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天下大势话统一

一、中华民族的由来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基本上是同义语。然而中华民族作为人的一个族群，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逐渐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

       史前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生活在各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彼此间缺乏交流交往，基本上处“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尽管如此，各个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中华民族非常辉煌的远古文明。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夏、商、西周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具体社会形态。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商朝在当时的诸小国中被认为是唯一的中心国，亦称“中国”，在《诗经》中，西周及遵守周礼的诸侯国亦被称为“中国”；而另据《诗经》《尚书》记载：历史上，凡是遵守周礼，崇尚赤色的人类族群，即被称为华族，而夏族则指生活在边陲地区或偏离华族的人类族群。因此，无论“中国”也好，“华夏民族”也好，均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的总称。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并渗入其他民族聚居区起到凝集和联系的作用，奠定了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讨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在春秋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的基本分布情况是：

       华夏族：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聚居在周王朝及所分封的诸侯国北边上。

       南方蛮族：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

       东方蛮族：在地域上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

       西方戎族：生活在黄河上游地区。

       北方狄族：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各个民族开始打破各自的地域和族群界限，开始摆脱自身的封闭状态，相互的联系和交往逐步增强。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社会进步程度和文明程度有高低之分，随着各个民族相互之间的交流交往的深入开展，各个民族间开始出现利益的冲突和较量。在此过程中，民族的融合基本上是生产力较发达、社会形态较先进的民族征服弱小、落后的民族，使之融合到先进民族的群体生活之中。

       然而民族之间的相互征战和讨伐使各族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人们特别渴望稳定与和平的生活方式，渴望各民族结束兵戎相见的日子，渴望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这就促使各个民族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局部利益观念而走向融合，走向统一。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集合体正是在中华各民族的族群走向融合统一过程中形成的。

       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最终的形成不仅直接刺激了各民族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各个民族发挥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向前发展，由此而使中华民族从最初的族群融合走向社会形态的统一，从而揭开了中国统一的序幕。

 

二、天下大同的追求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框定了中国统一的历史和文化源头。历史上，正是由于各个民族一代又一代持续进行不同形式的分化和组合，分裂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水乳交融的团结局面和整体意识。

       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尽管商周时期，中华民族尚未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当时的社会形态呈现的是小邦诸侯林立、民族割据分治的局面，但是商周时期仍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或诸侯，君临其他民族和诸侯之上，这颇具象征意义，从而构成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上“大一统”思想赖以产生的最初土壤。

       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格局被打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由封建郡县制、诸侯小邦向国家形态的演进。社会形态的进化，社会失序现象的出现，直接激发了人们对政治上“大一统”的设计和追求，由此而出现了先秦诸子百家对“大一统”思想的争鸣和探讨。

       先秦诸子百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人伦秩序，以拯救当时出现的时代危机和社会危机，解除人们生活在失序社会所经受的苦难。面对当时群雄并起的社会局面，先秦诸子百家有关政治上“大一统”的争论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有关“大一统”的思想非常丰富，也非常博大精深。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这里，“天下有道”，指的是政治上大的一统局面已经形成，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人伦秩序已然建立；而“天下无道”，指的是政治上仍处在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社会处在失序的状态中。为了实现“大一统”目标，为了实现“天下有道”，孔子认为，只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天下就会顺仁而成为一家。

       孟子也明确主张“大一统”的思想。他在回答梁襄王关于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团结的问题时，明确回答：“定于一”。为达到并实现“统”的目标，孟子直接了当地提出，行仁道就能实现“天下一家”，即实现天下一家，关键在于使人性得以充分展开。

       荀子关于“大一统”的思想也非常丰富。他提出了“隆一而治”“一天下”、“四海之内客一家”的观点，认为只要大儒居于君位或居君位者为大儒，就可以“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除此以外，荀子还特别重视教育和文化在实现天下一家过程中的作用。

       墨子也主张“大一统”和“天下一家”。“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要达到“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目标，就必须“尚同”韩非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阐明了“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思想。他认为要达到“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目标，不能靠道德的力量，不能靠政治权谋，关键要靠实力。他指出，“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徵久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亡徵》并认为：“独视者明，独听者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由于韩非的“大一统”思想颇具实用主义色彩，故深受当时的统治者的欢迎。

       除此之外，《管子·封禅篇》也特别探讨了十二个古代圣王实现“大一统”的过程和事迹。《管子·霸言篇》明确指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必须要做到守而不失，治而不乱，连合诸侯而不孤立，否则必将出现分裂局面。

       实际上，诸子百家关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争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各个不同朝代的当政者无不以“天下一家”和“大一统”作为目标，由此奠定了中国统一的政治基础。

 

三、中国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大势

       历史上，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并不表明统一的国家已经形成。

       在商周时期，当时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当时的中华民族仍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促使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大小诸侯开始改变自己狭隘封闭的地域观念，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对各自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作出重大的调整和改变，直接导致了君主集权制国家的产生。

       中国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无疑始于秦朝，它削平诸侯称雄割据，建郡县，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无疑是划时代的变革。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所言：“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削平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其根本原因是：

       第一，“大一统”的思想极为盛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除道家之外，大都主张帝王之业，主张“天下一家”。即使是战国中晚期兴起的纵横家、阴阳家及至杂家，都大力鼓吹“大一统”的思想，这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当时的诸侯各国虽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有不同，但并未构成统一的的主要障碍，大规模的各民族间的相互往来和经济文化联系，统一的市场和交通网的形成，货币的流通，构成了秦统一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三，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战国时期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郡县制的建立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四，秦始皇主政后，在经济上大力增强国力，在政治上实行“符合尚贤”特性的郡县制，加之秦始皇本人的领导才干和魄力，使秦国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上都在六国之上，这是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

       然而秦完成统一大业好景不长，统一大局仅仅维持了十年即宣告解体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分裂之中。

       东汉时期，光武帝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先后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使当时的社会出现“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见《后汉书·祭祀志》），“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后汉书·显宗孝明帝妃》）的升平景象。黄巾起义爆发，东汉开始分裂。在国家分裂过程中，兵祸连年，灾荒频繁。对此当时的著名文人，享有“建安七子”美誉的王粲在其《七哀诗》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东汉的分裂局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维持。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极为兴盛，通商贸易极为热络，这有利于各民族消除彼此间的敌意和仇视，有利于各民族彼此间的理解和沟通，从而为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当时的统治者也一直将中国统一作为历史的使命来看待。

       隋朝建立后，隋王朝以优势的兵力，充足的准备，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消灭最后一个割据的势力南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隋统一中国后不久，中国又陷入了分裂和混乱之中，尽管唐王朝出现了极其辉煌的局面，但并未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唐朝衰亡后，中国历史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宋辽夏和宋金夏王朝的对峙与争战局面，使百姓生灵涂炭，国家陷入山河破碎的分裂局面之中。

       元朝统一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局面的形成。蒙元统一时的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领土之大，超越汉唐盛世，奠定了后来中国疆域的规模。

       元统一中国后，其统治者并不善求“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元朝采用了延续以久的中央集权制度作为统治全国的主要行政制度，扩张了驿站制度，以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开辟海运、贯通运河，以加强全国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联系；建立行之有效的镇戍制度，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赋役，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在司法制度中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尊重文化的多元化。

       元朝统治者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融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祥和的局面。但由于族群和地域的差异，元朝虽缔造了统一的伟业，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和冲突，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经济勒索和政治歧视最终导致了元帝国的瓦解。

       清朝的大一统是中华民族二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完全的统一。清朝统一之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孜孜以求的“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如雍正皇帝所说：“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是清朝奠定的。

       清朝的统一是在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分裂危险，在同周边民族离心运动的长期斗争中实现的。清王朝建都北京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退居陕西，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占据四川，南明政权据守江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中央政权的瓦解而纷纷要求独立，各自为政。在此情况下，清王朝打着“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华之乾坤”的旗号，先后消灭了大顺、大西农民政权和南明政权；平定了三藩之乱，实现了对云南、贵州、两广、福建、新疆和西藏的有效管辖；统一了台湾，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派兵驻守；抗击了沙俄的侵略扩张，保卫了东北边疆的领土完整，进而完成了统一大业。

       清朝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适应了国内各民族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结束了各民族的分裂对峙局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清朝的统一还有利于中国面对着当时世界的挑战，有利于抵抗西方殖民者入侵和沙俄侵略，使近代中国的版图基本上确定下来。

       清统一中国并不是偶然的。正如著名的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所言，清王朝虽是由满族贵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它是一个新兴起的、进入一个较高阶段的封建制国家，它的生产方式、工作作风、意识形态各方面都在上升，这是非常明显的；特别在进入封建制几十年以后最为显著，最富于向上的青春活力，比起过去古老的封建国家的颓废腐朽大不相同。”实际上，满族是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建立大清王朝的，清朝统一中国是长期追求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统一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酷爱统一的民族。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唐正瑞 著

乌杰 主编

台海出版社 1997.8

龙的悲怆与升腾（掠夺与繁荣、悲怆的龙影、港台经济繁荣与祖国大陆、中国统一的历程）

此套书由于作者与主编身份特殊 所以本书的很多内容会与台湾直接相关 

由于按照主编的思路进行排列编辑 也让此套书带上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部分观点也有获得了官方认证的意味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应实现的历史任务之一。在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之后，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的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成为海峡两岸同胞面临的共同历史任务。《中国统一的历程》就是通过对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前，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与行为的描述，通过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台湾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描述，使艰难、曲折的统一历程尽现眼前，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中国繁荣、富强，才能为最终达成统一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现实条件，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序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