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论文《吕岑会战考古：对十七世纪军事物质文化的考察》，第八章；部分内容作删减与改动；分作三部分

前言：

  对古战场的考古为史料提供了重要而颇具价值的补充，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是对战役本身的评估变得更为复杂。因而，战役中的独立事件依照事件顺序进行讨论，首先根据历史资料，然后根据考古资料，随后将两者相结合以协调重构事件本身。出于这种复杂，一些如瑞典军队的老蓝旅的行动将分作不同的部分进行讨论。下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叙述战斗的四个阶段——瑞典军队抵达战场、发动进攻、帝国军队发动反击、瑞典军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瑞典军队的抵达：“吕岑之雾”

  主要基于次级史料的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大雾对战斗战场了决定的影响，推迟了早上的战斗，而在中午时分重返时又掩盖了瑞典军队或者帝国军队的溃败，瑞典国王则失踪在这篇浓雾之中，再未现身。迄今为止“吕岑之雾”（Lützen fog）的传说仍是当地作为秋季浓雾的表达。这种水雾由于湿度过大而导致的局部气象现象，常于11月份出现于吕岑的大平原。虽然此是额外的证据，但历史资料甚至目击者的证词都与战斗期间这场雾的持续时间和性质非常不一致。

  只有Dalbier与瑞典总部两位目击者报告称会战当日的上午有雾，但只是现身于晴空之后；而据Dalbier所说，雾气一直持续到了早上9时，随后在10:30又重新出现，这与弗利特伍德的证词相矛盾，后者称直至上午10时都是晴空。而就在战斗开始时，如迪奥达蒂与法布里奇乌斯所称则中午时分前后都有雾气，另外还有十三名目击者称当日根本不起雾。

  尽管目击者的描述存在差异，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在黎明时分并不起雾，而古斯塔夫也不敢在得到关于敌方熟悉地形并占据地势的轻骑兵的情报前在浓雾中或黎明前夕行军。弗利特伍德特别提到瑞典军队在11月16日的行动中并没有因大雾而贻误：

  六日拂晓，王率军征

（The six of November the Kinge at break of the day marched his army…）

Vitzthum与Berlepsch则称：

  某天早晨，约是六日破晓，全军朝敌进发

（The other morning, the 6th as soon as it was dawn, one had started to move against the enemy…）

  一般而言，晴朗的早晨后不太可能会出现水雾。要么清晨就起雾，要么一整天都没有雾气，而太阳升起后水雾也不在出现，消失后也不会复现。最有可能的是早上并没有起水雾，而是扬起了阴霾（haze），而目击者认为不值一提。最初的枪击及前哨战与后方的帝国军队的炮火，早在主力部队进入战场前就已经开始打响，而吕岑平原的高湿度会使得枪炮的浓烟沿着战线的上空停滞，在无风的情况下尤为如此。随后，帝国军队在吕岑镇内纵了火，小镇燃烧时的大火很快会给大片的战场上笼罩着一层烟雾缭绕的帷幕。不久后，战斗正式开始，火枪与火炮的烟雾越来越浓厚，并着燃烧的心小镇所冒出烟雾，与阴霾相交织，给人以一种早上起了雾的错觉，并严重降低了战场上的能见度。由于高湿度、阴霾、枪炮产生的浓烟与小镇燃烧时产生烟雾结合到一块的特殊情况，会战当日的可见度比平日里更低，因而目击者错误的将其称之为“起了雾”（fog）或“起了霭”（mist）。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击者给出的水雾复现与消失的时间各不相同。

第一次遭遇战：

  11月15日，古斯塔夫率军从瑙姆堡沿着王政大道行军23公里，然却在里帕奇（Rippach）为帝国军队的克罗地亚轻骑兵与骑步兵所阻拦，一直拖延至夜幕降临。随后，瑞典军队在离小溪（即Mühlgraben）东岸不远处安营扎寨，与把守吕岑的帝国军队仅相距五公里。Vitzthum与Berlepsch汇报称整晚见到了帝国军队在几个村庄的营火。由于在瑞典军营处并不能看见Zöllschen、Kaya与Meuchen，因而唯一可能的便是在驻地不到两公里外的Bothfeld与Röken仍有帝国军队的哨所或侦察队伍，使新教联军草木皆兵，而这似乎也是瑞典军队以战斗阵型扎营的原因。另一边，为了防止瑞典军队从小镇后的米尔格拉本（Mühlgraben）与弗洛斯格拉本（Floßgraben）两条渡河发动突袭，华伦斯坦在下令“死战不退”后写信与帕彭海姆，令其带上一切可调动的部队赴吕岑集结。

  关于瑞典军队在16日早对小镇采取的行动的汇报含糊不清，且大多来自于非亲历者。理解瑞典军队贻误的关键之处是弄清其中的缘由，这种贻误对于古斯塔夫而言尤为致命，而似乎当需从很少的战后汇报中搞清。由于需要急行军以发动突袭，瑞典军队将大部分辎重都被遗留在了瑙姆堡，在旷野度过了十一月份的一个寒冷之夜的士兵身上可能只裹了一条毯子；旦日，在七点钟的第一缕阳光中全军开始进发。在得知帕彭海姆正率部驰援的情报后，古斯塔夫尤为焦急。假设他们穿过大道扎营是为了防止帝国军队的突袭，那么随着与敌军的临近，瑞典军队无疑按照扎营时的队列分两路纵队前进，最终列为两道阵线，而列于2公里余队列前的右翼可能会在早上进行某些战术回转。

  驻扎在Röcken与Bothfeld两地的前哨部队肯定没有试图抵抗，并后撤到弗洛斯格拉本渡河后。早七点三十分左右，瑞典军队沿着大道向小镇推进了五公里，目光为日所蔽。早八时，吕岑土墙上射出的火枪弹阻碍了先头部队的行动。从对吕岑的进军行动与遭到火枪手的阻击可以视作某种暗示，即古斯塔夫对当时的情况并未完全熟悉。约过去了半个小时，根据侦察部队的汇报，北边的米尔格拉本溪岸布满沼泽、没有桥梁而“无利于我”（uncomfortably places），古斯塔夫才下决定绕过小镇向南行军。

  尽管在16日上午托蒂内利（Tontinelli）与布雷道（Bredau）刚率部抵达毕，并被派往大部队后方以为一夜的急行军补充精力，然而华伦斯坦依然不得不等待帕彭海姆的部队而争取时间。据Vitzthum与Berlepsch所说：

  四支骑兵现身小镇一侧

（Four troops of cavalrymen have shown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the city）

  而当瑞典的先头部队遭到土墙火力的阻击后，据瑞典总部（Swedish HQ）所说，在向小镇推进的途中：

  敌军已现身是处，然并未开火

（the Imperials had shown and presented themselves there, but did not fire）

  这些骑兵部队很可能是Isolani所率的四个克罗地亚轻骑兵团，部署在两条渡河间以为掩护，保护桥梁并拖延瑞典军队的前进。华伦斯坦的这种部署得到了陆军元帅马蒂亚斯·加拉斯（Matthias Gallas）所汇报的克罗地亚人在敌军进军期间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相一致，且得到了Relation from 1633关于整个上午的前哨战记叙的证实。

战前炮击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吕岑早晨的大雾阻碍了帝国军队的炮击。然而几乎可以断言，正是炮火造成了战场上的“大雾”。除此之外，这些会战早期阶段的炮火也会目击者所证实，如弗利特伍德与Münchhausen所说在战斗正式打响之前这些炮火“持续了一段时间”（a while）。

  对于这场炮击的叙述最好的是Vitzthum与Berlepsch的汇报，称：

  我军用三门半加农炮朝敌齐发数炮，在磨坊处据有工事的敌炮兵朝我还击，随后部署在沙伊迪茨一侧的敌炮阵；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炮战，然只持续了一个钟头

（one [the Swedes] had started to fire several salvos with three half-cannons, which the enemy answered with a battery, which he had cast up [the fortification] at the windmills near the town, and which he continued with the other batteries, he had at the side of Scheiditz [Skölzig] .....and there was heavy firing with pieces but one hour on both sides.....）

  据二人所说，瑞典炮兵仅仅用了三门24磅炮开火，无疑可以肯定其他重炮在穿越渡河时候被滞迟。随后磨坊处布伦纳先指挥主炮阵的炮兵，接着用左翼较小的炮兵阵地给予还击。两军炮战了一个小时。其中帝国军队炮兵的开火顺序是一样重要的因素，因而左翼小炮阵的视线在距敌1200米处被126号高地所阻。这表明磨坊处的炮兵从更远处的距离开始炮击而当瑞典军队进入视线后，这座小型炮兵阵地才加入炮击。

  然而，据瑞典总部却称是帝国军队率先炮击，这得到了一些次级史料的支持，Hülshorst与约翰•海伦尤其提到敌军在瑞典军队部署期间炮击，尽管不甚可靠。许多如霍尔克与迪奥达蒂在内的现场目击者都没有汇报任何战前的炮击，很可能这是仅是惯例而无需赘述，且造成的伤亡轻重；而这种漠视并不能视作没有发生炮击的证据。

  只有两处次级史料明确指出战前仅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炮击行动：Relation II from Erfurt称瑞典军队的“蓝色团”与“黄色近卫团”向战壕推进时候，得到了五发重炮弹的支援，并得到了80发大小炮弹的回应。在此之中这一故事发生了变化，但无疑可以肯定Relation II是始作俑者，而在1633年的宣言中则称瑞典军队用五门24炮发射了一轮便向战壕推进，而敌军则不间断炮击以更好的校准。然而无论何种，整个情节都是虚构；帝国军队的战线上既没有战壕，两个团也没有率先行动。另有四名目击者与几份次级史料提到了战前的这场炮击。

  然而尽管如此，依照于瑞典总部报告的Seidler则称：

敌军现身于小镇中，然并未开火

（the Imperials had shown and presented themselves there [Lützen], but did not fire）

  Seidler将其解释为是时并未发生炮击，尽管文档中清楚的表明这一事件并非是在瑞典部署期间发生，而是在从里帕克朝小镇推进期间。而虽然关于这场炮击的报告并非完全足以断论，但是仍有某些事实当需考虑：

  1：在瑞典军队推进之前，华伦斯坦的炮兵已经被部署在精心挑选的高地上，因而如果条件允许，肯定会先发制人；

  2：重型火炮在野战中用于远距离倾泻火力以迫使敌军要么保持距离，要么迅速行动，因而可能瑞典军队刚一迈入炮程，帝国军队的炮兵便给予炮击；除此之外，由于重型火炮的复装较为困难，因而在敌军进入直击炮程（point-blank range）之前并没有必要保持火力；

  3：瑞典军队不能在炮战中浪费时间，因而很可能部署完毕后便即可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瑞典军队在早期阶段的炮击行动无疑是在回应帝国军队的火力而为己部提供掩护，而步兵与骑兵则在越过渡河的要道后进行了重新编排。这一解释得到了Vitzthum与Berlepsch的证实，即只有三门瑞典重炮进行了炮击，而另外20门重炮则在渡河处被搁置。

考古证据

  炮弹残片的散布模式为这一早期阶段的炮击提供了额外的证据，不过由于受到对亚铁化合物不规范搜索的影响，无疑导致了散布模式的密度与炮弹残片的回收率大幅降低。在帝国军队右翼的小型炮阵以北的190米处发现了由一或二门24磅炮发射的两枚爆破弹（shells）的残片，这很可能来自于Vitzthum与Berlepsch提到的三门瑞典24磅炮，这些火炮曾向磨坊处的炮兵阵地炮击以图使其哑火，但徒劳无功。

  帝国军队小型炮阵与瑞典军队炮兵部署的位置是根据阵线的宽度来确认。尽管史料与考古证据证实了帝国军队炮阵的大致位置，但对于瑞典炮兵的部署仅仅只是表明这三门火炮最初被部署于本阵的两个瑞典旅间，以使其足以为正在重新编队与推进的瑞典军队提供火力掩护。该位置使得瑞典炮兵与相距980米的帝国军队小型炮阵几乎正对，而在跟靠北处发现的两枚残片则表明瑞典炮兵的火力曾越过了炮阵的上头。尽管也有可能这两枚炮弹来自于为瑞典军队缴获并调转炮口的帝国军队的火炮，但是仅仅190米的距离更可能发射霰弹、实心铸铁弹而非爆破弹，这些炮弹因其短而危险的引信而难以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引爆。

  除此之外，在小型炮阵东南方向420米处的一块球形铸铁残骸物很可能是战斗初期的产物，这表明帝国军队的重炮也向推进中的瑞典骑兵倾泻了火力。其他所有爆破弹的残片都位于帝国军队的第一到第二道阵线之间的位置，几乎可以肯定是由瑞典军队在会战后期发射，尽管可能是出自缴获的帝国军队的火炮。

复盘

  至少到当日上午九点，瑞典军队的先头部队才抵达战场，日光背于其后。在分遣的克罗地亚轻骑兵后撤到两翼前方的指定位置后，部署在磨坊处的炮兵阵地足以清晰的看到瑞典军队渡过约1750米外的弗洛斯格拉本河，伴随着肉眼可见的火线。为了避免在河流渡口拥挤且能够在两条河流之间构成横队，随着新的部队抵达渡河的北岸，瑞典军队不得不坚缓的推进。约在九时整到九时三十分，随着瑞典军队的缓慢的成列并推进，磨坊处的24磅炮与12磅炮在可能不到1500米的距离上用实心弹给予了炮击。在这一距离上重炮的炮击几乎没有效果，但是这对于正在列队的瑞典士兵感到如坐针毡，而此刻还在等待着己部的炮兵顺利渡过并就此还击。

  九时三十分钟到十点整，瑞典军队抵达位于帝国军队阵线以南约1200米处的126号高地，并看见了加入炮击的敌方小型炮阵。与此同时，瑞典炮兵在不到1000米的距离部署了三门24磅炮发动反击，但炮击更无有成效。随后整支瑞典军队顺利过河，在重炮的掩护下列好队伍，并加入正在缓慢前进并不断增员的先头部队中，给人以一种发动进攻的假想。迪奥达蒂汇保成瑞典军队似乎试图先进攻帝国军队的左翼，然后进攻右翼；对于帝国军队的目击者而言情况肯定如此。弗利特伍德则称：

  敌军起初似乎在进攻，国王察觉后即刻下令反攻；而敌再度后撤到堤坝之后

（The enimie at first seemed to advance, which soe soone as the Kinge perceaved, he gave presently orders to advance; upon which the enimies they retyred again behinde the dike）

这表明直到瑞典军队抵达后，帝国军队仍未成列，且双方在战前都有着大量的战术动作。

  而尽管没有任何文档明说，但是无论帝国军队的炮火如何无有成效，至少可能是造成瑞典军队的部署与会战开始的推迟的部分因素，且可能至少打击了缺乏经验的瑞典新兵的士气。

会战的开始

  目击者与次级史料所给出的会战开始时间从早八点整到正午时分不等。除了普遍认为的时差因素外，并非所有亲历者都有钟表可做参照，且对时间的感觉异常基于个人。这种差异可以用何所发生标志着会战正是开始的不同看法来解释，这可以是土墙上的第一声枪响，与克罗地亚骑兵的遭遇战，帝国军队的炮击，瑞典军队最后的部署、前进，也可以是与帝国军队的第一道阵线的交火。

  弗利特伍德称：

  约八点时分，我军首次遭到了敌松懈的火力；到了约十点，全军渡毕

（about 8 of the clock, first shott his looseninge … and the battaile ioyned aboute tenn of the clock）

  霍尔克则称：

  第一轮齐射始于中午十一时

（the first salvo was fired at 11am）

  其中，弗利特伍德所称的“首轮火力”（first shot）很可能是指土墙上火枪手开的火或是帝国炮兵的炮击，而霍尔克所称的“首轮齐射”（first salvo）则更可能是瑞典军队已经推进后的首轮齐射，而非首轮炮战。而“十时全军渡毕”（the battaile ioyned aboute tenn of the clock）可能意味着瑞典军队已部署毕，准备进军。将上午十一时看做会战的正式开始比更早无疑能更好的解释帕彭海姆到来至古斯塔夫国王在中午殒命的一系列事件。这表明瑞典军队在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列队完毕并准备推进，而这比原计划径直行动而非绕到南边渡过河流晚了约一个半到两个钟头。

  在得知瑞典军队列队完毕后，华伦斯坦即刻命令焚毁吕岑，以免城镇资敌而对右翼构成威胁。先前在城墙处向瑞典先头部队开火的驻军被重新部署到了小镇夯土墙后的空地上。弗利特伍德与瑞典总部都汇报了这一事件，而所有人都认为吕岑的大火始于会战开始前。

  当日前天，古斯塔夫对小镇的突袭计划在里帕奇遭到彻底的失败。由于无法在翌日上午迅速行军，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难题，瑞典军队失去了在帕彭海姆抵达之前以优势兵力击垮敌军的机会。尽管里帕奇到吕岑只有不到区区五公里的距离，然而瑞典军队却不得不绕道南行，通过八九公里被克罗地亚轻骑兵把守的区域；而由于必须建造临时渡桥，军队又在狭而深的渡河处延误了战机。最后当古斯塔夫终于率部抵达战场时，又不得不在帝国军队的炮火下部署。

瑞典军队的第一次进攻：轻骑兵混战：10.30-11.00am

  16日上午十点三十分钟左右，瑞典军队正在列队部署时，古斯塔夫以右翼发动了进攻。弗利特伍德称：

  敌军命克罗地亚骑兵绕我右翼，陛下发觉后令芬兰骑兵在斯塔尔汉斯克的率领下发动反击，是人恪尽其职，以四个连队的兵力将两倍之敌逐出战场；然当其率部归队时，敌骑又卷土重来，使之陷入困境，直到预备的另外四个连的轻骑兵以为增员方才解围；芬兰骑兵给予敌如此痛击，以至于终日不再为之所扰

(…the enimie had ordered the crabates to fall rounde about upon our rere, which the Kinge perceaving gave command to the ffynes [Finns] under the command of Statehomes [Stalhandske] to march upon them, which hee did diligentlie. And haveing eighte companies, hee charged them with fower companies, putting them to flighte; but, upon his retreateing (according to expectation) they charged him soe that they putt him to the worst, till being received by his fower companies (sett for the purpose) hee charged them soe sore that he soe rowted them that the whole day wee were noe more troubled with them)

  尽管弗利特伍德并不清楚这场混战的具体时间，然根据Relation from 1633，芬兰轻骑兵与克罗地亚人发生这场混战的时间是在会战早期阶段的十一点钟。这是预料之中状况，这些克罗地亚轻骑兵作为散兵与侧翼，而非主力部队。

考古证据

  IIa区域与三号区域的手枪/骑兵枪弹与火枪弹相互混杂，且散步密度较低，表明该处曾有骑兵与步兵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这很可能便是芬兰骑兵陷阵的所造成。Inf2和CAV2 是战场上枪弹密度最低的区域，只有一枚手枪弹轻微的损坏，这很可能来自于骑兵的追击，而几乎没有发生近战。Inf1与CAV1区域的枪弹密度则稍微密集，而Inf3、CAV3与CAV5区域的密度与之类似，无疑是同一场战斗的结果，但是枪弹的密度奇怪的拉长，很可能是由于从东到西的战斗与逐击，而三处集中区域则很可能代表着斯塔尔汉斯克对撤退中的克罗地亚骑兵给予还击。混编在芬兰骑兵中的两个火枪手连并不能完全解释相对较多的火枪弹，实际上大多数尚不确定的火枪弹很可能出自口径更大的骑兵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场只有一种特定类型的骑兵枪枪弹，尽管这些克罗地亚轻骑兵很可能会如预料的那样将其装备。然而即使大多数尚不确定的枪弹都来自于骑兵枪，那么如果假定这些枪械是为克罗地亚骑兵的标准配置，那么数量就太过稀少。更有可能的情况是1632年这些骑兵部队的主武器仍然是手枪与刀剑（thrusting weapons），而部分则列装了骑兵枪。奇怪之处在大道以南的Inf4与CAV4的枪弹集中区域并没有报告称在此处发生过战斗，两处比三号区域的其他地方的手枪弹更为密集。这一不同枪弹的构成表明其隶属于不同的部队及其现身的位置，而更可能来自于后面发生的战斗。

复盘

  与其让整个阵线因为克罗地亚骑兵的袭扰而失去凝聚，古斯塔夫命令托尔斯滕·斯塔尔汉斯克（Torsten Stålhandske）率领两个芬兰骑兵中队与一到两个火枪手连队将敌骑逐出。即使面对五百名芬兰骑兵、一百五名火枪手与四门团属炮，只有五百骑的克罗地亚骑兵并未不战而降，其中一个克罗地亚骑兵团位于大道以北100米处，另一个靠近莱比锡桥，还有一个可能走投无路，被迫撤过渡桥。在老练的Isolani将军的指挥下，三个克罗地亚骑兵团不太可能如弗利特伍德所说的那样完全逃离战场，如果这样肯定在布拉格的法庭上会是一样问题。更有可能是斯塔尔汉斯克将其驱逐到很远的距离，但最终又重新回到了阵列中，而克罗地亚轻骑兵则在安全的地方重新集结，而很可能加入了帕彭海姆的行列中。

  在芬兰骑兵开路后，古斯塔夫没有丝毫松懈，并以右翼余下的“斯马兰”（Smaland）、“东约塔”（Östgöta）、“乌普兰”（Uppland）、“南曼兰”（Södermanland）与“西约塔”（Västgöta）五个骑兵团与来自本阵的“黄色旅”和“瑞典本土旅”两个步兵旅作为牵头部队推进，可能以梯队阵列庇护侧翼。

瑞典军队右翼的推进：10.45am—11.15am

  基于次级史料的传统观点认为瑞典军队的右翼基本沿直线超前推进，而当瑞典步兵首先袭击小型炮阵，而后对帝国军队的步兵发动进攻时，瑞典骑兵则与帝国军队的骑兵发生混战。然而这一解释却与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记叙相矛盾：

  敌军两个团的步兵与混于骑兵间的火枪手朝我倾泻火力，其中一个横穿大道与路沟朝我进发，我军在两个营的火力中坚守约一刻钟，官兵伤亡惨重，随后骑兵越过大道路沟发动反击，击退了另一个

（…comincio una furiosa salua di moschettate da due Regim:i d’Infanteria et maniche de moschettieri che ogni squadrone de cavalleria conduceva et uno di quelli uenne à occupare un fosso è strada che era auanti li nostri squadroni et cominciando à passare quel fosso è strada si auicinauano à Noi. Io uedendo questo et hauendo tenuto il mio Regim:to un quarto d’hora alle descritione di tutte le moschettate di due squadroni, doue mi ammazzorno infinite soldate et officiali, li andai ad inuestiri et ribbutai uno di essi di la dal fosso è strada,…）

  皮科洛米尼描述称这场战斗始两个步兵团（Regimenti d’Infanteria）与“一伙火枪手”（maniche de moschettieri，即rabble of musketeers）的猛烈的齐射，之后“其中一个团”（指示代词“quelli”指向“Regimenti”）“越过大道朝我军逼近”（cominciando à passare quel fosso è strada si auicinauano à Noi），随后，皮科洛米尼的骑兵团遭到了两个“营的火枪手”（squadroni）的火力，持续了一刻钟，骑兵伤亡惨重，因而他决定率部向瑞典军队的一个方营发动反冲锋。他用三个不同的用语描述敌军的部队，充分解释道“maniche de moschettieri”是混编在骑兵之间的火枪手连队，而在他所处的位置看，“due Regimenti d’Infanteria”（两个团）便是黄色旅和瑞典本土旅；其中一支部队，可能是位于中央阵列右侧的本土旅占据一条路沟和一条道路（无疑肯定是王政大道），将其穿越后朝皮科洛米尼进发。

  在这种语境下，“两个营的火枪手”只能是瑞典旅级方营中的两个分营，而非如Brzezinski所说那样是混编在骑兵中的连队，其因有许多。首先，在上文中火枪连队被称为 “maniche de moschettieri” ，而并没有理由认为皮科洛米尼混用了用语；其次，他在描述两个营中的一个的冲锋时，并没有提到有人和瑞典骑兵参与，且仅仅150人的火枪手连队似乎不太可能在开阔地将皮科洛米尼重装披挂的火枪骑兵压制足足十五分钟并对其造成重大伤亡。除此之外，皮科洛米尼在战斗的初阶段向南推进400米到王政大道处，这将在帝国军队的阵线上打开一个巨大的豁口，并使其骑兵团暴露于占据路沟的瑞典火枪手的火力范围内，而这也与他如前所述的相关部队已经越过大道的说法相冲突。依照帝国军队中的方营，瑞典步兵列阵看起来与之类似，皮科洛米尼所述的两个“方营”很可能是瑞典旅中的两个分营，他们并没有朝步兵和炮兵发动进攻，而是朝骑兵发起了袭击。

  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对此则略有不同：

  称谢上帝与圣母，在与如阴沟色的步兵营相距二十步而对峙坚守的一刻钟中，并非所有人都殒命，而甲胄则挽救了那些幸免于难之人的性命，使之侥幸逃脱

（And it is certain that we can thank God and Holy Madonna for not all being dead, because basically we were standing a quarter hour at a distance of twenty paces from an infantry squadron, having the colour of this ditch, escaping miraculously and because of the cuirasses of proof, saving the lives of all those, who were spared）

  与其叔父不同，西尔维奥仅仅提到了一个营，很可能是瑞典旅中的一个分营，但并不确定他所说的“如阴沟色”（colour of the ditch）的到底是哪个；而据了解，当日并没有着棕色服的瑞典部队参加战斗。

  另一边，迪奥达蒂称“着黄色大衣”（asacche gialle）的被帝国军队的步兵反击，而“蓝大衣”（casacche turchine）则遭到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与“戈茨”骑兵团的进攻。他是唯一一个并没有猜测敌部队，而是汇报所看到的敌人制服颜色的目击者。显而易见，“asacche gialle”在这里的瑞典军队的黄色旅，而“casacche turchine”则含义不明，但却被Fiedler在Diodatis Bericht über die Schlacht bei Lützen中不准确的翻译为“蓝色团”（Blue Regiment）。而在瑞典军队中，构成蓝色旅的老蓝团（Old Blue Regiment）与瑞典本土旅中埃里克·汉德（Eric Hand）所指挥的新蓝团（New Blue Regiment）都有着蓝色的制服与军旗（colours）。

  在临近两个骑兵团的“科马戈”团中作战的Münchhausen在11月19日的信件中指出他的部队摧毁了“三个合为一的团”（three regiments, which remained in one），显而易见是指一个瑞典旅的三个分营，共十五个连队（colours；如前所述，当代常用不同的军旗区分连队或团）；而在12月6日的信件中，他称自己的部队摧毁了黄色团和老蓝团，并从中夺走了十四支连旗。这两封信相距仅十七天，变化显而易见：在第一封信中他称自己与一个旅的兵力作战，而在第二封信中则是与两个旅，这两个旅如今被认为是黄色旅和新蓝旅。然而Münchhausen并不可能见到老蓝团，该团在会战时正在瑞典左翼朝磨坊高地进发，而且很可能Münchhausen将老蓝旅与新蓝旅（即瑞典本土旅）相混淆， 如加拉斯在文档中所称的那样。

  在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描述中，帝国军队的目击者所称的“蓝色团”变得明晰，其实际上是埃里克·汉德所指挥的新蓝团。后者称在他将第一敌方营追赶到大道后，“最得国王赏识的蓝色团”（Regimento torchino （turchino） il più stimato dal Re）朝其右翼的“戈茨”骑兵团发动进攻。在战斗开始后，无论是皮科洛米尼还是“戈茨”骑兵团，都不可能与老蓝团相遇。除此之外，“最得国王赏识”更可能是对参战的唯一本土部队的描述，而非是对德意志部队的褒奖。除了1633年宣言外，大多数基于Inventarium Sueciae的后世史料似乎都称瑞典本土旅、黄旅与老蓝旅在瑞典军队的右翼进军，这种情况与考古结果相互矛盾；而尽管目击者对于瑞典右翼的描述尚不清楚，但无人明确汇报称瑞典本土旅袭击了炮阵与左翼。

考古证据

  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和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所称该团与瑞典步兵之间发生过战斗的报告得到了Inf5区域狭长的火枪弹密集区的证实，该区域南北扩散，而南部枪弹密度与损毁程度为该处第二高。与涉及小规模冲突而散布密度相对较低的Inf1到Inf4区域相比，Inf5表明一场大规模步兵而非仅仅是火枪手连队的战斗。因而，Inf5的北部分很可能来自于发动进攻中的瑞典步兵，而南部更为富集的区域很可能表明两处不同的战斗，涉及当日中午帝国军队与黄色旅的交火及下午对炮兵阵地的第二次进攻。两个瑞典旅在战场上的位置尤为重要，因为瑞典骑兵正处于其右翼，而右翼的长度表明了古斯塔夫发动包抄机动的范围。

  二号区域所发现的一枚爆破弹残片表明帝国军队左翼的炮兵阵地最初并没有朝发动进攻的瑞典步兵开火，而是朝着骑兵炮击，很可能是骑兵打头阵，而步兵以梯队阵列紧随其后。

  除此之外，在帝国军队的左翼还发现了整个战场中8枚小口径线膛枪弹中的6枚，这表明古斯塔夫的猎兵连很可能也加入到了右翼的战斗中。

复盘

  正当芬兰骑兵正在逐击克罗地亚轻骑兵时，瑞典军队1350骑与3150名步兵以“严整的序列”（in the most beautiful order）推进，五个瑞典骑兵中队毫无阻碍的越过了王政大道，并以大范围的机动转身，直至几乎与今天的马克兰施泰特正背对。紧随其后的是两个瑞典旅，充作骑兵左翼的庇护。黄色旅的任务尤为艰巨，因旅正在正面进攻帝国军队的小型炮阵，并可能遭到了道路沟渠中科马戈团的火枪手的枪击。列于右翼最远端的必需绕过1700米的距离，这一机动骑兵而言完全足以在短时间内做到，然而牵引团属炮的火枪手连队推进的速度却较为缓慢，花费了约28分钟。

  右翼的大转向可能并非故意而为，而是最远端的骑兵必须避开兵力而走的太远，而其余必须跟随以维持阵线。然而尽管如此，似乎古斯塔夫更计划用步兵方营压制帝国军队对其威胁最大的甲胄骑兵，而自己的骑兵部队则对付实力较弱的火枪骑兵。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只有1450名骑兵与1150步兵的霍尔克寡不敌众，左翼有被包抄威胁之势，因而帝国军队派遣援军以为驰援，其中可能包括两个侧翼的预备骑兵团“戈舒茨”团（Goschütz）与“韦斯特伦布”团（Westrumb），后者被华伦斯坦遣至左翼以协助霍尔克。然而尽管得到了1800名骑兵的优势，霍尔克的步兵仍旧严重不足。瑞典步骑的包抄无疑令人记忆尤深，以至于帝国军队的之中必须被重新到右翼以避免资敌。原本布置在右翼充作预备的“韦斯特伦布”团在会战开始时朝左翼换位是霍尔克左翼态势的重要标志，如果后者仅仅面对瑞典骑兵与其混编连，而没有瑞典旅级方营将其最为精锐的“戈茨”骑兵团与“皮科洛米尼”骑兵团压制，情况不会如此危急。

瑞典军队右翼的进攻：11.00am—12.00am

  关于瑞典右翼进攻初阶段的史料并不充分。如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与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所说，瑞典方营的火力将“皮科洛米尼”火枪骑兵团（甚至很可能还有“戈茨”骑兵团）压制了足足十五分钟。Münchhausen的叙述则稍晚，当时他所率领的“科马戈”团在团长身负致命伤、团副毙命后与列于二线的巴登团发动了反击。尽管Münchhausen避而不提后撤之事，但是显然“科马戈”团由于伤亡惨重而不得不后撤。弗利特伍德称部署在“科马戈”团前面的小型炮兵阵地很快被瑞典军队占领而火炮也旋即为之钉死，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瑞典骑兵或者华伦斯坦的火枪骑兵所取得的成效。

考古证据

  四号区域与七号区域的北部分 (CAV10, CAV11)手枪弹与骑兵枪弹的低密度散布及Inf6区域中等程度损毁的小规模集中的或枪弹表明该处存在着骑兵及最初部署于帝国军队左翼后方300米处的火枪手分遣队的行动，不过大部分骑兵间的战斗发生于北边一个尚未考古调查过的区域。火枪弹富集的Inf7、Inf8与Inf9区域，结合其中一些遭到中等程度损毁与完全被碰撞损坏的弹丸清楚的表明瑞典方营突破了帝国军队步兵阵列的右翼并超二线推进了300米，略微朝左。

  两处枪弹的散布模式证明瑞典的步兵与骑兵曾在帝国军队的左翼与左军方向的后方进行作战，这直接推翻了绝大多数史学家所认为的古斯塔夫率领的右翼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结论。不过尽管如此，并不能完全确定瑞典的突破究竟是在第一次进攻还是第二次进攻中取得的成就，不过就目前的证据看来，这场战斗更可能发生在会战的第一阶段中：首先，瑞典右翼的骑兵在帕彭海姆发动反冲锋后并不具备突袭的条件，其次瑞典方营的突破与Münchhausen所汇报的两个方阵的步兵发动反击的描述相一致，而唯有瑞典的黄色旅不停留在大道上，而直接突入第二道阵线，才能有足够的空间为两个团提供反击条件。

复盘

  有受到王政大道路沟处伞兵火力的袭扰，由尼尔斯·布拉赫（Nils Brahe）少将指挥的黄色旅越过王政大道，在四门24炮与两门12磅炮的火力掩护下朝右翼的小型炮兵阵地发动袭击。看到炮火无法阻止身穿黄色大衣（即黄色近卫团）与灰色制服（即古斯塔夫的内近卫团）的敌兵推进，一些炮手并没有过多抵抗而逃走，并遗留下了他们的火炮。几个月后，军需官约翰·伯格上尉（Johann Burg）与马克西米利安·克利布拉特上尉（Maximilian Kleeblatt）因玩忽职守罪在布拉格被处决。布拉赫可能在左分营的协助下夺取并钉死了敌军的火炮后，转向帝国军队中央阵列的左侧的科马戈团，其由上校西奥多·科马戈（Theodor Comargo）所指挥，一些老兵服役了足有三十年。在激战后科马戈身被四处致命伤，团副官不幸毙命，随后军士（Obristwachtmeister ）Münchhausen接替了该团的指挥，并下令后撤到可能由布雷道的骑兵团所庇护的二线进行重组。

  同一时间，加布里埃尔·凯尔上校（Gabriel Kyle）指挥的瑞典本土旅可能在斯坦博克指挥的“斯马兰”（Smaland）骑兵团的掩护下朝戈茨与皮科洛米尼的骑兵团抵近开火，而后者的马上火枪手很可能凭借着骑兵枪与一两个火枪手连队进行还击。在重装骑兵被瑞典方营拖延后，古斯塔夫立即调动900名本土骑兵朝另一侧950人的火枪骑兵发起了突击。威廉·瓦茨称瑞典右翼先以团炮、后由火枪手进行了预先的火力准备，而后骑兵再发动进攻，这是标准的瑞典骑兵战术。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既缺乏装备、有没有接受过抵抗如此规模的骑兵冲锋的训练，因而许多人朝天开火后撤退。尽管是时华伦斯坦的左翼并没有被完全击垮，然而这一如迪奥达蒂所轻描淡写为僵局的态势一定正在变得绝望，而如果斯塔尔汉斯克的芬兰骑兵重返战场更是如此。

瑞典军队左翼的推进：11.00—12.00am

  很少有报告描述发生在帝国军队右翼的战斗，即使有也异常简短，且没有目击者汇报称发生过骑兵战。然而，有一个目击者的间接证据，称约翰·尼古拉斯·哈根·冯·索文本上校（ohann Nicolaus Hagen von Sauwenbein）在布拉格法庭判死。该目击者称索文本的火枪骑兵为克罗地亚轻骑兵所打乱，前者后撤到一处安全的位置并数次违抗重返战场的军令。要理解这场战斗，弗利特伍德的报告尤为重要：

  伯纳德公爵与温克斯的步兵团为磨坊处炮火所击溃

（Hertzoke Bernerds and Winckles regimentes were comaunded upon the cannons at the mills）

  这似乎是作者的亲眼所见。弗利特伍德与Inventarium Sueciae相互矛盾，后者误称温克尔的汉斯·乔治（Hans Geore aus dem Winckel）所指挥的德意志蓝色团正在瑞典右翼推进。而除了威廉·瓦茨的简短笔记外，少有关于吕岑空地中的火枪手的报告，最终在黄昏前为瑞典军队所俘。似乎最不可能的情况便是魏玛公爵伯纳德在不受火力而足以为骑兵提供侧翼火力的情况下推进，因为骑兵部队必须靠着土墙前行。

考古证据

  不幸的是关于瑞典军队左翼进攻大部分潜在考古证据都被房屋开发所破坏，而帝国军队中央阵列的一部分则至少受到了现代园林的干扰。然而在高地的磨坊处仍有关于帝国军队右翼所发生战斗的散落枪弹遗骸，其中火枪、手枪与骑兵枪的枪弹最为密集，在七号区域的南部区域损毁的弹丸数量最多，这一散布模式的原因极其复杂，因而可能源自起码两场以上不同阶段的战斗。与已知由两场战斗造成的Inf5集中区相比，In15的的枪弹散布更为稠密，且似乎源自于三场不同的作战行动，其中一到两个持续的时间可能更久，所发射的弹丸数量更多。而如果将In17视作Inf15区域的一部分，那么其关注足够500米，空间可容纳三个步兵编队（帝国军队的方阵或瑞典的旅级方营）进行机动，且似乎至少两个瑞典旅在会战的某一阶段突入到帝国军队的右军中。

  考古证据不仅印证了弗利特伍德所称老蓝旅在左翼推进的说法，且表明该旅事实上曾与敌交战，这是理解史料的关键至要。枪弹的集中表明Inventarium Sueciae所称德意志蓝色旅在右翼推进的结论完全不正确，其中的某些原因是瑞典中央阵列右侧的枪弹富集区并没有延展，而若有这一证据将证明该旅曾随右翼朝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如Brzezinski为解释史料中的冲突而所说的那样将该旅从左翼重新部署到右翼以取代瑞典本土的蓝色旅的行为也是极度危险，而即使撤退的必要所取而代之的也是部署在第二线的方营。无论如何，这一额外的证据表明迪奥达蒂与Münchhausen在左翼看到是瑞典本土的蓝色旅，而非德意志的老蓝色旅。

复盘

  在横在阵前的路沟与匿于其部队侧翼土墙后的枪手，与十七门敌军重炮的火力面前，魏玛公爵任何形式的进攻变得极度困难，进退维谷。然而，在帝国军队坚固炮兵阵地与小镇的空地之间有一道阔约150、由克罗地亚轻骑兵把守的缺口，足以令公爵与其骑兵部队由此通行。当古斯塔夫国王正亲率右翼进行包抄机动时，魏玛公爵一直等待着右翼打开局势，并可能寄希望于华伦斯坦将某些预备部队调入左翼。

  为了防止聚队而进的骑兵遭到直面炮击，魏玛公爵似乎在绿色旅和老蓝旅越过大道并开始朝磨坊处的炮阵进攻时，遗其骑兵列于其后而推进。可能如右翼的国王一样，他也派遣了一些骑兵扫清通路。克罗地亚骑兵轻而易举的被击败，然而由于瑞典骑兵在后穷追不舍且空间狭隘，这些骑兵并没有如华伦斯坦所预想的那样从右翼撤退，而是迎头撞散了友军“哈根”火枪骑兵团，后者随之溃逃。随着右翼兵力最为厚实的骑兵团的临阵脱逃，帝国军队的阵线被打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而由于原本充作预备的“韦斯特伦布”火枪骑兵团事先被投入到了左翼的战斗中，华伦斯坦陷入了两难。可能就在与之同时，魏玛公爵命令格斯多夫上校率领五个连的火枪手分遣队与十门团炮进攻小镇的空地。

二线部队：11.00am—12.00am

  古斯塔夫的第二道阵线共有9000人，几乎是整支瑞典军队的一半，实力厚实。然而如此庞大的二线在史料中却并没有体现出存在的价值，甚至几乎被完全忽略。由于并没有关于瑞典的二线部队何时投入战斗的充分报道，因而几乎不可能对这场战斗有所了解，因而重中之重在于根据威廉·瓦茨与Dalbier报告，结合战斗早期阶段的态势发展而至少提出一个关于瑞典二线部队如何运用到战场的假说。

  威廉·瓦茨称，在战斗开始后，布拉赫上校立即被指派率领第二道阵线右翼的三个骑兵中队越过弗洛斯格拉本渡河，并进一步向右移动以“歼灭敌之侧翼”（imp out the feathers）。由于瓦茨对于整场会战的描述已被证为不可靠，且并没有其他报告证实这一调动，因而是否发生过仍旧存疑。在斯塔尔汉斯克的芬兰骑兵将克罗地亚轻骑兵击溃后，瑞典军队的极右翼并没有立即遭受威胁，也并没有理由将部队从本阵调离那么远；除此之外与其让这三支骑兵中队三度越过渡河，还不如直接将其首先布置到右翼。似乎瓦茨只是凭空，因为他错误的认为帝国军队的阵线的正面宽度要比己方的要长的多。即使是为了确保右翼机动的时候外翼不被包抄，古斯塔夫也可以在回转即将结束时将这些骑兵轻松调动。另一方面，瑞典总部汇报正克罗地亚骑兵在战斗后期威胁着部署在Meuchen附近的辎重队，这似乎可以合理的认为往后这三支瑞典骑兵越过渡河将其拦截。

  Dalbier称自己的上级肯普豪森少将（Generalmajor Knyphausen）在中午时分瑞典军队的第一道阵线溃败时，仍把控着自己和威廉公爵的两个旅，除此之外还有预备的“欧姆”（Öhm）骑兵团由其调动。而另外两个旅“米茨拉夫”（Mitzlaff）和“图恩”（Thurn）肯定是在中午前的某个时候投入战斗，这意味着在瑞典军队的第一次进攻中与一线部队一起推进，或是密切的提供支援。Dalbier这一被新发现的一手证词与瓦茨所说矛盾， 后者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在瑞典一线全面撤退时两个旅才从预备队投入战斗中，这一战斗顺序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甚至有可能瓦茨看过了Dalbier的证词，但并未有充足的了解。

  对中午11:30左右瑞典军队的态势进行分析，这两个二线的步兵旅投入作战的原因显而易见。在被延误的两翼包抄中，当古斯塔夫亲率右翼与帝国军队的左翼混战时，魏玛公爵的左翼才方才开始推进，瑞典军队由中央打开了一道宽约400米的缺口。这一阶段的战斗肯定是按照古斯塔夫所计划的进行，而一定想到中央阵列会出现豁口，而如若这一豁口没有其他部队填补必将危机整场行动。米茨拉夫旅和图恩旅不必进攻，只需填补豁口并足以将帝国军队中央阵列的“炮兵大将布伦纳”（GFZM Breuner）与“布伦纳”（Breuner）或“格拉纳”（Grana）两个步兵营拦在原处。

  整场行动表明瑞典军队的目的是将部队部署到空间有限的战场上以发挥人数优势，包抄兵力薄弱的敌侧翼，并在帕彭海姆的援军抵达之前将其一举击溃，或是至少取得优势。由于无法得知帕彭海姆的步兵何时抵达，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一构想是为最有的策略，因而最重要的便是一旦投入战斗便加快推进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