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战犯中的名人：不争气的表弟、没当好的皇帝，一直喊冤的中将说自己有四个没想到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走出管理所，特赦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历时十六年、前后七批特赦人员名单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不争气的表弟”、“没当好的皇帝”，还有一个一直喊冤的，这个人是否真的冤枉，咱们还得从史料中去找答案。

没当好的皇帝是谁，读者诸君都知道，因为古往今来四海八荒，能从皇帝变成自食其力著作颇丰的文史专员，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位。

这位皇帝没当好，也当不好，那位表弟是不争气还是在赌气或者倔强，还真不好说，我们从《文强口述自传》中，还能感受到些许怨艾。

正像电视剧里刘安国（其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不断强调自己不是叛徒一样，文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回忆录中也是这么说的：“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文强一直认为自己不是战犯，还曾认为他到了北京不会进战犯管理所：“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总理，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总理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以上黑体字为文强回忆录原文，只是个别尖锐词句进行了修改，即使是修改后的文字，也能看出文强的不服气和失望。

周总理当时为何没见文强，具体原因不详，文强在特赦之后才知道，周总理一直都在关心他们：“全国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我：‘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文强这个在老蒋那里混到“中将副参谋长”之位的“不争气表弟”，在淮海战场确实没起到什么作用，被特赦后，才真正争了一口气，没有给他的表哥和周主任丢脸：专员办公室要成立学习小组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

文强和沈醉的回忆录都说得票第一当组长的是文强，对第二名是谁的记录，半壶老酒还是比较相信文强的说法：“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沈醉回忆录说自己得票第二），他也当选副组长。”

组长是文史专员真正的领导者，在文强原先一直由政协指定，文强来了之后才开始选举，他三次连选连任，当了十五年组长，他为此很是自豪：“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不争气的表弟终于走上正道争了气，他自己很满意，估计他的表哥、主任、同乡都会很欣慰，而他在黄埔四期的同宿舍林同学，已经看不到了。

文强是心中有数嘴上不认错，跟他一起在功德林学习且比他早出去十五年的另一位中将就不一样了——他一直在抱怨喊冤，直到一个老熟人出面后，他才不再喊了。

这个不停喊冤的中将，就是原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陈长捷，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介山。按照当时的尊称方式，有程颂公、白健公、李德公，但却没有人管陈长捷叫“陈介公”，有人叫了他也不敢答应。

陈长捷对老蒋不太感冒，但是对傅宜生却十分忠诚，在困守天津时相信“坚守就有办法”，最后在“忠烈祠”的地下室里被生擒活捉。

陈长捷被俘后，说自己有四个没想到：第一没想到东北野战军入关那么快；第二没想到张家口之战败得那么快，“傅总司令”那么被动；第三没想到天津工事那样坚固，却被解放军一夜之间突破；第四没想到解放军攻城第二天他就当了俘虏——按照他的设想，天津怎么也能守一周甚至半个月，那时候北平和谈应该也有个结果了。

在战犯管理所，陈长捷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应该跟当年北平的将军们一样，不算起义也算投诚。

陈长捷在被俘前一直跟东野谈判，只因为没有得到北平方面的首肯而拖延过久，这才被刘亚楼在二十九个小时拿下——当时天津的部分守军，如黄埔四期的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都已经背着陈长捷跟解放军取得了联系。

陈长捷认为自己守不住也跑得掉（刘云瀚就跑掉了），他之所以没跑，是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天津的意思，所以他才一直在等着北平“傅总司令”的消息，北平的消息没等来，却迎来了解放军“缴枪不杀”的呐喊。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陈长捷一直喊冤，还对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大倒苦水：“他自己在进行和平谈判，却叫我坚守不降，结果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已经造成了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后果，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见于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据说当时沈醉也颇有同病相怜之感：“当年我也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了，卢汉还不是把我抓起来了？”

结果有人当场拆穿：沈醉确实是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那只是他的韬晦之计，他在软禁的时候又跟李弥余程万等人结拜为七兄弟，准备找机会来个里应外合。

陈长捷也受到了批评：人家让你打你就打，让你守你就守，脑袋长在谁的脖子上？你守天津，拆掉、烧毁了城郊大量民房，还是不想负隅顽抗？你冤枉，那些家园被毁的天津百姓又怎么说？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自己当时怀有异心，所以1980年恢复他起义将领身份的时候，并没有交还特赦令：“有这个就足够了！”

陈长捷后来也想明白了：当年讲不得义气，愚忠的结果也不会好，自己输在了没看清形势，高估了天津的城防实力，说白了还是想守住天津，在投诚或起义时多一点筹码。

据沈醉回忆，傅部长到功德林的时候，陈长捷都是怒目而视一言不发的。陈长捷在特赦后才在傅部长的专门请他的酒宴上，不情不愿地表示了原谅：“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但我在监狱改造了十年，把脾气也改造丢了……”

陈长捷不再喊冤，是因为他终于想明白了一点：关键时刻，必须自己做决定，听别人的话而上当，责任还是在自己，我恨“傅司令”，林伟俦和杜建时就不该恨我吗？

陈长捷冤不冤枉，历史已经给出了定论，但是半壶老酒还是有一些问题要请教读者诸君：如果陈长捷不是一直等待北平的命令，而是直接跟刘亚楼达成协议，他是不是就会被定为起义将领？1959年授衔的时候，他肩膀上会有几颗星？沈醉要是真心起义，又怎么会跟李弥余程万等人结为七兄弟并对相关人员的脱逃默不作声甚至提供帮助？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特赦后很多人都当了文史专员，抚今忆昔都是感慨良多，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这些人在1948年、1949年，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