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两次盗窃“中国的时间”，抄袭天文历法授时系统

他们不仅抄袭我们的文明成果，而且编造、虚化我们的历史，攫取权力，以达到同化的目的。

在农耕文明时代，天文历法是最高科技领域，即使在现代，准确的天文授时也是一切科学、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就设想一下，飞机起飞降落的时间误差会发生的连锁后果。

在远古时代，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观象历法授时系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观象授时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中华文明。

而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先后提出“巴比伦起源说”、“印度起源说”，一直在蓄意弱化、虚化观象授时起源于中国这一事实，并借此宣传“中华文明外来说”，直到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6500年前的观象授时的历史遗迹，这场延续几百年对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的怀疑，才尘埃落定。

明清以前，中国的天文授时一直站在世界的前沿。西方觊觎中国的科技成果，实施了两次全面的抄袭。

第一次抄袭授时历，西方制定了格列历。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对天文观测圭表做出了重大的改进，传统表长为八尺，而郭守敬创造的高表达40尺。他发明了景符，利用光学中小孔成像的原理，使日影测量准确到两毫米之内。公元1281年，郭守敬发布了“授时历”，其回归年长度（一年的时间标准）365．2425日，比现代实测只有每年近26秒（0．0003日）之差，积累3320年才有一日的误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历法授时系统。

随着元朝对欧洲的扩张，西方不仅得到“四大发明”，而且获得了包括历法授时系统在内的中国的全部文明成果。三百年后，罗马教皇格列组织人在“授时历”的基础上，编制“格列历”，并于1582年公布，也就是现在的公历授时系统。

格列历用的授时标准，就是中国授时历的时间标准。而欧洲在1576年，才建立的第一个天文台——第谷天文台。因为岁差的原因，恒星之间的距离每年都在变化，需要长年的观测积累才能得到正确的数据，中国几千来不间断地进行天文观测，才取得成就，西方不可能在短短的八年时间达到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周期以及数据，去记录和纠正岁差。为了掩盖格列历来自中国的真实源头，他们编造了“罗马儒略历”、埃及天文学家的故事。

第二次抄袭，利玛窦、汤若望为了抬高身份，便利于传教，掩盖历史真相。

在明清以前，中国的天文历法授时系统一直领先世界。明代天文学家邢云路，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49）左右，卒于天启六年（1626年）。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在他任河南佥事时，发现《大统历》与天象实测不合，因而奏请改历。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年），他在兰州立六丈高表以测日影，写成《戊申立春考证》一卷。书中提出一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日，这个数据同现代理论计算值每年只差2.3秒，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据，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历法授时系统。而且他在《古今律历考》中指出：“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指出行星运动受太阳吸引力支配的思想，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引力”概念，所以苹果砸牛顿的脑袋，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是假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邢云路被召入京，参加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历法授时系统的改造工作。

一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天文历法授时系统的国家，怎么可能是利玛窦、汤若望传授给我们历法呢？小学生给教授上课？弥天大谎。

利玛窦，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1610年在北京逝世。而且利玛窦在自己前往北京途中，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中国当时的天文历法授时系统优于西方。邢路云1608年在兰州依靠的中国传统天文仪器圭表和测时方法，完成授时测量，这不可能来自利玛窦。

汤若望，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

1634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崇祯历书》。邢云路、汤若望、徐光启都在钦天监，也就是国家天文台干活，也是邢云路科技成果的传播和保存的地方，《崇祯历书》使用的是邢云路的成果。

1645年，汤若望压缩《崇祯历书》，偷梁换柱地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摄政王多尔衮，清廷定名为《时宪历》，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所谓西方帮助明清制定天文授时系统，是彻头彻尾的抄袭，是掩盖了真相的历史谎言。

汤若望偷梁换柱，成功抄袭中国的天文历法授时系统。抄袭成功让汤若望获得朝廷信任，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馆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