的指挥海陆两军的总则反映而来。如果查韦斯的战术侧重于对于整体阵型的把控，那么这套条例则侧重于舰对舰之间的战术。与查韦斯的战术如出一辙，旗舰的首要任务便是统帅全军竭力抢占上风，不过与之不同，在这则条例中出现了利用侧舷火炮进行欺诈的手法。如果海军上将发现自己的舰队处于劣势的下风位置，则率军佯装败退，将己方舰队陷于敌船队的火力范围内引诱开火，同时己方舰队应当尽可能的炮击以制造更多烟雾使敌暂时陷入失明，随后率队反抢风位，重新占据上风位置。而对于炮击敌船，在奥德利的条例中，除非陷入登舷作战的最后一刻，否则不可轻易施放船舷的火炮，以阻碍船只的行动。当登舷前的最后一刻，等待烟雾消散，随后侧舷的所有船炮一同发射，而后跳入敌船甲板，并率领船上最好的的士兵尽己所能击败敌船艏艉楼处之敌，当发觉无法占领全船时，则在俘虏敌船长在内的重要人员后将船只凿沉。一切战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登上敌舷，火炮发射时的烟雾的作用胜过于炮弹本身对敌船的破坏。而即使是在盖伦船出现之后，与先前唯一的区别几乎仅有足够更好的模仿长船。

  正因如是，这一时期的盖伦船与其称为舰队中的主力，毋宁称为配角，其真正的战术价值直至许久之后方才浮现。而即使是在非正式的小规模编队的舰队行动中，侧舷炮击战术的作用几乎聊胜于无。不仅仅在正式的舰对抗中登舷是唯一的最终目的，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对于一艘私掠船来说，攻击另一艘船的唯一目的便是将其俘获，而非将其击沉，因而持续的侧舷炮击既无用也无效益。1579年德雷克爵士在俘获西班牙商船“受孕的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的进攻行动中仅仅开了两炮便在火枪与弓箭的掩护下登上敌舷。而对稍大的目标，如葡萄牙的“五圣伤”号（Cinco Cbagas）卡拉克船，则在行动中需朝着目标进行数轮冲锋方能接舷：在这次行动中，英国私掠船发动了七次冲锋，每次仅仅发射了六到七枚炮弹。在1585年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率领的英舰“虎”号（Tiger）袭击“圣文森特的玛利亚”号（Santa Maria de San Vicente）的行动中，登舷前的火力不过是用于击毁帆索而使得敌船失去行动能力，而非对船只造成任何致命损失。无论何种行动，最终决定战斗胜负的仅仅只有登舷一种方式，而如若要保持行动上的主动，那么唯一的进攻途径就是通过船艏朝敌炮击。而在这层含义上，侧舷的炮击的战术几乎毫无作用。反过来，一艘船只要反制敌船的登舷战，那么唯一有效的手段发射自己侧舷的炮火，如1582年的亚速尔群岛海战中，法国和西班牙舰队便更倾向于用彼此侧舷的炮火来对抗敌方的接舷意图。而直到许多年后，侧舷炮击的真正战术价值方才姗姗来迟。

  已知最早的在战斗中主动运用侧舷火力的证例并非来自于北海，而是可以追溯到1503年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远征舰队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 (Malabar Coast)的行动。不过与北海国家不同，葡萄牙人将那些最重磅的火炮安置在干线低矮的卡拉维尔（caravels）快帆船上，而将那些大量的轻型后装火炮留给高大的卡拉克楼船。在战斗的伊始，快帆船便发挥机动优势戗了穆斯林的上风，并利用布置在低干舷处的重炮洞穿敌船水线，将那些试图登舷的穆斯林在进入接舷战之前瘫痪，而留下卡拉克凭借自身高大的干舷与密集的轻型炮火扫清战场。1557年在非洲几内亚的外海五艘葡萄牙军舰与两艘英法私掠船组成的临时舰队的对抗中葡舰如法炮制，快帆船几近使法舰瘫痪。这是侧舷重火力应用于实战的可追溯的最早证例，本质出于应对登舷作战的防御。

  尽管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毋庸置疑英国海军将侧舷炮击战术应用于实战最晚不过伊丽莎白时代。在1617年雷利爵士远征圭亚那前的舰队指令中，有如此一段：“如若发觉敌船处于下风，则其余舰艇跟随旗舰、副旗舰、或其他领舰逼至敌船火枪射程之内”，接着领舰将侧舷的炮火倾斜完毕后转向返航，其余陆续舰艇如领舰机动炮击，使敌舰队处于连贯的炮火袭击之下[注11]，而这又是对早年已知条例的借鉴。早在对抗西班牙入侵舰队的作战行动中，英国舰队便被西班牙舰队一方观察到编为纵队“en ala”，并由一艘船接着一艘船的朝敌倾泻两舷的火力。没有人知道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转变。不过可以肯定，这最开始是单艘船只的战术，并没有特定的队列顺序，只是为了不妨碍其他船只的攻击行动。是役英国舰队拆分成四个中队，出现了以中队或小队纵队进攻的形式，每艘船在接近射程后发射完所有的火炮回到上风位置，同时后为下一艘船让路。通过这样的形式，整支编队可以连贯的朝敌攻击，进攻轨迹呈现一个圆周或是8字，与同时期骑兵所运用的半回旋战术（caracole）如出一辙，而与日后的战列线相去甚远。

  在与西班牙舰队的作战行动中，同为中队指挥的弗罗比舍苛责运用此类战术的德雷克不敢与敌短兵相接是懦弱的表现，然而在面对登舷能力远超自己的敌手时候这是唯一足以反制敌舰队的手法。都铎末期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海军几乎没有任何大型舰队作战的经验，而羸弱的舰上兵力又不足以应对西班牙舰队的接舷战，因而选择之一出于防御的战术是明智的选择。在1588年，统帅英舰队的指挥官几乎全部出身于私掠船上，而在私掠行动中的战术几乎与舰队运用的别无二致。首先，一艘船如果不意图接舷，那么便在一开始奋力抢占上风，以保证目标船只始终处于下风位置，随后尽可能的接近目标，随后发射自己船艏的重炮，接着用自己对敌船舷一侧的火力朝敌倾泻；在一侧船舷炮击完毕后，调转船头以发射位于船艉的火炮，然后用另一侧的船舷炮击，以倾泻整艘船上的全部炮火，接着回到上风位，周而复始[注12]。整个十六世纪的末年，英国海军的作战经验都是从非正式的海盗行动中习得，因而采取这一手法毫不奇怪。

  这一既定的战术与葡萄牙的卡拉维尔快帆船所运用的一般，旨在通过小型船只卓越的机动能力与舰上的重火力提供持续的炮击，而在日后甚至影响了舰船的设计的发展。在斯图亚特时代的早期，新式的三层甲板主力舰依然为人所诟病：一艘600吨重的主力舰所携带的火力足以与一艘1200吨的所媲美，而在后者还未转过侧舷时，较小的船只已经倾泻了两舷的全部炮火。过剩的吨位在承载火炮方面毫无优势，且是以机动方面的优势为牺牲代价。时人看来，善于利用机动的一支舰队胜过于一百艘船组成的笨拙一方，后者除非用一侧船舷负隅顽抗外一无所有。

  在与西班牙舰队的作战中，英舰的机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统帅英舰队中队的亚瑟•戈尔加斯爵士（Sir Arthur Gorgas）称“西班牙人仅发射一舷火炮，而我们两舷火力全开”。而除了上述所涉的机动战术外，为了获得连续的火力，当代人还进行了别的尝试。在1625年温布尔登勋爵远征加的斯时候曾将自己手头的27艘舰艇编排成三支中队，每组中队三排三行，在发动进攻时第一排的船只发射完毕后撤到后排重新装填弹药，如陆上的火枪手所运用的反退进军（countermarch）如出一辙。尽管这一构想最终并未被应用于实战之中，不过依然足以反应这一时期海上战术的基本理念与技术限制。

  在继续战术的话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舰载武器的发射速率问题，这本质上是制约战术发展的要素。尽管英国海军所运用的连贯炮击战术的给时人留下的印象之深以至于获得了高射速炮击的赞誉，如在1588年的行动中统帅西班牙舰队旗舰上的炮官瓦内加斯的阿隆索（Alonso de Vanegas）声称在一个上午的战斗中英舰队共发射约2000发炮弹，而己方仅仅炮击750次。是役德雷克爵士的座舰“复仇”号（Revenge）被随行的目击者描述为两舷的炮火发射如火枪般频繁，然而在1591年该舰在被俘的另一场作战行动中在发射完两舷的重型炮火后便陷入了长达15个小时的接舷战，期间无再发射第二轮。参加过西班牙舰队战役的温特爵士称自己的座舰“前卫”号（Vanguard）在是役近9个小时的作战中舰上的32门重型火炮共发射了500轮炮击，每门火炮平均一小时炮击不过一又四分之三次，两轮炮击之前的间隔逾越30分钟。而在另一边，西班牙舰队的情况更加直观。

  西班牙舰队的炮击效率可有由西曼卡斯的档案馆中的记录反映而来，其中记录了几乎每一艘船只在战役中的具体情况。在忽略舰载火炮具体口径的情况下，装备22门火炮的黎凡特商船“埃斯卡拉的三位一体”号（Trinidad de Escala）在8月2日的战斗中总共发射了35发炮弹，平均每门火炮发射了1.6发。8月4日，该舰总共发射了21发炮弹，平均每炮0.96发。在8月8日发生的全面战斗中，发射炮弹38发，每炮平均1.7发。另一艘商船，装备了20门火炮的吉普斯夸中队的“圣芭芭拉”号（Santa Barbara）在7月31日发射了22发炮弹，每炮平均1.1发。8月1日，28发炮弹，平均每炮1.4发。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最后一场行动中，该舰也不过发射了167发炮弹，平均每炮发射了8.35轮，而这其中还包括至少三分之一炮弹是那些短身管的射石炮所发射的石弹。在四天的实际战斗中，安达卢西亚中队的“圣弗朗西斯”号（San Francisco）每门火炮在每天平均不过3发，而同一支中队的“无染原罪”号（La Conception）舰上的全部20门火炮在四天的时间里总共发射了156发炮弹，每炮每天不过2发。而在从里斯本起航之前，该舰配发了1421枚炮弹，而其中的1256枚在战后归还，许多炮弹并未发射。

  在行动前，西班牙舰队中每艘船上的每门火炮都领到了50发炮弹的额定配给，而在与英国舰队的遭遇作战之前，统帅舰队的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曾急切的写信予西班牙国王并要求补充弹药，而如果仔细观察这一请求，会发现他所需要的不过是4磅、5磅与10磅中小火炮的炮弹，更重型的火炮的炮弹依然大量囤积。在“圣弗朗西斯”号全部发射的242发炮弹中，188发都由4磅炮和5磅炮发射，仅仅有22发出自于重型火炮。炮弹愈重，所发射的次数就愈发少。这一点为考古证据所支持。在运输中队的“大狮鹫”号（El Gian Grifon）沉船遗骸中，该舰装备的4门10磅炮的炮弹共有97枚被发现，这意味着这些重型火炮的炮弹一半不曾发射。与此同时，轻磅火炮的情况却大不相同，34门6磅及以下的火炮总共开火273次，所余下的炮弹配给不过总额的16％。

  以往通常认为，英国船只炮火的高射速归功于四轮炮车的运用。然而如前所述，尽管英国海军的炮击速率着实高于西班牙舰队，然而在重型火炮方面，前者的炮击速率依然慢的令人发指，更为频繁的炮击来源于英国船只上所装备更多的轻磅火炮[注13]。另一方面，根据相关的实验，尽管西班牙舰队所装备的传统大轮径双轮炮车并不如四轮炮车那般灵活，然而依旧足以方便的在舱内前后移动。尽管双轮的炮车在同时代一直为人所诟病，然而这些苛责都不曾射击装填问题。

  在都铎时代的早期里，后膛装填的提心式后装炮（即佛郎机）的装填过程直白明了，而对于那些通过在前膛复装的长身管火炮却并非如此。在十六世纪晚期，受到传统弹道学经验与铸造工艺的的影响，铸成的火炮相较于后世的往往更加的长[注14]。这导致相较于日后的同行，在都铎时代舰上服役的炮手的作业更加困难。

  通常来说，在这一时期的海上行动中，为这些火炮复装通常有如下几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火炮后部系上止退用的索具，让炮身完全退回到舱内后重新装填火药，随后将复装完毕后的火炮推出炮窗。第二种方式与之类似，不过在发射前直接将火炮连同炮车固定在船舷一侧，与早年的卡拉克船一样直接用船体承受开火时的后坐力，只有在炮击作业完毕后方才将火炮拖曳复装[注15]。在狭小的船舱内这种复装方式困难重重，因而在实战中通常会采用另外的舷外装填方式，水手通过炮窗或直接从露天甲板上爬到舷外，直接坐在火炮身管上进行装填作业。这一方式直到十七世纪仍有使用的证据，在1622年丹麦船只“克里斯蒂安港”号（Christianshavn）上的炮手便观察到了这一舷外装填的方式，在同一时期一副描绘1607年直布罗陀作战的油画中清晰可见一艘荷兰船只的水手骑在火炮上进行装填。在十六世纪，出于炮窗较小与在侧舷大量安装用于反制敌船人员登舷的反登舷网的缘故，这一装填方式比起舱内装填依旧不便，且有使得装填人员暴露于敌方火力中的风险。

  炮手更偏好于何种复装形式，如今已经无法考究。不过可以肯定，这些方式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敌火力的倾泻下进行复装作业不仅危险，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舱内装填中，也意味着在漫长的对峙中无法还击，而反过来，机动战术又进一步使得每门火炮的炮击间隔愈发漫长，而这也意味着在完成一次战术机动的周期中每门火炮仅有机会发射一次。在一次炮击行动前，每门火炮在炮手的操控下瞄准大致的目标方向，并在横摇的船体中对准敌船逐一发射；而如果是火炮固定在船舷上，则可能是直接由操控舰体以瞄准目标。侧舷炮火唯一的作用是在一轮冲击中尽可能的“bowing”，即以不自然的姿态朝前炮击：“Her chase and bow must be well contrived to shoot as many pieces right forward, and bowing, as may be”。那些前部分侧舷的火炮，在船艏炮击完毕后当需尽可能的朝前炮击，而那些后半部的火炮则随船艉炮在转向机动时射出。这点由当代的手稿反应而来。在造船大师Matthew Baker所遗留的“复仇”号初始图纸中，清晰可见列于船舷侧面的火炮全部炮口朝前。紧凑的四轮炮车唯一优势仅是足以使得火炮尽可能的在炮窗转动以瞄准目标。作为比较，西班牙舰队所装配的双轮的炮车则难以使火炮在狭小的窗口中转动，更多的只能朝炮窗的正前方瞄准，而这无疑影响了双方在炮击上的战术抉择：西班牙船只上的遗骸表明许多火炮尽管装填完毕然却从未发射，而炮击仅仅作为登舷战的前奏，与他们排列成横队而几乎仅能使用船艏炮击的西班牙炮手相比，英国舰艇的优势是将激动与火力明智的结合到一块。

  然而，影响炮击速率的关键并非仅有如此。为此我们先来看看西班牙舰队中炮手在开火前的作业。这些火炮在发射前预先装好了弹药，当需要发射时，每门火炮仅有的炮长召集炮组内的士兵进行瞄准作业，并在两舷各一位的炮官令下点火。在一切完成后，这些士兵便会回到召集的战斗岗位，以应对接下来随时发生的登舷战。这一组织结构并非西班牙舰队所独有。在先前的亨利八世时代，根据安东尼卷轴上的记录，主力舰“神庇亨利”号（Henry Grace à Dieu）搭载了近350名用于与敌接舷的士兵，而相较之下船上的炮手却仅仅只有50名，用以操控舰上全部大小49门火炮[注16]。尽管那些较小的轻磅火炮或是后膛装填的舱口炮（port piece）的操纵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然而那些前装的重型火炮却远非如此。同样，在“玛丽玫瑰”（Mary Rose）上，士兵与炮手的比例是185:30，操控全部54门。“彼得石榴”号（Peter Pomegranate）上的比例也是如此，炮手操控全部36门。这意味着在操控火炮方面炮手不得不借用士兵的人力，而与后世的炮组相比捉襟见肘。不过这并不奇怪，都铎时期的炮手与其是日后高度专业化的炮兵，毋宁称为掌握独特秘技、师徒相承的火药工艺者，炮兵的技艺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船上士兵唯一的主职便是在敌甲板上战胜对手，而非协同炮手进行复装作业。直到1570年代，舰上的每门火炮最多仅分配到一名炮手。在1588年战役中的英国炮手，面临着与他们的西班牙对手及半个世纪前的同行相同的窘境。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船上用来应付接舷战的士兵数量相较于水手的比例急剧下降，然而炮手的人数却几乎保持不变。根据一份规定，这一时期的炮手的人数约为作战时期士兵人数的七分之一，而如果以船体吨位来计算，则是每五吨的重量分配到一名炮手。一艘500吨重的船约搭载28名炮手，而船上装备的重型火炮却几乎与炮手一样多。

  

  如果十六世纪装填作业的方式与拿破仑时代别无二样，那么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炮组人数不足日后的四分之一；而在十六世纪的，用来控制炮车拽进舱内或复位的滑轮组炮索系统尚未应用于实战中，一切复位的搬运工作均由人手工完成，这意味着更需要大量的人力。即使是采用舰载火炮固定在船舷的发射方式，也需要大量的人手将炮车用楔子或长钉将炮车固定。直到十七世纪，每门火炮所分配的到的炮组人数才不多增加了两到三人。尽管到了这一世纪的30年代深思熟虑的权威曾经打算给一门重约为两吨半的半加农炮配备四名炮手以应对操纵火炮的任务，然而时人仍然抱怨称人手不够。早在上一世纪，威廉·伯恩便抱怨称在横摇的船体中将火炮拽回舱内并进行装填异常困难，而在十七世纪的海军权威如威廉·蒙森爵士（Sir William Monson）反对建造三层甲板主力舰的理由便包括在海水上涨时，压低的下层炮甲板的炮组将缺乏足够的人手以这些重型火炮搬回舱内以免海水灌进船舱。这并非杞人忧天，早在1557年与葡萄牙舰队的遭遇战中英法两艘私掠船便因为下层炮甲板上的重型火炮压低到了海面而无法使用。尽管伊丽莎白时代的炮组可以如半个世纪前亨利八世的炮手那样从士兵或水手那样借调人力以应付作业，然而为了尽可能先于对手抢占上风位，几乎所有可用的人力资源都在应付到对帆索的操控，一艘毫无准备的舰艇在应付作战任务时候，时常会发觉自己在进行戗风机动时候缺乏足够的人手以应对火炮的复装。1628年，科内尔姆·迪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中提到了自己面临的这一窘境：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ght I had all my gunnes in, and all my sailes out (for otherwise I could not have reached them), so that I suffered much for want of men before I could fitt the sails and bring the gonnes to their due bearing, otherwise they should have had many more shottes out of my shippe.

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一艘舰艇在投入战斗时通常缺乏人手将搭载的所有重型火炮一次性装填完毕，而一队炮组人员装填将一门火炮装填完毕后便紧接着装填下一门的情景更是屡见不鲜。

  抛开以上两点，再看来看英国舰队的补给问题。这一点可以由1545年的安东尼卷轴与1572年军械局的支出及1576年的一份调查及英国远征队分别在1585年与1596年远征加的斯的航海记录中反应而来。在这里，每门6磅以上的火炮都分配到了20到25发的实心弹与额外的3到5发横杆弹。在1588年与西班牙舰队全面对抗的8月8日前一周陆续的小规模冲突中，英舰队的弹药实则已经接近告罄，若非从俘获的两艘西班牙船只“玫瑰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与“圣萨瓦尔多”号（San Salvador）上缴获了3600门重型火炮的炮弹与229桶火药，否则在全面作战中英舰队将陷入不复，而后者几乎占据了一周里火药消耗量的近四分之一。而在此之前的冲突中，英舰队每门火炮每天开火不超过五发。尽管如此，在8日的全面冲突几个小时的持续作战中，英舰队的弹药补给依旧迅速见底，以至于个别船只不得不发射铁链以代替炮弹。驻扎在法拉盛的英国铳师（mastergunner）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在9日写与伯利男爵的信中称：

. . if it had pleased God that her Majesty's ships had been manned with a full supply of good gunners, according to the forces they carry ... it would have been the woefullest time or enterprise that ever the Spaniard took in hand . . . What can he said but our sins was the cause that so much powder and shot spent, and so long time in right, and, in comparison thereof, so little harm

毋庸置疑，如果英舰队获得了充足的弹药补给，那么是役便真如托马斯所称是“西班牙人最悲惨的时刻与经历”（woefullest time or enterprise that ever the Spaniard）；而显然，这样的补给并不足以支持一艘舰艇在持续的战斗中与另一艘进行数小时的持续炮击。

  即使如此，不得不考虑的是发射的弹丸与火炮的适配问题。十六世纪的火炮的标准化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有过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其中最直观的莫过于对古沉船“大狮鹫”号（El Gran Grifón）遗物的考察，在回收的370颗铸铁炮弹的遗骸中，该船以1mm级的差别为基准共配备了大小45种不同直径的铁弹，而该船配备的火炮总共不过38门。这意味着可能有着相当数量的炮弹实际上并不能装填进所配火炮的内膛中。正因如此，在复装作业中，相较于日后的炮组，往往多了一个用特制的弹规筛选掉那些铸形不整或是规格不合的炮弹的步骤，而这更是使得本就不便捷的装填更加困难。

   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到一块，最终造成了十六世纪的舰上复装作业困难重重，而在漫长的装填期间暴露在敌舰的火力下毫无好处。正因如此，每当一艘舰艇倾泻将自己的炮火倾泻完毕，便需要进行重新抢占上风位的机动，这既是为了保持高机动的优势，也是为了在这一时间依次复装自己的火炮，而这又进一步延长了炮击间隔的时间。在1652年英舰“蓝宝石”号（HMS Sapphire）独自对抗两艘保王党的私掠船的战斗中，舰载的重型火炮被目击者观察到在不到两个沙漏计时的时间里全部装填完毕。在十六到十七世纪，航海中所使用的计时沙漏倾倒一次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这意味着完成全部复装作业与一次机动大约需要耗费一小时的时间。1589年，荷兰旅行家林斯霍滕的扬·哈伊根（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乘坐的一艘葡萄牙卡拉克船卷入了与一小支英国舰队的冲突中，据他所称每当发射完一发炮弹，第二发至少需要一个钟头才能再度装好。一个小时可能标志着一艘船只将全部舰炮复装完毕，并完成一次战术机动所花费的普遍时间[注17]。直到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两支列成纵队以相对方向交错炮击的舰队的每门火炮的发射速率不过如此。尽管有着更快的装填速率，如前面提及的“前卫”号（Vanguard），然而每门火炮也不过在一小时内炮击两次，而更高的发射速率如1636年英国私掠船“尼哥底母”号（Nicodemus）在多佛海峡为一支舰队护航时全部六门火炮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了一共炮击了至少34次，然而不过是一些较小的轻磅火炮。

  因而，都铎晚期的舰载侧舷重型火炮与其称为主力，不如说是用来配合船艏炮进攻的辅助。这既是基于技术难题，也是出于战术角度。在十七世纪如亨利·梅因沃林爵士（Sir Henry Mainwaring）在内的当代海军权威看来，一艘真正的战舰应当使用自己的船艏炮发动攻击，而时人看来商船与军舰最显著的区别便是是否拥有朝前炮击的能力。十六世纪晚期的商船火力本质上与前一个世纪毫无区别，侧舷的炮火与船艉列装的重炮不过是用于自卫。而另一边，德雷克爵士环球航行时的座舰“金鹿”号（Golden Hind）在船艏便布置了四门逐击炮，而每舷的火炮不过7门，而他在远征西印度群岛时候的座舰“伊丽莎白·波拿文德拉”号（Elizabeth Bonaventure）则在船艏安置了不少于6门寇菲林长炮。在这一世纪的90年代，一名不止名姓的英国流亡者告诫西班牙当局，为了与英国战舰所抗衡，西班牙船只上所装备的船艏炮不应当少于六门。正因如此，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海军权威看来，他们最值得歌功的胜利并非在1588年的战役里成功将西班牙远征舰队击退，而是在1587年与1596年远征加的斯及1602年入侵赛辛布拉时对西班牙长船的完全胜利，而在此之前长船一直被认为是圆船的逐击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海军统帅弗雷德里克·斯皮诺拉（federico Spinola）在多佛海峡组建的长船舰队曾在一段时期内引发了英国海军和低地国家的短暂恐慌，然而与半个世纪前所不同，他们如今已然真正拥有了足够对抗长船的新式舰队。

  不过尽管如此，侧舷炮击的战术却并不意味着被真正放弃，海上炮击战术的发展仍然在不自觉的朝着这一方面倾斜，尽管设计这些舰艇的造船大师在是时并不能未感先知未来的海上战术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这其中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火炮规格的规范化设计使得炮弹的匹配更加便捷，黑火药科学的发展使得火炮的身管倍径缩减到足以在舱内方便装填的长度，为每门火炮配备更多的炮组人员用于操纵火炮，更为合理的弹药配给使得更持久的炮战得以支持：尽管每门火炮被分配到的补给依然不超过40枚，然而足以支持日后如英荷战争期间连续四天的作战。更重要的是在十六世纪的90年代，随着舰载的重型火炮数量愈发的多，安置在船艏艉之外的重型火炮不得不被安装在侧舷，而在与西班牙作战的最后几年中英国舰艇越来越频繁的运用舰载的侧舷炮火作为攻击手段。尽管如威廉•蒙森爵士仍仅将侧舷重炮的价值视作击败甲板之敌而作为登舷前的节奏，然而随着侧舷列装火炮数量的增加，这一战术愈发难以实现。而另一边，列装多层甲板的主力舰仍被诟病于无法在机动中迅速转向，然而英国海军的舰艇设计仍然愈发趋于大型化发展，船艏的逐击炮在比例中愈发减少。不过即使这样，在迈入十七世纪中叶后，基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海上战术在日后的英荷战争中仍在运用，1652年乔治·艾斯库爵士（Sir George Ayscue）向普利茅斯附近的一支荷兰中队发动袭击时候便率队从上风位发动了两轮冲击，而更早的1650年英舰“统领”号（President）炮击本泰兰时曾试图进行换舷炮击的机动。与其同时，舰队战术愈发趋向于一支中队在领舰的率领下列成纵队在上风位置朝另一支舰队冲击试图突破与分割敌舰队的阵型，而两支试图突破敌方阵线的舰队往往以相对方向互相驶过并进行炮击：这正是日后战列线（line of battle）的雏形，而这是在与荷兰人对抗时的另一个故事。

主要参考：

 

Nicholas A. M. Rodger，The Development of Broadside Gunnery, 1450–1650

Julian S. Corbett，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Julian S. Corbett，Fighting instructions, 1530-1816

Colin J.M. Martin＆Geoffrey 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次要参考：

 

John F. Guilmartin，The Earliest Shipboard Gunpowder Ordnance: An Analysis of Its Technical Parameters and Tactical Capabilities

John F.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Joseph Eliav，The Gun and Corsia of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Galleys: Design issues and rationales

Colin J.M. Martin，The equipment and fighting potential of the Spanish Armada

R. A. Konstam，16th century naval tactics and gunnery

I. A. A. Thompson：Spanish Armada Guns

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 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1650-1815（B站翻译：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961164）

Anthony Anthony，Anthony Roll（wiki文库：https://en.wikisource.org/wiki/Anthony_Roll）

注：

 

1：如，在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撰写的舰队指令中，有如此一段：“如要登上敌舷，则需烟雾散去，而发射舱口炮、霰子炮、你的一切船炮，并用弩箭射击甲板沿舷之敌”（In case you board your enemy enter not till you see the smoke gone and then shoot off all your pieces, your port-pieces, the pieces of hail-shot, [and] crossbow shot to beat his cage deck）

2：传统上，长船用来指以galley为代表，凭借风帆与船桨驱动的地中海桨帆船型，而圆船则用来代指近乎单凭风帆航行，以柯克船（cog）为代表的一系列货运船型，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战船，如卡拉克（carrack）；在下文，我将分别用这两个名词代替桨帆船与风帆舰艇。

3：1517年葡萄牙舰队远征埃及吉达港时，遭到了数门“炮弹足有三十余手掌长”的火炮的袭击，如果将掌长看做3吋，那么意味着这些石弹重达千余磅。这可能是长船上装备的最大的重炮，不过更有可能，这些来自于陆基炮台。

4：本质上，可以将卡拉克船看做将艏艉临时搭建的作战平台永久化作为船体结构的一部分，并进而升级为拥有战楼的柯克船，因而下文有时会将这类船只称为楼船。

5：“The Mistress, the Ann Gallant and the Greyhound with all your Highness's shallops and rowing pieces did their parts well, but especially the Mistress and the Ann Gallant did so handle the galleys, as well with their sides as with their prows, that your great-ships in a manner had little to do.”

6：实际上，这类船只往往有数种名称，除了“galleon”外，往往还被称为“galleass”或“galliot”，而这与同名的地中海划桨战船完全不同：需注意，在十六世纪，单纯通过一个名称判断船种依然困难。

7：在大多数英语译本中，这段话被描述为“That you might be forewarned, you will receive a detailed report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enemy arranges his artillery so as to be able to aim his broadsides low in the hull and so sink his opponent's ships”，并将之视作英国海军采用线列战术的证例；然而实际上，“侧舷火力”（broadsides）这一表述在原文是“cañonazos”，仅仅指船上布置的重火力。

8：“en escuadrones”，在这里，escuadrones指的是舰队直接的下级编制单位，该单位所编排的队形与整支舰队的横队或纵队作区分

9：“Each of the squadrons ought to sail in single line [en ala], so that all can see the enemy, and work their guns without getting in each other's way, and they ought not to sail in several ranks [a la hila] one behind the other, because in such wise will come great harm, since only those in front can fight, seeing that a ship is not so nimble as a man that it can wheel and do as it will”

依照十六世纪的海上作战惯例，整支舰队通常只有二级指挥，每个中队通常只有一艘领舰指挥作战；如果编排成数列横队，那么意味着当同一个中队中的前排舰艇与敌作战时，后排的舰艇则因没有领舰的命令而无所适从；将各个中队编排为独立的横队正是为了应付这类状况，使得各排的指挥互不干涉。

10：“And if the enemy approach formed in two lines [alas], ours ought to do the same”；结合上下文，这里“two lines”应当指左右包夹的V型阵列。

11：“But if we find an enemy to be leewards of us, the whole fleet shall follow the admiral, vice-admiral, or other leading ship within musket shot of the enemy; giving so much liberty to the leading ship as after her broadside delivered she may stay and trim her sails. Then is the second ship to tack as the first ship and give the other side, keeping the enemy under a perpetual shot”

12：“Give him a chase peece with your broad side, and run a good berth ahead of him... Edge in with him againe, begin with your bow peeces, proceed with your broad side, & let her fall off with the wind, to give her also your full chase, your weather broad side, and bring her round that the stern may also discharge, and your tackes close aboord againe”

13：如表，根据I. A. A. Thompson的相关统计结果：

14：现在我们根据简单的物理常识，知道火炮的身管并不与射程直接成正比；而当身管长多超过某个阈值时，射程不增反减，更长的身管仅仅只是为了使铸炮时熔融的青铜熔液足够沉淀以使后膛更加坚固，而足以承载更多的发射药。在传统上认为1588年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装备了比西班牙舰队射程更远的“长炮”（culverin），而西班牙舰队则装备了在中近距离炮击的“加农炮”（cannon），然而根据对双方火炮命名的比对，实际上西班牙人所指称的大部分加农炮实际就是对应英国人所称的长炮类型；更进一步，Colin J.M. Martin在他的考古报告中称，这一时期的英国舰队所装备的仍然是粉状的火药，而西班牙炮兵所用的则是更新的细颗粒药，即使英国舰队所用的火炮着实拥有内弹道学上的卓越之处，也会被劣质的火药性能所补平。这意味着相较于他们的西班牙对手，英国舰队不曾拥有任何火炮射程上的优势。

15：这种观点并非无中生有，例如，十六世纪晚期的英国炮兵手册作者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称在火炮往后冲进之前，需先用楔子堵死炮车以防止后座；而在1630年亨利·梅威林爵士（Sir Henry Mainwayring）所撰写的《水手辞典》（Seaman's Dictionary）中实际上并未出现使用炮索（breechings）在战斗中操控火炮的记载，仅仅只是作为在恶劣天气下搬运火炮的工具。

16：不计回旋炮，这类火炮通常直接由士兵操纵与装填。

17：舰载火炮除去战术机动的极限装填速率，或许可以从陆地炮兵上窥见一斑：英国内战期间的苏格兰军官詹姆斯·特纳爵士（Sir James Turner）认为一门12磅炮在一小时内至多能炮击12次，半加农炮至多10次，而一门全加农最好不要超过8次；同时期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重型火炮最好不要超过每小时10发的炮击；而在完成炮击后，这些火炮便需要用浸泡水的羊毛覆盖以冷却炮体长达一个小时。不过无论如何，在开阔场地进行复装作业的陆上炮手都比那些在狭隘的船舱的同行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