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蒲鲁东主义（二）1846《贫困的哲学》
全文9863字，为设想的蒲鲁东主义介绍的第二节内容。本节将着重介绍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
一、序
1846年，是蒲鲁东同马克思彻底决裂的一年。在这一年，蒲鲁东将他对于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全部表述在了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后简称《贫困的哲学》）之中。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给予了蒲鲁东很大的声誉，但是马克思发现了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错误倾向，以及其对于工人运动可能造成的巨大危机——这一点考虑到蒲鲁东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已经存在的实际影响不难理解。上述种种，使得马克思不得不认真对待蒲鲁东的思想，并予以回击，这一结果就是著名的《哲学的贫困》。
二、《贫困的哲学》出版的背景
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产生思想的物质条件，因而我们依旧需要回到蒲鲁东的生活中去探寻《贫困的哲学》产生的条件。自《什么是财产？》一书出版后，蒲鲁东一时间名声大噪，但是声望的提升并没有带给蒲鲁东过多的财富上的支持。贫穷、困苦依旧围绕在蒲鲁东身边，首先是贝桑松大学助学金的到期；其次是书籍并没有带给他过多的版费，甚至于围绕着这些书籍的写作、演讲等活动也占据了他进行获取报酬的劳动的时间。可以说，出版《贫困的哲学》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蒲鲁东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每况愈下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去他的一个旧识科底叶那里工作（1843，里昂），“我以科底叶代替了贝桑松大学，由于他，我才能继续我的学术著作。”蒲鲁东一方面在科底叶商号中从事木材和煤炭的运输工作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还运用工作的机会扩大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考察结果，并且在考察的实践活动中深化对于自萨伊到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这些种种经验都体现在了《贫困的哲学》之中。
对于蒲鲁东思想所做的一切评价也应当坚持辩证法总体性、整体性的观点，从其历史发展中得到回答。
《贫困的哲学》一书基本囊括了蒲鲁东的全部思想，使其成为了蒲鲁东全部著作的综合。书中包括关于“系列辩证法”概念以及对于“构成价值”（系列辩证法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他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矛盾的合题）的阐述。正如书名所言，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中的各个概念其实是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中的不同构成部分，以肯定与否定组成体系的运动。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创设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之中，充分表现了蒲鲁东思想的更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一思想并非从该书中才得到产生，而是在其早些时候所撰写的《什么是财产？》、《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两本著作中。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是一个社会学家兼法学家，他想要揭示所有权之所以能产生的法律依据，但是没有找到，因而他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说法；在《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中，蒲鲁东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兼哲学家，他将之前所提出的“财产”问题上升至了哲学的高度，尝试在哲学中揭示所有权的产生，从哲学见解中否定所有权。《贫困的哲学》不再用单纯的法学思想或者哲学思想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所有权。
三、《贫困的哲学》基本内容
首先，我们应当回答为什么是“贫困的哲学”这一问题。实际上，本书完全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在翻译上出现了很大的错误（也许是为了与之后马克思所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相对应）。除此之外，用蒲鲁东自己的意思来说就是“贫困问题之所以一直未能够得到解决，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脱节。”他要以一种新的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经济学——来解决贫困问题。
因此，对于蒲鲁东思想的介绍首先应当深入到其哲学思想上，因为《贫困的哲学》绝不是一本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蒲鲁东本人也并不满意过去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实证主义研究倾向，他更多地认为历史中的一系列社会发展存在着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
（一）历史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不仅像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阐述了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范畴，而且更进一步尝试去说明这些范畴形成的来历。但是蒲鲁东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实际的运作方式，从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的思想的纯粹理性运动来探讨范畴的来历。
这种历史观主要体现在：他把生产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观念，将经济范畴纳入到它的发展序列之中，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范畴的依次排开。前者坏的方面由后者好的方面消除，以此类推称之为“经济矛盾的体系”，并指出有形的事实是不是真理，他就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达。蒲鲁东寻找一种“永恒思想的抽象体系”，就如同动物体系和植物体系那样。建立在这种历史观基础上，蒲鲁东给自己的经济学提出了任务，即利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材料，找出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规律，利用这一规律改造社会，使人类达到真正的组织状态。
而这种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图景的设想并无新意，不过是延续了《什么是财产？》中关于平等观的阐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蒲鲁东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平等，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平等——不平等——平等”的理性发展史，发展的规律是天意所为。这也就必然得出这样的观点：
假如研究人们的天性可以提供理解历史的钥匙，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实际地研究历史，而在于正确的理解人的天性。既然‘社会天才’已经发现了对于人的天性的正确的观点，那么，当前的社会自然就不值得再去关注，值得做的事情就剩下如何是社会生活适合人们的天性。
历史的宿命论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使蒲鲁东在实践中对现实产生了空想的态度，这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改造中即可窥见。
蒲鲁东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继承自黑格尔历史观的糟糕复读。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种思想的考察过程。精神本身就已经潜伏着世界历史，己经包含了历史。正如一粒种子中已经包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一样。所以，世界历史只属于精神的领域。它只不过是精神借以揭示自己和表现自己的场所罢了。换句话说，世界历史不过是精神的表现而已。
蒲鲁东继承了这个思想，他在书中说道：
“在他们（指他与 之论战的经济学家们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事实决不是物质的事物，因为我不明白有形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而只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p147.】
可惜的是，黑格尔思想中闪烁着光芒的那部分内容并没有被蒲鲁东所掌握，自诩为黑格尔学生的蒲鲁东所继承的不过是黑格尔思想消极的一面，马克思曾辛辣地说蒲鲁东是“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不无道理。
（二）方法论——系列辩证法
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殊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理论渊源，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数学、形式逻辑推理方法贯穿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故而有着以下特点：
1、认识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只承认感性的经验。
2、逻辑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否认经济范畴的联系性和运动性。
3、历史观上的非历史主义——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一种天然制度，不承认有什么前提的存在。
蒲鲁东发现了欧洲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系列漏洞，因此提出了构建“系列辩证法”的设想（实际上也延续了过去对于“组定律”的理解）。
这是因为无论三段论还是归纳法（两种当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蒲鲁东对其作了考察）都无法全面发现事物的真实性。三段论不能保证前提的真实性，归纳法无法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引入“二律背反”，从而显现出一个事物的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观念。
但是，二律背反中得出的科学，不足以认识人类和自然，人类还需要一个“最后的辩证工具”，这就是“系列”。蒲鲁东认为，通过事物的矛盾关系分别确定的一些观念，还需要一个规律把它们加以归类、表示和系统化，这个规律就是“系列”。系列是“既复杂又单一的机体”，它包括了观念的一切可能的分类方式，它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是理性的最高形式。任何事物，只有归入一定的系列，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而任何孤立的创造物、现象和原则，理性都是拒绝承认并加以否定的。
可以说：
（1）三段论是自上而下展开观念；
（2）归纳法是自下而上展开观念；
（3）二律背反是从正面和横剖面理解观念；
（4）系列是牢固地和深入地是观念持续下去并渗入观念。
蒲鲁东的这一思想有一定的理性，因而马克思称其“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
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他只是对黑格尔“正——反——合”矛盾调和三段式的一种效仿、这一问题直接体现在由“系列辩证法”思想为基础构建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之中。
（三）政治经济学思想——经济发展的序列（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引用了一系列的经济范畴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们依次是“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和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
马克思称其为“非常错误”的问题，因为当蒲鲁东谈到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时，只是将矛盾机械地区分为好的方面还有坏的方面——每个经济范畴都有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两方面加在一起便构成了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寻找合题，就是归并范畴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在他的序列之中，每一个范畴都是为了消除前一个范畴中坏的方面而为理性所创造出来的。
1、社会主义同政治经济学的合题——第三原则
蒲鲁东指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在一切理论问题上都壁垒分明，公开敌对：政治经济学趋向于把利己主义神圣化，而社会主义则侧重于共有。政治经济学对既成事实持欢迎态度，社会主义之对未来的将完成的事情表示乐观；政治经济学认为应该存在的事物现在已经存在，社会主义则认定应该存在的事物尚未存在。一是完全肯定，一是彻底推翻的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和片面的，蒲鲁东提出要构造“第三个原则”，即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
2、价值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合题
从“正——反——合”公式出发，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点是“构成价值”，构成价值能在商业中调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在交换中形成比例关系，进入这一构成比例并实现了的要素就是价值，反之就是非价值。
“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我们所说的某种产品的价值，无非就是一种以货币符号来表这种产品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的公式。”【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p88.】
因而价值尺度理论或者价值比例理论就是平等的理论。
3、经济发展的序列
蒲鲁东这一经济发展的序列（亦或者叫做经济矛盾的体系），实现从分工出发的。
（1）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进化，没有财富，没有平等，可是分工的结果却是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危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现。这就是分工的内在矛盾性。
（2）机器——机器是把被分工所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它使劳动者恢复了原状，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机器和分工一样，既是财富的一个源泉，同时又是产生贫困的一个永久性的、无可幸免的原因。
（3）竞争——竞争是每个人取得了自主权，并呈现出完全独立的姿态，这意味着人们能享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但是竞争又具有杀人的本能，它颠倒公平与正义，用投机赌博来代替行使权利。
（4）垄断——垄断既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原则和财富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掠夺和贫困的主要根源，人们愈是运用它来造福，从它那里得到的祸害也就愈大；没有垄断，社会就将停止前进；而有了垄断，劳动却又怠惰，文明也将衰败。
（5）警察和捐税——这是一种对垄断的反抗，但实际上又往往变成对穷人的压迫。
（6）对外贸易（贸易的平衡）——在补助劳动者的同时又剥夺了劳动者的工作与面包。
（7）信用——为了解决劳动者失去工作后的麻烦而又产生了劳动者在金融领域内的被剥削。
（8）所有权——蒲鲁东认为这是在理性范围内能够提出的解决人类社会命运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所有权是占有权，又是排他权；所有权是劳动的代价，又是对劳动的否定；所有权是社会的自发产物，又是社会的解体；所有权是一种公平制度，又是一种盗窃。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劳动者的贫困问题是始终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斗争是徒劳之举，各国政府的政策无济于事，私有制的暴政和共产主义的幻想也达不到目的。这种经济矛盾的解决，从而也是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有赖于以天命形式存在的人类的普遍理性。
（四）构成价值理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核心
蒲鲁东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就必须去追寻社会贫困的造成原因。他认为要实现公平，就必须求得一个科学的价值理论。
“只要人们是为了生存而劳动，而且是自由地劳动，公平就是博爱的条件，联合的基础；可是，如果价值不确定，公平就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p79.】
一旦价值确定下来，公平就能够得以实现，而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因此，价值问题的实质和解决就是社会问题的实质和解决。
1、交换价值的起源
蒲鲁东认为，每一种商品都存在着使用价值（固有价值）和交换价值（议定价值）这两种价值。其中，使用价值是正题，而交换价值是反题，正是使用价值的矛盾产生了交换价值。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自己生产全部的东西，这样也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交换的需要。（但是蒲鲁东所采取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的，他认为这种交换产生于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提出的建议）。社会实际的发展过程并没有进入蒲鲁东的视野之中，交换这个由分工的出现而产生的结果，被蒲鲁东颠倒了。在马克思看来，
“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上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作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p79.】
事实上，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同时经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才有了目前所呈现出来的这一样子。在中世纪，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当资本主义出现后，不仅剩余产品被交换，一切产品的生产都是为了交换。这是交换的第二个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处于统治地位的今天，不仅物质的东西变成了交换价值，甚至于精神的东西（爱情、知识、信仰等）也成为了交换价值并在市场上寻找最符合自己的真正价值。这是交换的最高阶段，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实际上使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某人向别人提出建议的结果。
2、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
在蒲鲁东看来，过去的一切政治经济学家们只发现了价值的两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是并没有深入讨论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他认为同一种商品如果数量丰富，使用价值就增多，而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减少，反之亦然。这样，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关系在蒲鲁东那儿就成为了富足与稀少之间的矛盾关系了。蒲鲁东自己承认这一对矛盾是难以解决的，于是他又将富足与稀少的矛盾归结为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地归结为效用与意见的矛盾（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来解释上一个概念，实际上是无解的），并最终声称这一对矛盾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最终只能诉诸于抽象）。
在此处，蒲鲁东彻底歪曲了商品生产的固有矛盾，他不仅不知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是产生于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曲解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社会里，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为作为供给方的生产者不得不出卖，而且，他也不是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而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限度之内进行生产；同样，需求方的消费者也不是想要多少就能获得多少的，他要根据自身资金和需要为基础，这两者又都是由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而社会地位又取决于社会的组织形式。
3、构成价值（价值的构成比例，或综合的价值）
蒲鲁东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后，认为在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交换价值随着竞争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起落。他要求在两者之间寻求均衡，这种均衡状态，要求构成价值的实现。
这一情况要求：一切产品都要按比例生产，使供求关系达到完全的平衡，每一种产品都无剩余地被交换所吸收。
正如化学化合物都是化学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以不同的比例参与化合才能形成新的物质，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应该是以自己的构成元素比例为依据。价值就是那种比例关系，根据这一关系，每一种元素构成了财富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解决价值构成的问题，就是说解决产品的比例和联系问题。
而形成这些财富元素以及形成比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劳动，
“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组成财富的一切元素，并且按照一种可变的而又相对固定的比例规律，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直至最微小的分子。最后，也正是作为生活动力的劳动，使物质财富的组合不断变动，并使它们形成比例。”【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p82.】
这里包含了几层意思：
（1）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2）商品价值由劳动确定，其高低随劳动时间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凡是力求设计出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而且在进行这种设计的时候用某种抽象的原则作为出发点的人，都是空想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80.p15.】
蒲鲁东的生产是小私有者的生产，交换是“以产品交换产品”的简单商品生产之下的交换，而交换的价格则是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这样的生产和交换只是在狭隘范围内进行的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中才能进行，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早已将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留在了身后。
实际上，蒲鲁东这种观点早在1819年就位西斯蒙第所阐述过，这种观点只有在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中才能存在。因为在简单商品生产的社会，小生产者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狭小的生产规模适应着狭隘的本地市场，狭隘的本地市场所产生的对于商品的有限的、具体的需求，自发地调节着小生产者生产的数量和品种。在这种情况下，不顾市场的实际需求，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只能为小生产者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供给要服从于需求是小生产者的理想和规范。但是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不但存在着量的区别，而且有了质的不同。以交换为前提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已经变为了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分配与生产的关系。
（五）社会改良思想
“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蒲鲁东认为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
蒲鲁东多次提到，只要通过适当地组织劳动，竞争与联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就可以达到平衡状态（一种劳动市场的构想，下一节讲具体介绍）。而一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达到平衡状态，蒲鲁东理想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就会实现。
为什么蒲鲁东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冷淡主义？
（1）这是由蒲鲁东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观念创造了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就是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社会天才”去认识到这一过程。
（2）这是由蒲鲁东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他按照收入的来源将社会分成了两大对立的群体：劳动者阶层和非劳动者阶层。他所要反对的是资本家——也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而不是企业家。同时他也认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劳动阶级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头脑，缺乏思想，没有足够强烈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而造成的。”并且只要是个人的物质福利得到了保障，工人们“就像一群事先驯服好来为专制制度服务的牲畜一样，从来不过问任何政治。”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在谈论一下《贫困的哲学》在欧洲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1）法国工人自从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工人运动后正式登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并开始产生了将自己的运动同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相结合的需要。这是《什么是财产？》一书发表时的历史背景，因而同特殊的历史条件相结合，蒲鲁东成为了法国工人运动中的红人。前文也有提到，蒲鲁东在1846年拒绝了马克思的邀请，因而随后巴黎通信员的工作实际上交给了恩格斯。来到巴黎的恩格斯发现了蒲鲁东主义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并且得知了蒲鲁东以及其支持者正准备予以实践，因而恩格斯同蒲鲁东以及其重要拥趸卡尔·格律恩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列宁曾写道：
“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当时最严重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早在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以前（该书出版于1846年10月，而马克思的答复，即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出版于1847年），恩格斯就对当时为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竭力鼓吹的蒲鲁东那些根本思想作了严酷无情的和异常深刻的批判。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学习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对英国书刊十分熟悉，这使他能够（1846年9月18日的信）立即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p561.】
（2）卡尔·格律恩对蒲鲁东的著作十分上心，他认为蒲鲁东的思想能够充实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于是他将其翻译成了德文，在德国大肆宣传。
（3）根据安年科夫的信，我们也可以得知蒲鲁东主义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
“但经济部分我觉得写得很有分量。从来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清楚地告诉我：文明不能拒绝它依靠分工、机器、竞争等而获得一切东西—这一切都是人类永远要争取到的东西。”【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
蒲鲁东的思想在欧洲大地生根发芽，开始逐渐显现出它的巨大影响力，因而对于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也已成为了当务之急。并且此时蒲鲁东主义还并未在实践中碰壁，更是无法用“事实”来证明它的错误，对它的批判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批判，这一工作将由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一同蒲鲁东的论战意义巨大，因为这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的阐发。马克思要想使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继续发展，就必然会同一切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割席、决裂。回应蒲鲁东的不再是温情的问候语，而是无情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