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家大院》叙事策略
《柳家大院》是老舍的一篇短篇小说，其叙事风格独特，通过王家小媳妇的死，刻画了住在“柳家大院”里的各具特色的底层人物形象，着重体现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家庭地位，以小见大地反应了1930年代的北京的底层老派市民的深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与在封建宗法统治阴影下思想的结合，碰撞，冲突，矛盾的社会生活。
一、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世界点化为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为序列。这里所谓语言的透视镜、或文字的过滤网，就是视角，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老舍在小说《柳家大院》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视角。
《柳家大院》开篇就交代了叙述视角承担者的身份即邻居算命先生，“我”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叙述者。这种叙事视角以“我”的口吻讲述故事，直接阐述“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悟，巧妙地拉近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使读者得到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从而更能理解并接受“我”的行为与想法，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随之增加。“在我所称作的语气和语态之间的令人遗憾的混淆，即谁是叙事文中观察者的问题和完全不同的谁是叙述者的问题之间的混淆。”[1]算命先生是个固定的观察个体，在这部作品中故事由他观察，也由他讲述，算命先生不仅叙述了他所熟悉的大杂院生活境况，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经济环境，为小说定下一个灰暗的底色，而且还介入到某些情节中。叙述者在客观地描述了小媳妇“长得像搁陈了的窝窝头，一脑袋黄毛，永远不乐，一挨揍就哭，还是不短挨揍”[2]292之后，明确告知“我说过她像窝窝头，这可不是拿死人打哈哈。我是替她难受，替和她差不多的姑娘媳妇们难受”。[3]292随着进一步讲述，读者会无距离感地看到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的悲剧。然而这种内聚焦视角也有局限性，就是无法深入地剖析他人的思想，内聚焦叙事视角“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4]27读者只能由算命先生的视角去旁观这一悲剧，却无法真正了解到这些人物的真实想法，叙述中更多是一些主观推测，如“就拿媳妇们说吧，娘家要是不使彩礼，她们一定少挨点揍，是不是？”[3]291与此同时，这种推测和真实性的空白使叙述获得了某种意蕴，如“小王也回来了，十分象个石头人，可是我看得出，他的心里很难过……看着点什么——别人都看不见的一点什么。”[3]296这个愚孝的王家儿子看似茫然怅惘但眼里也仿佛有了觉醒的星火。此时的算命先生有点高深莫测的“说书人”的味道，他独揽叙述大权，只向读者透露他觉得必要的信息，如他自述只提三家就足够。小说结尾也写道“等着看吧。看二妞能卖多少钱，看小王又娶个什么样的媳妇……”[3]298这些不想说的都留予读者自由联想解读。
二、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
“叙述者指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他与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4]36根据叙述者与所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看，算命先生属于同叙述者，他作为旁观者絮絮叨叨地评讲着这个灰暗生活场所发生的一切：张家、王家和自己都过着苦日子，老王在洋人家做帮工，自诩为“文明人”，要做足公公的气派，加上还不清小媳妇娘家使彩礼的亏空便拿小媳妇出气，王家女儿二妞心理变态，千方百计地挑拨石匠哥哥打嫂子。在王家人的虐待和旁观者的精神摧残下，邻家的王家小媳妇上吊自杀了，热情的张二嫂却被诬陷害死小媳妇，最后被赶出了柳家大院。这种同叙述者形象拉开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增加了小说的客观性，使其更加耐人寻味。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划分，算命先生又属于干预叙述者，“干预叙述者具有较强的主题意识，它可以或多或少自由地表达主观的感受和评价，在陈述故事的同时具有解释和评论的功能。”[4]49算命先生讨厌大杂院的人穷嚼；讽刺老王的洋奴心理，反感老王为自己混着洋事显摆，更厌恶他为学“文明”变着方虐待小媳妇……
真实作者与其创造的叙事者之间总有诸多联系，“所谓叙述者无非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灵投影，或者他故弄玄虚的一种叙事谋略”[1]200老舍在塑造算命先生的时候也不露声色地代入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自然而然地渗透了自己的情绪和感悟。“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他们这群男女信这个！怎么会信这个呢？谁教给他们的呢？哪个王八蛋的‘文明’可笑，又可哭。”[3]294显然算命先生这样的言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老舍对妇女悲剧生活的同情和对封建毒害者的控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虚构的叙事作品中，叙述者也是虚构之物。在这种封建宗法和封建道德意识的怪圈中，算命先生骨子里对王家小媳妇遭受的这种虐打行为并没有多少非议，毕竟谁叫老婆吃着男子汉，谁叫娘家使了彩礼!他更多时候也选择自私、怯懦地冷眼旁观，就像其他冷漠的看客一般，这般看来还不如张家嫂子。正是这种处境使小媳妇更加心灰意冷，绝望至极，只能以死作消极反抗。如此叙述者的解说与隐含作者的整体价值体系便产生了冲突。隐含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叙述者对故事人物的批判和讽刺，但更深一层，他对叙述者也表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以说隐含作者颠覆了叙述者构建的情感框架，使叙述者成为被讽刺、被否定的对象。
除明显不等同于作者的叙述者以外，这部小说中还存在着不同于读者的叙述接受者。“叙述接受者是叙事文内的参与者，是虚构的，而读者则是叙事文外的真实存在，是现实生活中千差万别的人。”[4]54文中算命先生有时直接用第二指称叙述接受者，“你看，老王学‘文明’人真学得到家，能瞪着眼扯谎。”[3]296“房东一转身，你听她那个骂。”[3]292而更多时候叙述接受者的信号则是表现在算命先生的语气上,他在文中多用疑问或反问句，如“越穷，孩子越多，难道穷人就不该养孩子？”[3]292“老王第一个不是东西，我不是说他好吹吗？”[3]292“小媳妇屋里的东西还多得了吗？”[3]294这样的口吻能激起叙述接受者的反应或者调整观点。算命先生是故事叙述者，那些以群体形象出现的听热闹的人则是叙述接受者。叙述接受者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叙述者的性格，算命先生以说书般的方式将王家小媳妇的悲惨遭遇讲与这些看热闹的看客听，这何尝不是一种穷嚼，他将自己视为“文明人”中的一员，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着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却从未真正付出行动阻止过，反而是找各种借口博得叙述接受者的认同，“平日他们吵闹我不管，管又有什么用呢？”[3]294总之，叙述者本身就是一个对现实不满但思想仍然愚昧落后的小市民形象。老舍正是这样对算命先生这样半文明的无作为的看客也作出了深刻的审视，从而加深小说对国民性弱点批判的深度。
三、叙事时间
现代叙事学理论认为，小说是以时间符号为表达媒介、以时间文本为主导的本体形态。“叙事文属于时间艺术，它须臾离不开时间……时间因素与叙述者一样，是叙事文的基本特征。”[4] 63叙事时间就是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的节奏和状态。
时限
热奈特说：“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时间。”[2]一部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种时间，即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时限研究故事发生的时间长度与叙述长度的关系。”[4]75从叙事时限分析，老舍的《柳家大院》在叙述中心事件时主要用的是等述，王家小媳妇从被公公和二妞欺负到吊死这些内容的叙述时间都与故事时间基本吻合，具有事件的连续性和画面的逼真性。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对时间有意无意进行了省略，而是重点论述同时发生的若干不同的行动和情节。通常来看，王家小媳妇上吊自杀为本文的中心事件，交代完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人命事件及其中原因之后文章应该就此结束，但老舍并未就此住笔，而是继续交代了之后发生的事——老王儿子续娶要缴纳彩礼，小姑子得出嫁赚彩礼；王家媳妇上吊惊动了房东，房东趁机赶走了拖欠房租的张二一家……新嫂子要进门，小姑子要出嫁，张二要搬迁，这些事件集中在小说的最后几段书写，几乎变成了同时发生的事件，可见这些事件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逐一来进行的，一切都源于小媳妇的上吊自杀，小姑子出嫁并不是因为到了出嫁的年纪，而是在可嫁也不可嫁的年纪上为赚娶新嫂子的彩礼而嫁人的，这些事情被老舍几笔带过，热奈特认为叙事文的速度是根据故事的时长（用秒、分钟、小时、天、月和年来测定）与文本长度（用行、页来测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显然在《柳家大院》中叙事速度变快了，这种叙述运动就是概述。“概述具有加快节奏，拓展广度的功用”[4]78概述使读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全面的信息，由此看到了故事的远景，小姑子二妞大概也要步王家小媳妇的后尘，张二搬迁后的日子大概会更不好过，张家嫂子可能也老会被张二揍，即将进门的新媳妇以后的境遇不知会不会比之前的小媳妇好些……除了概述，小说中还有许多静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即“叙述者丢下故事进程不管，自己站出来发表演说，或做抽象议论”[4]84，如“‘文明’是三孙子，话先说在头里。”[3]291“老王第一个不是东西。”[3]292“小媳妇总算死得‘值’。”[3]297整篇小说将等述、概述、静述等多种叙述运动融为一体，使《柳家大院》呈现出独有的风格，足可见老舍驾驭故事时间的能力。
时序
叙事时序是文本展开叙事的先后次序，是叙述者讲述故事的顺序。老舍的小说一般采用连贯叙述，但《柳家大院》却是他为数不多运用倒叙的小说。倒叙属于逆时序的一种，也叫闪回，即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小说开篇就透过叙述者算命先生告诉读者“这两天我们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3]291，由此追叙昔日的事件与人物，打乱了事件发展的顺序，造成了强烈的悬念，因而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紧接着作者笔锋陡然一转，打头说起，由算命先生自报家门，描述柳家大院的情况，简洁地点明了大院的杂和穷。然后重点介绍了柳家大院里老王家和张二家的经济情况以及主要成员概况等，为故事提供了矛盾冲突的环境基础，接着将小媳妇上吊自杀的前因后果叙述出来。这部小说中的闪回叙述的是开端时间之后的故事，因而属于内部闪回。小说中还运用了一些小的插叙，如介绍张二一家情况时对孩子们的描写，虽是着墨不多，但却鲜明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那些生之微末的北京底层市民生活的苦难景象。叙述者的叙述内容囊括了整个故事，从头说起, 娓娓道来,但又不是平铺直叙，其间矛盾纠纷不断但全文又十分顺畅而自然，完美地展现了老舍独特的叙事技巧。
频率
频率原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在叙事文研究中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叙事频率是《柳家大院》叙事时间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部分。一般而言频率的出现又加深小说的感情色彩，推动了情节发展的作用。在《柳家大院》中，“打媳妇”以及“文明”出现的频率最高。老王家的小媳妇起来晚点就是一顿揍，老王上工去二妞就处处找嫂子麻烦，常常拧她胳膊，小王十天半月回来一趟一定要揍媳妇一顿，张二嫂被诬陷惹祸又被张二好打一顿。算命先生将自己和老王算作柳家大院里最“文明的人”，但“‘文明’是孙子，”老王家帮洋人做事，“事事他老学那些‘文明’人”，“他闹气，不为别的，专为学学‘文明’人的派头。”，“哪个王八蛋的‘文明’可笑又可哭”，最后又再次强调“‘文明’是孙子”，这样看“打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成了“文明”。在《柳家大院》中，这种重复明显产生了一种象征意蕴或主题思想：即王家小媳妇遭受不仅仅和穷有关,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文明”在作怪，这“文明”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加上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是它毒害着底层劳苦人民的心灵，酿制着生活的苦酒使像小媳妇这祥的“苦人”走上绝路。
结语
《柳家大院》是部段短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但老舍通过巧妙独特的叙事技巧建构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距离与冲突，营造了“看与被看”的多重审视模式，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现实性，深化了小说批判半文明的封建文化的主题思想，激发了读者的悲愤与哀叹以及对那个“吃人”时代的深刻思考。
[1]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热奈特.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老舍.柳家大院 [M].// 老舍作品集小说卷.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
[4]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