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历史--商鞅变法成功的内核是什么？
商鞅变法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秦国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得益于商鞅所创的制度。封建王朝两千年的制度，都是延续秦朝的制度，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百代多行秦政法”。深刻影响中国封建制度的“秦政”，其雏形也是源自商鞅的擘画。
那么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呢？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缺一不可。（分四期阐述，本文是第三期）
第三，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
改革需要统治者雷厉风行，不然就无法对庞大的旧势力予以致命打击。但改革也必须讲策略，根据新旧力量的对比采取适宜的改革政策。试图有所作为的统治者，感触于国家所面临的危急局面，往往容易以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推进改革，希望全盘、迅速地改变陈腐的体制。其心态可嘉，但这种改革的方式不足取。尤其在改革之初、保守势力庞大时，过激的改革会触动多方面的利益，从而招来四面八方的攻击，很容易导致改革的流产。清末戊戌变法正是如此。在变法的短短一百零三天里，光绪帝一连发布了上百道变法政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尤其是官制改革一项，让大量守旧官员心惊胆战。终于在这些守旧官员的推动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被扼杀了。还在变法期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便指出，其兄康有为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导致“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一味追求改革速度，反而逼出了吞噬改革的恶魔。
相较之下，商鞅变法的推动则平稳得多。秦孝公之前，秦国已开始进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改革。例如，在公元前 408 年，颁布了“初税禾”的新税制，打破了公田与私田的界限，开始向地主所占有的私田收税，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人。秦孝公之父献公在位时(前384-前362)，面对着东方魏国的强大威胁,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在即位之初，献公便宣布迁都，以摆脱权贵势力的掣肘。接着，宣布“止从死”，废除野蛮的人殉制度;整理户籍。将农民按照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以便于征兵和收税;“初行为市”，政府开始颁布政策、制度，推动市场的发展;扩大县制，新设四个县，加强中央集权。秦献公的改革，令进入战国时代后一直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初步得以稳定，其中的若干条改革措施也成了商鞅变法的预演。
商鞅变法之前虽已有这样的基础，但秦献公的改革，其深度和广度是无法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的。对改革者而言，发动这场改革仍需谨慎行事。上文所述公元前 359年商鞅与守旧官员甘龙、杜挚的辩论，一方面是改革派的公开宣言，另一方面也是对反对派力量的评估。在这场辩论之后的三年里，改革派没有贸然启动变法，而是一直在进行改革的准备。经过精心酝酿，公元前 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变法后，秦国国力日强，在对外战争中也屡屡获胜。公元前 352年，商鞅因功升任大良造，这是相当于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在取得了更高的国内威望和权势之后，商鞅于公元前30第二轮改革。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一轮改革虽已从推行军功爵制等方面对守旧贵族势力造成重大打击，但其力量仍然强大;新一轮改革如果不能对其进一步予以打击，那么一旦国内政局动荡，旧势力将很有可能卷土重来，推翻改革的一切成果。对比这两次改革的措施，可以看出商鞅的确在深化改革上煞费苦心。
首先，商鞅效仿秦献公迁都之举，说服孝公迁都到咸阳，以远离旧贵族势力强大的旧都。其次，明确宣布废除井田制。第一次变法中有奖励耕种、奖励垦荒的政策，即鼓励农民占有更多私田。经此改革，私田面积愈多，公田则相对减少，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井田制的条件也就逐渐成熟了。再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县制。献公时仅在个别地方设县，而商鞅则将县设到全国各地。从此，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僚开始取代贵族开始在地方掌握权力。县制的推行，使中央牢牢把握住全国大部分的耕地和农民，也就是掌握了财源和兵源，从而压缩了旧贵族在地方的活动空间。再次，改革税法，向贵族征收更多赋税。战国时的贵族有豢养食客的风气，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其家中食客人数皆有千人之众。秦国的贵族也有此习俗，这是对君主专制的潜在威胁。为此，商鞅宣布，“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按照食客数量征收人口税，并加重其承担的徭役任务。这样使得贵族无力豢养食客。而那些“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就不得不离开秦国或亲身从事生产，这对秦国社会的稳定和财富的增多都有积极作用。最后，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第一次变法时商鞅宣布“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是从提高税负的经济角度激励耕种、抑制宗族势力。而第二次变法则直接出台法令，以法律形式严令禁止聚族而居。该举措无论是对扩大政府税源，还是对增强政府对地方的控制都有正面意义。
相较第一轮改革，商鞅所主持的第二轮改革明显深化了许多。这些举措进一步打击了守旧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大大推动了秦国向封建专制政体转型的进程。整个变法过程中，守旧势力始终没有对变法产生重大挑战，这与秦孝公和商鞅采取的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是有密切关系的。尽管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即遭新任君主处死，但变法时确立的新法并未因此而废止，可见改革势力在此时已经成长了起来，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果也已被多数人所认可。秦国的封建制度已经不可逆转地确立了下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执政者不能借口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就忽视社会上对改革的呼声，更不能故意拖延改革。一旦控制不当，民众因改革诉求得不到回应而生出的怨气越积越多，就会使激烈的社会革命取代改革，推翻政府取代改良政府，成为民间新的主流政治诉求。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大量的民间人士认识到国家要求得富强，仅靠枝节上的改革不足以奏效，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专制皇权体制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起声势浩大的上书请愿活动，向清政府呼吁速定宪法、速开国会、速行宪政。在民间立宪派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终于在1908年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待九年后立宪准备完成，即行宪政。然而，上层统治者在筹备立宪过程中，却并无真心实意的表现，反而加紧了揽权的过程。这让立宪派大失所望。1910 年，他们重启请愿运动，要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以国会监督政府，加快宪政步伐。对此，清政府的态度是冷酷的，不但以民智未开这样荒唐的理由拒绝了请愿要求，甚至将部分请愿代表关押、流放。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了，但立宪派也借此看清了清廷立宪的虚伪。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抛弃了清政府，毅然加入革命的阵营之中，为推翻清朝统治而奋斗。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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