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4——《翦商》若干错误驳正与商末周人势力扩张问题
前段时间从某群大佬那里白嫖了一本《翦商》的电子书，这本书好像最近先秦爱好者讨论的挺多的？当时花了一整天时间读了个差不多，但是看到最后几章的观点感觉实在难以接受，就搁置了一段时间。昨天晚上忽然又想起来了，就把这本书读完了…… 怎么说呢，全书围绕人祭制度展开讨论，关注点精辟独到。作者的文笔更是精彩绝伦，可读性非常强。但是可能问题就出在作者过度追求文章的可读性，以至于对书后半部分的论述中猜测成分居多。特别是认为周人实力与商王朝相比长期“卑若蝼蚁”，乃至到文王受命后乃至于武王战于牧野时仍远逊于殷商。固然，“被商人忽视的小邦周在几十年的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最后出人意料地依靠其文化与道德上的优越性（反对人祭）以弱胜强，一战革殷命”这种极富戏剧性的小说式叙述有助于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很可惜，这些内容严重有违历史史实，书中的论据也不足以挑战学界主流学说。 其实，正如很多《翦商》的书评（如下图）都提到的错误：《周易》应是商末周初不同族群的多人所作，而非文王个人作品；《象传》则是战国儒家之作。因而本书最后几章中大量使用《周易》逐条比附或推测先周历史并以此否定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这种做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但是这些书评都只指出了问题所在，却受限于篇幅没有具体还原当时比较可信的历史状况。因此我昨晚看完后就想着闲着没事，用我能查到的资料简单驳正一下这本书中我认为比较核心的错误，以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简而言之，作者片面取信其对所谓《周易》中先周历史的解读造成的一个最大问题的就是：对商末时期（武乙、文丁到帝辛）的周人实力估计明显偏低，对同时期商属国崇国（老牛坡类型）的势力估计严重过高。
这个错误的直接影响，就是对于晚商时期周人影响力的错误定位，并进一步导致了对涉及商周关系的一系列史实的错误解读。例如，下面这一段就是书中对于《古本竹书纪年》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一条的解读。且不说如果“文丁杀季历”的真相真的是文丁和季历一同死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文丁王的支持者怎么会在新王帝乙即位的第二年还不知道文丁的死讯而一直到这时才发动内战。就是这段的第一句话对周人和崇国关系的判断，就大概率是完全错误的——
“周族的直接领导是老牛坡的崇国，而武乙王也数次亲征关中，应该和崇国关系非常密切。也许在文丁王死后，崇国曾纠集周之类的番邦介入朝廷内战，但帝乙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这次勤旧王之举也就只能是半途而废。”
其实，考古学和文献史料都可以告诉我们，在“太王迁岐”之后不久周人及其同盟就已经迅速成长为西土一支不可小觑的势力，并且开始与若干与商王朝有关的方国（老牛坡类型、北村类型）争夺势力范围。而经过数十年发展，到了周文王在位前期，“小邦周”己经实为关中地区最为繁荣兴盛的势力。相对应的，传统上的商文化在关中的所有考古学遗存中都呈现长期持续的衰微态势。
一、考古学文化遗存中所见周人势力的扩张
首先，由于在公亶父（太王）迁居周原之前的姬周族群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究竟是郑家坡文化、孙家文化还是碾子坡类型学术界仍有很大争议。所以姑且之不论。
但对于公亶父率领周人在相当于殷墟三期中叶的年代迁居周原之后形成的周邦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意见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典型的郑家坡文化就是这一时期的先周文化。原因则正如张天恩、雷兴山等先生所言：
“郑家坡早、中、晚期文化特征连续发展，又与西周文化明显是一脉相承。”
而既然明确了“太王迁周”之后。周人势力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郑家坡文化，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学材料分析先周文化与关中地区商文化的互动和消长关系，并据此重新探讨这一时期。周人与商人的势力对比情况。
在本书的行文叙事中，似乎在整个王季在位期间，乃至一直到文王受命之初，周人的势力相对于商王朝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还要远远弱于邻近的商代方国崇国（对应老牛坡类型文化）。而且周人在这段时间内，从首领到平民都被迫长期学习吸收商文化，特别是书中多次强调的老牛坡类型的文化，如牲人、殉人和各种宗教及生活的习俗。
但实际上考古学表明情况正好相反，以原郑家坡文化面貌为主的先周文化形成之后，在考量文化性质最核心的因素——陶器层面上，不仅没有出现过什么明显的商化倾向，反而始终在不断地侵蚀和同化周边原有的商文化类型。
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同时间段周人势力的扩张，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分析。第一个阶段是周太王、王季时期，对应考古学年代中的殷墟三期后段（即武乙到文丁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周文王在位的前期，对应考古学年代中的殷墟四期前段（即帝乙到帝辛在位前中期）。
1、考古所见太王、王季时期先周文化的传播
对于太王、王季时期，周人势力的发展，最直观的反应就是观察太公迁居周原之后周人核心居住地岐邑附近周原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变化情况。而按照张天恩先生的观点，周原遗址分为四期。第二期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稍晚，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三期或略晚。即周原三期最有可能是商王武乙、文丁在位期间。
通过分析不同时间段出土的陶器类型是所占比例，可知周原遗址的第一期主导文化因素是商文化，也即邹衡先生所命名的“京当类型”。到第二期,刘家文化成了周原的主宰者，商文化因素似已全部消失(除铜器)。学者多将刘家文化看作羌人或“姜戎”文化遗存。
周原为刘家文化所据，拉开了商王朝西土沦丧的序幕,表明商王室已无力维持其对西方的统治,恰为周族崛起。于关中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至第三期，先周文化因素又在周原露头。与刘家文化并存。但后者的许多因素正在变化和消失，如洞式墓变为带头龛的竖穴墓；而前者的文化因素在增强。表明其向主导地位转化，并呈现出一种融合式的渐变。
《今本竹书纪年》武乙元年太王“迁于岐周”。虽然学者多以为《今本竹书纪年》为后出伪作，然据《古本竹书纪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
等,知王季活跃于武乙末和文丁时期，太王迁岐当武乙初年前后还是很可能的。这恰相当于周原第三期的范围。先周文化因素再次出现于周原可能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而反映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在陕西扶风发现的壹家堡遗址。这个遗址的第一期常常被认为是商文化京当类型的一部分。也基本上代表了商文化在历史上西进的极限。然而，孙华、刘绪先生的《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指出：
“壹家堡第三期遗存与前两期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前两期陶鬲中只占极少比例的尖裆鬲在本期成为鬲的主要形式,并且其形态也较前两期的尖裆鬲有所不同。”同时也肯定这种尖裆鬲是“刘家文化的显著特征，“在尖裆鬲分布区域内,商周时期活动着被称之为戎、狄的众多部族。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周人的祖先就曾居处于’戎狄之间‘,周人也正是与西戎的一支联姻以后,其势力才强大起来。”
而根据分期年代，壹家堡第三期的年代应对应殷墟三期中前段，即商王廪辛、康丁、武乙时期。在这一时期，代表“姜戎文化”的刘家文化强势东扩，驱逐了“京当型商文化”，在整个关中西部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也与殷墟所出的廪辛、康丁时期甲骨卜辞中记录的大量“羌方犯边”，商人势力大致成防守和收缩态势相吻合。然而，在甲骨卜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位商王也通过一些成功的防守反击重创了“羌方”，俘虏了若干羌人首领。而遭到打击的羌人将不得不考虑与刚迁徙到这里的新兴势力周人结盟以共同抗击商王朝。而周太王与太姜的联姻正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下，这也标志着周人与姜戎（羌人）联盟的形成。而这进一步造成了考古学上所见的，在殷墟三期晚段郑家坡文化（先周文化）因素又出现在周原遗址和壹家堡遗址中与刘家文化并存，且其所占比例高速增长，不断侵蚀同化原本占据主导的刘家文化。而原本从京当类型时期遗留下来的商文化因素，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殆尽。这可能反映了周人依靠其较高的文明技术（农耕和青铜冶铸）逐渐在联盟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且同化了大量源于更西部的姜戎（羌人）。
上面这些考古学事实基本说明了周人在迁居岐邑后，经太王、王季两代把自身势力扩展到整个关中西部的过程。
2、考古所见文王前期先周文化的扩张与同化
而在周文王统治的前期（帝乙至帝辛前期）周人的扩张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一方面，先周文化在关中西部的个遗址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周原、壹家堡、史家塬和王家嘴等遗址中皆是如此。
另一方面，商人在关中地区残存的所有据点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乃至发生了决定性的文化变异。以在《翦商》书中占有大量篇幅的崇国（老牛坡遗址）为例。实际上学术界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老牛坡遗址三、四期（对应武乙到帝辛时期）
“不会是由殷墟文化发展起来的”
（张天恩语），因为在这一阶段的所有陶器中，多数都有
“比较强烈的先周文化因素”
；相对应
的“商文化因素已明显处于弱势”
。而即便是在被认定为含有商文化因素的陶器中。真正带有同时期殷墟类型文化因素的陶器却相当之少，更多的所谓“商文化因素”还是从之前的早商二里岗类型中延续而来的。正如孔蜀筠先生所言：
“以数量最多的鬲为例，真正带有殷墟风格的陶鬲数量微乎其微，意味着这一阶段的文化性质与中原殷墟晚商文化之间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下面列出讨论这一问题的若干文段，以供参见：
孔蜀筠《试论老牛坡商代文化遗址》：
从老牛坡晚商部分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商文化因素此时已明显处于弱势，先周文化因素却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遗址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因素也比较强烈，无论是在陶器上，还是葬俗上，都呈现出十分独特的文化面貌。如果从陶器及葬俗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来看，尽管遗址中仍然含有一定的商文化因素，但来自先周的文化因素与本地文化因素的比重要远远高过商文化因素的比重，再加上若干来自于陕南及北方的文化因素，遗址的文化面貌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已经很难将它作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来看待。我同意雷兴山先生的意见，老牛坡遗址晚商阶段已经脱离了商文化系统，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特色的土著文化。”
雷长胜《郑家坡文化研究》：
老牛坡类型等也见郑家坡文化的弧裆鬲，且由早至晚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整体来看，商文化对郑家坡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减弱，及至郑家坡文化第五段商文化因素在郑家坡文化中消失，其时也正当京当型商文化退出关中西部地区。而随着商文化的衰落，郑家坡文化对其影响逐渐增强，体现了两支考古学文化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3、《翦商》书中相关错误论断一例之驳正
《翦商》作者由于这一关键性误判造成的错误论断是很多的，又如书中在谈到周文王被帝辛囚禁的原因时认为：
“现代史家一般不采用《殷本纪》的说法，认为是周族的强大引起了纣王的警觉。这种解释离现代常识更近一些。不过，周昌被捕时，周族还没开始大肆扩张，商人在老牛坡的崇国完全有实力管控或消灭它。”
同样的，作者所表达的这种观点明显还是基于他对周人和崇国势力对比的判断，但这只是一种严重错误的主观臆断。事实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如果我们姑且认为崇国（至少是崇国的统治者）还代表商人势力的话，那么实际上它此时不仅完全没有实力管控或者消灭周人。而且它在关中的传统势力范围已在周人的持续扩张中被蚕食殆尽，甚至它在其“都城”老牛坡遗址的统治也可能因先周文化的猛烈冲击而摇摇欲坠。
在老牛坡遗址中，尚且还能被认为带有商文化因素的陶器从殷墟三期中后期开始锐减，而先周文化陶器则在殷墟三四器保持强势增长。这些此消彼长的陶器正是这段历史进程的见证者。至于老牛坡四期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不过是晚商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扩散的一个自然产物。西至陕西周原遗址，南至江西吴城遗址，乃至僻处四川盆地中的三星堆遗址，都发现了相当繁荣的青铜冶铸产业。而实际上这些遗址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商王朝统治范围。老牛坡青铜产业的发展，既不能说明商王朝在此时更重视崇国，更不能说明商人势力在西土的重新振兴。实际上，通过对老牛坡和周原两处遗址的比较，也足以说明崇国的青铜技术相对于周人并无任何实质上的优势。
二、传世文献中所见周人势力的扩张
除了上述各种在考古学上呈现出来的客观事实，我们还能不能从史料记载中找到周人主观上谋划扩张自身势力与商王朝对抗的证据呢？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虞国的封建。
《史记·周本纪》称太王共有三子，即太伯、仲雍和季历。因为
“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
，欲传位给季历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主动避位出奔“荆蛮”。《史记·吴世家》中记载他们断发文身，自号勾吴，建立了吴国。太伯死后，传给仲雍，仲雍传季简，季简传叔达，叔达传周章。等到武王克商，就封周章于吴，另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
然而，杨宽先生就明确提出《史记》的说法是出于误传，太伯、仲雍应当是被周太王特意分封到虞地建立了虞国。
（杨宽《西周史》：
《左传·僖公五年》载：晋献公第二次假道虞国进攻虢国。虞大夫宫之奇对虞君进谏，讲到虞的历史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宫之奇所说“大伯不从”，原是不随从在侧的意思，因为已分封到虞去。《史记·晋世家》误把“不从”改作“亡去”，“亡去”即逃奔，是出于后人的误解。
）
又如《逸周书·世俘》载：
武王克商后，祭祀列祖列宗，“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即仲雍）、文王、邑考，以列升”
。
若按照通常的理解来看，《世俘》中
“太伯、王季、虞公”
的排序是很奇怪的——如果按照辈分长幼，仲雍当在季历前面；如果按照一般认为的地位尊卑，那太伯似乎不应该在季历前面。
杨宽先生在谈到这则史料时说：
“这样把太伯、王季、虞公三兄弟的神主并列而祭祀，而且太伯列于季历之上，可见对太伯、仲雍极其尊重，怎么可能是逃亡出去的呢？”
不过，在杨宽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我们似乎可以用合理的猜测对这一排序做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因“太伯、仲雍、王季”三兄弟的长幼次序几乎没有任何争议，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排序的主要依据还是地位尊卑。这意味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太伯的地位很有可能要高于王季。而这正与我们“太王封太伯于虞地建国”的猜测相吻合。按照这种说法，由于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记载太伯、仲雍的“出奔”发生在太王生前在位期间，这就说明虞国建立时王季尚未继承周邦国君之位。即太伯先于王季成为一国之长，那么在当时同为邦君（王季在位初年还未称王）的情况下，周人认为年长且更早即位的太伯地位较王季更为尊崇，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等到太伯去世，仲雍（虞公）接替他成为虞国国君之后。一来其即位时间当较王季晚，且仲雍为君时周人很有可能已经称王。而即然季历已为“王”，周人仲雍作为他的臣子，在祭祀时的第一位自然应较王季为卑。因此，《世俘》所载
“太伯、王季、虞公（仲雍）
”这一排序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此外，《诗经·大雅·皇矣》也可以佐证这一说法，其中有
“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等诗句。
杨宽《西周史》对此分析到：
“这是说上帝创立了一对的邦国，这一对邦国创始于太伯、王季（即季历）；还说季历能够发挥兄弟友爱的精神，也就是说能够相互合作，因而扩展喜庆的事，从而使得周受天禄而永不丧失，包有四方。”
从这里“作邦作对”的描述和“太伯、王季”的顺序也可以看出。在建国之初，虞、周两邦的地位，可以说是近乎平等的。而如此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太伯、仲雍畏迁/避位逃亡，出奔吴（虞）地，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
，形成国家的说法，显然还是由“太王精心谋划并主持了分封兄弟二人创立虞国的扩张计划”这一说法更合乎情理，更可信。
同样的，这也可以说明书中
“长子次子不愿迁居周原臣服于盛行人祭的商，故恐惧而与父亲决裂”
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且勿论如果他们早在太王时期就已经与周人决裂，怎么还会在后面的祭祀中享有那么高的地位。即使他们真的对改变习俗、尊奉商朝感到恐惧，须知追随太王迁岐的只是一部分周人，他们完全可以留在豳地而不随父亲搬迁。再退一步讲，即使在迁居周原后仍欲因此出逃，他们既可以回到老家豳地，也可以西奔投靠与周人传统习俗相近的戎狄羌人。而虞、吴二地都在周原之东或东南。不管兄弟二人最终到了哪里，怎么会因害怕商人而出逃，最后却南辕北辙地“逃”到了远比周原更靠近殷商的地方呢？由此可见此观点逻辑甚为混乱，实为无稽之谈。
同时，杨宽先生也指出虞国的封建对于周人扩张起到的作用是显著的。王季对于陕北、晋西北，乃至于远达晋中地区的一系列征伐，都有赖于
“与太伯所建的虞国友好合作，以虞国作为向山西地区开拓的重要据点。”
三、结语（可有可无的水字数）
综上，我们已经在考古学所呈现的先周文化传播的客观事实和文献史料中所见的周人扩张的主观谋划两方面，简要地分析了周太王到文王前期周人的发展历程和真实势力。希望能斗胆校正一下《翦商》中作者在有悖于基本史实的主观臆断下产生的若干谬误，尽可能对于朋友们阅读这本书及认识其中观点时小有帮助～
ps：至于此书中其他小瑕疵，如第九章 “3300年前的军营：台西”中提到青铜爵、青铜斝、青铜觚为商代常见的随葬酒礼器“三件套”。但实际上并无这种说法，真正成组的随葬酒礼器是“两件套”。早中商常见的是“一爵一斝”或“n爵n斝”，晚商时期变为“一爵一觚”或“n爵n觚”。（参见：
刘绪《夏商周考古》；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
）因其无伤大雅，兹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