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唐朝的对外关系(第五十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敦煌》主要讲述了佛教在敦煌的兴起、繁盛及衰落的过程。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中原与西域商贸及文化交流的枢纽，同时更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塞，还是西域佛教进入中原的第一站，这些因素促成了敦煌城市的形成和佛教的兴起。汉武帝通过征服匈奴，收复河西走廊，设置郡县进行有效行政管理，移民屯田等措施，使敦煌经济得以发展起来。五胡十六国时期，一批中原大族、士人避难于敦煌，加之佛教高僧的涌入，使敦煌成为高僧大德人文荟萃之地，白马塔是敦煌佛教发展的历史见证。公元366年，高僧乐僔看到佛光显现，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座禅窟后，引得许多的高僧、大德、普通百姓的效仿，纷纷开凿石窟并在里面彩塑佛像，在洞壁上彩绘壁画。开凿洞窟的数量尤以盛唐为最，且唐朝彩塑、彩绘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莫高窟成为闻名于世的千佛洞。公元1006年，为躲避黑汗王朝可能的入侵，僧人们将积攒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等敦煌文化的精华藏进了第17洞窟，直到900多年后才被发现。然而这批宝藏业经现世，就惨遭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强盗的劫掠，现留存于中国博物馆的藏品只是洞藏宝藏的极少部分。敦煌宝藏的经历像极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劫难的沧桑历史。失去宝藏后的敦煌随着丝绸之路的没落而黯淡。

唐人的称谓蕴藏着过往的荣耀和对未来的向往

美国纽约唐人街是西方世界里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同样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现今，居住在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唐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公元618年-907年，享国289年 )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的是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时的盛况。当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长安城汇聚，唐朝以博大胸怀包容着一切。

唐朝的文化交流非常广泛，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馆收藏的《客使图》来看，图中描绘是唐朝在宫廷里接待一些外来使者的场景。从画中人物外貌特征看，有来自东方的日本或朝鲜半岛的，也有高鼻深目、长头发的西方人形象。

成均馆、释奠礼是儒家文明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标志

在唐朝正式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内，共同的文化要素是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主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是除中国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现今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如位于首尔的成均馆，就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原为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当时的贵族、领袖或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数百年来，韩国人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释奠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释奠就是指为了更好地继承孔子、孟子等圣人们的思想和教导，并立志践行他们的正道而举行的典礼。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了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唐太宗李世民曾表示，对待外国人要和本国人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在新罗留学生心目中，如能在唐朝科举及第，是件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要想取得如此成就也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其中最著名人物是崔致远，十二岁时入唐，临行前他父亲激励他说，十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运终于在十八岁时，进士及第，并在中国生活十多年后，才告别了中国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崔志远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在韩国弘扬儒学，崔志远的牌位被供奉在成均馆的大成殿内。

年号、佛教、茶道、围棋、文字、筷子、节日等

是日本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标志元素

唐朝时期，日本受到了唐代文明的深刻影响。当时日本的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现今的东京都文京区。至今，日本社会的人文关系、社会价值观、伦理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至今日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变革。在奈良，穿过一片稻田地和村舍，有一座古老的佛教寺院-飞鸟寺，是当今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就发生在这里，飞鸟寺的这座纪念碑是这场变革的见证，它结束了大家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使日本天皇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并施行新的政策，也就是说变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强大的政权使国家重生，大化革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的。

“大化”也是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号。就在大化革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爆发过一场战争。公元633年五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合击败的百济旧部时，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四万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七千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有力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的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反而让日本近距离地感受到唐王朝的强大之后，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日本人只愿意学习强者。

当时，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到中国，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此来推动自身的政治制度变革，而且此举也切实对日本制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有一艘遣唐使船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出了十九批遣唐使，来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各个方面。由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有了这些变革后不久，日本就迎来了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来建造，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的日本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唐朝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三彩艺术。唐三彩是中国首创的，之后的新罗三彩，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是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唐三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日本的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等，现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里就珍藏着当时的一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丝品、瓷器、乐器及日常用品等。琵琶是唐代的流行乐器，但唐代琵琶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而在正仓院，却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有四弦的也有五弦的。在正仓院所藏的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正仓院还有一些效仿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如保存的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其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构图模式。据考证，正仓院的这叠屏风是日本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仕女是指官宦家的女子)。

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那时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老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时，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空海大师把中国书法写入了日本文化。

日本现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真名，而日本字母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后，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方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铜像，并安放在寺中。

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开始（公元743年），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途中，他不幸双眼失明。公元753年，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第六次渡日之旅终获成功，于这一年岁末，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传递了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中很多先进的中国文化要素。因此，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甍（meng），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在与唐朝友好交往的二百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深刻的影响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

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一种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围棋，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起源于中国，在唐朝时传入日本和朝鲜。唐宣宗时期（李忱，公元810年－859年），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宣宗让棋待诏顾师言与之对弈。棋待诏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日本王子的棋艺非常精湛，只见黑白两色棋子交错落在棋枰上，二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师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才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两国文化交往中的一段佳话。

围棋对弈的中国规则在大陆和台湾通用，在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多采用日本规则，但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基本计算方法略有不同。军事家喜欢围棋游戏，因为对弈可以看作是一场模拟战争，从而增加人们的智慧。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现今作为文化传承的茶道在唐朝时非常盛行。当时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了第一颗茶树种子，由此，喝茶遂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茶不只是一种饮品，还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的和谐、敬意和纯粹。

唐朝时期，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也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早已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多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的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日本人称筷子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时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起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百姓是吃不到的。

在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的同时，日本结合自身文化中精细、微观的特点，将学到的东西，追求极致，甚至是变成一种信仰，突显了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的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带有主体性民族特色的文化，如果没有唐风文化，日本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国风文化。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幅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位。

日韩对中国文化元素也有一定影响

地藏菩萨是入华的韩国人蜕变成佛

 

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五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遗存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唐朝的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他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中，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后，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金地藏）是地藏王菩萨在九华山的示现。九华山之所以成为佛教圣地，就是金乔觉在九华人完成了从人到神的㙂变之地，九华山正是因为金地藏而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

每年的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现今仍有很多韩国人，把中国看作佛教圣地，对中国的佛教心存感恩之心。

唐朝广州通海夷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

与东南亚、印度、中东、北非地区有着广泛交流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船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每年到广州的大型外国商船有四千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的著名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达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结起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唐朝有一位学者也是官员叫做贾耽，他的《新唐书》里边讲述了从中国通往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夷道。广州通海夷道能被写进书里，说明它已经成为一条固定的商路了。古代的海上交通路线基本上是大家约定俗成及经验积累，在航行实践中形成的，当时的使节、商人、求法僧人等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往来。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沿着广州通海夷道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公元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十年，最终于公元695年回到洛阳。他在停留南海期间，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往后的四十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录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玄奘的取经过程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从京城长安出发，历尽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十六年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严谨，所撰有《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唐朝时期，中国吸纳了很多印度文明元素，除佛教外，还有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被吸引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等也不断传入印度。

唐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强大而开放，对外来文化因素不是拒绝，而是加以吸收。包括生活方式，吃穿用度，音乐舞蹈等。

在现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内，很多展品充分体现了这些文化方面的遗存。比如壁画中有宫廷生活、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等，几乎唐朝贵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壁画主都有体现。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开放、包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向心力。

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也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索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进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城的神奇人物和物品。

琵琶本身来自西城，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强烈的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和伤感。

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魅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了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

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的世界潮流。唐朝文化的永恒魅力，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