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诸调子谱》《琵琶诸调子品》揭示出传承早期的重要特征

年代推断为平安中期的《琵琶诸调子谱》和藤原贞敏作序的《琵琶诸调子品》都是伏见宫家所藏文献（现可见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二者的形式、外观十分相似；因此，《琵琶诸调子谱》常被认为同《琵琶诸调子品》一样，都是《南宫琵琶谱》的组成部分。不过要注意，《琵琶诸调子谱》从藏书的角度来说，仍然是与《琵琶诸调子品》不同的两份文献。

《琵琶诸调子谱》仅有一份，可见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网站检索。而在此处检索《琵琶诸调子品》则可见两份文献：一份提名为《琵琶谱》，注有：又名南宫琵琶谱；另一份则称《琵琶谱》（院禅本）；实则两份是一个内容，只是抄本形式和完整度不同而已。

《琵琶诸调子谱》（下简称《调子谱》）中记载了相当数量的乐曲，其中有大量与《三五要录》同名的曲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目有许多与《三五》定弦法或调名不同（从而所用谱字也不同），并且谱面的时值记号也不同（例如侧写小字前大量出现“火”字）。通过对比同名曲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知琵琶谱记谱法演变的过程，也可以知道《三五要录》及其后的琵琶谱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挖掘其原始旋律。

《调子谱》和《调子品》可视为日本后世文献中琵琶记谱法和演奏法的鼻祖，因为在其后，《黄钟番假崇》（实是《黄钟调》调子）以及《五弦琵琶谱》所代表的另一系列记谱法（主要用掣点记时值）已经不再出现了。

现将发现的重要特征开列如下：

1、“火”字用作减时值最普遍的记号，不但应用于正字之间，而且常用在侧写小谱字上。对比《三五要录》中《青海波》《轮台》可知，后世的日传琵琶记谱常常省略去"正-(火)侧侧"三谱字组合中的“火”字。“火”字也可以用在侧写小谱字之间，甚至还可以叠用“火火”（但不知是何含义）。

2、谱面存在谱字侧面的点，应为“掣点”同类的记号，可视为小返拨，但时值意义很弱乃至近于无。当明确指出缩减时值时，则会用“火”字修饰。

3、侧写小字一般有着一个单位时值的意义，并且有时甚至可以与上一个正字不同弦（《调子品》孤例）。注意在下文（4）里，提及的那些从不在侧写小字上用“火”的曲目，其未必会完全按照侧写小谱字等于一单位时值的原则来展开，它们更可能是被拍子约束。

4、《调子谱》中存在两类曲目，一类在侧写小字上规规矩矩地使用“火”，另一类则从不在侧写小字上用“火”。头一类以《春莺啭》为代表，后一类以《赤白桃李花》为代表。注意《调子谱》中《赤白桃李花》是少有的标注“百”字的曲目。《调子谱》中还收录了两首催马乐，但即使是这两首催马乐，也属于规矩使用“火”的一类。这个发现暗示着侧写小字上用“火”和从不用“火”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处理方法也应该不一样。同时，这个发现也告诉我们，《三五要录》中那些侧写小字前不用“火”的曲目，可能来自不同的原因（有的是省略，有的是本来就有着不用的意义）。

5、《调子谱》中一些曲目和《三五要录》归属于不同的调，或者说，实际上是不同的调弦法。例如：《春莺啭》在《调子谱》中被归入返风香调，但是《三五要录》则将其归并入一越调。曲目的调式调性本身应该不可能改变，改变的只是调弦法和谱字叙述，以及或许有必要处的少量旋律改动。

6、《调子谱》提到了《陵王》的啭词。或许其中存有的《陵王》入破可能配入啭词。如果按照《调子谱》大约是藤原贞敏的年代，那么这份《陵王》则可能是最接近传入原貌的。

7、《调子品》《调子谱》中的大多数曲目对“火”字的使用表明，它们具备内禀的节奏规则，其实是不受外部拍节“百”的匀长限制的，即使这些曲目本身会提到拍子数。这意味着“百”是外来的规范，传入时候可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