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历史是回溯性的重塑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在时间中流逝，寻求意义，并期待永恒。
可是，作为过往的他者的故事（his-story），历史在根本上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也不具有预测当下和未来的功能。那么，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关联？或者说，历史何用？了解历史，意在何为？
可以说，史学家对于历史科学化建构的努力，其隐含的动机，就在于希望历史是有用的、有所作为的。通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呈现出某种可以掌握的规律，或者被发现存在某种能够实现的目的。历史由此能够面对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质疑，它已不再仅仅记述已然的、不可改变的、特殊的人物和事件，而是蕴涵着普遍性和可能性。
然而，在海登·怀特看来，所谓的历史科学，还停留在很原始的地步，它无法成功地取得近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那种客观统一的成就。针对历史材料，史学家试图运用规范的理性论证加以解释，可惜的是，那些被认为是主流的、成熟的论证方式，比如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情境论，它们虽然貌似科学、合理和中立，却相互冲突，高下难分，不仅无法取得基本共识，而且都认为自身之外的其他论证形式并不科学。
怀特看到了支配历史学家采用不同论证方式背后的深层次的语言结构，它们表现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诗性话语。作为“元历史”意义上的根本前提，这些比喻模式预构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想象。同样遗憾的是，没有哪种单一的语言规则能够像数学和逻辑对自然科学的塑造那样，成为历史领域中标准的、基础性的方法论范型。
因此，历史研究无法建立统一的科学理论模型，它似乎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它无法提供忠于事实的观察报告，只能致力于解释策略的多元化，历史由此成为了历史的叙事，而一切叙事都是情节化的。怀特把这些情节化叙事纳入了四种类型，分别是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不仅如此，每个历史书写者进入历史时，还带着相应的价值立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
无论如何，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图景，都是语言预构、论证形式、情节类型、意识形态这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分别涉及语言学、认识论、美学、伦理学的层次。这四个层次之间的组合关系并不是必然的，而具有选择的亲和性。通过对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和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的分析，怀特认为，每一种历史哲学都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的要素，正如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都包含了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要素。无法判断谁的历史观念比其他历史观念更科学、更实在、更深刻、更合理。
很明显，历史不可能成为严格科学。历史本质上是诗学的，创造性的事业，历史既关涉特殊性也涉及普遍性，尽管就历史而言其特殊性是既有的而非发明的。对于特定的读者而言，没有哪种历史学理论仅仅是因为它足以说明其叙述中包含的材料，而令他们信服或能够强加给他们。
比这更加激进的是，就连历史学中什么东西可算做材料，都是可争议的。既然一切叙事都是情节化的，因而历史的显现就具有虚构性。怀特明确提出，历史与历史书写完全相同，从而驳斥了历史客观主义的主要预设——存在叙事主体和对象的二元区别。没有任何外在客观中立的历史存在（行为、事件等），唯有历史话语所产出的存在论效果。怀特说，“故事被讲述或书写，而非被发现”，但他并没有根本否认事实本身的存在。他否认的是我们惯常以为的历史事实的存在方式，即把事实当作了既定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事实随着解释而生成，没有解释和情节化的构建，事实就仅仅是一堆混沌的、空洞的、成疑的材料。事实被怀特界定为“单称存在命题”，历史学家能够讲述各种各样的关于同一事实的不同故事。关键在于对事件的回溯性组织。在这种“故事情节化-意义结构化-组织逻辑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不是固定在那里的不动产，而是可以根据当前的需要而不断加以征用、重塑的东西。
所以，怀特并没有放弃了历史知识与历史真理的观念。他认为历史书写有能力表达一种特殊人类真理。在他的历史关切下，认识论基础已经从某种客观知识问题转换为个体或集体的自我知识问题。在这方面，怀特受维柯的人类真理概念的影响，认为真理都是创造的。人类确实只能知晓他本人所创造的，由此只能追求一种关于人类事物的（因而是历史的）知识，这种知识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知识。其实早在康德那里，相比“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知识而言，“人为自己立法”的伦理知识才是最为纯粹的人类理性的表达。而在克尔凯郭尔笔下，这种自我知识被称为主观真理。所谓主观，并不是任意，而是说真理一定要和人的生命意义发生内在的关联。
这就是历史话语所激活的真相。历史学家梦想不用任何话语介入就把事实连贯起来，这仅仅是自欺欺人。怀特认为，事实真理（truth）是首字母小写“t”的真理，而非大写“T”的那种历史真理。历史真理只能是一个话语问题，没有任何特定历史意义先于它们的话语编织。怀特由此宣称，历史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比任何自然知识都更真、更确定。历史被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事业，它是由历史学家对人事的一种想象性把握所塑造的。书写历史是一种个体和集体的自我肯定及自我创造的活动。
怀特受惠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存在与虚无》中题为“我的过去”的一小节中，萨特写道：
“该谁来决定我15岁那年的神秘主义危机曾是一次青春期纯粹偶然事件，还是相反，是一次未来转变的最初信号呢？是由我本人，依据是否我应该决定——在20岁、30岁——去转变来确定。转变一旦形成，就给那次青少年时期的危机赋予了我未曾重视的某种征兆的价值。”
通过现在的种种选择，我规定或否定了过去的行动。历史的过往并非不可逆的。以回溯性的方式，我对那些行动的价值或无价值做出评判，从而改变了它们的意义。我会基于当下的关怀，而突出、放大、消解、遗忘事件的不同方面。我们一直活在历史的延续性当中，历史意义在本质上是开放式的，根据每个时代的需要，历史被塑造或重新塑造。
怀特认为，历史能动者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过去，并且通过他们的特有行动选择他们自己的现在。他们选择的模式，不仅是他们寻求模仿和重复的，而且还是他们视作唯有在他们自身中才可完全实现的。在这种预兆-实现关系中，两个事件总是被认为彼此决定的，即前一事件具有一种唯有在后一事件中才能完全显现开来的意义。
一方面是人们追寻意义的天性，另一方面是过去的不可企及性。在构造与过去的任何联系时，如何构建可理解的故事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如何使我们真正拥有对于过去的经验，从而真切把握我们现在的存在经验，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现象学渴望。在这一渴望的驱使下，理解历史的焦点从认识论难题转向表现形式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秉持启蒙理性的历史学家，还是19世纪力图使历史科学化的职业历史学家，他们所追求的客观普遍、价值中立、独立自足，都蕴含着他们对于历史意义的期待：通过历史，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存在家园？
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认知上是怀疑论的，这被看作是学术谨慎和注重经验实证；他们在道德上是不可知论的，这被看作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中立。可是，事与愿违，最终这些历史学家都使得历史研究走向了反讽模式，也就是他们无法以充足的科学成色，去建构具有说服力的史学体系。真正的历史没落于科学的分析当中。与此相对，怀特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自己的历史研究是反讽的，他以开放的、平等的、包容的心态看待各种历史解释模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由此认为他的进路才是价值中立的和纯粹形式主义的。他的反讽尤其指向他自己：相对于其他史观而言，他的历史观念并没有任何优越性，也不过是诸多可能观点当中的一种。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怀特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严肃的。怎么可能把历史定于一尊呢？卡尔·巴特郑重提醒我们：“理解历史意味着旧时智慧和今日智慧之间不断进行日益真诚、日益紧迫的交谈。”怀特的历史研究，正是在实践这种交谈。通过他的揭示，我们确实感受到，史学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忽略了过往和今日之间日益迫切的生命关联，导致的结果是历史已死，当下也难以焕发生机。我们需要活的当下，所以我们需要进入活的历史。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历史既不是因果必然性的，也不是目的论的。历史是存在的交错成形。伴随着存在的意义在历史中的绽现过程，我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和更新，并展现出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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