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事：老昆明五华书院的“山长”和才子！
古代的书院近似如今的高等学校，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据相关资料，明代昆明兴建了7所书院，到清朝增加到20所，其中最成功的有两所：一是明嘉靖三年（1524年）创办的五华书院，二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创办的经正书院。
这两所书院都很有成就，汇聚了不少学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且一直办到清末，转型为新式学堂，十分难得。
五华山下的五华书院
五华书院位于昆明的五华山，从明代到清代，经过多次重修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前门面临今天的华山南路，书院内古柏森森，穿过一条甬道，两旁是斋舍，中间是大讲堂，再进去有藏书楼，楼中藏有清初颁赐的《四库全书》等，加上历代购置的、本院刊印的、官绅士民捐赠的，藏书达数万册之多。书院有东园、有西园，都是学生宿舍。
五华书院是云南第一个全省性的官办书院，是明代大移民之后，为传播中原文化兴建的，最现实的目标是培养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千方百计把云南最优秀的人才纳入科举、纳入官僚体制，以维护封建王朝在云南的统治。
清雍正年间，总督鄂尔泰重修五华书院，大书《征滇士入书院教》称：“国家最重者唯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而书院就是“储才之区”。他对入院生员寄予厚望，更是为了云南，“为国家得人才”。他说，得人才于天下不难，而得人才于滇，而且“得奇才异能者于滇”，这才是“滇之荣，国之光”。
清嘉庆年间的《滇系》一书中有《五华书院山长志》，称雍正年间修复五华书院后，云南才智出众的士子“无不招而纳之院中”：从全省各府、州、县的岁考、科考士子中择优录取一批，从乡试落榜的士子中选拔一批，还允许有才学的士子自费前来学习。
五华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史、子、集”，以应科举。由于名师传授，学规严格，生员基础好，学问扎实，每逢乡试，榜上有名者常常有一半出自五华书院，一般有30人，最少也有20人（清《滇系》），而五华书院生员不过百人，参加乡试的士子有数千人之多。谷际岐主讲五华书院时，有54个学子在连续两届乡试中上榜，时人称“滇中名流大半出其门下”。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旧学被废止，五华书院结束，存世明清两代，共计379年，是云南办学时间最长、培养学子最多的书院。
主持五华书院的学者
尹壮图画像
五华书院的师资也首屈一指，历任山长（即院长兼主讲）都从本省饱学之士中挑选，大多出身举人、进士，学术造诣甚高，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三位进士担任过五华书院山长：一是参加过《四库全书》编校工作的翰林院编修、御史谷际岐，一是当过嘉庆皇帝老师的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尹壮图，一是在山东做了10多年县令的刘大绅。
这些山长都是科场、官场的过来人，满腹经纶，历练老成，教学严谨，很受士子爱戴、欢迎。
尹壮图是云南蒙自人，清乾隆年间进士，后来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坚决反对和珅提出的“议罪银”制度，反对让贪官缴银赎罪，坚持要按律惩处，他还指斥地方官员普遍贪腐，结果反而被乾隆皇帝治罪，后来幸免于难，便辞官回乡。尹壮图精通经史，在朝中做过嘉靖皇帝的老师，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加上精深的文学造诣、书法功底，到五华书院做 “山长”自然是绰绰有余。尹壮图但登讲台，四方学子慕名而至，常有四五百之众，书院都容纳不下。
尹壮图“主院”期间，五华书院有40多名学子乡试中举，十分了得。至今在昆明留有一块“藏书楼”大匾，就是尹壮图的大手笔，被誉为“云南榜书之冠”。他还为五华书院题了一副对联，写得非常好：鱼跃鸢飞，活泼泼地；日华云烂，纠缦缦天。（见《清史稿·尹壮图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
清嘉庆年间，五华书院还迎来了另一位进士“山长”刘大绅。这位刘大绅也是个奇人，高中进士后，曾在山东做了10多年官，因为爱民而得罪上司，大得民心却仕途不顺，当的都是知县之类的七品官——因为上司不满，升是升不上去；因为百姓苦留，辞也辞不了。
后来得到上司表彰，甚至天子也开了恩，赐了“好官可用”四字，算是升了官，刘大绅却不干了。他趁过年时衙中无人，半夜三更匆匆拟写辞呈，最后以“养母”为由退出官场，回到昆明讲学，找回了自己。
刘大绅为官清廉自持，生活窘迫，除夕竟无过年之钱，曾写诗自嘲： 博来朋友宜春帖，剩有儿童压岁钱。好是明朝堪笑处，新年错认是今年。
窘迫如此，刘大绅不得不和老妻一道，在衙门后刨地而食，其又有诗曰：朝暮齑盐莫漫嗟，不妨长作老农家。山妻亦是安贫妇，自荷长钽学种瓜。
内外交困，刘大绅方有辞官之意，其诗曰：乘除相间已凄然，此夕何缘又客边。祀灶一家翻两地，思乡万里只孤悬。
离开官场，返回昆明，主讲昆明五华书院时，刘大绅心情大好，曾赋《春晓望太华山》一诗，诗中有句曰：登高大呼众山应，云灵水怪心胆寒。凿池习战务勤远，拳石不以当雄关。移鸡移马为金碧，汉武非圣宣非贤。天生我辈行乐耳，山可游也其游焉。
刘大绅讲学精当，诗文上乘。他写的《哑孝子传》被收入《清史稿》。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通用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中，刘大绅的《哑孝子传》和《东南山中看桃花后记》两篇文章都被选为必读课文，深受各界的好评和学子的欢迎。（见《清史稿》《国朝先正事略》，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
从五华书院走出来的“瘦马御史”
钱沣画像
清代从五华书院走出来的名士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清乾隆年间进士、诗书画“三绝”的“瘦马御史”钱沣。这位钱沣是昆明人，号南园。
钱沣自幼家贫，父亲是个穷银匠，无钱供他读书，但他自幼聪颖，奋发苦读，从“水德庵”的废纸中捡些残篇断简，熟读深思，才能过人，得入五华书院学习，成绩优良，更高中进士，先后任国史馆编修、御史等职。清乾隆后期，官场贪腐成风，竞相奢华，钱沣以清廉自持，有“廉吏”之誉。
在湖南学政任上时，钱沣多次视察各县。按当时的规矩，学政所到之处，当地学子要凑钱献礼，这叫“棚规”，已实行多年。但钱沣一概不收，各县有民谣相传：“钱沣来了不要钱”。在京任职时，钱沣没有购置豪华的车马，出行骑的是骡子，据说那骡子还瞎了一只眼——钱沣善于画瘦马，有“瘦马御史”之称。
钱沣为官刚正不阿，极富传奇性。其祖上叫钱铸，于明成化年间到昆明做官，当时宫中太监钱能坐镇云南，以同姓拉拢钱铸，钱铸洁身自好，以阿附为耻，逃到滇西躲避，直到钱能离开，钱铸才回昆明。
钱沣继承了祖上的刚直之气，初入政坛，就一反官场明哲保身之风，弹劾代理陕甘总督毕沅，揭露其对甘肃谎报灾情、冒领赈济、大肆私呑的贪腐大案负有责任。查实之后，毕沅被处分降级。当时和珅正得宠，权倾一时，贪污受贿，无所不为，朝臣皆不敢言。和珅党羽、山东巡抚国泰营私舞弊，盗用府库银两，钱沣时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愤而弹劾、查处国泰，朝野震动。
国泰一案处理后，钱沣声名大振，但乾隆皇帝并不高兴，先让钱沣连升三级，又放到外地去做官，再找个借口降职，最后又弄回京城做御史，稽查军机处。
和珅是军机大臣，值班经常缺席，又被钱沣参劾。和珅更对钱沣咬牙切齿，见钱沣清贫，身无厚衣，便暗中报复，凡有操心劳苦之事，都推给钱沣去做，让钱沣夜入暮出，不得歇息。
清乾隆六十年（1795），钱沣突然死于北京的云南会馆。一说钱沣积劳成疾，得病而死。后钱沣之子整理父亲诗稿，在其枕下发现奏本底稿，长达数千字，开列和珅罪状20多条。有人说钱沣正准备参劾和珅，不料和珅抢先下手，将钱沣毒死。钱沣逝世后5年，和珅终于事发，被抄家赐死。
钱沣故居在今天北京路与尚义街交汇处的茶花园址，早年这里立有一碑，碑上刻有袁嘉穀所书大字：“大清御史钱南园先生故里。”传说钱沣出生在盘龙江边，那年昆明大旱，母亲怀着他去参加求雨。大雨如愿而至，母亲喜极而胎动，避进江边农家生下儿子，父亲为他取了个乳名叫“水生”，满周岁后，又正式取名为“沣”。
钱沣生活俭约，在京城做官时，身边只有一个做饭的仆人，俸禄多半用来接济亲戚、族人、朋友。在外做官时，钱沣仍念念不忘故乡。昆明经常发生水灾，钱沣曾提出治理六河方案，并捐资兴修故乡水利工程。
钱沣还家，曾赋《还家》诗，自云“入门见父母，惜我颜面黧。长跪进致辞，行李实惨凄。为言不足忧，吾肠便藿藜。诸弟出营食，顾见蓬头妻”，“阿长将米归，黑盐手并赉。喜传豆角熟，不但食黄齑”——身为当朝御史，家中境况如此，钱沣自己也感叹：“堂堂七尺躯，壮齿生久齐。饥寒上累亲，不如跪乳羝”——清廉为官，家无余财，累及父母，饥寒交迫，不如回乡尽孝，奉养双亲。
钱沣为官刚直清廉，又精于诗文书画，被誉为“滇南翘楚”“滇中第一完人”，清代知识分子的泰山北斗。钱沣死后归葬昆明龙泉镇羊肠村北山，今墓已得修复。翠湖东畔旧时有钱沣祠，俗称“草公馆”。
民国初年的《昆明市志》记载，每逢钱南园诞辰，不少老昆明人都要备办祭品，互相邀约，前往祠堂或墓前拜谒，“犹有推崇乡先达之遗风”。草公馆于民国时被拆毁，但原馆所在的小巷仍然叫“学士巷”。清人施有奎曾题《钱南园先生像赞》曰：身致富贵，躬守清贫。亦严履蹈，不苟笑嚬。正色立朝，遇事直陈。戆章每上，权杵怒嗔。公不为动，中心安仁。我瞻眉宇，咄咄逼人。（见《清史稿·钱沣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钱沣传》等）
“五华五子”与戴炯孙
戴炯孙编撰的《云南地志》
清代云南进士刘大绅辞官归来，主讲五华书院，精心传授经、史、诗、古文，引导士子向上，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以戴炯孙等五人名气特别大，号称“五华五子”。刘大绅也以他们为傲，亲自替他们选订诗集并作序，命名为《五华五子诗选》。
戴炯孙家住在五华山北麓（今小梅园巷），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不得不依外叔祖生活，却能自力于学，悟性很高，被云南学政安排在署中读书，又入五华书院深造，学问益进，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乡试中举，主考官是有名的禁毒大臣林则徐，戴炯孙也由此和林则徐结下了师生之谊。
近年发现了一封林则徐给戴炯孙的信，长达20页，其中谈到停止中英贸易、整顿海防、赴大理剿办土豪武装等事，可见二人交往之深。清道光九年（1829年），戴炯孙考中进士，后来任工部主事，再升任给事中。久居京师，戴炯孙闲暇之时，多闭户读书，或与京城学者往来，交流切磋学问。
戴炯孙官不大，但性情刚介耿直，鄙视以势压人的权贵，而视志同道合者为挚友，倾心相交，肝胆相照。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戴炯孙升任监察御史。清代京官俸禄较少，监察御史权大官小，仅为从五品，年俸更少。按当时朝廷规定，做满三年御史，可以转到地方的府、道任职。所以，御史们做满三年，无不弹冠相庆，饮酒祝贺，认为可以到地方上去做官发财了。唯独戴炯孙任满三年，眼看每年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就在面前了，却不为所动，请求留在御史台。戴炯孙一心研究学术，创作诗文，对他来说，京城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
戴炯孙“大隐隐于朝”，先留任监察御史，后来又转到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刑部任给事中，始终在京城任职。在此期间，戴炯孙以一己之力，历时五年，编纂完成了《昆明县志》，这是昆明的第一部县志，历史价值很高。
咸丰皇帝登基后，让百官上书建言。戴炯孙一连递上两个奏本，自以为一片忠心，上可以报国，下可以安民。不料奏本被留在宫中，束之高阁，杳无回音。戴炯孙壮志难酬，既不屑于博取声名，也不甘于尸位素餐，心中十分矛盾，在家中彷徨徘徊，泪流不止，终于决定托病辞职回乡。
回到昆明，戴炯孙执掌育材书院，专心讲学，并有不少著述，可惜大多在后来的战乱中散失，只留下一部《昆明县志》、一部《味雪斋诗文抄》，其诗雄健古丽，其文淡雅简净，都有盛名。写到故乡春城，戴炯孙有《家山好》诗二首如此：为忆家山好，城春逼岁华。镫回楹贴换，饵煮灶烟斜。白酒开香糯，青松幂晚花。群芳谁第一，雪意上红茶。
为忆家山好，城东小结庐。雪痕埋迳滑，月影动窗虚。醉竹尊前酒，落花床上书。主人寒未睡，茗碗夜镫余。（参见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戴炯孙传》等）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来源：朱净宇
如有爆料、投稿、商务合作、侵权，请联系公众号云南楼市观察沟通处理。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本号保留最终解释权，本号不承担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