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 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目录
第三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21、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22、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23、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
24、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25、关于宪政问题
26、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
27、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
28、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29、给周扬的信
30、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
31、给陈毅的信
32、给李鼎铭的信
33、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34、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35、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21、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小平[1]同志:
甲、亥江电[2]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3]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4]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5]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6]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7]
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指邓小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电报中说：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遍灾荒及我们的生产工作很差等原因，经济上大都已接近枯竭。“我们各区过去对生产领导不够，没有注意积蓄问题，无论军民都经不住灾荒、敌人的严重打击。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财的积蓄”。电报还建议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3]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一九四三年八月动身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三年末到达延安。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动身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四年三月到达延安。
[4]开罗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一次会议，共商进一步联合对日作战问题。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将它侵占的中国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5]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德联合作战问题，签署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7]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2、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
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
二
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三
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四
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
五
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六
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七
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2]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八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末，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
拿体质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
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九
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十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3]、苏格拉底[4]、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王阳明[5]也有一些真理。
孔孟[6]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的主要部分。毛泽东并就此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2]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3]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4]苏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5]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原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唯心主义哲学家。
[6]孟，指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
23、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师，山东分局，五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生[1]
亥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24、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2]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3]，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写给编导者的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信曾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杨绍萱（一八九三——一九七一），河北滦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一九○七——一九七八），北京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
[2]郭沫若（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3]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
25、关于宪政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关于宪政问题:(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1]允许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2]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中央政治局
三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2]“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26、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一 关于路线学习
(一)党内与党外问题。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2]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3]和五中全会[4]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5]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6]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三)弄清思想与结论宽大问题。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7]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8]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9]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10]，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11]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12]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13]，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14]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五)对六大的估计。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15]，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16]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六)党内的宗派现在是否还有?
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长征过的老干部容易强调从军队来的力量，这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没有红军北上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点，本地负责同志应向本地干部作解释。而南方来的负责同志也要向外来干部解释清楚，如果没有本地的干部和党组织及群众的基础，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红军到陕北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现在我们有了近百万党员，只有少数是老党员。延属地委除王震[17]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来干部要了解这一点，要重视这个问题。头一条，要说明红军干部有成绩。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军当作“神”，后来又认为一钱不值，现在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说不是“神”，或者说是有缺点的“神”。第二，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谈，要了解当地历史，要与本地干部合作，在这方面要有自觉性。现在基础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点。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二 工作作风问题
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这种进步是在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之后得来的。拿我们的机关工作来说，工作不仅在机关中，而且许多工作要跑出机关去做。过去我们中央许多机关同地方民众没有联系，他们是没有“国籍”的；其次有些同志认为大材小用，对于现任工作不安心。现在情况有些改变，如妇委表示要同本地群众多联系，原来认为大材小用的，现在思想上也改变了。还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工作作风问题还相当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脱离群众和不想问题。
最近在文艺工作、宣传工作方面接近了群众，报纸上也有了有分析的文章，与群众有联系了，党校工作和某些机关工作有进步，国民教育也正在改进中。
组织部门的工作过去有形式主义，在运用了群众路线后，有很大的进步。锄奸工作也改变了过去只靠少数专职工作者来做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有了新的成绩。
职工运动，过去是照例到纪念节发文件，以应付纪念节完事。现在职工委员会已深入工厂作调查研究，切实参加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会有成绩的。
军队中过去军民关系很差，高干会[18]以后作风改变了，已有很大进步。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特别是在整风、审干、生产等方面成绩更大。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凡是作风不好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可以改变，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模范工作者的标准要在群众中讨论，现在要先在几个机关中进行选举，这样就使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了。我们的机关中有些首长还不如群众，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19]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对于模范工作者要加以培养和教育，不要使他们骄傲或落后。在部队的连队中，在一切大小机关中，都要选举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这种方法对各级首长是一种“将军”，使干部能得到学习。例如，在军事教育中，从连队选出会投手榴弹、会刺枪的人来教大家，这就逼使我们的干部从机关中走出来。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忘记自己是中央委员而到群众中去学习。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十八亩)，能产六石粮食，四石归公，二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一石五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我们要建立好的工作作风，就是要放下架子，打开脑筋多想问题。
三 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今年这一年很重要，我们要开七大[20]，要搞生产，要继续整风、反特务，这些都要今年完成。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还有很多困难，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务斗争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今年和去年相比较，形势有所不同:(1)今年有了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21]的成果，现在苏、美合作得很好、很积极，苏、英好像有些矛盾。英国内部有一派人认为英国没有独立的外交，如对波兰问题，对南斯拉夫问题。但英、美都声明不会影响开辟第二战场[22]。现在国际关系中虽然有些别扭，但对德黑兰会议的基础无妨碍。(2)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3)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四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4)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在上述国际国内四个条件之下，避免内战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国民党要周恩来、林伯渠[23]同志到重庆去谈判，我们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们说甚表欢迎。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对北面高双成[24]更要注意联络，对联络参谋更要改善关系。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25]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四军十二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26]，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我们的步骤是派林老先去，打开谈判之门，但具体谈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对宪政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参加宪政运动。在“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恩来、林老都要发表演说，要强调地方自治、民权自由与开放党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王明，见本卷第76页注[11]。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3]临时中央，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主要领导干部从上海撤离，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博古负总责。
[4]五中全会，见本卷第77页注[13]。
[5]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6]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7]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8]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
[10]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1]布朗基主义，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12]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3]马日事变，又称许克祥叛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五月二十一日（马），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该军军长何键策动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
[14]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1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16]蒋冯阎战争，指一九三○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17]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延属地委书记。
[1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9]马专员，指马锡五（一八八九——一九六二），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专员公署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2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21]莫斯科会议，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加速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和建立战后和平的问题，结束时通过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等文件。德黑兰会议，见本卷第79页注[5]。
[22]第二战场，见本卷第7页注[3]。
[23]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
[24]高双成（一八八二——一九四五），陕西渭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25]皓电，见本卷第12页注[2]。
[26]四项诺言，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国宣告的以下四项：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27、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漱石[2]同志并转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3]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4]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
寅删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到达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3]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会议在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重要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会议接受。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同年九月，中共中央根据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情况的汇报，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恢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
[4]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他在主持新四军工作期间，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进攻的准备，以致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他本人也被反动分子杀害。
28、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想把文化教育问题和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听到一些不多的材料先来讲一讲，开一个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好几个，文化教育问题虽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我想今年冬季再开高干会议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一项议程，而且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
最近这几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去年一年边区的生产更有成绩。今年如果老天下雨，具备了自然条件，再有这次高干会议作了思想准备，工作更会做好。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2]不赞成我们中国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边区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今年冬季要来一个大练兵。早几年，陈学昭[3]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产成绩在哪里?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花》[4]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5]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
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我们比较会，当然还有毛病，但对这两门比较熟习一些。至于对经济、文化这两门，就不大熟习。我们也搞过经济，因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要能够打仗，首先要有饭吃，过去能够打仗，也是因为搞过一点经济。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说到老百姓，现在陕北还有一部分人吃得很差，还有许多人粮食不够，丰衣足食在边区还是一个目标，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但是去年这一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东西。今年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有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经济虽然走上了轨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还要继续学。
这次会议文化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边区的党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机关，如某些宣传机关，在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把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来，还有同志不晓得在这些方面要做什么事情。比如县和区一级的宣传部，听说有的知道了，做得还好，有些就不晓得如何做。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现在秧歌也有一点，但如何普及还是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因此，经济、文化这两门不学会就不好。
在内战时期、抗战初期，甚至于现在，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样一种看法有没有理由呢?的确，政治、军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敌人打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为还有敌人在压迫。在敌人压迫下，你还能搞什么学校，搞什么生产呢?所以打敌人当然是第一的。这样一来，做打敌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誉，就吃得开，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开，开会不会坐首席，选举主席团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把敌人打掉，搞小米、搞生产搞不起来，因此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组织了变工队[6]需要记账，组织合作社也需要记账，这就需要文化。一个村里组织变工队，至少要有人能写村里人的名字。总之没有文化就不行。过去北伐时期，新军队比旧军队好，同建立黄埔军校[7]就有关系。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其他军队就比不上。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现在我们的边区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呢?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会搞得好些。我们来一个五年计划，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这五年中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现在分别来说一说。
第一，关于报纸。
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有一位本地工农出身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先看报的。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还有《边区群众报》，发行更广，看的人更多。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地方报纸，是各地委办的，我看到的有关中、绥德的报纸，陇东、三边[8]听说也有。关中、绥德两个地区的报纸似乎还不错，新闻编写得都很好。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仅仅有一个《解放日报》、一个《边区群众报》还不够，他们那里出一个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的各旅是不是都有报纸?我知道关中的那个旅[9]有，三五九旅也有，听说有些团也有。各县还没有。可不可以在各县也办一些报纸?这点还毫无经验，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地方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为《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就在它这里出版。有些离延安远的县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县委可以出一个油印报纸，请一位知识分子负责，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从编辑到发行，包括刻钢板，一个人就差不多了。各县的报纸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10]，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11]也可以写进去，不必专等延安的《解放日报》。这个事情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也不要以为这是杨家岭开了会的，于是就发命令要大家都办，如果不需要就不办，也可以先从一两个县办起来试一试。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种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末许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来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就可以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做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现在有些墙报办得不好，只有写文章的人才看。可不可以开个墙报会议?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有墙报，每一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
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关于学校。
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延安市完小的消息[12]。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传播到全国去。这个小学办得很好，过去我们有许多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教育厅开了会，说学校要归民办，我想这样很好。乔木[13]同志对我讲，学校要村办才好。听说陈德发那个乡有二十五个自然村，一个乡只办一个小学，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很不方便。昨天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锁家崖村要办一所小学，采取一年三学期制，农忙时放假，学生帮助家里耕作。这样，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做事，同时也就没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学的尽是些九州万国，不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变成参加革命的公家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好比民兵变成游击队、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样。现在有些不自然，参加工作，脱离生产，好像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很突然。关于教员问题，我们也可以想法子解决。可以组织识字组。边区过去也搞过识字组，但是失败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14]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15]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组织识字组，从前所以失败我看是因为没有具体领导，也因为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发展。现在情况不同了，群众有了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了进步，我们来一个号召，就可以逐步推广。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识三百六十五个字，十年识三千六百五十个字。十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两千字左右，如果能够识两千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百四十万人在五年之内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即使再推延五年，十年之内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也可以。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报》。一百四十万人的三分之一能够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时候恐怕要办很多造纸厂。过去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烂，冷得要死，哪里还能搞什么识字组?现在不同了，我们生产有了进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应该提出来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他一下，因为现在群众要求这样做，比如可以来一个三四个月的冬学。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种地。今年冬天来一个发动，打下一个基础，明年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当然这也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识字当然比不识字好，于是识字的人就神气。再评选几个模范出来，奖给他们几块手巾，字也识了，手巾也有了，搞他两年就可以搞成一个风气。
什么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现在我们的部队是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训练了五天就回去练兵，一个连有一百多人，其中总会有一个好汉，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过他，就可以让他出来教。识字组也可以民教民，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
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这样他家里的人一看，到完小读了几天书回来，什么都行了，很好。这比从前的学生好，我们那个时候从学校里一出来，就自以为是，个人突出，神气十足。
另外，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今年庆祝三八妇女节，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小学现在决定民办的方针，这很好，此外还有公家办的。由政府办的高级一些的中学、师范学校现在有六个，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有六个师范学校和中学，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发展的。绥德、米脂一带，历来教育就发展，现在比过去也许还差一点。至于三边、陇东就大不相同，三边有了师范学校，这是一大进步。现在把权交给专员公署和地委，你们就要管，而且还要管得很好。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听说去年延安办了个把月的训练班，把各乡乡长、支部书记集中起来训练，教什么呢?教去年《解放日报》七、八、九三个月登载的一些材料，以及《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教这些东西要得要不得?要得，特别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更有教育意义。但是，仅仅是这几条就还不够，到农村里只会讲抗战成绩的比较是办不了事的。应该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使他们懂得一个支部书记、一个乡长应该如何工作，使他们晓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总是老一套，而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如何做工作，如何当乡长，如何当支部书记。至于延安的学校，如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也要着重联系实际。从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都要做到这一点。听说两个宣传部[16]都注意了这个问题，那很好。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第三，关于艺术。
秧歌是一项，还有春联、歌曲、年画。
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17]，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这是我的设想，不是规定了的，同志们可以考虑。我想延安的知识分子在今年农历十月，应该纷纷开会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杨家岭妇委的同志学纺纱，只学了两个星期，到了乡下妇女就欢迎得很。你不学这个本领，想要组织妇女，怎么行呢?你说你革命，那就要学本领。今年冬天，延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下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演秧歌、办冬学、办训练班、订按户计划等等，做三个月工作，真正学习本领。我看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实行这个制度。这既可以作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为上边区课。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两个宣传部的同志要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写春联就要编几个本子，要搞新的春联。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几个歌子来唱一唱呢?比如说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这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消灭文盲的办法，和春联的道理一样。此外还可以搞年画。
总之，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群众艺术生活太贫乏了，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要从多方面努力。
第四，关于卫生。
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今年的春节宣传，包括总卫生处在安塞演出的秧歌，证明老百姓是欢迎新文化的。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这件事情，各个地委、各个专员公署、各个分区都可以订一个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普通的疾病。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争取出超就可以到外边去买。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这个问题在早两年讲，也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可能了。当然党也要注意，有这个可能条件，就要把问题解决了，这样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从前我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敬龙王菩萨的。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18]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我今天就讲这几件事。如果共产党在边区把这几件事办到，各个系统都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进步，如果在五年到十年内，我们办起了很多种报纸，组织许多识字组，扫除了文盲，把艺术再来一个普及，并且注意到医药卫生，改善医疗条件，那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叶青[19]写文章说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我们说有存在之必要，我们会用事实来证明。
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当时任美国总统。
[3]陈学昭（一九○六——一九九一），浙江海宁人。曾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一九四○年十一月到延安后，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四部教员。
[4]《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写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5]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鲁迅艺术学院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五月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学。
[6]变工队，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任职，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8]三边，原是陕西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统称。这里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当时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县。
[9]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
[10]申长林，陕西米脂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发表《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同志》一文，介绍了他的事迹。
[11]陈德发，陕西安塞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解放日报》发表《马家沟和陈德发》一文，介绍了他的经验。
[12]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报道《延市完小面貌一新》。完小，是完全小学的简称。当时延安的小学分为普小和完小两种，普小为初级小学三年义务教育，完小为初小三年义务教育和高小两年教育。
[13]乔木，即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14]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5]吴满有，见本卷第67页注[3]。
[16]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
[17]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
[18]阿洛夫，苏联外科医生，当时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19]叶青，又名任卓宣（一八九六——一九九O），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9、给周扬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周扬同志:
此篇[2]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3]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4]，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周扬，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2]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后来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
[3]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4]这是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讲的一段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中文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30、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
一
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
二
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任弼时一九四四年写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上加写的两段话。其中，一写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之后；二写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之后。
31、给陈毅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32、给李鼎铭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2]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李健侯，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33、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
一必武[1]转伯渠[2]同志:
支、灰、文各电均悉，兹复如下:
(一)王、张[3]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
(二)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
(三)为避免刺激，王、张所指恢复新四番号及抗敌百分之五十八均未提出(四)林案[4]已被何应钦[5]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
(五)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徐向前[6]同志必须编一军，边区必须编一师，林案四军十二师已不适用；再则全军四十七万均愿受政府指挥，应编十六军四十七师，此点亦应提到。
(六)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以符实际，可设行政公署，人员民选，政府加委，直属行政院，其他地区仿此。
(七)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此点必须坚持(或不提此事)。
(八)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
(九)如彼方承认中共可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则我方可以承认彼方在我党区域办党办报，以为交换。
(十)其余请照二十条精神谈判。
(十一)要求彼方将“提示案”[7]草稿先交我们审阅，协议妥当，再将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协商妥当(内容及文字)，则属彼方片面意见，我方不负实行之责。
毛泽东
删亥
根据手稿刊印。
二林主席伯渠同志:
灰、文两电悉。请以下列文件提交王世杰、张治中，并和他们谈判。全文如下: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兹率直胪陈如下。
甲、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一九四○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予改变。
(五)同盟国[8]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还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
(九)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变本加厉，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停止，妨碍团结实重且大。
(十)请政府饬 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9]、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十一)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广告与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饬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事情发生。
(十二)又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团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借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闻彼辈所捏造之中共罪状共达十余项之多。似此不但妨碍团结，而且有辱国体，请政府予以制止。彼等伪装伪造，发踪指示，奔走布置，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制止，难免引起不快之后果。
(十三)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十四)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坏发行，威胁订户，扣压邮寄等情事。
(十五)请政府发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之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
(十六)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十七)请政府允许中共代表及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人员有往来于渝、延间及西、延间之自由，及允许西、渝两办事处人员有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
以上各条，由你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签名，并书明年月日，以书面正式交给王、张。
毛泽东
辰删(五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必武，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伯渠，即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3]王，指王世杰（一八九一——一九八一），湖北崇阳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指张治中，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当时他们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4]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四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5]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6]徐向前（一九O一——一九九○），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7]指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将该提示案面交中共代表林伯渠。其主要内容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只能有十个师，其余部队限期取消；这十个师必须集中到规定的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一律交重庆政府“接管”。
[8]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9]徐杰，陈潭秋的化名。
34、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会议[3](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会[4](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5]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6]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7]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8]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五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9]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10]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11]说要辞职，于右任[12]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13]，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14]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反共高潮[15]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四万五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五十万的军队。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16]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与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17]、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渡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卫[18]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四十七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九十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一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五千万，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一九二七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19]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20]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个，今年有了一万二千个。如果边区有三万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21]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22]迎接，每天谈四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四点[23]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五点[24]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二十条[25]。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瓦窑堡会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2]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总形势，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具体的道路。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推动全国的抗战，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4]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5]指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发起至五月下旬结束的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败退，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
[6]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7]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8]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9]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四川成都人。当时任《大公报》总经理。
[10]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苏宜兴人，当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1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12]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13]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4]山西新军，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旧军，指阎锡山的军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创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此后，山西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15]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等县城；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是在一九四O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从一九四三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
[16]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1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18]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19]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一九二七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20]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1]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22]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当时他们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23]见本卷第135页注[4]。
[24]指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25]二十条，见本卷第131—134页。
35、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地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2]同志、陈振夏[3]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的摘要。
[2]沈鸿，一九○六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在上海与人合伙经营上海利用五金厂。一九三八年携机床赴延安。曾任陕甘宁机器厂、晋察冀兵工局的工程师。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陈振夏（一九○四——一九八一），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任延长炼油厂厂长。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