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伊战争

（一）历史上伊朗和伊拉克两国为边境交界处的阿拉伯河的主权而产生争议，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为这块有争议的河流，借口为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不久战局发生转变，1982年之后伊朗侵占伊拉克的领土，从而引发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战争长达8年，成为继越南战争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整个战争进程可分为：第一阶段伊拉克进攻，伊朗防御；第二阶段伊朗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伊拉克丧失战场主动权；第三阶段伊朗进攻，伊拉克防御。第四阶段伊拉克实施短暂的反攻，夺回大部分失地。两伊战争的起因纷繁复杂，既有长期积累的历史原因也有愈演愈烈的边境纠纷，既有两伊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有国际影响的推动作用，既有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也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问题有关。但总的来说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边境纠纷、宗教矛盾、民族仇恨，其中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为边境纠纷。两伊边界长1200多千米，领土争端是两国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两伊战争爆发前的阿拉伯河界线问题是战争的主要导火索。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伊拉克境内汇合而成，下游约100千米长的一段为伊朗、伊拉克两国界河。1847年当时统治伊拉克的奥斯曼帝国和当时的波斯王国签订的协议中阿拉伯河以波斯一侧的浅水区域为界，也就是奥斯曼帝国掌握着大部分的水域。

（二）1913年双方计划重新划分国界，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取消。1937年已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的伊拉克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又将国界画到河面上主要航线的中间位置，也就是两国各分一半。1975年3月15日在阿尔及利亚总统的斡旋之下双方签订阿尔及尔协议，协议正式将国界确定为阿拉伯河的中央。由于阿拉伯河是伊拉克唯一进出波斯湾的出海通道而对伊拉克十分重要，伊拉克认为要将阿拉伯河水道与伊朗平分是对伊拉克大大不利，更认为阿尔及尔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并于开战前的9月17日撕毁条约。此外波斯湾上的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也是两国争执的对象，这些岛屿原本归英国所有，60年代之后英国将其控制权交给沙迦，但沙迦与其他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尚未独立，不能在这些区域建立实际的控制。1971年11月英军撤走后伊朗便出兵占领这些地区，这些岛屿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占领这些岛屿后扩大其在海峡地区的控制能力，引发伊拉克的担忧。伊拉克认为伊朗应将这些岛屿归还给阿联酋，伊朗和伊拉克都为伊斯兰国家，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伊朗的伊斯兰教徒以什叶派为主，伊拉克虽然也是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但掌握国家政权的却是逊尼派。

（三）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其宗教领袖霍梅尼试图将他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号召伊拉克民众推翻萨达姆的政权。由于霍梅尼曾被流放在伊拉克，在当地什叶派穆斯林中有不小威望，他的号召对萨达姆的统治构成一些麻烦。什叶派穆斯林聚集的伊拉克南部爆发一些反政府武装骚乱的事件，这也增添萨达姆对他的个人仇恨。历史上伊拉克为什叶派发源地，掌握国家政权的伊朗什叶派不满于伊拉克逊尼派大权在握的现状，同样令他们不满意的还有伊拉克并非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并不像伊朗那样重要。其他阿拉伯国家还担心伊朗1979年2月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武装政权向周边地区扩散，暗中支持伊拉克，间接加强萨达姆入侵伊朗的信心。伊朗人口主要由波斯人组成，而伊拉克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为阿拉伯人占多数。两族人民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冲突，积累不小的宿怨。而两个民族在对方国内则互为少数民族，利益得不到足够保障，例如伊朗西部的胡齐斯坦省，是伊朗境内阿拉伯人的主要聚集区，历史上该省曾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伊拉克行省。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也曾多次反抗伊朗统治，追求民族独立，而这一地区也是伊朗主要的石油和粮食产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四）此外伊朗和伊拉克国内均存在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两国也都支持着对方的库尔德人取得民族独立以使对方的国家分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后许多原先效忠王室的优秀军官被清洗，军队整体素质大幅下降，军队内部整肃和美制装备零件严重缺乏都很大地影响伊朗曾经强大的军力，而伊斯兰革命的去西方化也使得西方世界对新兴的伊朗政权没有好感。对萨达姆而言他掌权时间不长，正试图使伊拉克获得地区霸权地位。如果能够占领阿拉伯河下游地区，进而打击尚不稳定的伊朗政权，便可能使得伊拉克成为海湾地区的霸主并控制石油贸易。于是在1980年9月22日与伊朗存在诸多历史矛盾的伊拉克趁伊朗在霍梅尼上台后政局动荡、经济恶化、军心不稳、与美国断交的时机选择阿拉伯居民聚集且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胡齐斯坦省，对伊朗发动旨在收复失地、打击霍梅尼输出革命、争夺海湾霸权的战争。伊拉克在从苏联获得很大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主要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提供经济援助，另外美国也偏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自1985年起美国在出售给伊拉克武器的同时也出售给伊朗，这引发后来里根政府的伊朗门事件。

（五）这场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战争中伊朗常常使用类似于一战中的人海战术攻击，伊拉克使用包括塔崩毒剂在内的化学武器。尽管伊拉克率先挑起战争并使用化学武器，但国际社会对其并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1982年6月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反攻夺回伊拉克在战争初期占领的土地，伊拉克鉴于可能被彻底打败向伊朗提出休战的建议，此时伊朗试图打垮伊拉克政权，因此拒绝这一建议，这样导致战争又进行六年。在此期间西方海军力量介入该地区，试图保护海湾航道畅通，由此导致伊拉克导弹攻击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以及美国文森斯号巡洋舰击落伊朗民航客机（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丧生）。第一时期战争在伊朗境内进行，1980年9月22日晨伊拉克调集大量飞机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等15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空袭，23日凌晨2时出动地面部队5个师又2个旅、1200辆坦克分北、中、南三路向伊朗发起进攻，10月底伊朗挡住伊拉克军队的全面进攻。从1982年3月起伊朗军队转入反攻，1982年6月29日伊拉克宣布已将其军队撤出所占伊朗领土，两国边界又恢复战前状态。面对伊拉克的强大攻势时伊朗军队仓促应战，其空军袭击伊拉克境内的16个目标。地面部队调整部署向边境机动，在前线集结7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此外还有大批的革命卫队。

（六）伊朗设防的重点在北线，以扼守主要通道，迟滞伊拉克军队的进攻。伊朗阻滞伊拉克的进攻势头后渐渐夺取并把握战争的主动权，1981年9月伊朗开始大举反攻，9月底伊朗集中10余万发动大规模的阿巴丹反击战，解除伊拉克对阿巴丹的包围。1982年3月下旬经过周密部署后伊朗又发动“胜利行动”攻势，全歼伊拉克2个旅，重创2个师。共毙伤伊拉克士兵2.5万人，俘虏1.5万人，击毁坦克360辆，击落飞机20余架，缴获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4月20日伊朗又集中近3个师的兵力和大批革命卫队（共10万余人）发起以收复霍拉姆沙赫尔市为目标的“耶路撒冷圣城行动”攻势，经过25天激战终于收复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霍拉姆沙赫尔。6月10日伊拉克提出全线停火建议，并单方面实施停火，宣布承认两国于1975年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继续有效，并准备在伊拉克根本权利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同伊朗谈判。6月20日又宣布10天内从伊朗境内撤回全部军队，6月29日其军队已基本撤出伊朗。第二时期战争在伊拉克境内进行，1982年7月13日伊朗集中12万军队发动第一次巴士拉战役，经过多次拉锯战至9月底伊朗军队控制伊拉克境内面积约200多平方千米的狭长地带。

（七）从10月开始伊朗又出动5万军队向伊拉克北部曼达利地区发起进攻，深入伊拉克境内，对巴格达造成威胁。伊拉克军队前后组织7次反击，将伊朗军队阻挡在边界一带。1983年2月伊朗在中线和北线再次发动一系列攻势，伊拉克基本守住防线，1984年3月底伊朗的攻势基本停止。为了进一步迫使伊朗罢兵言和，自1984年4月起伊拉克采取“以战迫和”方针，在地面和海上连续向伊朗发起主动出击。在局部地区对伊朗军队发动一系列的小规模袭击，并在战斗中多次使用化学武器，与此同时伊拉克还利用其空中优势发动举世震惊的“袭船战”。1986年战争进入第三时期，伊朗一反过去打消耗战的方针，力争速战速决。1986年2月初伊朗出动9万人的兵力发动代号为“曙光—8号”的攻势，攻克伊拉克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法奥。为与地面战场相呼应，1986年两伊“袭船战”一再升级，遭到袭击的船只达106艘，其中有28艘进出科威特港口的船只遭到袭击。由于两伊“袭船战”影响到非交战国的利益，科威特于1986年11月和12月先后向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提出租船和护航要求。苏、美相继同意为科威特油轮护航，并以此为由不断向海湾派遣军舰，从而使原来就很紧张的海湾局势增添更大的危险。

（八）为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安理会于1987年7月20日一致通过第598号决议，要求两伊双方立即停火。598号决议通过后由于两伊积怨已久，在停火问题上立场各异、分歧较大，谁也不愿主动作出让步，因而联合国598号决议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战争进入第四时期，1988年是两伊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2--4月双方使用数百枚导弹袭击对方的城镇，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袭城战”。此后在相持中伊拉克渐渐占了上风，4月17日伊拉克军队对法奥地区的伊朗守军发动代号为“斋月”的攻势，经过两天激战于18日下午全部收复被伊朗占领两年之久的法奥地区。外国军事专家评论这是两伊战争的转折点，它打开结束两伊战争的大门，为两伊通向和平开辟道路。伊朗在欲战不能、欲罢不忍的境况下被迫于1988年7月18日宣布同意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8月20日两伊双方实现停火，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终于落下帷幕。从1984年4月开始的4年多时间里双方在边境地区互有攻守，战争转入长期消耗战，1988年7月伊拉克所占伊朗领土几乎全部丧失。为使两伊战争尽快结束，联合国安理会于1987年7月20日通过要求两伊立即停火的第598号决议，次日伊拉克表示欢迎联合国决议，并决定暂停袭击伊朗海上目标以示诚意。

（九）但伊朗没有表态，直到1988年7月18日才宣布接受第598号决议。从两伊战争停火后的第5天即8月25日开始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两伊外长举行多次会谈，但谈判毫无结果。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后伊朗利用危机迫使伊拉克最终接受伊朗的和平条件，承认伊朗对阿拉伯河的一半主权，并从伊朗领土撤出军队。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伊拉克伤亡和被俘48万人，损失作战飞机250架、坦克2000辆、火炮1500门；伊朗伤亡和被俘108万人，损失作战飞机150架、坦克1500辆、火炮1200门、舰艇16艘。两国军费开支近2000亿美元，经济损失达5400亿美元，双方的综合国力因此受到很大的削弱。两伊战争前后历时7年又11个月，是20世纪最长的战争之一。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消耗战，是一场对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场战争前伊拉克拥有3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战争结束时它的外债是700多亿美元，其中400多亿是欠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军火债，300多亿是欠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贷款。

（十）战争中伊拉克的损失人数是死18万、伤25万，直接损失（包括军费、战争破坏和经济损失）是3500亿美元。伊朗也欠外债450亿美元，损失人数是死35万、伤70万，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战争使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使两个国家都受到惨重损失，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石油出口骤降。伊拉克因此也背负大量的债务，仅欠科威特的债务达140亿美元，这也是后来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原因之一。战争结束时两国的分界线恢复到战前的情况，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伤亡最大的战争之一，仅次于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具体伤亡数字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死亡人数为一百万人左右，伊拉克军队由战前的24万人发展到战后的120万人。两伊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8年中两国军费开支和经济损失总计达6000亿美元，交战双方人员伤亡148万人、被俘8万人。同时非交战国也蒙受巨大损失，被击沉、击毁船只90艘，被击伤546艘，另有90艘困于阿拉伯河，大部分损坏。

（十一）伊拉克和伊朗均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失，除常规战争外在战争过程中采取袭城战、袭船战、袭击油田等破坏敌方后勤、经济设施的手段，伊拉克还对伊朗军队、平民动用化学武器。作为军事实力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战争中曾使用诸如苏式米格-25战机、美式F-14战机、法式飞鱼导弹等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但同发达国家主导的战争相比时这场战争的形式仍然有不少差别。例如在战争中鲜有集群化坦克长距离突击作战，而一战中的堑壕战、人海攻击却颇为常见，甚至还出现没有武装的平民在狂热的宗教信仰支撑下集体冲锋和踩爆地雷的场面。这与士兵在紧急征召之下入伍，缺乏操作现代化设备的训练，领导人指挥不当以及武器装备配件不足，难以维修、保养有一定关系。在战争中出现用直升飞机打直升飞机、用防空导弹打小艇的新战术，在袭船战中和袭城战中双方大量使用先进的反舰导弹与地对地导弹，这场战争也揭示战争动员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巨额资金能够买到现代化武器装备，但买不到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因此引进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一定要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十二）两伊是中东地区富有的石油输出国，自1973年以来两国耗资数千亿美元从国外竞相引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两伊的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先进武器的零配件本国无力修配，弹药主要靠国外供给。两国士兵的文化程度很低，要掌握诸如苏制“萨姆”和英制“轻剑”、“霍克”型地空导弹，驾驶T-72坦克和米格-23战斗机等先进武器是相当困难的。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固然应当重视速战速决，但同时还应当有长期作战的准备。战争初期伊拉克采取突然袭击的闪电行动，旨在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其把战争赌注完全押在这一点上，在思想上和物资上缺乏长期作战的准备，因此一旦速战速决企图被对方粉碎便力不能支，逐渐由主动转为被动。伊朗依仗自身国大人多的优长，采取“持久战”的战略。现代局部战争中仍应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应过分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两伊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役战斗都是以城市（镇）为目标的攻防战，双方满足于攻城掠地的表面“胜利”，忽视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现代局部战争中武器装备和物资损耗大，给后勤补给提出新课题。

（十三）两伊战争虽然称不上是高水平的现代化战争，但战争消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局部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如战争初期伊拉克仅对席林堡这样一个1000户的小镇就发射几万发炮弹。两伊陆军主要是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油料消耗多，据估算伊拉克军队每天消耗的油料达2000至3000吨。伊朗顶住伊拉克军队的进攻后也因补给困难而拖长反攻的时间，转入反攻后伊朗多次向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但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隔比较长，有时竟长达5个月以上。其主要原因是后勤系统混乱，武器装备等作战物资供应跟不上，因而续战能力不强。两伊战争前后历时7年又11个月，是20世纪最长的战争之一。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式的消耗战，是一场对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双方经济损失惨重，发展停滞，石油出口骤降。战争中的军费支出和战争导致的经济破坏共计达6000多亿美元，使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这场战争前伊拉克的外汇盈余近400亿美元。两伊伤亡人数约270万，其中死亡约100万、受伤约170万。伤亡人数约占两国总人口的4.5%，相当于4次中东战争伤亡人数的17倍。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

（一）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900年5月17日—1989年6月3日）是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该革命推翻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霍梅尼的祖父赛义德·艾哈迈德·穆萨维·安迪在印度北方邦巴拉班基一座名为金图尔的村落出生，19世纪中他离开印度前往伊拉克纳杰夫朝圣，后来在1839年到伊朗霍梅恩定居，在一封写给阿亚图拉优素福·卡什米里的信里霍梅尼确信他的祖父有克什米尔血统。1900年5月17日霍梅尼在霍梅恩出生，他在6岁时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及基本的波斯语。翌年他在当地的学校上课，学习宗教等传统学科，他的幼年时代都在远亲贾法尔和兄长莫尔塔礼·帕桑迪德的帮助下接受宗教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梅尼原本被安排到伊斯法罕一所伊斯兰神学院就读，但是他反而到阿拉克的另一所神学院就读，接受阿亚图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埃里·亚兹迪的指导。为了方便学习的霍梅尼在1920年迁到阿拉克，翌年哈埃里·亚兹迪转到圣城库姆的伊斯兰神学院执教，霍梅尼应邀跟随并在库姆的达尔沙法学校居住。霍梅尼研习伊斯兰教法和法理学（费格赫），亦对诗词及哲学感兴趣，来到库姆后寻求哲学及神秘学学者米儿咱阿里·阿克巴尔·亚兹迪的指导。

（二）亚兹迪在1924年去世后霍梅尼继续在另外两名导师贾瓦德·阿加·马利基·大不里士及拉菲伊·可疾维尼的指导下学习哲学，不过对霍梅尼影响力最大的老师是米儿咱穆罕默德·阿里·沙哈巴迪，还有历史上两位著名的苏菲主义学者——穆拉·萨德拉和伊本·阿拉比。霍梅尼在登上政治舞台前在纳杰夫和库姆的神学院担任数十年的讲师，教授政治哲学、伊斯兰历史及伦理，并且很早就成为什叶派伊斯兰教的顶尖学者，霍梅尼的一些学生（如莫尔塔扎·穆塔哈里）其后也成为主要的伊斯兰哲学家及玛尔札。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的霍梅尼曾完成大量有关伊斯兰哲学、法律及伦理的著作，显示出他对哲学、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又被称为灵知派、灵智派，诺斯底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为知识，其中特指占星术。该理论认为每个星球都有一个属灵的统制者，在不同的星球有不同的影响力并和地球分开）等主题的独特兴趣，因为这些都是神学院里常被反对、质疑的学问，通常也不传授。霍梅尼在神学院的教学时常集中在宗教对社会实务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在1940年代曾致力于反对世俗主义。他在1942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揭秘》中逐点反驳反教权史学家艾哈迈德·卡斯拉维的一位门徒所写的《千年奥秘》，此外他曾专程由库姆来到德黑兰听1920年代伊朗议会中的主要反对派领袖阿亚图拉哈桑·穆代日斯的演讲。

（三）霍梅尼于1963年大阿亚图拉赛义德·侯赛因·布鲁杰迪逝世后成为玛尔扎，多数伊朗穆斯林十分敬重什叶派的圣职者及阿訇，他们趋向虔诚、传统并讨厌沙阿实行的西方化。19世纪末圣职者发起烟草抗议，反对将烟草特许权赋予外国，他们展示强大的政治力量。1961年阿亚图拉赛义德·侯赛因·布鲁杰迪逝世，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卡沙尼也在翌年逝世，霍梅尼遂以61岁之龄取得领导地位。自1920年代起支持现代化、反教权和神权的礼萨汗当权，宗教阶级一直处于守势，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勒维发动白色革命，进一步威胁宗教阶级。1963年1月沙阿宣布落实“白色革命”，改革内容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国有企业收益转归私人所有；给予妇女选举权；容许非穆斯林担任官职；产业利润分摊；国内学校开展扫盲运动。保守派视这些措施是危险、西方化的举措，特别是那些影响力大、具有特权的什叶派阿訇（宗教学者）。霍梅尼召集库姆的一些资深玛尔札举行会议，说服他们颁布法令杯葛白色革命的公投。1963年1月22日霍梅尼以强硬措词抨击沙阿及他的改革计划，沙阿在两天后带装甲部队抵达库姆发表批评阿訇的讲话。霍梅尼继续谴责沙阿的改革方案，发表一份带有8名资深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联署声明，他在声明里列举沙阿以不同的方式违反宪法，又责难他在全国破坏道德，指控他向美国和以色列屈首。

（四）他又颁令取消伊斯兰历1342年（1963年3月21日）纳吾肉孜节的庆祝活动，以示抗议政府的改革方案。1963年的阿舒拉节（6月3日）霍梅尼在费齐耶神学院发表讲话，将沙阿和声名狼藉的b君叶齐德一世（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划上等号，认为沙阿是卑鄙可耻的人，并警告如果沙阿再不改变他的行事方式，终有一天国民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在公开斥责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勒维两天后的1963年6月5日（波斯历3月15日）霍梅尼被拘捕，随即引起伊朗全国各地发生三天的暴动，导致许多示威者死伤。霍梅尼在8月获释，但仍被软禁在家。为了回应沙阿将外交豁免权给予身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霍梅尼在1964年11月公开抨击沙阿和美国，该被称为“投降协定”的法律容许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在他们自己的军事法庭受审。霍梅尼于是被捕，并被拘留半年。霍梅尼将近获释的时候获得总理哈桑-阿里·曼苏尔召见，曼苏尔试图说服霍梅尼道歉并放弃对政府的敌对立场，霍梅尼拒绝曼苏尔，盛怒之下的曼苏尔掌掴霍梅尼。两周后曼苏尔在前往议会途中遭行剌身亡，多名伊斯兰游击队成员被指与事件有关而被处死。

（五）霍梅尼在获释后未有改变态度，他在1964年11月4日早上再次被捕，当天下午随即被军用运输机流放至土耳其。霍梅尼在外流亡14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处身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他在布尔萨停留不足一年，由于他未能在当地另觅住处，他只好在土耳其军方中一个名叫阿里·切蒂纳的情报人员家中作客。1965年10月他获准迁往伊拉克纳杰夫，1978年时任伊拉克副总统的萨达姆·侯赛因向霍梅尼表示他应该要离开（伊朗与伊拉克两国在这两人得势的一年后随即爆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霍梅尼被迫离开。此后霍梅尼在没有寻求政治庇护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巴黎市郊的诺夫勒堡，他在那里停留4个月。据外部文档和反间谍机构（今对外安全总局）的长官亚历山大·德·马朗什所说：“法国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派遣米克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到德黑兰与沙阿商讨霍梅尼在法国的去留问题，沙阿婉言拒绝法国将霍梅尼驱逐出境的建议，唯恐他会迁至叙利亚或黎巴嫩。”霍梅尼在1940年代接纳1906年伊朗宪法规定的有限君主制，可见着霍梅尼所著的《揭秘》里，但是他在1970年代抛弃这个想法。1970年代初霍梅尼在纳杰夫有一系列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演讲，其后出版名为《伊斯兰政府》的书籍。

（六）《伊斯兰政府》是霍梅尼笔下最著名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勾勒出他在当时的管治理念：社会的法则应该只可以由真主的法则（沙里亚法规）组成，涵盖所有人文事务，为人文生活的每个主题提供教化和建立规范；沙里亚法规是妥当的法律，政府公职人员应该对沙里亚法规有所认识。由于伊斯兰教法学家和法基赫研习法律嚷他们最为熟识沙里亚法规，因此国家的统治者也应该是伊斯兰法律和法理知识较他人优胜的法基赫，他们应兼备才智和行政能力；君主统治或声称代表大部分民众的议会在伊斯兰教里都被认为是邪恶的；宗教统治的制度是必需的，用以防止强权对贫弱民众的不公、腐败和欺压以及对伊斯兰法律和沙里亚法规的违背，并瓦解非穆斯林外国势力的反伊斯兰教影响和阴谋。在霍梅尼及其支持者掌权后他们采用法基赫的监护的改良版本，霍梅尼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位“监护人”或“最高神权领袖”，与此同时霍梅尼尽量避免将他的宗教统治理念向反沙阿的非伊斯兰网络宣扬。在伊朗中沙阿的一些行动（诸如压制反对派）开始招致对政权的强烈对抗，霍梅尼演讲的磁带复本严厉地贬斥沙阿为“犹太人的代理人、头部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这些磁带复本在伊朗的市场里大行其道，使沙阿的权势和尊严逐渐褪色。

（七）纵使伊斯兰改革派及沙阿的世俗主义敌人与霍梅尼的意识形态大相迳庭，他还是意识到扩大根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接触他们。阿里·沙里阿提（伊斯兰改革派、作家及哲学家，他大力地向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朗人宣扬伊斯兰复兴）在1977年逝世后霍梅尼成为反对派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在1970年代伊朗人之间流传着出自伊玛目穆萨·卡齐姆的格言使霍梅尼添上神秘色彩，穆萨·卡齐姆在799年临终前预言：“一位来自库姆的男子会带领人民走向合适的道路。”1978年末有谣传指霍梅尼的模样出现在满月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量民众声称曾经目睹，许多伊朗人都视霍梅尼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他的形象和重要性随着示威活动的滋长而壮大。虽然巴黎与德黑兰千里迢迢，但霍梅尼依然在背后为革命设立进程，他呼吁伊朗人不要妥协，指示他们要停工来对抗巴勒维政权。他在流放生涯的最后数个月里源源不绝的记者、支持者及贵族都来拜访霍梅尼，以一睹这位革命精神领袖。在沙阿离国之前霍梅尼拒绝回国，伊朗国内猛烈的抗争和暴乱使沙阿政权无法控制局面，沙阿在1979年1月17日离开伊朗（表面上休假），再也没有回来。两周后的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以胜利姿态返国，霍梅尼至少受到3百万人的欢迎。

（八）霍梅尼坚决反对沙布尔·巴赫蒂亚尔领导的临时政府，并承诺：“我们会让他们遭受重大挫折，然后由我任命政府，我会任命一个受民族拥戴的政府。”1979年2月11日霍梅尼委任迈赫迪·巴札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并强烈要求：“我委任他，你们必须要效忠他。”他又警告：“这是真主的政府，违抗这个政府就是违抗真主。”随着霍梅尼的势头渐强，军人也开始投向霍梅尼阵营，霍梅尼宣布向不投降的军人发动圣战。1979年2月11日暴动进一步扩散，兵工厂亦告失陷，军方的立场保持中立，巴赫蒂亚尔终于倒台。同年3月30日至31日以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君主政体的公投得到98%的支持而获得通过，革命派得势并奉霍梅尼为领袖，但一些世俗和宗教团体并不知道霍梅尼以“法基赫的监护”建立伊斯兰政府的计划，“法基赫的监护”是以伊斯兰教法学家玛尔扎统治国家。伊斯兰共和国的临时宪法没有包括至高无上的伊斯兰宗教统治者这个职位，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在夺得权力后开始压制昔日的盟友，又重新草拟宪法。一些报社被关闭，而抗议报社被关闭的那些人受到非难。民族解放阵线、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等团体受到打击，最后被取缔。纵使投票表决受到质疑，霍梅尼的支持者仍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而进入专家会议，取得压倒性多数的席位，得以修改宪法。

（九）新宪法设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神权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否决不合符伊斯兰教的律例，筛选政府官员，罢免不合伊斯兰教义的官员。1979年11月全民公投通过采纳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就职为最高神权领袖（又称为“革命领袖”），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在1980年2月被推选为伊朗第一任总统。1979年10月2日美国接收流亡在外的沙阿，让他在美国接受医治癌症的治疗。霍梅尼及伊朗左翼团体随即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要将沙阿遣返回国受审并处死。事件令革命分子想起26年前的阿贾克斯行动，当时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英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沙阿流亡在外的时候联手策划政变推翻伊朗的民族主义政府。同年11月4日一群自称为伊玛目的门徒的伊斯兰主义者学生占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胁持52名使馆人员长达444日，事件被称为伊朗人质危机。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年成为伊朗总统，一些当年的人质认出他是其中一名胁持者，但艾哈迈迪内贾德否认他是其中一分子。人质危机在美国被视为是对国际法明目张胆的侵犯，激起强烈愤慨及反伊情绪，不过占领大使馆却在伊朗受到广泛支持，霍梅尼以“美国不能以该死的行为对付我们”为口号争取支持。

（十）人质危机促使神权政府又出其不意地占了那些强调与他国建立稳定、正常关系的政客，据说霍梅尼曾经向总统表示：“人质危机带来许多好处，它团结我们的人民，让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宪法，并实现总统及议会选举。”人质危机发生的一个月后新的神权宪法成功获得通过，事件亦使反对派分为两个阵营：支持胁持者的激进派和反对胁持事件的温和派。1980年2月23日霍梅尼宣布伊朗议会将会决定美国使馆人质的命运，要求美国遣返沙阿到伊朗，以危害国家的罪名受审。沙阿在数个月后逝世，但人质危机在夏季没有缓和的迹象。霍梅尼的支持者称美国使馆为“间谍活动的老巢”，宣称他们在使馆内找到军械、谍报设备以及许多官方和机密文件。霍梅尼崇尚穆斯林统一和团结，将伊斯兰革命的精神传扬到全世界，在世界各地建立伊斯兰国家是革命的伟大目标。他宣布穆罕默德出生的该周为“团结周”（赖比尔·敖外鲁月12日-17日），又在1981年将赖买丹月最后一个周五定为圣城日。霍梅尼取得权力后随即号召穆斯林世界发起伊斯兰革命，包括其阿拉伯睦邻、唯一一个除伊朗以外以什叶派为主导的伊拉克。同时伊拉克的非宗教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的领袖萨达姆·侯赛因渴求利用伊朗脆弱的军事力量（他假定）及革命乱局侵占石油蕴藏量丰富的胡齐斯坦省，挫败伊朗伊斯兰革命分子，鼓动伊拉克什叶派教徒。

（十一）1980年9月伊拉克全面入侵伊朗，开始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1980年9月-1988年8月）。伊朗人猛烈的抵抗及伊拉克的军事机能不全很快就使伊拉克的侵略步伐缓下来，到1982年初伊朗已收复被伊拉克占领的失地。面对外敌入侵时伊朗人与新政权团结在一起，提高霍梅尼的威望，巩固及稳定他的领导。在两伊战争的形势逆转后霍梅尼拒绝伊拉克所提出的停战，要求伊拉克要就此赔偿，并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下台。虽然伊朗的人口三倍于伊拉克，经济规模亦远比伊拉克庞大，但伊拉克却得到邻近波斯湾国家、苏联及西方国家的支援。海湾国家及西方要防止伊斯兰革命在波斯湾扩散开去，苏联则要确保他们在中亚北部的统治地位，战争进而延续六年，损失逐渐扩大。伊拉克向德黑兰发动长达一个月的导弹袭击，德黑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伊朗的船只及运油轮受到美国海军袭击，加上伊拉克重夺法奥半岛导致伊朗军队士气低落。同年7月伊朗接受联合国调停，霍梅尼形容这是喝了一杯毒药。伊朗在战争当中的死伤人数高达95万人，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但霍梅尼坚称将战事扩大试图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不是一个错误。在“给圣职者的信件”里提到：“我们不会后悔，也不会为我们在战争里的表现感到遗憾，我们怎能忘记我们如何为宗教使命奋斗？”。

（十二）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被认为在其1988年出版的小说《撒旦诗篇》里亵渎穆罕默德，霍梅尼在1989年初颁布对他的追杀令，他所颁布的宗教判决（法特瓦）准许由穆斯林执行。《撒旦诗篇》里的一些段落让许多穆斯林（包括霍梅尼）认为是对伊斯兰教及先知的冒犯，然而有人认为法特瓦违反法基赫的原则，没有允许被告有自辩的机会，即使是最严厉和最极端的法学家也只会在亲耳听闻那个人亵渎先知才会下令穆斯林杀死他。纵使鲁西迪公开作出道歉，霍梅尼并没有撤回对他的追杀令，他说道：“即使萨尔曼·鲁西迪对此懊悔并成为最虔诚的人，每个穆斯林也有责任尽一切所能，不惜牺牲性命和财产把他送进地狱。”萨尔曼·鲁西迪没有被杀，但是《撒旦诗篇》的日语译者却遭到杀害，也有人企图谋杀另外两名该作的译者。霍梅尼在1979年2月1日结束流亡返回伊朗，向人群发表讲话，他为即将来临的伊斯兰政权向人们作出数项承诺，包括一个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选政府。教士将不会对政府作出干预，又承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称伊朗人将会享有免费的电话、供暖、电力及巴士服务以及送上家门的石油。

（十三）霍梅尼采用沙里亚法规（伊斯兰法律），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的伊斯兰团体强制对男女实施着装规定，妇女必须遮掩头发，男子不准穿着短裤，酒精饮料、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都被严禁。各阶层的教育课程经伊朗文化革命而变得伊斯兰化，课程由伊斯兰大学委员会设计。霍梅尼在1979年7月禁止伊朗的电台及电视台播放军事和宗教以外的音乐，禁令维持10年（直至霍梅尼去世）。霍梅尼被认为重视宗教高于物质，他在首次演说的六个月后对于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表示恼怒：“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些祭拜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瓜果的价格变得更便宜。”他在另一个场合强调殉道比起物质富饶更加重要：“有人会牺牲他们的孩子来换取豪华的大屋吗？这甚至不是一个议题。”他亦再三回应他的经济政策，认为经济是笨蛋的东西，有人认为他对经济的轻视可以解释革命过后伊朗经济不成熟的发展。另一个因素是与伊拉克的长期战争，导致政府负债及通胀，侵蚀个人收入并导致史无前例的高失业率。在霍梅尼的伊斯兰式严格管治下伊朗的绝对贫困人口在其统治时期的首六年内增加45%，伊朗人移居国外的情况也加剧，据说那是伊朗历史上的首次，革命以后估计二至四百万企业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及熟练的工匠（及他们的资本）都转移到国外。

（十四）教士宗教统治及伊斯兰政府的反对派面临严峻的制裁，1979年8月30日霍梅尼在库姆的费齐耶神学院警告反对派：“那些以民主为名尝试对我们的国家带来腐败和破坏的人将会受到压制，他们比起巴努古莱扎犹太人（先知穆罕默德的敌人）更坏，必须对他们处以绞刑，我们会遵照真主的命令压制他们。”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勒维逃到国外避难，但过百名前君主政体的成员及军事人员遭到射杀，有批评称他们受到含糊秘密的指控，没有辩护律师及法官在场，被告没有机会“自辩。后来压制的目标转移到昔日霍梅尼的革命同盟身上，包括反对神权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大学学生。在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发动“永恒之光”的军事行动袭击伊斯兰共和国后，1988年随即发生处决伊朗政治犯的事件，霍梅尼下令法庭人员审讯每一个政治犯，处决那些对反政权活动没有悔意的犯人，遭到处决的人数估计达3万人。许多人认为革命会带来新闻和言论自由，然而带来的却是反对派报社的关闭。反对派的示威者受到持棍民团的攻击，霍梅尼解释道：“卖弄笔墨和舌头的党社就是最坏的棍棒，其腐败程度百倍于其他党社。”

（十五）在霍梅尼的统治下各种少数宗教的殊途各异，非穆斯林的少数宗教不再享有同等的权利，高级政府官员职位只可由穆斯林担任，犹太人、基督徒及祅教徒建立的学校必须由穆斯林校长管理。在法律上非穆斯林家庭所获的死亡赔偿金少于穆斯林家庭，如兄弟姐妹保持非穆斯林信仰，皈依伊斯兰教的民众有权继承父母（甚至是叔伯）的遗产。伊朗非穆斯林人口急剧下降，犹太人口在革命后的头20年里由8万人下降至3万人。霍梅尼监督的伊斯兰宪法规定，伊朗伊斯兰会议的270席里，当中4席预留给三个非穆斯林少数宗教。霍梅尼又呼吁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要团结一致（逊尼派穆斯林是伊朗最大的少数宗教），霍梅尼在革命前的发言对犹太人怀有敌意，但他在1979年回国后便颁布法令要善待犹太人及其他少数宗教（除了巴哈伊信仰）。霍梅尼认为那些采用犹太标记和思想的锡安主义只是非宗教政党，犹太教才是摩西的宗教。与伊朗其他少数宗教不同的是30万名巴哈伊信仰者不断受到攻击，200人遭到处决，其余的巴哈伊信仰者被迫改变信仰或成为伤残人士。1979年末新政府有条不紊地针对巴哈伊信仰的社区，特别是巴哈伊全国灵宴会和地区灵宴会，全国灵宴会和地区灵宴会的重要成员被杀或失踪。

（十六）霍梅尼与其他保守的穆斯林一样认为巴哈伊信仰者是叛教者，又称他们不是进行宗教活动，而是带有政治目的。霍梅尼称：“巴哈伊信仰并非宗派，而是一个党社。巴哈伊信仰者之前得到英国的支持，如今则获得美国支持，他们与群众党一样都是间谍。”霍梅尼因胃癌而需要住院进行阻止内出血的手术，在11天后的1989年6月3日22时因心脏病发逝世，享年88岁。得讯的伊朗人完全自发和真诚地倾泻出悲伤的情怀，涌到城市和街道上哀悼霍梅尼。在高温下挤压的人群形成一片黑色汪洋，他们在哀鸣和吟唱，并且痛苦、有节奏地拍打自己。数小时后消防车出动向人群洒水降温，8名死者、4百名伤者需要由直升机送走。约200万人参加霍梅尼的丧礼，为了瞻仰霍梅尼遗容的人群冲击殡仪队伍，几乎破坏霍梅尼的木制棺材，当局被迫中止丧礼。霍梅尼的遗体几乎倒在地上，人群试图抓住他的寿衣。霍梅尼的第二次丧礼明显加强保安，他的棺材改为钢铁材质，由重装保安人员重重包围（根据伊斯兰传统时遗体在运送至墓地时才使用棺材）。霍梅尼指定他的学生和伊斯兰革命的重要人物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继任最高神权领袖，并在1985年得到专家会议的认可。

（十七）根据“法基赫的监护”和伊斯兰宪法时最高神权领袖必须是玛尔扎，而1981年十多名大阿亚图拉当中以蒙塔泽里成为最高神权领袖的呼声最高（可能是因为他完全认同霍梅尼提出的教法学家管治模式，或只有他具备霍梅尼所需的政治忠诚）。1989年蒙塔泽里开始为争取自由和政党自由发声，在伊斯兰政府处决逾千名政治犯后蒙塔泽里向霍梅尼表示那些囚犯的境况还远差于沙阿和萨瓦克，蒙塔泽里的申诉信件泄漏到欧洲和英国广播公司后气愤的霍梅尼剥夺他的继承者地位。由于唯一合适的玛尔扎失去继承的资格，霍梅尼召开“修宪会议”，移除伊朗宪法里最高神权领袖必须是玛尔扎的规定。宗教法学家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学识有所不足，而且也不是大阿亚图拉，但是其忠于革命的意识使他成为继任人选。哈梅内伊在1989年6月4日被专家会议推选为最高神权领袖，蒙塔泽里则继续批评政府，他在1997年因质疑哈梅内伊的当权地位而被软禁。2009年12月19日蒙塔泽里去世，终年87岁。作为伊朗改革派的主要精神领袖和现政府的批评者，他的辞世在伊国内产生巨大震动。1989年6月4日阿里·哈梅内伊被负责选择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专家会议选举为新领袖，接替3日去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哈梅内伊曾在霍梅尼的领导下参与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活动，1964年至1978年多次被捕入狱，1978年一度流亡国外。

（十八）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教长、伊斯兰议会议员和霍梅尼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代表等职，1980年至1987年担任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1981年10月出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1985年-1989年），曾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党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执政党，1979年2月奉霍梅尼指示由伊斯兰教活动家拉夫桑贾尼、巴霍拉尔、贝赫什提，哈梅内伊和阿尔德比利等在德黑兰创建。该党在议会中占有大多数席位，执掌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该党推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推行“百分之百的伊斯兰化”的各项政策。对内主张政教合一，实行伊斯兰教法，由教法学家执政，坚持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对外主张“不要东方，不要西方，要伊斯兰共和国”，输出伊斯兰革命。该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多是出身于库姆伊斯兰学院的霍梅尼的学生，其首任总书记贝赫什提，1981年6月在该党总部爆炸事件中身亡后由巴霍拉尔接任，同年8月总理府爆炸事件中巴霍拉尔被炸身亡后由哈梅内伊继任。1983年5月该党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通过党章，在紧接此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一届一中全会上哈梅内伊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据称该党有200万党员，均为什叶派穆斯林。党报为《伊斯兰共和国报》，1987年被霍梅尼解散。

巴哈伊教

（一）巴哈伊教或称巴哈伊信仰，简称巴哈伊。巴哈欧拉在19世纪中叶的伊朗创立，其著述言论构成被认为是满足人类现阶段、迈向成熟阶段之需要的最新启示体系。它的最高宗旨是创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真正实现人类大同，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巴哈伊”是指接受巴哈伊信仰并按其准则生活的人，他们在提升和完善自身的同时也竭尽所能地促进他人及社会的福祉。巴哈伊信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最为年轻，在新兴宗教里发展得也最快。巴哈伊分布于全世界235个国家和地区，出自2100多个种族和部落。巴哈伊教是个新的独立宗教，巴哈伊教设有神职人员和地方教堂，每座庙宇都有九面，每面有一大门，代表可以从各方向加入巴哈伊信仰。庙宇中不出卖纪念品，不接受馈赠，宗教经费只来源于教徒的捐赠。礼拜仪式非常简单，没有固定的地点，只是由一人朗诵巴哈欧拉的作品。巴哈伊圣地巴孛陵寝梯田花园又被称为巴哈伊花园，位于以色列海法，依卡梅尔山而建。共有19层梯田，从山顶到山脚延伸达一公里，垂直高度达225米，最大坡度达63度。离花园轴线台阶这几日的两侧，对称装点着草坪、花床、灌木以及一些人工装饰。梯田花园上层向下看，海法市的美景尽收眼底。

（二）巴哈伊花园没有一般宗教陵园的森严肃穆，也没有世俗花园的喧嚣俗艳，再加上依山而建的奇特设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巴哈伊教义的三个核心原则简单表述为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巴哈伊教相信独一、不灭的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皆为其所造。神的存在是永恒的，无始无终，并且是非人格化的神：不可知，不可触及。是启示的源泉，永恒、全知、永在和全能的。虽然神不可直接触及，但他可以被受造物感知，并且有意愿和目的。巴哈伊教相信神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其旨意，包括使用先知或显圣者（亦称“上帝之显示者”）。为表达神的意愿，众先知在世界各地建立宗教。巴哈伊教义中神是如此伟大，以至无法为人类完全认知，也无法描述出完整和准确的形象。在巴哈伊教里神使用一些称号，例如“全能者”或“至爱者”，并且强调神的一体性。巴哈伊的渐进宗教启示观导致的结果是他们接纳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有效性，认为这些宗教的奠基者和中心人物都是上帝之显示者，其中包括耶稣、穆罕默德、摩西和佛陀，另外其他一些宗教人物如挪亚和亚伯拉罕也是神的先知。

（三）宗教历史是上帝对人类旨意与目的之天启的不同阶段，特定的宗教社会教导（例如祷告的方向，或饮食的禁忌）被后来的显示者废弃，而建立与时代和场合更适合的新要求，相反对于某些根本原则（如睦邻、慈善）则视为普世和不变的。巴哈伊认为演进的启示过程不会终止，不过他们确实相信存在启示的周期，巴哈伊信徒不指望巴哈欧拉的启示出现后的1000年内有新的上帝之显示者。巴哈伊信仰有时被描绘成各类早期宗教的综合体，然而其信徒坚称他们的宗教有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圣书、教训、律法和历史。其文化和宗教源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其建立过程类似于基督教信仰，脱胎于犹太教。巴哈伊信徒把他们的宗教描述为独立的世界性宗教，与其他宗教传统的区别在于巴哈欧拉给出的较新、较现代的训诫。巴哈欧拉据信满足先驱宗教中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巴哈伊信仰相信人类具有理性之灵，并且这使人具备独特的能力去认知神和人与其创造者的关系。每个人都有义务通过神的显示者们去认知神，并且顺从他们的教诲。

（四）借着认知和顺服、服务他人和定期祷告和学习教育者启示的经典，灵魂就能更接近神，这是巴哈伊信仰的灵性生活的理想境界。人死亡之后灵魂就进入下一个世界，人于物质世界的灵性发展决定其在灵魂世界的进度。天堂和地狱只是与神亲疏程度的象征，死后并不存在物质世界意义中的奖赏或惩罚。巴哈伊经典强调回归人的本性，抛弃偏见。人类原本是一家，虽然也是高度的多样化，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值得珍惜和宽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种姓制度和阶级制度的教条是人为的、妨碍人类团结的，根据巴哈伊教义时人类团结是现今世界宗教和政治的最重要问题。1921-1957年担任圣护的守基.阿芬第写下以下教义概要，他认为这些是巴哈欧拉教诲中的独特原则是巴哈伊信仰的基石：“独立寻求真理，不为迷信或传统所限。人类一家是关键的原则和基本的信条；所有宗教的基本合一；谴责任何形式的偏见，无论是宗教、种族、阶级或民族的；宗教与科学和谐并进；男女平等是使人类能够跃翔的两翼；普及义务教育；创造普及世界统一的语言；消灭极端的贫困和富有；成立世界最高法庭，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乐于劳动，参与属灵侍奉；正义是人类社会和宗教的最高原则；以建立持久普遍的和平为全人类的最高目标。”

（五）下列12条原则是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来源于阿博都-巴哈在1912年游历欧洲和北美洲时发表的演说。12条原则：神的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性别平等；消灭偏见；世界和平；宗教与科学并行不悖；独立探求真理；普及义务教育；制定世界通用的语言；服从政府，不参与政党政治；消灭极端的贫困和富有。虽然巴哈伊信仰主要关注社会和道德问题，但它的一些基要经文仍有神秘色彩。阿芬第将《七谷经》称作巴哈欧拉“最神秘的作品”，该书写给一位伊斯兰神秘主义流派苏非主义信徒，它起初于1906年被翻译为英文，是西方国家出版的第一本有关巴哈欧拉的书。《隐言经》是巴哈欧拉同期写的另一本著作，包括153段短文，巴哈欧拉称之为“天启神秘中的宝藏”。根据巴哈欧拉所言上帝已许诺将源源不断派遣显示者来指导人类，在巴哈伊圣典中这一许诺被称为“大圣约”。上帝派遣的一系列显示者或圣使可追溯到纪元之初：亚伯拉罕之后是摩西，摩西之后是耶稣基督，接着是默罕穆德。在这时代应允现世的显示者便是巴哈欧拉，其他各位圣使（包括有史记载的或被遗忘的）都在神圣策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六）还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圣约”，是神的先知与信徒之间的约定，每个启示都是独特的，包括一些社会习俗和宗教团体权威。当前的时代巴哈伊将巴哈欧拉的启示视为与信徒的圣约，巴哈伊坚称该约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宗教美德。鉴于巴哈伊的基本教义是合一，该宗教服从他们认为是天定的管理机构，而且将建立教派的分裂视为无效和可诅咒的、背叛巴哈欧拉诫命的行为。在巴哈伊的历史中权力交接时期发生过教派分裂，各类巴哈伊分支教派总共仅由数千之众，他们被看作离经叛道，并且被闪避，相当于被逐出。巴哈伊信仰中的经典权威包括巴孛、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守基·阿芬第以及世界正义院的著作，其中巴孛和巴哈欧拉的著作被认为是神圣天启，阿博都·巴哈的演说及其著作以及守基·阿芬第的著作被认为是巴哈伊圣作的权威诠释，世界正义院相关文告为权威律法及其诠释。巴哈伊信仰的最高经典称为《亚格达斯经》（即《至圣之经》），他们视之为普世经典，是从“亘古”时期由神的显示者带来，《七谷经》和《四谷经》是巴哈伊圣作中最具神秘色彩的著作。

（七）巴哈伊的资料估计在全世界他们有超过600万信徒，百科全书和类似资料记载在21世纪初全世界有200至800万巴哈伊信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哈伊教从其发源地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传入西方国家，又过了五十年传入第三世界国家。根据《2004年世界年鉴》巴哈伊信徒主要生活在亚洲（360.6万）、非洲（180万）和拉丁美洲（90万），据估计全世界最大的巴哈伊社区在印度，有220万之众；其次是伊朗，有35万；然后是美国，有15万。除了这些国家外信徒的数字差距很大，当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巴哈伊信徒占据人口多数，瑙鲁是巴哈伊信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10%）。根据《不列颠年鉴》以信徒所在国家数目统计，巴哈伊教是世界上分布第二广泛的宗教（仅次于基督教），出如今24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100各人种、种族和部落团体，其圣典有800种文字翻译。巴哈伊的历史通常寻迹于其领导者，始于巴孛在1844年5月23日在伊朗设拉子宣布立教，一系列该宗教的中心人物最终建立管理规条，该宗教最初局限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八）1892年巴哈欧拉去世后其追随者扩散到亚洲和非洲的十三个国家，在其子阿博都·巴哈的领导下该宗教开始在欧洲和美洲立足，并且在伊朗得到巩固，虽然仍遭受迫害。1921年阿博都·巴哈去世后巴哈伊的领导层由个人转化为选举和任命产生的管理系统，巴哈伊禁止闭门修道，而是努力将灵性的修行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从事的工作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当做一种对信仰的服务形式。巴哈欧拉禁止乞丐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鼓励信徒们热切关注社会的需要。在巴哈欧拉的著作中更进一步地强调自我努力和服务人类在灵性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本着为人类服务的精神而工作在神看来如同祷告和崇拜一样。巴哈伊信仰律法的根本来源是巴哈欧拉的著作《亚格达斯经》，下列是其基本律法和宗教礼仪：年逾15岁的巴哈伊信徒必须每日背诵祷告文，这类祷告文有三种，每日可选其一；禁止背后诽谤和议论他人；阳历每年3月2日至20日的19天，成年、健康的巴哈伊信徒会在日出到日落间禁食；巴哈伊以此来体会贫困人民的艰辛，从而更加热爱生活帮助他人；巴哈伊信徒不得饮酒或使用毒品，除非有医生处方；x关系仅限于夫妇之间，不鼓励同x恋行为；严格禁止赌博。

（九）亚格达斯经中的一些律法到今日仍然有效，其管理机构会给予某种程度的强制。随着巴哈伊社区的扩大，巴哈欧拉对于其它律法的实施提供一些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些律法如果与信徒居住地的世俗法律无冲突则信徒必须严格遵守，而祷告、禁食之类个人宗教礼仪完全是个人自愿的责任。巴哈伊聚会一般在信徒家里或者租借场地举行，在全世界有七座巴哈伊灵曦堂，基本上每个大洲有一座。巴哈欧拉的著作中构想的机构叫做“Mashriqu'l-Adhkár”，是包括医院、大学等等的综合体，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第一座Mashriqu'l-Adhkár是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建筑。巴哈伊婚姻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合，其目的是孕育两个同伴及其子女间的灵性和谐、友爱和合一。巴孛对于婚姻的教诲是生存和得救的壁垒，并且将婚姻和家庭置于社会的基石这一重要位置。巴哈欧拉高度评价婚姻，宣称那是神的永恒诫命，并且反对婚外情、极力避免离婚。巴哈欧拉教导夫妻应致力提高彼此的灵性，巴哈伊倾向于了解对方的性格，并且在婚前用一段时间彼此相知，一但结婚就应有永结同心的意愿。

（十）虽然父母不应为子女选择配偶，然而俩人决定结婚就必须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即使其中一方不是巴哈伊信徒。在巴哈伊信仰中跨种族婚姻是大力称许的，巴哈伊的婚礼很简单，唯一必不可少的仪式是新人必须在两个证人面前宣读婚姻誓言：“我们将完全、彻底地服从神的旨意。”巴哈伊教的正式符号是五角星，但是九角星的符号更加常用，该符号和里面的字体代表的是至高者。符号由两颗星重叠，有荣耀的光辉点缀，纪念三个合一。至高者的名字是阿拉伯语“荣耀的至高者！”当前的巴哈伊历法是巴孛最早提出的，在此历法中一年有19个月，每个月有19天，另有4-5天为“愉快的日子”，组成一个地球公转周期。巴哈伊的新年日期取自传统的波斯新年，在每年的3月21日，紧随于禁食月之后。巴哈伊教徒在每月的第一天会组织聚会，叫做19天灵宴会，在集会上他们进行祈祷、社团事务磋商和联谊。每个月都有一个和神有关的特定的名字，巴哈伊历法中的星期是熟悉的7日单位，一星期中的每一天也都有特定的名字。

（十一）巴哈伊教定义11个圣日，其中的9个为正式假日，这些圣日都是在该宗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发生日。巴哈伊宗教在伊斯兰国家持续遭受迫害，尤其是在伊朗，在1978年至1998年间愈200名教徒被处决。2006年12月16日埃及最高法院判决，政府不承认巴哈伊宗教，结果埃及的巴哈伊信徒无法取得政府文件（包括身份证、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护照以及其他需要列明宗教信仰的证件），同时他们也失去被雇佣、受教育，接受医疗服务或投票的权利。埃及个人权利维护组织指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新闻公告对该组织提出的陈述和异议未作任何回应，仅仅讨论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教义，而这些教义不应影响法院的判决。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巴哈伊信徒的居所定期受到政府搜查，而且信徒们被禁止进入大学学习或从事政府工作，有信徒因为参加巴哈伊经文的学习而被投入监狱。巴哈伊信徒的墓地受到侮辱，财产被剥夺，巴哈欧拉父亲的故居被夷为平地，巴哈伊的朝圣地巴孛的故居两次被捣毁。

伊朗门事件

（一）1979年11月4日激动的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0名使馆人员扣作人质，酿成轰动一时的人质事件，从此美国和伊朗成为冤家仇敌。7年后的这一天黎巴嫩的一家不起眼的杂志《船桅》周刊登载这样一条新闻：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于当年5月秘访德黑兰，同伊朗高级官员进行接触，伊朗方面要求美国提供军火。随后数架美国运输机给伊朗运送战斗机零件和弹药。同一天晚上出席庆祝德黑兰青年学生占领美国使馆7周年集会的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突然宣布：“麦克法兰曾秘访伊朗，时间是1986年5月28日。”当时麦克法兰带着4个人装扮成机组人员，手持伪造的爱尔兰护照，乘一架装有武器零件的飞机抵达德黑兰国际机场。他带来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亲笔信，信中要求改善美伊关系，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拉夫桑贾尼声称：“他下令将麦克法兰及其随从软禁在旅馆达5天，此后他们被驱逐出境。反应最灵敏、行动最快的要数那些的西方记者，他们连篇累牍地追踪采访报道，多次的新闻大曝光使这股狂风越吹越大，终成暴风骤雨之势。阿拉伯国家对此的反应有的强烈、有的温和、有的沉默，最感恼火的是伊拉克，感到被出卖了。但是一贯强硬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又不准备同美国断交，认为这是以色列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破坏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阴谋。

（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则表示震惊和失望，批评美国的作法使华盛顿丧失在这个地区的信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则默不作声、各怀心思。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在埋怨，他们批评美国违背它曾经要求它国恪守的信条，表面上振振有词地宣称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暗地里却另行其是。美国国内的反应犹如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但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经济实力的削弱、水门事件和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使美国人感到国家实力的衰落，对国家的信心也随之动摇。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里根总统似乎给美国注入活力，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所恢复，外交较为活跃。美国的对手苏联则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从世界各地收缩。这些重振美国的努力重塑公众对国家力量的自信，恢复美国第一的优越感。从黎巴嫩和伊朗传来的消息又使美国人的心理难以平衡。新闻界和国会批评和指责如同狂潮般席卷而来：“政府同关押人质者谈判违反政府宣布的一贯政策，即决不同恐怖主义组织做交易，决不同伊朗、利比亚之类的国家谈判。向伊朗运送武器破坏美国国会通过的禁止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法律和在两伊战争中严守中立的法律，秘密外交活动背着国会进行违反行政当局应定期向国会通报秘密活动的法律。”

（三）激动的批评者们最后集中于一个声音：“里根总统必须出来向美国人民澄清事情真相。”1986年11月13日晚里根出现在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屏幕上，他首次承认一年半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秘密外交接触，他的确于当年5月派麦克法兰秘密访问伊朗，并曾授权向伊朗提供武器。他接着辩解说：“政府之所以要如此做是因为它有4个目标：同伊朗恢复关系；结束两伊战争；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他重申政府的这些做法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保持沉默的风险已超出把事情讲出来的风险。”11月9日里根在白宫又举行一周来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他试图进一步解释他的政府在美伊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这一交易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一次失败，相反这场风险很大的赌博是有条件地进行的，并且达到部分目的。”还说：“我就像一个赌徒，知道这个行动所冒的巨大风险。但这是我的一项活动，是我一个人的活动，我对胜负负全部责任。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尽管我没有像法律规定的那样及时向国会报告。为保护美国人质的生命安全，继续在某些方面保密的作法是正确的。”他接着责怪新闻界对这一交易的披露断送另外两名美国人质获释的机会。

（四）当被质问到他是否破坏向伊朗禁运武器的政策时他说：“为了我们的目的，放弃一下禁运是值得的，当然武器禁运现在和将来仍继续有效。”当被问及是否有其它国家参与此事时他表示没有，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10分钟白宫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说：“人们可能对我今晚的一个回答会产生某种误解。确有一个第三国参与我们同伊朗的秘密计划。”但声明称第三国向伊朗运送武器不是由华盛顿授意的。所谓的第三国在白宫虽没有点名，但人们自然想起以色列。显然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乱了方寸的，他未能平息国内外舆论的不满，没有平息国会山里嘈杂的指责声，反而使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穷追不舍，声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国会两院不断举行听证会进行调查，案情越揭越深，大有要把共和党政府拉下马之势。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经繁华一时，如今却成了世界闻名的恐怖之都。各派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炮战、枪战、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矛盾的焦点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激烈冲突，而美国长期执行一条纵容偏袒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的政策激起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仇恨，自然美国人成了某些阿拉伯激进组织搞恐怖主义活动的活靶子。

（五）1984年3月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巴克利遭绑架，此后一年多内又先后有6名美国人遭到绑架，酿成使里根政府伤透脑筋的人质危机。绑架者向美国政府提出释放人质的3 个条件，即释放1983年因参与策划和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而被科政府投入监狱的17名囚犯；美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释放被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提供贷款，开发南黎巴嫩。绑架者扬言美政府若不答应其条件，人质将被逐个处决。人质危机引起美国国内各界的严重关注，里根政府一方面声称要作出强硬反应，拒绝与恐怖主义者妥协；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求人质获释的途径，但收效甚微，时间越拖越久。绑架者似乎不耐烦，他们说到做到，1985年下半年巴克利的尸体出现在照片上。里根总统在处理人质危机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一些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纷纷抨击政府遗弃人质。此时美国正值中期选举的前夕，执政的共和党内部一些人也要求里根尽快想出办法以缓解舆论压力，增强共和党人的选举资本。在美国政府为人质释放所作的种种努力中他们发现要找到一个既不答应绑架者提出的条件，又能使人质获释的办法就是与伊朗打交道，因为伊朗对绑架者有勿庸置疑的影响。

（六）1985年8月从贝鲁特和海牙国际法院传来信息：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的人对恢复同美国接触感兴趣，急切地希望同美国坐在谈判桌前。这一消息使白宫格外兴奋，里根当即召集国务卿舒尔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进行紧急磋商。里根认为：“应该接住德黑兰抛出的红线，同伊朗谈判不仅可以为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能寄希望于霍梅尼之后使美国重返伊朗，同伊朗恢复关系对于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利益是有巨大好处的。”伊朗由于同伊拉克打了6年导致国库空虚、武器不足，经济上处于困境，国际上处于孤立境地，因而伊朗也有与美国做交易的愿望。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以议长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温和派的主张，并得到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首肯。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里根决定立即进行美伊秘密接触，这一任务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具体承办。早在1985年初里根就批准一份由麦克法兰拟定的计划，通过以色列向伊朗供应武器和零部件改善美伊关系，使伊朗帮助释放美国人质，该项计划由麦克法兰和其助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诺思中校具体负责。在这场交易中以色列自告奋勇地承担掮客的角色。

（七）摩萨德特务、军火商雅各布·尼姆罗迪曾作为美国的代表同伊朗实业家马努赫尔·古尔巴尼萨尔商谈具体交易办法，1985年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迈克尔·莱丁在以色列的安排下在欧洲某地会见古尔巴尼萨尔。1985年9月3日以色列官员向麦克法兰转达伊朗方面的意向：若美国能向伊朗运送一飞机军火，伊朗将在一天内帮助释放一名美国人质。麦克法兰当即拍板同意。在1985年辞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麦克法兰仍继续为美伊交易而奔走，1986年5月他亲赴德黑兰，经过多次秘密接触后双方终于达成交易。1985年9月以色列先后两次租用DC—8型运输机满载“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同期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美国人终于尝到甜头。9月14日里根打电话给佩雷斯，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就在此时白宫幕僚们在是否继续进行美伊交易的问题上发生争吵，以舒尔茨，温伯格为首的一方主张停止美伊交易，以凯西和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为首的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需要的话同伊朗打交道也是可以的。双方毫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里根为调和双方矛盾表示暂时停止与伊朗的接触，美伊一度回到互不来往的状态。但是问题并未解决，人质危机又紧迫起来，并严重地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八）里根权衡再三后终于下令恢复美伊军火交易，1986年7月到同年10月美国先后两次给伊朗运送军火，美国人质詹森、雅各布森先后获释。1986年11月25日白宫东室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不久里根急步走上讲台，然后说：“由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我的副手诺思中校参与一起我一无所知、不能容忍的活动，我宣布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职，并将诺思革职。”他声称这项活动未经他授权，直到11月24日他才获悉此事。司法部长米斯也走上讲台，他宣布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周密调查后证实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款项，有3000万美元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入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在瑞士银行的账户，知情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诺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也略知一二，但没有设法制止。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对此毫不知情，但以色列却参与此事。”米斯的话一讲完兴奋的记者们一窝蜂地涌向电话、电传机，争先恐后地向世界报道这条爆炸性的新闻，伊朗军售案忽然演变成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丑闻，成为美国自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轰动。绕过国会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违反武器控制法和国家安全法，以武器交换人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相矛盾，而擅自挪用款项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又直接违反1934年的博伦修正案，几个问题相互交织后里根政府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九）这时美国舆论界传闻不断，里根和他的政府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美国ABC广播网和《纽约时报》12月2日联合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是50%以上的人认为里根知道转移款项一事，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里根在掩盖事实。里根的支持率从1个月前的67%陡降至46%，新闻界则不断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并表示要穷追不舍，提出一系列的疑点和问题逼迫政府回答。伊朗官员于11月28日发表讲话，威胁要公开麦克法兰1986年秘访德黑兰期间与“白宫某人”通话的录相带，以示里根欺骗美国民众。《纽约时报》12月8日进一步透露麦克法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早在1985年8月里根就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军火，这与官方宣布的里根只是事后才知道的说法不符。12月7日和10日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分别表示他们坚信里根总统知道军售款项转移一事，11月27日白宫内部有人向新闻界透露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里甘是里根多年挚友）早在1985年就得知美伊接触，他对军售款项转移一事也了如指掌。11月28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小组委员会给司法部写信，把副总统布什、白宫总管里甘、司法部长米斯、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统统列入怀疑对象。

（十）司法部长米斯在11月25日的说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钱是由以色列转交的，但第二天以色列表示所谓转交行动与以色列毫不相干，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也断然表示他们分文未收。《纽约时报》于12月2日披露这笔钱还部分地转给安哥拉反政府军和阿富汗游击队，而不像官方所说的仅限于尼反政府军。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奥利佛·诺思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1943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1968年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赴越南作战。以其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忠心耿耿而深受上级赏识，海军陆战队司令曾称诺思为“热情先生”。里根也称赞说：“他有良好的行为纪录，他是国家英雄。”在越南战争中诺思获得一枚银星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朋友们称他为“兰博”。据说有一次他被10名越军包围，当时他身上只带着一把塑料叉子，情况十分危机，但最后诺思还是脱离险境，圆满地完成任务。1981年诺思由海军部长推荐，进入白宫工作。此后他一直负有许多秘密使命，往往早晨在华盛顿，晚上则出现在欧洲某地追缉恐怖分子的现场。1985年10月他参与策划成功地拦截载有劫持意大利邮船“阿基莱・劳罗”号的恐怖分子的埃及飞机，在伊朗门事件中诺思一直是个关键性人物。他亲自参加同伊朗的交易，寻找出售武器的中间商，安排把出售武器所得款项存入瑞士银行，9次亲自指挥在尼加拉瓜境内空投补给。

（十一）在美伊武器交易败露后诺思销毁大量有关文件，在被迫辞职后他仍指使其女秘书霍尔到办公室取出匆忙中未来得及处理的文件。忠心耿耿的霍尔把文件藏在靴子里和衣服里，躲过白宫警卫的检查，带出来予以销毁。但诺思只不过是个中校，那有这么大的胆量独自制定并实施如此一项复杂的计划？他销毁文件的举动是否有人指使？随着案情的深入，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伊朗-尼加拉瓜”双料丑闻刚败露里根班底便慌作一团，纷纷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并相互推诿指责，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放出风声说：“他早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有关备忘录上对美伊交易一事批注道：当他得知军售款项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时则似乎怒气十足，说：‘这种事本来不应该发生，我感到十分惊骇。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是可以的，但不能用这种方式，应由国会拨款。’”12月4日他指责麦克法兰在美伊交易问题上给里根出了馊主意。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则称他在该案中没起什么作用，直至1986 年10月才听说转移款项一事。号称“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自称一直反对武器换人质的作法，对具体情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但是麦克法兰斥责舒尔茨谎称舒尔茨经常听取他关于秘密使命的汇报。

（十二）即使情况真加舒尔茨自称的那样，作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对外政策的执行人，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竟一无所知，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位只是部分时间处理对外政策的业务经理。有意在1988年问鼎总统宝座的副总统老布什则竭力与里根保持距离，他先是默不作声，避免发表任何评论。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终于在11月28日打破沉默，他承认美伊交易损害美国的信誉，但此举对于阻止苏联对伊朗的入侵是有特殊意义的。他说他知道美伊交易这件事并曾表示过支持，但他进一步说：“在某些方面表示过某种程度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一丑闻可能损害他尚未宣布要参加的总统选举。麦克法兰在国会作证时反复声称里根事先批准向伊朗出售武器，副国务卿怀特·黑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不客气地指责里根，温伯格也说里根对军售款项转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是知情的。有消息说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里根频繁与尼克松通电话，向他讨教办法并倾诉满腹苦水。面对四面楚歌时里根他逐步改变硬顶的策略，试图化被动为主动。1986年11月26日他指名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国务卿培德蒙·马斯基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关举动，12月1日里根召集托尔委员会和白宫其它高级官员进行讨论。

（十三）他说：“我决定查清所有事实，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12月2日应国会的要求里根宣布将由法庭任命一名特别检查官调查此案，并要求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他还表示凡是有违法行为的人都要送交法院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对国会的调查将予以合作，这样里根政府、国会和司法部门多管齐下摆出大查特查的架势。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外从事此案调查的还有4个专门机构：托尔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联邦法院任命的独立检察官，由前司法部副部长沃尔什担任，将重点调查本案中的违法行为，并确定是否要对违法者起诉；另外两个是参众两院分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986年12月6日里根在戴维营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他首次承认：“在执行（他制订的）对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错误。”他说：“我对这一行动引起如此激烈的争执深感失望，我对这一行动引起这么大的不安和震动感到遗憾。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会拨乱反正，我正在这样做。”里根的建设性举动稍稍缓解他和他的政府面临的压力，但人们对此仍不满意，他们认为：“里根没有说明究竟是谁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在什么时候犯了错误。”民意测验表明里根的支持率仍在下降。

（十四）其后的几个月里国会多次举行公开或半公开的听证会，先后传唤许多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前去作证，但进展不大。令议员们不满的是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两人在听证会上对所有的重要情节守口如瓶，他们借口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这样的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谁也没想到为堵塞美国宪法漏洞而制定的第五修正案竞被人当作掩盖其违法行为的一道“护身符”。经过3个月的追踪调查后托尔委员会终于在1987年2月26日上午10时正式向里根总统递交一份厚达282页的调查报告，从而把“伊朗门”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份报告不仅在结论上与政府主要官员的证词大相径庭，而且对里根和他的许多亲密顾问提出尖锐的批评。报告透露麦克法兰作证说里根曾亲自向他下达命令，支持向伊朗出售军火，而里根过去对这一行动的表示是：“我恐怕自己受别人记忆的影响，我记不得过程了。”报告还指出有关伊朗的主动行动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一系列的武器换人质的交易。

（十五）至于转移款项的问题，报告的结论是：“整个事件一直是，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很令人费解的，整个事件无法充分解释清楚。”报告指出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必须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公诸于众后白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负主要责任，海军中将波因德克斯特显然没有认清或是忽视他的做法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冒了严重风险。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知情的，他没有迅速地把这件事向总统提出来，而舒尔茨和温伯格不过问事态发展情况。托尔报告使里根及其亲信大大松了一口气，报告没有发现证据证明里根知情。自从事件败露以来里根并没有打算故意给美国公众制造假象或进行非法的掩盖行为，对于麦克法兰不利于里根的证词时托尔委员会先是认可。后又推翻，因为这个判断是模糊的。托尔报告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公众普遍表示疑惑不解和诧异。新闻界讥讽说：“里根政府就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座里，汽车正冲下山去，却无人在前面把着方向盘。托尔委员会描绘一个令人不太知道也不太想知道的总统形象，这份报告描绘一个可怕的情景：一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受人摆布的总统形象，一个疯狂的政府，在那里人人都在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责。”

（十六）在事发之后里根政府来个大换班，先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其助手诺思中校挂冠而去，本案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在1986年12月15日突发急症住进医院，在做完脑癌切除手术后于1987年元月提出辞呈。手术后的凯西说话困难，后来发展为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出庭作证。1987年5月6日凯西辞世，凯西是共和党的三朝元老，是里根多年的老朋友，他对白宫的决策有重大影响。在伊朗门事件中凯西有重大的违法嫌疑，并掌握着许多重要秘密，如今他把这些秘密都带进坟墓去了。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竟于2月9日服食过量的镇静剂，他的妻子发现他昏迷不醒后向医院打紧急电话呼救，终于使他脱离险境。警方根据情况判定这是一宗自杀未遂或企图自杀案，麦克法兰还不到50岁，正值壮年为何要自寻短见？在伊朗门事件败露后他时常觉得有被人抛弃的感觉，他曾向一位挚友沮丧地说：“想不到30年来的辛苦奔波，甚至不借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人质，却因自己的忠诚和坦率沾上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以至于毁于一旦。”

（十七）托尔报告敲响唐纳德·里甘在白宫任职的丧钟，报告不客气地指出：“里根的所作所为几乎比人们记忆中近些年任何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都过份，他对白宫班子实行个人控制并要求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个人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决策，出席几乎所有有关处理美伊武器交易的会议。”其实早在托尔报告公布之前里甘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素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著称，且脾气暴躁、不易与人相处导致人缘不好。但他凭着与里根多年的老交情仍我行我素，最后连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都给得罪，两人多次吵架、互为攻击，夹在第一夫人和白宫总管之间的里根却哭笑不得。随着这场闹剧的日益激化，里根不得不抹下脸来，抛出替罪羊。里甘从电视上获悉里根任命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为白宫新总管后写下寥寥一语的辞呈，黯然离去。同时白宫也出现辞职浪潮，大小官员士气一落千丈，纷纷托词另谋生计。1986年11月至1987年2月白宫滥用麻醉品，顾问特纳、总统政治顾问丹尼尔斯、白宫联络处主任布坎南、副新闻秘书斯皮克斯等人相继挂冠而去，连两名负责帮助里根应付伊朗门危机的顾问沃利轰和阿尔希亦表示无意奉陪到底。

（十八）1987年3月4日是里根和其夫人南希结婚3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却被视为里根力图从“伊朗门”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再一次向全国公众发表电视讲话说：“我已经为我的沉默付出代价，使你们的信任发生动摇，但是我同你们一样不得不等着弄清事情的全貌。我已经研究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其调查结果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是激烈的，我全部接受。首先我要说我应对我本人的行动和我领导下的政府的行动负有全部责任，我确实批准过（向伊朗出售武器），我只是不能说出在什么时候。尽管事出有因，但也不应对此原谅，这是一个错误。”关于把军售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时里根说：“一无所知，但是作为总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谈到为解除这次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时里根表示他正在着手进行3件事，即调整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修订国家安全政策；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他还表示要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实质上同国会搞好合作，里根坦率的态度和追悔的表情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舆论的压力。民意测验显示多数公众对里根的讲话表示满意。

（十九）第二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自从肯尼迪为1961年的灾难性入侵猪湾事件接受人们的责备以来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如此么开地承认错误，只有一位总统深深地陷入困境，并且充分认识到自己深深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像他今晚那样讲话。”有的报纸还评论说这下子总统渡过转折点，有的还说：“前途还没有定局。”甚至在向来挑剔的新闻界中也有人说：“里根在认错方面已经走得够远的了，你总不能让美国总统趴下来。”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伊朗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绝非发表一次讲话、整顿一下班子所能补救，托尔报告是整个事件的重要一章而非最后一章，一旦在未来的调查中又发现新的严重问题或情节后风波就会再起。为了摆脱困境的里根早在1986年12月2日任命“解决麻烦问题的老手”卡卢奇接替波因德克斯特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7年2月7日任命号称“协商大师”的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接替不得人心的里甘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3月3日提名有“廉洁先生”美称的原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些人事安排都受到舆论的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由这些“里根圈子”之外的人来担任上述职务将有助于白宫搞好与国会的关系。

（二十）1987年3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宣布一项将于5月5日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并批准给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等人有限豁免权。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参众两院两个调查委员会共访问200多名证人，请询150多人，审阅10万多字的文字材料。为了引起公众对听证会的注意，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不断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从而给人们留下“伊朗门”事件远未结束的印象。1987年5月5日上午华盛顿国会山的听证会大厅中记者们兴致勃勃地等候着新的“猎物”，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则面无表情、正襟危坐，听证会开始后第一个出场作证的是曾任美国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退役空军少将西科德。西科德54岁，为人坦率，办事雷厉风行，效率很高，功勋卓著，被其母校西点军校誉为“标准的美国将军。1975—1978年曾任美驻伊朗空军司令。西科德是同“伊朗门”事件有牵连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随同麦克法兰秘密飞抵德黑兰。在此之前西科德一直守口如瓶，对国会调查人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为此国会相当恼火。1987年3月19日晚国会通过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对西科德提出起诉。在听证会上西科德与以往判若两人、快言快语、有问必答，他承认美伊武器交易中获得的1800万美元利润中约有350万美元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一行动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

（二十一）他说：“我一向认为这些活动是得到里根总统批准的，因为诺恩曾告诉过我说：‘我跟里根总统讨论过这个计划，并同总统开玩笑说伊朗的阿亚图拉实际上是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正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西科德的证词对里根是不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里根总统远比他及其助手所承认的陷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泥潭还要深。”更使白宫惶恐不安的是麦克法兰的证词，他坚持认为支付200万美元作为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的赎金是里根亲自批准的，他还说：“1984年10月众议员爱德华·博伦提出的有关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军援的修正案被通过后里根仍指示有关人员继续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并亲自出面向一个中美洲国家首脑做工作，要求放行被扣押在该国的一批运送给尼反政府军的武器。总统公开和私下里多次表示他不想失信于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指示要保证反政府军持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直到国会再次同意支持他们为止。”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时白宫急忙调整对策，发言人菲茨沃特一改先前的表态，承认里根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决定有重大牵连，但坚持说里根没有做违法的事。他还称里根了解合法的行动，不知道非法的行动，里根本人也出来作解释。1984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博伦修正案中规定：用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从事情报活动的美国任何其它机构的经费都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上，这一规定在1986年10月前均有效。

（二十二）围绕着如何判断里根所了解的行为是否合法就产生对博伦修正案的不同解释各执一辞，国会人士称：“里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与傅伦修正案背道而驰。”白宫方面则坚持说：“里根没有违反博伦修正案。”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甚至表示：“博伦修正案只适应于美国的情报机构，而不适应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它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不是情报组织，因而博伦修正案对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安会没有约束力。”但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威胁说：“如果一旦查明里根确实违反博伦修正案，那么他就有可能受到弹劾。”实际上傅伦修正案本身就漏洞百出，这就难怪白宫与国会斗法，不管结果如何都使里根力图恢复白宫信誉的努力受到严重的挫折。宪法规定总统应监督部下忠实地执行法律，对此即使里根没有违法，他也难免有失职之嫌。听证会还只刚刚开始，一些关键人物尚未出场，其中包括获得有限豁免权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1987年7月7日上午9时诺思中校第一次在国会听证会上亮相，当主持人宣布听证会正式开始时诺思站起来并举起右手面对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宣誓，从电视中可以看到面对连珠炮般的发问时诺思神情坦然，侃侃而述、这与他7个月前在国会作证时沮丧、紧张、支支吾吾的神情形成鲜明对照。

（二十三）诺思说：“我从未直接同里根总统谈起过把军售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也从未看到过里根总统批准这一行动的文件。”他表示：“我并不是为里根总统打掩护。我强调我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上级的批准，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还公然批评国会：“我认为这些听证对我们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你们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结果总是宣判你们自己获胜。”诺思越说越激动，听众席上不时发出阵阵喝彩。6天听证会后诺思一举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被称为“典型的硬汉”。《今日美国》别出心裁设立“诺思热线电话”，结果在7月7日至10日4天内收到6.7万个电话，其中5.9万个认为诺思诚实可信。当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从“诺思热”中冷静下来时另一位关键人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又登场了，诺思在作证时曾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上级授权的，因此作为诺思上级的波因德克斯特的作证就显得格外重要。波因德克斯特为人稳重祥和且工作勤奋、头脑聪明，在里根政府处理一些重大外交事务过程中他曾发挥过很关键的作用。7月15日上午波因德克斯特出场作证，他不像他的下级诺思那么镇定满洒，相反他看起来似乎有些惊恐不安。

（二十四）他说：“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款项用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我从来未向里根总统汇报过，是我亲自批准的。如果我向他提出要求，他当时是会批准这一决定的。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坚信总统也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所以要向总统隐瞒此事是为了今后万一事情泄露，里根有加以否认的可能性，以便保护总统在政治上不受损害。”波因德克斯特的证词使白宫大大松了一口气，里根得知结果后说：“这算什么新闻？7个月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继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之后内阁要员舒尔茨、米斯、温伯格等人相继出席出证，但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于是长达11个星期的“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于1987年8年3日正式结束。尽管一直未能找到答案，尽管议员们仍然对结果表示不满，但毕竟风暴可以说过去了。1987年11月18日美国国会两院“伊朗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发表最后正式调查报告，这份长达690页的报告详细叙述“伊朗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揭露政府高级官员在决策过程中阳奉阴违、隐瞒事实、欺骗公众以及对法律和宪法程序的蔑视。报告认为里根没有完成宪法赋予他的责任，因而应对“伊朗门”事件负实质性的责任。尽管调查委员会没有得到直接证据证明里根总统有意欺骗国会和美国公众，但里根总统的行动和声明有欺骗之嫌。

（二十五）这份调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伊朗门”事件调查的结束，随后这一案件交由美国司法机关继续审理。国会的这次调查历时11个月，花费近 800万美元，马拉松式地听取500多人的证词和查阅30多万份文件。1988年3月16日特别检查官沃尔什对诺思提出起诉，被起诉的罪状多达14项，最为关键的两项是诺思犯有阴谋罪和盗窃政府财产罪，主要证据是私自将卖给伊朗军火的1400多万美元利润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诺思否认对他的这两项关键指控，并声称白宫文件和总统可以证明自己无罪。而白宫则以多种理由反对出示秘密文件，还坚决反对传唤总统，因为法律规定现任总统不能当堂作证。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审判不得不避重就轻。经过两个月的审判和长达12天的审议，在检查官提出起诉的12项罪名中仅有3项成立，其余9项被判定证据不足。而诺思本人对裁决不服，他表示：“不管要用多少年，直至最终证明无罪。” 1989年7月5日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格塞尔正式宣判诺思三年缓期徒刑及15万美元罚金，并从事1200小时的无报酬公务活动，禁止担任公职。

（二十六）在此之前麦克法兰因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于1989年3月3日被判处两年缓期徒刑、2万美元罚款和200小时的无偿公共服务，波因德克斯特被指控犯有欺骗国会和阻挠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等5项罪名。波因德克斯特的辩护律师说服法官格林传讯里根到庭作证，他企图使自己的委托人在里根的招牌下遮挡过去以轻松过关。1990年2月16日卸任后的里根花了近8小时在洛杉矶法院秘密作证，接着里根在法官面前举起右手宣誓，法庭除有关人员外没有观众和新闻记者。随后里根开始回答辩护律师贝克勒和检察官韦伯提出的问题，近8个小时中里根竟回答出100多个“不知道”、“不记得。”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的行为一向合法，并一直建议行政助手们不要违法。他说他没有指使助手波因德克斯特欺骗国会和阻挠国会调查，对里根的证词时华盛顿的评论家们说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但再次显示他执政期内政府中一贯懒散的作风。4月7日上午联邦陪审团在华盛顿地方法院宣布波因德克斯特在“伊朗门”案中的5项罪名全部成立，6月11日53岁的波因德克斯特由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处6个月的监禁。格林法官在宣布法庭裁决后表示未给被告更严厉的刑罚，主要是考虑到他的军旅生涯及大笔诉讼费用，伊朗门事件至此完全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