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是美学主场，今天是艺术理论主场。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祈愿”和“讽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之前想写的不是《祈愿与讽刺》，而是单纯的《祈愿与现实》。但是我之前在B站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表演恶人的视频，我看见下面的评论真是两极分化。有人说这是在讽刺现实，妙啊妙啊，演技真好；还有人说这是负能量，难道要让孩子们以这些人为榜样吗？我自然是赞同前者的观点的，但深究起来这个问题在艺术上也就发展成了：“善”是否应该成为艺术价值的绝对标准。因此，我觉得要不要进一步探讨一下“讽刺”与现实的关系。难道作者塑造了一个坏人形象，那么这本书就是三观不正的吗？难道演员将坏人演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就也是坏人吗？我想大家心中自有答案。

一、祈愿、讽刺与现实

我所谓的“现实”，不是指主体对客体一板一眼地纯自然模仿或描写，而是指社会现实或人生现实的“现实”。它不是画家的自然主义刻画，更不是照相机的快门一按，它可以隐喻，可以象征，甚至可以魔幻。

本文的“祈愿”与“讽刺”，是从作品思想层面来说的，而非文本内容。“祈愿”与“讽刺”只是偏重点不同，并无优劣高低之分，更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一个思想丰富的作品，既可以有“祈愿”，也可以有“讽刺”，两者都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都是对现实的深刻反思。

当“现实”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通过艺术来批判现实。批判现实有两种方式，一是在艺术世界中建立一个有别于“现实”的美丽新世界，即我所谓的“祈愿”；二是采用现实主义对“现实”进行真实地还原描写的方式，即我所谓的“讽刺”。

二、祈愿与现实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现实中却常常是“善有恶报，恶有善报”。这很让善者心寒，也很让我们旁人生气。这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往往会混淆“祈愿”与“现实”。其实这句话应该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善应该有善报，恶应该有恶报”。“应该”是一种“祈愿”，是说话者所要表达的一个美好的观点，而并非“现实”事实，但它却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个逻辑可以推到艺术上来：我们其实总是会分不清“祈愿”与“现实”。

“祈愿”是对“现实”的反抗。“现实”的不快乐促使我们想反抗“现实”，然而你的“反抗”却总是挫败于“现实”的力量。你不甘心被“现实”挫败，但势单力薄的你却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你就会把你的“反抗”诉诸艺术，诉诸“祈愿”。

然后，当我们在“祈愿”时，总是会有人说它是“脱离现实”的。人们总是会对一些“祈愿”的艺术说“太不真实了”、“现实并不如此”之类的话。同样的，这些人也是忽视了“应该”。

“应该”诚然是一种观点，你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但我们应深究的是这个“观点”所产生的原因，而不是非理性地全盘否定。

举个例子吧，我在看完《声之形》这部电影后，和往常一样贱兮兮地去贴吧翻评论。我就发现有人评论了“被霸凌者为什么要原谅霸凌者，还像恋人一样”、“不管怎样都不能原谅霸凌者”之类的话。首先我们要在原则上肯定这些人是坚定的反霸凌主义者，这点非常好。但是，单就《声之形》这部电影来说，他们忽视了“应该”以及艺术中象征和夸张的手法。诚然，现实中被霸凌者与霸凌者很难和解，更不可能建立一种“交往”的关系。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并不是恋爱番，而更多的是石田与西宫双向的成长与超越。即使我们姑且认为它是关于恋爱的，但明显到不能再明显了这部电影的主题绝对不是傻白甜与古惑仔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恋爱”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必一定是男女朋友间“交往”的关系，只是代表一种“友善”。因此我认为《声之形》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友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试问谁不会犯错，谁又不能在犯错后知错能改呢？因此我觉得《声之形》的“应该”是在祈愿那些曾经犯错的孩子们像石田一样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用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是生命去超越那个在外界眼中被定义为“坏小孩”的自己，祈愿那些像西宫一样内心闭塞饱经苦难的孩子们要更加关心自己而不是终日生活在强颜欢笑的阴影中，祈愿我们所有人哪怕曾经有错也不应害怕去与他人建立一种“友善”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应纠结于艺术的脱离现实，最重要的是去寻找这个“应该”，寻找作者的观点，即“祈愿”。“祈愿”诚然是对“现实”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现实”发展提出的新方法、新愿景。如果所有艺术都是对“现实”毫无削减、升华的纯描写，那你还不如直接看新闻呢。

三、讽刺与现实

如《鹅妈妈故事集》与《Oh！Susanna》（蜜雪冰城原曲）之类的作品，不是“祈愿”，而是我所谓的“讽刺”。“讽刺”与“祈愿”的区别在于，“讽刺”对“现实”的描摹往往追求“不言而喻”与“点到为止”，即只是纯粹地反映现实而不提出新方法、新愿景；而“祈愿”则往往在对社会现实与人生现实进行反映后还要提出新方法、新愿景。因此，从我这一尺度上说，“恶有恶报”其实也是与“善有善报”一样的“祈愿”，而“善有恶报，恶有善报”这一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观点才是“讽刺”。

既然是“讽刺”，既然是“不言而喻”与“点到为止”，其实这背后就隐含着一个争议了几百年的问题：“善”是否能成为艺术价值的绝对标准。我觉得在这里“善”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一个与“恶”相对立的概念，而可以被进一步发展为一个与“负能量”相对应的概念——“正能量”。可是我想问，一个作品是否“正能量”的判定到底是根据“文本内容”是否“正能量”，还是根据“作品思想”是否“正能量”。我的观点是后者。“鹅妈妈”可以在她的童谣中尽情地书写殖民者的暴行，也可以肆意地让小红帽宽衣解带到床上陪狼外婆；福斯特可以在他的《Oh！Susanna》中淘气地掀翻火车赶走马，也可以残忍地加大电流报销五百个船员。但很显然，鹅妈妈与福斯特并非是在为殖民者的暴行歌功颂德，而是对他们暴行的一种反映与批判，是对“现实”的慨叹警醒。他们的意图绝对不是要我们以毫无人性的殖民者为榜样，而是想以现实之惨状引起反思、发人深省——其中没有任何作者的评价或观点，只是单纯地对“现实”进行描写，这便是“不言而喻”；其中没有任何我所谓的“祈愿”，不提出新方法、新愿景，这便是“点到为止”。换句话说，当“讽刺”并不是“不言而喻”且“点到为止”的时候，“讽刺”便滑向了“祈愿”。由是观之，你能说他们的作品负能量吗？我们之所以将其理解为负能量，是我们自己阅读期待与审美期待的问题，以正能量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作品，我想你的思考一定也会是正能量的。

从审美范畴上看，“祈愿”往往属于“喜剧”，“讽刺”往往属于“悲剧”。我个人认为悲剧比喜剧在思想上往往更有冲击力，因为喜剧总能以一种“愉悦感”使你得到一种非理性的“满足”，你甚至能间歇性地“愉悦”上好几天，以致于你很难甚至忘记了冷静下来去反思。而悲剧虽然也会使你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也会让你间歇性地难受上好几天，但它不是“满足”，而是“意难平”，是“不爽”。我认为“意难平”的实质是席勒所说的“剩余精力”，它是人们欲望的未被满足，是人们阅读期待与审美期待和作品视域的相左，而视域的相左往往会推动“视域融合”。我不是说喜剧不会让人“意难平”，不会使人产生“剩余精力”，不会因视域的相左而推动“视域融合”。我的意思是说悲剧比喜剧更能让人“意难平”，更能让人产生“剩余精力”，更能以视域的相左推动“视域融合”。这是因为悲剧所引起的“意难平”比喜剧更明显，而喜剧引起的“意难平”很容易会被我所谓的“愉悦感”或“满足”所覆盖。

“意难平”产生后，往往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去满足那个未被满足的欲望，比如《秒速五厘米》结尾时人们纷纷喊着“炸电车”，甚至还出了同人图、同人小说；二是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意难平”进行反思，也即“视域融合”。因此，说了这么多，我想我应该可以下结论了——“讽刺”比“祈愿”更能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更能让人抓住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举个例子吧，新海诚新作品《铃芽户缔》不是公布了嘛，我们就来说说他的作品。

如果从“错过”的角度来看《秒速五厘米》与《天气之子》的话，相对而言，前者更重“讽刺”，后者更重“祈愿”。《秒速五厘米》描摹的是与美好错过后的坦然与释怀，而《天气之子》则是与美好错过后不畏世俗、不惜一切代价的斗争。前者擦肩而过的错过所引起的“意难平”固然比后者二人相拥的大团圆要更强烈，甚至想让人“炸电车”。但我个人觉得还是《秒速五厘米》更能引起我们对美好、相遇与错过的反思，虽然我也想“炸电车”，甚至不敢看第二遍。相反，我觉得《天气之子》对于“错过”进行不畏世俗、不惜一切代价地斗争关于“不要紧”的“祈愿”，相对而言不够深刻，但是我却八刷《天气之子》。因为“祈愿”是有方向性的，是对“现实”发展方向的“一种”方法或愿景而已，它只是众多“应该”中的“一个”而已。而“讽刺”不直接提供新方法或新愿景，它只反映“现实”，至于新方法与新愿景的提出，更多得取决于接受者（读者或观众），它所负责的只是为接受者的发散性思维提供一个契机。

“祈愿”与“讽刺”，其实不失作为我们艺术创作时的两个方向。当“现实”产生问题时，千万不要沉默，“祈愿”也好，“讽刺”也罢，但请不要逃避……

梧玲语，梧玲语，梧桐树下玲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