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1》中的装甲列车 致敬了中国东北的黑道大哥（下）

这三张照片均拍摄于1916年夏，展示了“红胡子”号千疮百孔的残骸，期间，虽然一小队俄军士兵不顾危险回收了后部炮车，但其余车厢仍被抛弃在了战场上——在一节炮车上，大口径炮弹的弹孔依旧隐约可辨

　　随后的四个月里，“红胡子”实际是被遗弃在了无人区，期间，一小队俄军试图将其开回后方，但除了拖回了后部炮车之外，他们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对装甲列车的拥护者来说，这次事件更无异于当头一棒。它尴尬地证明，虽然“红胡子”威力强大，但依旧需要步兵的掩护，其行动则严重依赖铁路——在对手戒备森严时，它们将很难充分发挥战斗力。

　　这次失利也让列车失去了上级的信任，在1915年的剩余时间，除了偶尔炮击敌军之外，它们事实上处在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对车组乘员来说，这段日子也是在服无期徒刑，直到近一年后，情况才迎来了转机。这要感谢一位心思缜密、颇有胆略的骑兵军官——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上将（Aleksei Brusilov）——一战俄国最有才华的高级将领。

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1853-1926）出生在俄国的一个军事贵族家庭，在一战爆发初期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来因为优异表现而被晋升，并掌管了西南方面军。1916年的夏季攻势中，他几乎摧毁了奥匈军队，但俄军也付出了超过100万人的代价——这一点也成了沙俄灭亡的导火线

　　1916年，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并开始重整前线的局势，同时，一份计划也在酝酿：他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在攻势中，三列“红胡子”型列车必须全力以赴，其中，“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使命最为艰巨：它将伴随一个步兵团，夺取交通枢纽卢茨克（Lutsk）。

投入勃鲁西洛夫攻势前，“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乘员的合影，照片右侧，可以看到煤水车上临时安装的炮塔，它背对着镜头，后部舱门完全打开。该炮塔中有一门76.2毫米的1909型山炮，在夏季攻势前安装完成，以增强火力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缜密的侦察之后，俄军发现，仍有路段可以供装甲列车趁虚而入。不仅如此，勃鲁西洛夫还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术——这就是把炮火和兵力集中起来，打击几个最关键的地段，这为装甲列车的突破提供了极大便利。“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指挥官库兹敏斯基上尉（Kuzminsky）写道：

　　“6月14-15日夜间，作为第3阿穆尔铁路营的一部分，我们的列车奉命出动。在前线，我们被配属给了第11普斯科夫步兵团，用机枪和炮火掩护士兵们进攻……在彼此的高效配合下，步兵仅用45分钟就攻破了敌人的堡垒……在整个夜间，装甲列车共参加了四次战斗，技术排则不止一次修复了受损的铁路。战斗结束后，第3步兵师的指挥官亲自向我们表示了感谢，他说，如果没有列车，他们根本不可能前进那么远。”

“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在1916年夏季攻势期间的照片，为了躲避敌军的空袭和侦察，其车身上覆盖了大量的树枝。所谓的“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圣徒——圣乔治，在欧洲国家，他也是军人勇武精神的象征

　　然而，在胜利的背后，危机也在酝酿：随着秋雨来临，前线变成了大片沼泽，俄军的进攻部队只能转入防御；另外，这此进攻还耗尽了沙俄的资源，并让部队疲惫到了极点——它们最终导致了革命。另外，为弥补愈发惨重的损失，沙俄军队也将希望寄托在了少数能扭转战局的武器上，从1916年下半年开始，更强大的装甲列车走下了生产线。

“阿穆尔人”

　　这直接催生了《战地1》中巨兽的另一个原型——它由克罗波夫少将和布图佐夫中校（Butuzov）于1915年设计，并在1916年夏天由敖德萨（Odessa）机车厂建造完毕。该车以一辆福克斯-阿贝尔型四轴平板车为底盘，装甲足以抵御野战炮的远距离射击。该装甲列车后来被命名为“阿穆尔人”，这一名字的背后饱含了工程师们对远东岁月的怀念。另外，作为当时结构最复杂的装甲列车，克罗波夫将军也在它身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DLC《以沙皇之名》中，我们的装甲列车终于回到了祖国。同时，在列车车首，游戏还为其增加了一个破障铲，让其外观更具有冲击力

　　不过，精益求精的态度也让建造工作一波三折。在筹建列车期间，克罗波夫将军发现，由于管理混乱，许多物资很难及时运抵，另外，由于通货膨胀，预算也水涨船高，并一度让工程陷入了失败的边缘。

“阿穆尔人”号的原始图纸，其布置与完成时的状态存在一定差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武器上，最初，该列车准备安装两门大口径远程榴弹炮，但由于武器紧缺，最终只能以两门57毫米速射炮取而代之

　　1916年1月，克罗波夫写道：

　　“1月5日，在同敖德萨车辆厂协商之后，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装甲列车的预算，三部列车车体的建造需要40000卢布，而电力设备和光学瞄准设备的成本则达到了47000卢布。以上项目中，并不包括车体底盘和武器的采购费用，其细节将作为附件一并提交。总之，我们计划谨慎地为三辆列车申请14.1万卢布的经费……

　　另外，原型车的建造工作将在本周开始，并预定于两个月内建造完毕，如果测试成功，两部同型车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完成。”

“阿穆尔人”号各个时期的外观示意图，从上到下依次为：
1916年出厂时；
1917-1918年，接受大规模改装后，并被苏俄红军使用时；
以及1918年之后、被捷克军团使用时；
其中最后一种状态，与该列车在《战地1》中的形象最为接近

　　事实上，上述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厂内的厌战情绪十分高涨，怠工和罢工此起彼伏。不仅如此，许多员工还缺乏基本知识，一些所谓的“熟练技工”甚至会看错电路图纸。这一点也让其设计者极为失望，在1916年2到8月的建造日志中，克罗波夫的语调极为失望和不满：

　　“1916年2月8日，耗费了406个白班工作日和221个晚班工作日之后，我们开始在车体底盘上铆接装甲……虽然列车正在成型，但需要指出，如果不是部分工人酗酒的话，上述工作原本是可以在1月完成的……

　　1916年3月6日至12日，车体天花板开始装配和铆接，炮塔、炮塔座圈开始装配和铆接……在施工过程中，克罗波夫不止一次同工人代表爆发了争吵……

　　1916年4月3日至16日，炮塔组装完毕，同时其中的火炮也已吊装就位……此时距预定完工的日期已经过了一个月，其余工程的前景又并不明朗，克罗波夫将军对此作了非常负面的评论。

　　1916年5月22日至28日，炮塔吊装完毕，同时对汽油机进行了调试。

　　1916年8月14日至20日，完成了机枪、弹药储藏箱、空气压缩机、威斯汀豪斯刹车系统、发电机、通风风扇、潜望镜、乘员座椅、仪表等一系列附属设备的装配，如今已距离预定的交付日期过了约5个月，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其余列车的建造工程。”

竣工后的“阿穆尔人”号，1916年10月摄于敖德萨，可见顶部涂有冬季伪装用的白色油漆，从车身和炮塔上伸出的棍状物，是乘员用于战场观察的潜望镜

　　尽管交付期被大为延误，但总的来说，“阿穆尔人”号仍然是一项出色的工程。其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最中间的是动力舱，两边是机枪手的战位，在车头和车尾还有两个高耸的炮塔——它们也构成了其最醒目的特征。虽然与“红胡子”相比，“阿穆尔人”只有8挺机枪和两门主炮，但开火效率却更高：因为其机枪被固定在了专门设计的枪架上，火力可以覆盖整个侧面；至于两个能360度旋转的炮塔，则方便了向一个目标同时倾泻火力。

　　但即使如此，在一些专业人士眼中，“阿穆尔人”仍然存在许多瑕疵。人们通常认为，作为最尖端的装备，装甲列车上的武器理应是最先进的，但在一战中的俄国，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一点也体现在了“阿穆尔人”号上——其使用的57毫米诺登菲尔特速射炮不仅严重过时，威力和射程也极为有限。

　　当时，这种火炮主要配备了两种炮弹——高爆弹和破片杀伤弹，但前者的弹头中只填充了108克炸药，后者的内部只有59枚直径13毫米的钢球——它们对于大型地堡几乎毫无作用；另外，该火炮最大射程也只有不到3000米。这也意味着，为摧毁那些较坚固的目标，列车必须离敌人更近。

安置在岸炮炮架上的57毫米诺登菲尔特速射炮，它和“阿穆尔人”号的主炮为同一型号。严格地说，该火炮是一种舰炮，最初由英国设计，虽然性能优良，但威力不足的问题也始终困扰着“阿穆尔人”号

　　作为一台自带动力设备的装甲列车，“阿穆尔人”在细节上也存在瑕疵。在车厢中部，工程师们安装了两台6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尽管它们能带动列车以45千米的时速行进，但也不时成为乘员痛苦的根源。在高速运转时，它们会产生150分贝的噪音，汽油则会顺着缝隙到处挥发，如果遭遇一点火星，车厢便会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同样，后勤部门也对这种“烧油的火车”极为不满——因为当时汽油的成本极高，但前线的库存又总是处于短缺状态。

　　相较之下，甚至操作者也更偏爱传统的蒸汽列车，因为当煤炭烧完时，他们还可以沿途搜罗干柴作为替代燃料，但如果汽油耗尽，“阿穆尔人”便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不过，“阿穆尔人”号也有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如其观瞄系统非常精密。另外，它的侧面非常低矮，汽油机也不会产生浓烟，这有助于保持战术上的隐蔽。最后，列车上安装的57毫米炮虽然威力不足，但射速却相当之高，能达到15发/分，其炮管的最高仰角也达到了60度，这就赋予了它击落敌军轰炸机的能力。

“阿穆尔人”号车厢的内部特写，上图展示的是炮塔内的结构，下图则是机枪手的战位。摄于1918年底、该车由捷克军团成员操纵期间

　　1916年10-11月，“阿穆尔人”号接受了全面测试，主管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尽管一些部件需要润滑，但列车的炮塔都能以最高速度旋转，汽油机也总体表现良好。”至于其他的瑕疵则“可以忍受”。但令克罗波夫失望的是，赶赴前线之后，这台装甲列车却无所事事，因为当勃鲁西洛夫攻势结束后，东线的各方就像是一群疲惫的拳击手，虽然彼此都怒目以对，但又无力将对方一拳击倒。

　　按照俄军的记录，在这段时间里，“阿穆尔人”号只是被部署在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周围，以“充当铁路机动防空平台”。随后，它又和装甲列车“安年科夫将军”号（General Annenkov）一道被编入“装甲机动打击集群”——依据设想，它们将像后来的坦克集群一样，沿铁路发动“闪电战”，但遗憾的是，在战争末期，这一设想几乎没有实施的可能。

一战期间，沙俄建造的装甲列车不只有“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受克罗波夫的启发，许多部队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安年科夫将军”由克罗波夫的学生毕苏斯基上尉（Pilsudski）设计于1915年秋，装备了两门80毫米炮和16挺机枪，并安装了多层装甲，在一战末期，该列车辗转来到芬兰，今天仍保存在当地的一家博物馆中

　　无所事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17年夏天，期间，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俄罗斯：在各个政治力量的一致声讨下，沙皇宣布退位，随后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个动荡的年月里，俄国军队的士气也摇摇欲坠。为了扭转战局，俄军在1917年6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克伦斯基攻势”，但由于故障和磨损，“阿穆尔人”号却在这次行动中缺席了。

　　作为“装甲机动打击集群”的指挥官，康迪林上校（Kondyrin）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提出了诸多批评，他认为，由于发动机功率不足、散热系统效率低下、再加上炮塔空间过于局促，该列车的战斗力备受影响。于是，在这一年8月，“阿穆尔人”号又被送回了乌克兰的工业城市敖德萨，以便接受全面的改装和大修。

　　在当地，工程师们为“阿穆尔人”的炮塔安装了一个40厘米高的基座，同时还在炮塔顶部增加了一个指挥塔——这样一来，炮手们就有了更充裕的操作空间。另外，他们还在中段增加了三个可以开闭的通风口，同时计划为其安装100马力的新引擎。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十月革命打乱了一切。随着中央政权轰然垮塌，秩序也不复存在，各地出现了无数的割据政权，它们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而混战不休。

　　此时，“阿穆尔人”号落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中央拉达”的手中。接管敖德萨车辆厂后，后者立刻派遣了波普拉夫科上校（Poplavko）监督该列车的改装，但此起彼伏的罢工让整个工程步履维艰。1918年1月，当地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城内的布尔什维克拿起武器，夺取了“阿穆尔人”号，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18年1月，亲布尔什维克的俄军罗马尼亚志愿团在敖德萨游行，以声援在本国爆发的工人运动，不久之后，他们就连同当地的工人，发动了反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暴动，“阿穆尔人”号也卷入了其中

　　残酷的巷战在市内爆发。1月15日下午，“阿穆尔人”号从工厂徐徐驶出，前去进攻旧火车站（Odessa-Mala Station）。但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波折：出发后不久，一枚炸弹突然在路基下引爆，并将整个列车炸离了铁轨。

　　在救援部队赶来前，“阿穆尔人”号的乘员被迫下车作战。同时，市内的战况也陷入了胶着。为响应城内工人的请求，第二天，三艘布尔什维克的军舰出现在海面上，并用炮火击溃了来势汹汹的“中央拉达”部队。

　　但讽刺的是，就像俄国内战中捉摸不定的局势一样，红色政权在敖德萨的胜利也极为短暂，不到1个月后，他们便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期间，“阿穆尔人”号的主人也在不断易手：最初，它落入了一队名为“向苏维埃讨还血债”的暴徒手中，不久，这群乌合之众又把它丢弃给了一位性格暴躁的苏维埃指挥官——安德列·波鲁潘诺夫（Andrey Polupanov）。　　

“波鲁潘诺夫战士”

　　作为当时乌克兰境内的草莽英雄之一，波鲁潘诺夫在一战中是一名水兵，他的部下也大多如此。由于远远看去、有两个炮塔的“阿穆尔人”号很像一艘战舰，他们很快与列车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共鸣。

安德烈·波鲁潘诺夫（1885-1956）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矿工家庭，1912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一战期间，他在黑海舰队积极展开活动，并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革命领袖。苏俄内战期间，他和许多水兵一道，夺取了“阿穆尔人”号，并驾驶它参加了不下40场大小战斗。

　　随后的几个月中，“阿穆尔人”号将与两节“红胡子”型炮车（它们可能来自“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编组，并由一部大马力的蒸汽车头推动，穿越白雪皑皑的乌克兰平原。同时，它还将获得一个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名字——“波鲁潘诺夫战士”。在其敌人中，不仅包括了中央拉达的民兵，还有全副武装的罗马尼亚军队。1918年初，利用乌克兰境内的混乱，后者已经攻占了数十个边境城镇，而在另一面，红色政权则派出了“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以回击这次无耻的入侵。

　　这次危机激起了列车乘员的战斗热情，因为他们许多来自乌克兰西部的贫苦农村，实际是在为保卫家乡而战。在第一次战斗中，该列车便支援友军攻占了勒布尼察（Rybnitsa）火车站，并迫使罗马尼亚军队仓皇后撤。在当地赤卫队上交的报告中赞扬道：

　　“在勒布尼察，来自德涅斯特河右岸的革命者痛击了罗马尼亚人，他们前进了15俄里，缴获了15门完好的大炮和不少机关枪……期间，‘波鲁潘诺夫战士’号表现优异。”随后，“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又被派往了蒂拉斯波尔（Tiraspol），得益于列车的猛烈火力，当地守军奇迹般地守住了城市。

　　然而，这些战斗对局势的影响微乎其微，苏维埃政权的噩运更是接二连三：当获悉俄国爆发内战之后，德军发起了“拳击行动”（Operation Faustschlag），试图强迫其签署一份城下之盟。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无力抵抗，德军长驱直入，一周就前进了150公里。

1918年3月，进入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德军士兵，按照与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德军占领了整个乌克兰。

　　1918年3月3日，苏俄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向德国方面割让了乌克兰的广大地区。由于无力控制如此广阔的疆土，后者便将其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了当地的民族主义政府。在交接期间，红军和乌克兰人的冲突仍在继续。为此，在1918年4月，“波鲁潘诺夫战士”号被调往了南方面军第1集团军麾下，并在在塞尔比季（Serbki）、兹纳缅卡（Znamenka）、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皮亚季哈特卡（Pyatikhatka）等地参加了一连串战斗。作为乌克兰苏维埃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写道：“（‘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是我属下表现最出色的装甲列车，作为它的指挥官，波鲁潘诺夫的表现也极为剽悍和凶狠。”

　　这份评语极不寻常，它一方面肯定了“波鲁潘诺夫战士”号的功绩，但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波鲁潘诺夫的桀骜不驯，这一点也成了其车组不受欢迎的根源。当5月中旬，当“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抵达莫斯科接受检修时，他们不仅与当地工人爆发了冲突，还触怒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层。

这张模糊的照片可能摄于1918年春天：在驶往莫斯科途中，“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和沿途村民的合影，在照片中，可以依稀辨认出煤水车上的附加炮塔，该炮塔是1916年夏天安装的，那时该车厢还是“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一部分。

　　作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认为，该列车乘员存在严重的“游击队习气”，并会对正规部队造成危害，因此必须被解散；但另一方面，在苏维埃统治区，“波鲁潘诺夫战士”的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它的命运也引起了许多领导人的关注。

　　在这些领导人中，就包括了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在他的干预下，托洛茨基打消了解散车组的想法，并将其派往了欧亚大陆交界的乌拉尔山地区。对这两位革命领袖来说，这既是一种折衷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惩罚：因为在捷克军团和白军的打击下，当地的红色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换句话说，“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实际是被投入了一座巨大的炼狱。

　　凭借猛烈的火力，“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一度帮助红军收复了一批村镇，但它的运气最终在1918年7月耗尽了——当时，捷克军团向其所在的布古利马（Bugulma）发动了大规模进攻。7月22日，该列车被迫撤往辛比尔斯克（Simbirsk）——这里也是列宁的故乡，但乘员们发现，当地的局势早已无可挽救。

辛比尔斯克在地图上的位置，当地位于伏尔加河河畔，比较靠近欧亚大陆的分界线，是一座铁路枢纽。1920年代，为纪念出生于此的革命导师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该城市被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油画上的辛比尔斯克市容

波鲁潘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7月22日上午，我们再度准备发起攻击，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部分驻军可耻地放弃了阵地。同时，捷克人则从切尔达克雷（Cherdakly）车站向伏尔加河推进。

　　我们发动反击，但失败了，不仅如此，我们还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为此，我们决定先在温诺夫斯基森林（Vinnovsky Grove）和城市之间建立一个立足点。当周围已经没有值得炮轰的目标之后，全体乘员开始向城市后撤。

　　列车在山谷内徐徐停下，战士们在靠近第一节炮车的地方集合，他们的神情既疲惫又严肃。我们建立了一个环形防御阵地，击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但也无路可退。我们背后是宽广的伏尔加河，横跨河流的桥梁已成为废墟，每过一个小时，装甲列车被俘的危险都在上升——毫无疑问，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和萨莫基什（Samokysh）、瓦西里耶夫（Vasiliev）、季梅尔斯泰因（Gimelstein）、克拉夫丘克（Kravchuk）共同作出了一个决定：毁掉列车！

　　众人在沉默中拆解了炮闩和机枪，并扔掉了车内的所有设备。我走向扎哈罗夫：“亚历山大·斯蒂凡诺维奇，亲爱的工友和同志，看在上天的份上，你来送列车最后一程吧！”。这位火车司机紧闭着双眼，我能感受到他沉默背后的愤怒，面对这位一言不发的战友。我只能转身去请求火车司机塞雷斯基（Seletsky），但听到这番话，塞雷斯基就像是着魔一样咒骂道：“这是对伏尔加河的亵渎！”

　　但最终，这位不辱使命的人仍然爬进了驾驶室，驾驶列车向伏尔加河前进，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触动了，他们脱帽肃立。“自由或死亡！”熟悉的战斗口号再一次在人群中响起。

　　一声枪响传来，我回头看见莱欧尼德·彼得罗夫（Leonid Petrov）倒在了血泊中——但我知道，这不该是一个红军的所作所为！“懦夫！”我冲着他的尸体喊道：“只要我们活着，就会继续战斗！”

　　当列车开上大桥时，塞雷斯基从仍在运转的车头上跳下，列车轰鸣着驶向毁灭。在冲出大桥的瞬间，炮车仿佛是悬在了空中，接着便重重地砸向了波涛汹涌的河面，在它之后，伴随着金属断裂的声音，机车和其他几节车厢被抛离了轨道。伏尔加河掀起了巨大的水花，漩涡吞没了钢铁巨兽的躯壳……”

　　波鲁潘诺夫一行试图乘坐蒸汽船逆流而上，前往另一个仍在抵抗的城市——喀山，但这艘船在途中被白军截获，其麾下的许多官兵被当场处决。同时，经过短促的巷战，捷克军团也攻克了辛比尔斯克市区，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依旧停在桥面上，而且几乎完好无损。按照他们的猜测，这部列车要么是被桥上的断轨卡住了，要么是车组陷入了惊慌、以至于根本没有采取破坏措施。为了将这头巨兽开下大桥，他们不得不从后方抽调了两台蒸汽机车。

正如我们在这张照片中所见，“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并没有被乘员毁掉，而是被几乎完整地抛弃在了大桥上，随后，它很快被捷克军团修复，并编入了作战序列中。

　　事实上，波鲁潘诺夫的确在回忆录中撒了谎，这在苏联时代的作品中时有发生，其动机除了让故事更震撼之外，还有明哲保身的因素——在其回忆录出版的1930年代，也正是“大清洗”的高峰时期，为了不给告密者把柄，他的确需要对真相进行一些“处理”。

被拖入辛比尔斯克的“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此时其侧面已经被涂上了新的名字“雏鹰（Orlik）”，很快，它就将成为捷克军团手中最强大的装甲列车

　　事实上，就在被抛弃后不久，“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便被捷克军团修理完毕。同时，该列车也被改名为“雏鹰”号（Orlik），并经历了一次改头换面：1918年秋天，捷克人为其加厚了装甲，修改了“红胡子”型炮车的结构，并将两门76.2毫米的伦德尔式（Lender）高射炮装进了“阿穆尔人”号的炮塔。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伦德尔高射炮是沙俄武器工业中屈指可数的杰作。其射速能达到12发/分，在平射时，其射程超过了8000米，更重要的是，其炮弹威力较之前的57毫米炮更强，这也赋予了列车压倒性的地面火力。

博物馆中的伦德尔式高射炮，该高炮由普梯洛夫工厂设计于一战期间，是“雏鹰”号上的主要武器，其性能较之前的诺登费尔特速射炮有了显著的提升。一般认为，它们可能拆卸自红军遗弃的伏尔加河炮艇上。

　　对捷克人来说，“雏鹰”号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在与红军作战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达成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辗转上万公里前往欧洲。鉴于沿途局势复杂，这一任务可谓困难重重，但“雏鹰”号的到来，却让他们真切地看到了希望。

（关于“雏鹰”号装甲列车的后续经历，“讲武堂”专栏将在下周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