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

【题解】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是西汉的开国皇帝。他原为秦朝泗水亭长，因私自释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砀山。陈胜起义爆发后，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称沛公。后来率军投奔项梁，受楚怀王的命令经武关进攻关中。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进军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宣告秦朝灭亡。项羽率大军入关后，他被封为汉王。不久，刘邦起兵与项羽争夺天下，历时四年多，击败项羽，统一天下，于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建立西汉。他在位七年，于公元前195年去世。

汉高祖刘邦既是平定天下的开创之君，也为西汉政权的各方面政策定下了基调。对于刘邦在平定和治理天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略，王夫之整体上是比较赞赏的。比如，刘邦在击败项羽后迅速回收兵权，并遣散大部分军队，使其回归乡里从事生产，休养生息。王夫之称赞这一做法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拔本塞源”之道，有利于迅速稳固政权。在分封问题上，刘邦优先分封地处偏远而反秦有功的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王夫之认为这是出于“制治于未乱”的深思熟虑，也符合“大公”之道。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刘邦能够做到“无所偏任”，坦诚以待，所以夺韩信兵权而韩信不怨，与矢志为韩国复仇的张良也相处愉快，这一点王夫之也颇为赞赏。不过，王夫之对于汉高祖也有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匈奴的政策方面。王夫之认为，汉高祖在韩王信问题上处置失当而导致其与匈奴勾结，危害中原，是贻害后世的大错；至于听信娄敬主张而行和亲之策，既是“无耻”之举，也是严重的短视之误。

对于汉高祖时期的几位名臣，王夫之也做出了自己的评判。对于历史上颇受同情的韩信，王夫之主要持负面态度，认为他在与汉高祖的君臣关系中过分注重“利”而忽视了君臣之义，其忠诚度令人怀疑；伐齐的过程中也因“贪功”而导致生灵涂炭，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也就是所谓“毒天下而自毒”。这一评价是否公允，自然需要读者见仁见智。对于张良，王夫之肯定他敢于向汉高祖表明为韩复仇之志的坦诚，欣赏其“履虎尾而不疚”的智慧。对于樊哙劝谏汉高祖勿做富家翁，王夫之认为这一明智之言值得后世君王深思。对于萧何饱受诟病的“非壮丽无以示威”之言，王夫之却指出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提示后世要善用“壮丽之威”。叔孙通历仕十主而面谀，王夫之却不仅肯定了他制礼乐的正当性，也借他劝谏汉高祖的骨鲠之举提示后人，只要政治开明，善加引导，“佞者可忠，柔者可强”。这些别出心裁的议论，饱含深思卓见，值得读者细心体味。

从秦汉之际的历史中，王夫之还提炼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比如，《管子》中所提倡的“衣食足而后礼义兴”是否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王夫之对《管子》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结合汉初叔孙通制礼乐的事迹，指出单纯地将“衣食足”和“礼义兴”视为先后次序的关系是极不妥当的，休养生息与礼乐制度的建设完全可以同时推进，忽视后者而单纯休养生息，会给世风带来严重的问题。其他像公财与私财的问题、名与义的关系问题等，王夫之也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这些问题尽管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时至今日，仍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