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教堂 A Igreja dos Clérigos
本系列为笔者在波尔图所游览之景点介绍,再辅以所见所闻。笔者习惯于参观完一处景点后,去纪念品商店购买介绍书籍。专栏会基于所买书籍来写,若有不足之处,还希望请大家指出,谢谢!(全文5k+字,多图预警)
书籍展示

建造历史
整个教士教堂由教堂、“教士之家”和钟楼组成,由波尔图的贫穷教士兄弟会(Irmandade dos Clérigos Pobres)提议建造。该兄弟会在1707年由慈悲圣母贫穷教士兄弟会(Confraria dos Clérigos Pobres de Nossa Senhora da Misericórdia)、圣斐理伯内里兄弟会(Irmandade de S. Filipe de Neri)和锁链中的圣伯多禄贫穷教士兄弟会(Confraria dos Clérigos Pobres de S. Pedro ad Vincula)合并而成。
(这里可能有人会对同译为兄弟会,但用词分别为confraria和irmandade有疑问。confraria是一种非正式的宗教慈善组织,成员筛选也相对宽松;而irmandade则是正式登记为法人,并有正式的规章管理制度的宗教协会)
初期,兄弟会面临葡萄牙大多数神职人员的困窘:没地。他们不得不挤在借来的波尔图慈悲堂里。实际上,兄弟会打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划建造新教堂的事,毕竟谁也不希望寄人篱下过日子,干什么都要看慈悲堂的脸色属实遭透了,但他们这个愿望一直到1731年才实现。
1731年5月31日,兄弟会在会议上正式决定在奥利瓦尔城门(Porta do Olival)附近修建自己的教堂。而设计方面,他们却交给了一个从未设计过教堂的意大利人——尼科洛·纳索尼(Nicclò Nasoni)。
纳索尼在1691年出生于托斯卡纳大公国,21岁时在锡耶纳主教座堂为亲王斐迪南三世·德·美第奇制作了灵柩台。后来纳索尼前往马耳他,负责瓦莱塔宫殿的天花板画。当时马耳他骑士团大团长是葡萄牙贵族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德·维列纳(António Manuel de Vilhena),日后纳索尼前往波尔图发展,很可能与维列纳有关。纳索尼抵达波尔图的具体时间不明,只知道他从1725年11月开始在波尔图主教座堂作画;同时也开始接触建筑设计,比如喷泉、豪宅、花园、教堂立面等等。虽然他从未独立设计过一整座教堂,但纳索尼会用自己的才能证明自己。
很快,在作出相关决定不到一年后,1732年4月23日,教堂正式动工。最初几个月,工程相当顺利;但几个月之后工程突然变慢,甚至完全停滞下来。倒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典中典之互相拆台——圣伊尔德丰索教堂担心新教堂会压自己一头,便“说服”了地基建筑师“忽视这项工程”。(有趣的是,纳索尼也负责过圣伊尔德丰索教堂的部分工作,该教堂如今也是波尔图的景点之一,而且圣伊尔德丰索的担心成真了)因此,兄弟会在12月22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们毫不客气地直接炒了地基建筑师的鱿鱼,让纳索尼的前同事兼朋友接替了职位。虽然这两座教堂都是天主教教堂,但是两者在建筑风格上完全迥异,用艺术史学家罗伯特·C·史密斯的话来说:圣伊尔德丰索教堂代表了了“17世纪前反宗教改革的严酷压迫”,而教士教堂“唤起了新巴洛克风格的温暖与欢乐”,也难怪圣伊尔德丰索教堂的人会看新教堂如此不爽了。
实际上,纳索尼面对的挑战并不小,教堂选址的地形略微抽象:一条(这个量词毫不过分)狭长陡坡,他要发挥自己毕生所学来展开工作。纳索尼利用陡坡,用于呈现教堂立面的威严,尤其在坡下仰视的时候;而且他因地制宜,放弃了葡萄牙教堂的修建习惯,把常常位于立面旁边的塔楼移到了后面。同时根据罗伯特·C·史密斯的发现,教士教堂与瓦莱塔的圣雅各教堂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认为纳索尼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圣雅各教堂。

1748年3月8日,兄弟会终于离开了寄居四十余年的慈悲院,搬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教堂,并于6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弥撒。但此时兄弟会的财政状况不能说差强人意,只能说空空如也;所幸成员们慷慨解囊,零利息借给兄弟会,使工程得以继续下去。到了1750年,教堂的工程结束;1763年,小型医院和钟楼也陆续完工,整个教士教堂大功告成。
关于教师教堂的修建有一件轶事,纳索尼的设计是无偿的。而且除了规划设计,他还亲自画了许多详细的图纸,施工的每一步他都会亲临现场,对工程作出及时的调整并提出建议。根据一份1743年的文件,纳索尼被吸纳为兄弟会的一员。最后,纳索尼本人也下葬于自己的作品下。

教堂外部
教堂正面为19世纪改建的双层楼梯,上有花瓶石雕。原为简单的直接通向街道的楼梯;在1753年的街道改建后,阶梯被迫也随之重建。(拖了半个世纪,这很葡萄牙)
整个教堂立面被分为两层。下层有两个侧窗,其上方有植物雕饰;中间是一个大窗户,其下方为地下室,即洞穴圣母小圣堂(Capela da Nossa Senhora da Lapa)。上层中间窗户雕有一放在石质垫子上的三重冕,这既可以理解为是教宗克莱孟十一世在1710年准许兄弟会成立的象征,也可以理解为是兄弟会的主保圣人,同时也是第一任教宗圣伯多禄的象征。窗户两侧的贝壳形壁龛内是圣伯多禄和圣斐理伯内里的石灰岩雕像,但这二位是后来者:1763年,原来的二位前辈由于“与教堂的艺术尊严不符,而且是畸形的”,并且违背了“本教区的法律”而惨遭下岗。 在龛楣上有一个环绕着植物的花岗岩大徽章,上面刻有AM(Ave Maria)的字样。最上方中间是教宗十字架。

洞穴圣母小圣堂虽然是建筑群的一部分,但通常被认为位于教堂外部。有趣的是,洞穴圣母虽然Made in Portugal,但教士教堂里的却是在1754年由圣保罗主教座堂的安杰洛·德·塞奎拉(Ângelo de Sequeira)教士带来的。在1834年11月17日的会议上,兄弟会决定要把成员埋在教堂,但当时的法律禁止在教堂内下葬,因此小圣堂成为了绝佳的选择。现如今,教士教堂的设计师,尼科洛·纳索尼就长眠于此。

教堂内部
进入教堂后,首先会在门廊看到一尊总领天使圣弥额尔的雕像,但左手的盾牌被偷走了。

在主祭坛的柱顶上方的拱形上有着上帝之眼;两个柱子分别站着我们的“老朋友”:锁链中的圣伯多禄和圣斐理伯内里,不过它们是18世纪的木雕。在中间的棕色锦缎后藏有1752年由里斯本红衣主教托马斯·德·阿尔梅达(Tomás de Almeida)捐赠的三世纪殉道者圣伊诺桑斯(Santo Innocence)的圣髑。(当然,基督教很多所谓的圣遗物懂得都懂,看破不说破就好)

在中殿有几个侧祭坛,它们建于1749-1764年间。首先是在整个意大利都很受欢迎的圣安德鲁·阿韦利诺(Sant'Andrea Avellino),他主要是预防猝死和中风的主保圣人;两边是圣尼古拉和圣埃米迪乌斯,后者是拿来对抗地震(有可能是里斯本大地震PTSD)。

其次供奉着圣亚纳,身旁站着圣玛利亚,怀抱婴儿耶稣。两侧立着圣本笃(右,欧洲和隐修士的主保圣人)和圣保禄(左,外邦人的使徒)。

(来自《Clérigos》)
接着是七苦圣母祭坛,两边是施洗圣若翰和使徒圣若望。下方摆放着釉质死亡基督,过去耶稣受难日时会抬出来游行。

说完祭坛,接下来就是唱诗班座位,它们由红木制成,且带有浓厚的路易十五世风格。头顶上就是巨大的高级管风琴。根据兄弟会在1748-1749两年的账目上记载,他们向一名叫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Dionísio Soares)的人支付了六万雷亚尔(1430-1911年间葡萄牙流通货币),“用于支付教堂管风琴的费用”。
主祭坛左侧通道通往祭衣间。该房间于1752年修建完毕,1770年进行了扩建。墙边一侧是与房间几乎等长的黑木柜子。 根据记载,兄弟会还买了七个“用来装糖的箱子”(指从巴西购买的大箱子,不得不感慨葡萄牙人奇奇怪怪的代词)。在正中央还有一尊18世纪的耶稣受难彩色木雕;其左侧是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圣嘉民·德·雷列斯,他因创建灵医会而闻名,1930年被教宗庇护十一世宣为医疗系统的主保圣人;右侧是臬玻穆的圣若望,1393年被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淹死在伏尔塔瓦河。后世说他是由于担任王后的告解神师,国王认为王后给戴绿帽,但他拒绝透漏秘密而亡,后来他也成为了反诽谤的主保圣人。
(当然这是天主教后人所写,既无具体日期,也无王后姓名,很多历史学家,特别是新教徒认为是演义。笔者更倾向于若望死于政斗:瓦茨拉夫四世支持阿维尼翁教廷,而若望和他的上司布拉格总主教忠于罗马教廷;且当时布拉格总主教准备违背瓦茨拉夫的意愿,将若望任命为一所重要修道院的院长。)

祭衣间还有一尊18世纪的英国时钟,上面有仿中式漆器的绘画;不过画是波尔图人自己在19世纪加上去的。


“教士之家”
1734年8月26日,教宗克莱孟十二世批准了“教士之家”项目。教堂完工后,兄弟会开始考虑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但一直到了1753年12月13日,兄弟会才在会议上决定开始施工。纳索尼很快完成了设计和建造工作;1758年竣工。
首先进入的是二楼的会议室。南墙上有一个18世纪的彩色神龛,供奉着升天圣母;剩下三面墙还挂有该兄弟会成员和捐赠者的油画。中央是巨大的会议桌和织锦缎皮椅。

来到三楼的医院,门梁上写着“Non te pigeat visitare infirmum”(“不要延迟看望患病的人”,摘自《德训篇》)。1754年3月2日,在“教士之家”竣工的四年前,医院就接收了第一名病人。1771年5月31日,教宗克莱蒙十四世给予医院祭坛特权;不久之后的1778年,庇护六世又赦免了在医院死亡的人。根据一份兄弟会1762年的文件记载,医院有一张“挂着锦缎的”红木和三张胡桃木病床;到了1770年,胡桃木床也被“时尚风格”的红木床取代。后续订单还有另外三张“带有雕刻床头板”的红木床以及两张供“医务人员睡觉用的彩绘手推车”。贫穷的教友如果想入院治疗,那就必须提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诊断证明;如果患的是传染病,那这位倒霉蛋只能在家接受治疗——所幸相关开支由兄弟会承担。最后一名有记录的患者是于1828年7月9日入院,一年后该医院被废弃。快一百年后的1924年,这里被波尔图主教安东尼奥·巴博萨·莱昂改造成神职人员的住所。

从2楼通过一段狭长的走廊,就能抵达环绕教堂四周和位于主祭坛对面阁楼上的的唱诗班区,这里绝对是欣赏和出片的最佳位置。同时在上面还展示着一件18世纪的斗篷和一件19世纪的无袖长袍,因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作出的改革,这些法衣已经不再符合要求,就此成为展品。同时一起展出的还有纳索尼自己制作的用于濯足节的巴洛克式镀金圣物木箱。



钟楼(教士塔)
和大多数欧洲城市一样,波尔图的标志性建筑就是教士塔。 为了这座钟楼,兄弟会可以说煞费苦心:为了供应建造所需的石料,兄弟会干脆直接买下一处采石场;等到了1763需要钟的时候,兄弟会又开了自己的铸钟厂。在其建造时期,它是全葡的最高建筑,甚至远超当时的巴黎圣母院、圣叙尔皮斯教堂等诸多建筑。教士塔高75.6米,共240级台阶;在塔顶可以360°无死角俯瞰整个波尔图。1910年,教士塔被列入国家历史文物。

塔立面朝西,入口上方有一个用花环装饰的圆形浮雕,刻有拉丁铭文,是圣保禄写给罗马人的一封信里的话;其上方就是圣保禄雕像。

在第一个钟房上方,是一个印有AM和圣伯多禄的钥匙的盾徽。再往上的时钟也很有故事:1833年波尔图围城战(波尔图围城战,从1832年7月到1833年8月,效忠于佩德罗四世的自由派军队被米格尔一世的王军围攻于波尔图长达一年之余;最后因友军在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地区登陆,王军被迫撤军,波尔图宣告解围)结束后,作为保守势力的天主教会的地位一落千丈,财产纷纷被充公或拍卖。波尔图市政厅当时就相中了一个时钟,于是向佩德罗四世申请安装在教士塔上,“作为城市的钟表”。纳索尼没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根本没想到后人会安装这个东西,于是市政厅不得不对钟楼进行改造;不知为何,没多久钟就停了。兄弟会向市政厅请求修理它,但官爷们理都没理,于是波尔图的标志性建筑挂了一个不会走的钟。过了一百二十年,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兄弟会的强烈要求下,这才换了一个能走的钟。

塔上还有一个由臼炮、扳机、细绳和透镜组成的“正午仪”,其工作原理为正午时分透镜聚光烧断绳子,松开扳机,引爆炮内火药,提醒全城人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后来随着葡英贸易日益紧密,每个月英方船只会带着汇票和新订单来到波尔图。为了及时做好相关准备,兄弟会会协助商人们,在英船靠近时升起两面旗,用于提醒。
1872年,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访问波尔图时就曾登顶;1919年“北方王国”(1919年在波尔图爆发的反革命叛乱,仅持续了25天)时期,共和军的水上飞机往城内投放传单,叛军曾试图在塔顶用机枪射击飞机。当然,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当属在1917年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广告电影:《云端下午茶》(Um Chá Nas Nuvens)的拍摄地。当年10月,波尔图当地的一家饼干厂找到导演劳尔·德·卡尔德维拉(Rual de Caldevilla),说自己积压了大量饼干,希望他能想个主意。卡尔德维拉找到了两个来自加利西亚的杂技演员:何塞·普尔托亚诺和他的儿子米格尔。卡尔德维拉让二人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爬到最高点,在十字架上喝茶吃饼干,最后把传单撒向地面。超过15万人见证了该拍摄过程,12月电影上映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旅游贴士
教士教堂的纪念品商店有卖纪念币,是货真价实的欧元,只不过面值是0,但属于限定品,也很便宜(没记错才2欧)。

爬钟楼的楼梯一定要小心!毕竟都两百多年了,虽然葡萄牙人很自豪地大吹特吹了他们自己在2012年的修缮维护工作,然而……


关于教士教堂暂时就先这些。本来第一篇想写证券交易所宫(Palácio da Bolsa),但是因为个人语言能力不足以及照片匮乏(这里是要全程跟着讲解员且不能走回头路,根本来不及拍照),所以被迫放弃。下一篇目前打算写波尔图慈悲堂博物馆(Museu da Misericórdia do Porto,当年教士兄弟会就在这里“临时”待了四十多年),但因为美术品众多,本人在此方面毫无造诣,几乎没拍什么照片;不过慈悲堂本身和专业研究内容有关,还是乐意分享,所以到时候会大量使用来自博物馆官网的照片。感谢各位耐心读完本文,有什么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