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司法新动态
实务研究 | 违约获益(disgorgement damages): 违约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司法新动态
法盏
2023-01-31 17:42
以下文章来源于通力律师 ，作者通力法评
通力律师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于《判解研究》第100辑所刊《当前民商事审判中几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
[1]
中阐发的观点引起了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在该文中, 刘专委在“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一节中
肯定了违约获益在违约损害赔偿领域的适用
。
无独有偶, 我们关注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
”)第六十五条在一物二卖等场合下也尝试引入违约获益作为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
[2]
。
我们同时也关注到, 违约获益能否作为合同违约时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引入我国在学界引发极大争议。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 我们认为, 我国合同法中引入违约获益计算损害赔偿已十分必要, 司法实践也已经出现了不少适用违约获益的案例。
我们认为, 考虑到我国违约损害赔偿规则的高度抽象性以及实践中缺少依据定损专家(Quantum Experts)以精确核定损失的传统, 以至于司法实践和仲裁实践中损害赔偿的确定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官或者仲裁员的酌定权, 主观性较大, 因此, 实有必要扩大规范供给, 尝试将违约获益扩大到“一物二卖”以外的情景, 扩大违约获益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 以补充中国法下现行的损害赔偿规则, 更有效地保障守约方的利益。
一
在违约损害赔偿领域应当引入违约获益规则
传统的违约损害赔偿理论认为违约责任是一种补偿性的责任, 守约方只能就违约方的行为获得补偿, 而不能够从中获益, 因此严格以“受害方的损害”为中心。
[3]
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 在无法确定守约方损失的场合, 损害赔偿的数额缺少统一的判断标准。同时, 商事交易实践中大量出现一方当事人故意违约以获取更大利益, 而守约方的损失赔偿却无法确定。
在普通法下, 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 法官或者仲裁员较多依据定损专家(Quantum Experts)的报告来精确衡量损失的数额。但在我国, 除了个别领域, 一般情况下实践中并没有定损专家的帮助, 这进一步加剧了损害赔偿计算不清晰、不明确以至于“酌定常态化”的现象。
刘专委在文章中指出, “在当事人未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时, 如果守约方确实无法举证证明自己的损失大小, 但却能够证明违约方因此所获利益的大小, 人民法院也可推定违约方因违约所获的利益即守约方的实际损失, 再将主观证明责任移转给违约方, 让其就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低于其所受利益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 则应按违约方所获利益认定守约方的期待利益或者可得利益。”
[4]
此种设计巧妙地将损害的证明责任转移到了违约方处, 如果违约方无法证明守约方的具体损害, 则法院可以将违约方所获得的利益作为守约方的损失。这样做可以避免实践中出现因为损失不确定而法院任意酌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情形。
刘专委提出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违约获益规则在国际公约及域外法中已有先例, 且早已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成文法中有过成熟尝试。具言之:
二
国际公约及域外法中有关违约获益的应用
以违约方的违约获益作为守约方可得利益损失无法确定时的赔偿标准。这种赔偿理论在普通法中称为“disgorgement damages”或“disgorgement interests”, 德文为“Gewinnabschöpfung”, 这一赔偿责任理论无论是在国际公约、大陆法系, 还是普通法系, 都存在着广泛的适用。
(一) CISG可否适用违约获益的争议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CISG
”)作为融合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规则的国际合同公约, 在第74条规定了损失的计算方法, 即“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 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 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 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5]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CISG第74条并不包含违约获益的规定, 学界对于能否在适用CISG的案件中使用违约获益存在极大争议。
支持的学者认为, 应该自由地解释CISG第74条, 以补偿受害方因违约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6]
适用违约获益的计算方法符合CISG的宗旨和其中所载的一般原则。违约获益是“有约必守”(
pacta sunt servanda
)的体现, 也符合CISG旨在促进诚实信用和公平、防止非法和不道德行为、并以公平公正的方式维持风险和收益分配的宗旨。
[7]
CISG领域的专家英格博格·施温茨(Ingeborg Schwenzer)教授认为, 违约获益赔偿责任不应仅适用于“一物二卖”的情形。如果卖方有合同义务在人道和环境友好(human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条件下生产货物, 但是卖方通过采用违反协议的生产机制来降低其生产成本, 从而增加其利润。这种情形也可以通过违约获益赔偿规则确定买方的损失。
[8]
还有学者认为, 违约获益赔偿规则还可以适用于违反某些特定的合同约定使得损失无法计算的情形, 例如违反合同中关于在某一时间段内禁止转售的约定或者违反合同中禁止雇用儿童的约定等。
[9]
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买方违反合同中约定的竞业禁止的情境下也可以适用违约获益赔偿规则。
[10]
可见, 违约获益在合同损害赔偿情境下的适用范围极广。
不可否认的是, 仍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CISG第74条不包含违约获益赔偿责任
[11]
。但我们理解, 直接原因是CISG第74条并无明文规定违约获益, 从而引发争论。若我国在司法解释中确立违约获益在违约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地位, 相关争议可能会小很多。
(二)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违约获益的讨论与适用
欧洲合同法第9:502条规定了合同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 , 即“尽可能使受损害一方获得其在合同得以适当履行的情况下所应获得的数额, 既包括受损害一方遭受的损失, 也包括其被剥夺的利益。”莱因哈德·齐默曼(Reinhard Zimmermann)教授在对这一条的评注中, 特别说明了违约获益在欧洲大陆国家合同法中的适用情况。
齐默曼教授指出
[13]
, “民法传统上承认一项规则, ‘债务人如果不能履行其义务, 并获得了替代物或替代性债权, 就必须将该替代物交出, 或将替代性债权转让给债权人。’这一规则源自罗马法中的共同法(
ius commune
), 在现代德国法律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中一个争议的核心是‘一物二卖’的问题: 卖方首先将一件物品卖给一个买方, 然后随后以更高的价格将同一物品出售给另一买家。第一个买方能否要求卖方在第二次销售中获得的利润? 当下德国法中, 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 从而突出了《德国民法典》第285条规定的‘以获益为基础(gain-based nature)’进行补救的规则。许多人试图以《德国民法典》第285条或第687(2)条作为基础, 建立一个更普遍的规则, ‘要求归还因(故意)违反合同而产生的利益。’这种要求被广泛认为是可取的, 并且这促使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教授在第66届德国法学家大会
[14]
提出一条意见, 旨在取代《德国民法典》第285条和第687(2)条: ‘如果债务人因故意无视债权人的权利而获得收益, 后者可以要求获得该收益, 而非损害赔偿。’《荷兰民法典》第6:104条有一项措辞更为笼统的规定, 即当某人因违反合同义务而获得收益时, 荷兰法院有权‘根据该收益的数额或部分数额评估债权人的损失。’”
在意大利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法院以迟延履行金钱义务方所获得的利润作为守约方的损失。有评论意见认为, 这是意大利法院参照普通法下的disgorgement damages的规定, 将守约方损失的范围扩展到了违约方的违约获益领域。
[15]
在法国合同法的改革中, 有学者主张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或部分违约获益, 以打击合同当事人为获取更大利益而故意违约的情形。
[16]
日本学者能见善久教授也主张, 合同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区分一般损害赔偿范围和特殊赔偿范围, 后者主要针对故意或以不诚实的行为违反义务的场合, 在这种情况下, 损害赔偿不受一般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 受害当事人可以请求对方赔偿违反义务的获益。
[17]
(三) 普通法下已发展出成熟的违约获益赔偿规则
如上文所述, 违约获益在普通法下称之为“disgorgement damages”或“disgorgement interests”, 是为了防止对一方当事人救济不足, 特别是一方当事人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大小, 但是可以证明另一方当事人获利多少时, 法院基于衡平法而要求获利一方补偿给一方当事人。普通法下对违约获益在合同法中的适用已经给出肯定性答复。违约获益并非是合同损害赔偿规则中的例外情形。
[18]
并且, 在普通法下, 违约获益的适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物二卖”的情形。违约获益赔偿责任可以适用于一方违反约定使用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所获得利益的情形, 还可以适用于违反雇佣协议以及保密协议的情形。
[19]
甚至若行为人在违反合同时也违反了信义义务
[20]
, 例如代理人将其自己的物品卖给了被代理人, 那么此时也可以适用违约获益规则, 代理人因该行为获得的利益应赔偿给被代理人。
[21]
英国在Blake案
[22]
中确立了违约获益赔偿规则。Blake案的案情为英国情报部门的一名情报人员违反约定出版自传, 法院认为应当给予守约方以返还请求权, 从而剥夺违约方的违约获益。
[23]
这同样并非“一物二卖”的情形。
2010年美国《第三次返还与不当得利法重述》第39条
[24]
规定, 在机会违约(Opportunistic Breach)的情形下, 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返还因违约所获得的利益。有评论观点指出, 《第三次返还与不当得利法重述》第39条新增了违反合同的违约获益赔偿规则, 而在先前《第一次合同法重述》以及《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都不存在此内容。
[25]
在Kansas v. Nebraska案中, 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达成一项契约, 用于分配源自里帕布利肯河流域的水源。内布拉斯加州违反合同义务, 增加了地下水的抽取。美国最高法院认为, 内布拉斯加州除了要向堪萨斯州支付损害赔偿外, 还要交出其因违反合同而获得的收益。
[26]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合同违约领域适用disgorgement damages的经典案例。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并未强调只能在“一物二卖”中适用违约获益。
三
我国对于违约获益的适用
(一) 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于违约获益的适用
违约获益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早就有迹可循, 并非凭空创造, 因此将该赔偿责任引入合同法领域也并不突兀。
在我国《著作权法》第54条第1款、《专利法》第71条第1款、《商标法》第63条第1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第3款、《证券法》第44条第1款都能看到以侵权人的获益作为赔偿数额的规定。违约获益赔偿规则在中国的应用效果良好, 该种赔偿责任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实用性。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中明确规定, “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防疫物资买卖合同后, 将防疫物资高价转卖他人致使合同不能履行, 买受人请求将出卖人所得利润作为损失赔偿数额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失效)第41条规定, “合同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实际损失无法确定的, 可参照违约方所获利润确定赔偿金额。”
(二) 司法实践对于违约获益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 法院在确定合同中违约方对非违约方的赔偿时, 已经有以违约方的获益作为标准确定守约方损失的案例。
例如, 在公报案例(2016)最高法民终803号案件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守约方(中信红河公司)因违约方(鞍山市财政局)违约行为而遭受的交易机会损失数额时, 充分考虑到违约方的不诚信行为, 将鞍山市财政局两次股权转让中所获得的股价差作为参考标准, 计算中信红河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虽然这一案例通常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有意扩大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的尝试, 但是在该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缔约过程中适用违约获益计算守约方损害的尝试。
此外, 在(2019)川民申6247号案件中,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对于因不能实现签订本约合同的机会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 主要应当衡量预约合同内容及履行状态、签订本约意愿、客观障碍、市场风险、政策因素等未签订本约合同的原因要件。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及违约获利等实际情况, 酌定金江公司向敬鑫的实际赔偿数额, 无明显不当, 在合理范围内的自由裁量难以提起再审。”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及违约获利等实际情况, 酌定金江公司(违约方)向敬鑫(守约方)的赔偿数额。此案也是在确定违约赔偿时将违约方的获益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虽然最终判决考虑了其他因素, 对实际赔偿数额进行了自由裁量, 但不难看出, 违约获益赔偿责任在此类案件中不仅有适用空间, 还能够在具体个案中提供一种稳定性、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
再比如,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桂民终19号案件中认为, “一审法院结合违约情节和重庆摊摊面公司违约获利5万元等情况, 酌情调整违约金, 判决重庆摊摊面公司向黄敏支付违约金5万元, 并没有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我们也观察到, 法院在适用违约获益确定守约方损失时较为保守, 一般在违约方获益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比例, 作为守约方的损失。
例如, 在上文提到的(2016)最高法民终803号案件中, 最高人民法院将违约方获得利益的10%确定为守约方的损失。
在(2019)川民申6247号案件中, 二审法院仅按照违约方获益的27%酌定守约方的损失。
再如, 在(2018)冀04民终4501号案件中,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标的物二次买卖的差价的50%作为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给守约方。
可见, 法院对于适用违约获益赔偿规则较为谨慎, 直接原因似为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有在违约损害赔偿领域适用违约获益的明文规则。
四
结语
综上, 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都在积极考虑并推动违约获益在合同法违约赔偿责任中的适用。
从域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 违约获益以其明确的计算标准、附带的威慑性能够作为传统补偿性损害赔偿原则的补充, 已经在域外违约损害赔偿中获得了积极尝试, 积累了经验。同时, 我国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也相得益彰地对此进行了有意识的本土化探索。
我们认为, 应将违约获益扩大到我国合同损害赔偿领域, 建议无需局限于“一物二卖”的情形, 也无需在违约获益赔偿规则的基础上再行酌定守约方的损失。
在目前中国商事争议日渐复杂,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是否应当赔偿, 而是赔偿数额为多少的情况下, 违约获益可以增加司法实践和仲裁实践中法官或者仲裁员计算损害赔偿的规则供给, 尽可能压缩损害赔偿的主观性, 进而增加损害赔偿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而确定性对于商事交易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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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贵祥: 《当前民商事审判中几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 载《判解研究》2022年第2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2] 《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五条规定, “违约方为获取更大利益实施一物二卖等违约行为, 且无法根据本解释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确定非违约方在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 人民法院可以将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确定为非违约方在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3] 孙良国: 《违约责任中的所获利益赔偿研究》,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 第24页。
[4] 刘贵祥: 《当前民商事审判中几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 载《判解研究》2022年第2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5] Article 74 of the CISG provides that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by one party consist of a sum equal to the loss, including loss of profit, suffered by the other par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Such damages may not exceed the loss which the party in breach foresaw or ought to have foreseen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in light of the facts and matters of which he then knew or ought to have known, as a possible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of contract.”
[6] See,
CISG Advisory Council Opinion No. 6
. para. 1.1. “Accordingly, Article 74 is to be liberally construed to compensate an aggrieved party for all disadvantages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7] Schmidt-Ahrendts,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under the CISG
, in: Schwenzer/Spagnolo (eds), State of Play: The 3rd Annual MAA Schlechtriem CISG Conference, 2012, pp. 93-94. “arguing that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is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le of pacta sunt servanda and the Convention’s aim at promoting good faith and fairness in its application, preventing unlawful and unethical behavior, and maintaining risks and gains allocation in a fair, just manner.”
[8] Ibid.“However, targeting the profits of the promisor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in the following constellations: the seller sells the goods a second time and realizes a higher profit than agreed to under the contract with the first buyer; the seller, who is contractually obliged to manufacture the goods under human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onditions, lowers his production costs by resorting to production mechanisms which are in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thereby increasing his profit.”
另请见德语文献: Schlechtriem/Schwenzer/Schroeter/Schwenzer, 7. Aufl. 2019, CISG Art. 74 Rn. 43. “Denkbar und notwendig ist indes ein Abstellen auf den Gewinn des Schuldners in folgenden Fallkonstellationen: Der Verkäufer verkauft die Waren ein zweites Mal und realisiert dabei einen höheren Preis als im Vertrag mit dem Käufer vereinbart. Der Verkäufer, der sich verpflichtet hat, Ware unter menschenwürdigen und ökologisch vertretbaren Bedingungen herzustellen, senkt durch eine Vertragsverletzung seine Herstellungskosten und erhöht damit seinen Gewinn.Entgegen einer entsprechenden Vertragsklausel beliefert der Käufer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und realisiert dementsprechende Gewinne.”
[9] Ece Baş-Süzel, Gökçe Kurtulan-Güner,
Availability of the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Under the CISG
, 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 No. 2, 2020, https://doi.org/10.5278/ojs.njcl.vi2.6397. p. 23, “The other scenario in which the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may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and adequate remedy in case of a breach of a sales contract is when one of the parties breaches an obligation other than the primary obligations, namely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nd the payme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Such a breach usually (but not necessarily) occurs when one of the parties breaches a negative provision of the contract, such as the obligation not to resell the goods within a certain time limit or, in certain areas, the obligation not to violate fair-trade standards or the obligation not to employ children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tc.”
[10] Schwenzer, P Hachem, C Kee,
Global Sales and Contract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82, “where the buyer violates a prohibition of competition which has been agreed upon under the contract.”
[11] Peter Schlechtriem, Ingeborg Schwenzer,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th ed., p. 1428, “There is currently general agreement amongst German authors that Article 74 does not grant a claim for the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cquired by the party in breach.”
[12] Art 9:502 of the European Contract Law: General Measure of Damages: “The general measure of damages is such sum as will put the aggrieved party as nearly as possible into the position in which i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contract had been duly performed. Such damages cover the loss which the aggrieved party has suffered and the gain of which it has been deprived.”
[13] Jansen Nils, Reinhard Zimmermann,
Commentaries on European Contract Law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494-2495, “Civilian legal systems traditionally recognize a rule according to which a debtor who is unable to perform his obligation and who obtains a substitute or a substitute claim for the object owed by him, has to surrender that substitute, or to assign the substitute claim, to the creditor. In modern German law this rule, derived from Roman law through the
ius commune
, has given rise to considerable dispute. At the centre of one of these disputes was the problem of the ‘double sale’: a seller first sells an object to one buyer for a certain price and subsequently sells and transfers the same object to another buyer for a higher price. Can the first buyer claim the profit made by the seller under the second sale (ie the
commodum ex negotiatione
)? This is generally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today, thereby accentuating the gain-based nature of the remedy made available by 285 BGB. A number of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use either 285 BGB or 687 (2) BGB84 as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more general claim for the disgorgement of benefits resulting from an (intentional) breach of contract. The widely perceived desirability of such claim has encouraged Gerhard Wagner, in his opinion for the 66th German Lawyers’ Forum, to formulate a rule, intended to replace both § 285 and § 687 (2) BGB: ‘If the debtor has made a gain as a result of intentionally disregarding the creditor’s entitlement, the latter can, instead of damages, claim the disgorgement of that gain as well as the rendering of an account relating to it.’ Article 6:104 BW contains an even more generally worded provision granting Dutch courts the power, whenever a person has made a gain as a result of infringing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assess the creditor’s loss in line with the amount of the gain, or part of it.’”
[14] 上述英文文献中将“德国法学家大会”(Deutscher Juristentag)翻译为“德国律师论坛”(German Lawyers’ Forum), 实为翻译错误。经考证, 正确的翻译应为German Jurists’ Forum。
[15] Hondius, E. H., Janssen André,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Gain-Based Remed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 Springer, 2015. p. 164, “disgorgement damages (or, more accurately, the remedial instrument of restitution of the illicit profits) in contractual matters are no longer a mirage; on the contrary, the idea that the range of remedies available in this context could be extended,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com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ommon law, to include the restitution of the illicit profits, receives the unhesitating approval of the highest judicial body in Italy.”
[16] Rémy, P. 2008. Les dommages et intérêts. In Pour une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Collection “Thèmes et commentaires”, ed. F. Terré, Dalloz, pp. 286 et seq.
[17] [日]下森定主编: 《履行障碍法研究》, 韩世远译,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64页。
[18] Harvey Mcgregor,
McGregor on Damages
, Sweet & Maxwell, 2021, 21st ed., p. 483, “It is unexceptional for an order for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in cases where the claimant owes a contractual duty not to profit from an act, not to be in a position of conflict, or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other party.”
[19] Edwin Peel, G. H. Treit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 Sweet & Maxwell, 2020, 15th ed., p. 1115, “An account of profits may be ordered against a person who wrongfully uses another’s trade secrets 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this remedy may also be available where the wrongful use amounts to a breach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or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20] 需要指出的是, 与中国法律不同, 普通法下很多国家将违反信义义务作为违约、侵权之外的一个独立诉因。
[21] See, Edwin Peel, G. H. Treit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 Sweet & Maxwell, 2020, 15th ed., p.1115, “Where a breach of contract amounts also to breach of a fiduciary obligation, damages may similarly be based on the defendant’s profits. For example, an agent who commits a breach of his fiduciary duty by taking a bribe, or by selling his own property to a principal, when he has been employed to buy for him, is liable to account for any profit made in this way.”
[22] Attorney General v. Blake, [2001]1 AC 268 (HL).
[23] See, Beale, H. G., and Joseph Chitty, Chitty on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Thomson Reuters, 2017 32nd ed., “The House of Lords gave the claimant the ‘exceptional’ remedy of an account of profits, which would amount to a total disgorgement of the profits made by the defendant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24] Restatement (Third) of Restitution and Unjust Enrichment §39. “(1) If a deliberate breach of contract results in profit to the defaulting promisor and the available damage remedy affords inadequate protection to the promisee's contractual entitlement, the promisee has a claim to restitution of the profit realized by the promisor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Restitution by the rule of this section is an alternative to a remedy in damages. (2) A case in which damages afford inadequate protection to the promisee's contractual entitlement is ordinarily one in which damages will not permit the promisee to acquire a full equivalent to the promised performance in a substitute transaction. (3) Breach of contract is profitable when it results in gains to the defendant (net of potential liability in damages) greater than the defendant would have realized from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Profits from breach include saved expenditure and consequential gains that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have realized but for the breach, as measured by the rules that apply in other cases of disgorgement (§ 51(5)).”
[25] Halaby, Andrew F, and Patrick W Kelly,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s a California Breach of Contract Remed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Guideposts
, UC Davis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9, No. 2, 2019, p. 156, “Restatement Section 39 disgorgement-of-profits remed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is new. It ‘has no counterpart in either the first or second Restatement of Contracts.’”
[26] Kansas v. Nebraska,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135 S. Ct. 1042 (2015).
本文转自：通力律师微信公众号
作者: 通力律师事务所 秦悦民 | 郑聿辰 | 于焕超 | 王云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