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周轶君：女性是一种处境

周：来自更年轻一代的女性的问题：网络上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保守还是激进的女权对立，如何看待这样的内部分化，必须要激进吗？这样的女性主义讨论更有意义，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动女性主义的进步。

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因为我确实觉得我没有办法作出选择。说哪个是正确的女性主义。我无法做出这种选择。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做出选择的是，我不认同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抵制行为，尤其是网上发起的抵制行为），我觉得取消文化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完全无助于我们改变这个越来越暴力的世界。 取消文化可以惩戒某些人，但是无助于改变对我们造成压迫、迫害的权力结构。

我只是在第三世界研究的过程当中，学到了一个我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一课，而且它对我个人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叫“拒绝悲情”。

因为非常好玩，在历史传统当中通常叫做“右翼的乡愁，左翼的悲情”。右翼总说天堂沦落了，田园都被摧毁了，然后以前的岁月多么好，最典型的一句话叫“没有经历过革命以前岁月的人哪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甜蜜。”就是怀念贵族时代，我们怀念旧时代，比如说我们怀念优雅的上海滩；而左翼的悲情就是左翼总是满腔悲愤地指出压迫者、资本家，诠释着他们多么的不义，他们多么的邪恶，他们多少的暴行，以致你看我们的正义就不言自明了。而近年来的反转是“左翼的乡愁，右翼的悲情。”

在世界范围之内，这个反转变得非常有意思。

左翼说“曾经有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好年代”，然后右翼是在这说“看看这个世界这些穷人，这些少数族群，这些新移民，这些女人她们多么的猖狂，她们多么的邪恶。他们多么的摧毁了我们世界的秩序和优雅。”但是我不管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从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学到了拒绝悲情。对我来说拒绝悲情意味着两条：

1、例数迫害者、压迫者的不义无助于建立自己的正义。敌手的不义不能使你自己的正义不言自明，你要去思考你的正义。你要回答我要什么，你要明确地大声地说出我要什么，而且我如何试图去获得和抵达我渴望的这样的目标。

2、我不让敌手的不义变成一种我内在的伤害我的摧毁我的力量。相反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事实上做出的这种伤害从我的身体里移出去，不让我的身体始终携带着它，而保持一个饱满的快乐的建设的建构的生命状态。

总的来说我觉得激进和保守就像左与右一样，其实他们都是被具体的历史情境所规定的，而且它们都是一个相对关系，是在一个相对关系当中才能够确认的。对于激进派来说，可能有更激进的激进派，因此他就成了保守。对于保守的派别来说，可能他们内部会指认出一些激进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结构的定义，其实这种命名本身是标签。

一般来说，我对性别议题的讨论高悬免战牌。其实不是因为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敏感或者这个问题可能引发非议，而是在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被抽离出来讨论。因为当女性是人类的一半的时候，所有跟性别相关的问题，同时一定是人类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同时联系着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地域，然后南北世界的巨大的差异和冲突，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也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