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修辞中的危险一面

谈论一个热点现象总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是对其的回应，它表明了是跟随议题（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而不是自己创造议题。当一个议题是争议性的时候，跟随它就更不合时宜，因为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权。

争论的一个要义在于抢夺话语权，而谁先设定议题，谁就常常在斗争中获胜了一半。议题不但设定了主题，而且限定了话语。谈论议题必须在议题给出的话语范围内进行论证，而话语的设定，很轻易地就通过设定了前提中暗含的立场，来阻止谈论对其的反对力度。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理论体系的原因（之一），体系的自洽性，恰恰通过其前提排除掉对体系有威胁的内容。

用不着在多么严肃或高端的层次去考察，对日常生活中的争吵经验考察就足够证明以上。争吵如果是为了获得话语权，首先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直接用议题和议题语境锁死对方的反驳，抢得优势局面。（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强调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得自证其罪，是重要的原则，提出控告的人必须出示控告的理由和证据，而不是只提出控告让对方举证辩解。）

正是因此，对待赞美，也要如对待谴责一样警惕。就言辞发挥的作用来说，赞美也是一种操控方式，而且是不容易被发觉的操控方式。它在被不正当地使用时，往往是对那些缺乏自信、感到迷茫的人，起的效力最大。对于这样的人，他们渴求获得认同、获得认可的心理需求，让洞悉弱点的人，很容易通过赞美的悬赏来操控其行为。赞美在这里，就起了规训动物园里动物的那个食物的作用。

除了赞美之外，期待也同样可以操纵人。期待是一种为别人设定目标的行为，它是用期待者的愿望去替代当事人的愿望。同样，它与赞美一样，在操控人的效果上也非常隐蔽。与赞美不同的是，赞美可以在低信任度上发挥作用，或者说，赞美是博取信任的方法；而期待则是在信任基础上发挥作用。

很显然，行为的合宜性没法仅仅通过行为本身来确定。在习惯的评判里，“赞美”“期待”都是褒义的，但在实际的实践中，它却并非必定如此。因而，这里其实涉及的是伦理层面判断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展现了，一件行为的合理性，并不在这件行为本身，而与实施行为的那个具体的情境相关。

这些也是伦理判断的多面性所在。在具体的行为里，我们不但要考察【行为】本身，也要考察行为意图达到的【目标】，还要考察实施行为的人的【意图】。 这些不同的考察又与不同的行为存在的【情境】相关联。赞美可以是真诚的，可以是援助的，可以是习惯的，也可以是操控的。期待可以是真诚的，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习俗附带的，也可以是操控的。不同的目标、意图、情境会赋予行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在这里面辨别出那些有害的就极为关键。

演讲是通过言辞来影响听众的说服论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一般是：通过演说者的个人魅力；唤起听众的情感；发言的内容本身带的论证效果。这些方面可以混合在一起，也可以单独地发挥作用。任何领域的知名人物、明星，都自带有个人魅力效果。情感则可以通过言辞内容的修辞效果来达成。论证则需要给出符合逻辑的证明过程。除了演讲的言辞内容以外，演讲人的声音，背景音乐，画面的视觉效果，都在不同层次增加了演讲的说服效果。

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演讲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对于缺乏信心，没有话语权，社会经历不多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演讲者的个人魅力和演讲的情感唤起效果是比较重要的，论证则相对不那么重要。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社会阅历多，并且在各自领域有话语权的人，演讲则更注重内容本身的逻辑论证，在这里，个人魅力起着相对弱的作用，情感唤起只作为调剂发言论证过程带来的沉闷气氛时起作用。

演讲者在面对没有话语权，或缺乏信心的听众时，如果能够替他们表达出他们想说但没机会说的话，或者说出他们说的但是没有人认同的话，就能够获得听众的认可。代表制就起着这种作用。如果演讲者原本就属于在平常的阶层分类中，在听众对立的那一阶层，但却为听众代言，那么效果会更好。

就此而言，已经大致列举了作为一种说服方式的演讲活动中隐藏的危险一面。这么讲并不是要说演讲本身就是别有意图的，因为作为一种实践技艺，它本身并没有价值评价。它的价值评价必须根据它所服务的内容、目的、意图来判断。以上所有提及的要点，都可以在向善的一面来运用，也可以在向恶的一面来运用，这是技艺本身的中性特点。

 

附：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拥有的自由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他人的影响力上，这种影响力始终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因而，具体的实践中，请不要放弃真诚的、礼节的、援助的赞美，因为它的价值不在于赞美者的衡量，而在于被赞美者的衡量；请小心克制自己的期待，因为它会给信任我们的人施加不必要的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