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还是商业间谍？改变中英茶叶贸易史的探险家罗伯．福钧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2004）书中，提到英国在华进行的博物学探查可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跟着英国海军船舰，在东亚海域与沿岸地区进行探查的海军军医及博物学家。
第二类为植物学的勘查与收集，例如邱园和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所派的植物采集员。
第三类则是动物学的研究。
福钧的茶叶探查就属于第二类。
范发迪描述说，第一鸦片战争刚结束，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就派福钧来华搜集新的园林植物。后来，福钧又来华三次，其中两次是进入内陆的产茶区考察，甚至把茶树苗、种子及制茶人也带到印度，帮当地机构建立了茶园。此外，他也从中国带了许多观赏植物回到英国，并调查过很多有关茶叶种植与生产的问题。他写的几本关于东亚旅行的游记在英国大受欢迎，为他赢得中国旅行家的美誉。
福钧到底是探险家、植物猎人，或者他根本就是个不折扣的商业间谍？上述著作虽然都略有提及，但都没有深究，无法满足我们对于这位传奇人物所留下来的种种事迹的好奇。好在，近来的一本新书《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帝国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麦田，2014），补足了这块十九世纪中国茶叶探险史的拼图缺块。
作者莎拉．罗斯（Sarah Rose）拥有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学位，曾获纽约艺术基金会奖助，本书为她的第一本著作，英文原书于2009年出版，一上市即好评不断。
《亚洲书评》评价说：「罗斯将晚清情景、全球经济、植物学发展、茶产业、维多利亚卫生状况与其它奇闻异事，融入这本大众历史著作」
《芝加哥周日时报》则精确地抓到本书的梗，直说：「请暂停脚步，想象一下你享用的这杯茶是非法的，引来的争议有『遭窃！』、『抢劫！』、『诈骗』、『国际商业间谍之最！』」
更有伦敦《周日快报》赞誉说：「老茶馆除了挂那些令他们自鸣得意的女王和邱吉尔肖像，也该挂一张茶叶救星的照片吧？」。
她在一开始的前言，就抓住了我们的目光。她写道：
「现在，英人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国最南岸，而是能深入产茶与制茶区。若想在印度制茶，英国必须取得顶级茶树的健康标本、数以千计的种子，及中国知名茶厂流传千年的知识。这项任务得交给植物猎人、园艺家、窃贼、间谍。英国需要的人，名为罗伯．福钧」。
要了解福钧的故事，先要将视野放在全球史的脉络。故事的背景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说当时世界地图因植物而改写也不为过。中英两大帝国因罂粟及茶，掀起战争，致使版图巨变。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卖到中国，收入用来买茶，中国则将茶赚取到的白银，向来自印度的英国商人买进鸦片，这样的三边贸易关系持续了近两百年，曾推动过世界性的经济结构。
1842年秋，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述稳定关系似乎被打破。对英国而言，若鸦片合法化，会造成经济三角关系出现缺口，导致英国不再有钱买茶，因此需要另外找寻茶叶种植的新出路。福钧在两国结束交恶之际，成为外交部第一个许可前往中国的人。当时英国的第一要务，尤其对皇家园艺学会而言，这是派遣探险人员深入中国，发现植物原料并加以运用的破天荒最好时机。
原来印度最早生产的本土茶是阿萨姆省的印度原生茶，尽管外观和中国茶相似，但公司仍无法让阿萨姆茶变好喝，更不用说要与中国茶一较高下，之后，才将希望寄托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茶区。 1846年，英国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东印度公司的原型茶不够精致，若能输出中国顶级制茶者的方法到印度，并聘请中国专家到喜马拉雅山，训练茶农制茶，必能改善该地后天的不足。此时最好的茶树种子及制茶过程的知识，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首要目标。
在这样的远因与近因情况下，使得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管理员福钧的命运有了大的翻转，之后的一连串公司交办的任务，注定让他会在这波植物的物种大交换的历史里，留下名声。
透过罗斯的细微考证与丰富的历史想象，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人物与事迹跃然纸上。我们因而知道：伦敦医师华德（Nathaniel Ward）所发明「玻璃箱」改善了植物运送的困难性，此后，秘鲁的金鸡纳树可以运到印度次大陆，治疗饱受疟疾肆虐的英军。
福钧是怎么在东印度公司的园艺顾问罗伊尔医师（John Royle）的提议下，重返中国，担任东印度公司的植物猎人。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茶」，找寻上等茶苗与种子。这样的任务替福钧带来了丰厚的报酬，年薪五百英镑，相当于今日的五万五千美元，此外还支付来回旅费与货运开销。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福钧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乔装打扮成中国人，顺着长江流域来到安徽产茶区。在那儿的绿茶厂，他发现中国茶工手指之所以常是蓝色的，原来是因为「普鲁士蓝」的缘故。此外，在烘培茶叶区，他又发现了参杂石膏的技术。这些加工的色素，使中国绿茶颜色一致又好看，可以让茶卖个好价钱。在松萝山的上等绿茶产区，福钧采集种子，挖掘茶苗，还发现了特别的小檗属植物。这次的经验，象征了中国知名绿茶产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此后，他又到了武夷山，采集到顶级红茶的茶苗。在此之前，从未有西方人进入如此遥远的地方。在武夷山，他认识到采茶的审慎态度也会影响茶的价格。他巨细靡遗地记录各种田野资讯，包含了经纬度、雨量、土壤质地与颜色；也确认了茶园的土地多岩石，以及需要有良好的排水。
1849年秋天，福钧回到上海，经过多次失败的经验，他终于研究出运送茶树种子到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方法「种子移植法」：
先让种子在华德箱发芽，这比运送活体小苗多出十倍的存活量。 1851年2月，福钧陪同最后一批华德箱运到加尔各答，四月底运到萨哈兰普尔园区时，开箱还存活的植株超过一万两千多株，发芽的更无计其数。此后，这两个茶区加上大吉岭，多少都有福钧带来的泥土与种子混合的茶株。不到数十年，印度的新兴的喜马拉雅的制茶产业，很快就超越了中国茶的品质、产量与价格，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资产。
然而，福钧的植物猎人故事并未因此而结束，在此之后，他又接受其他单位委托，再次前往中国。 1861年，他的最后一次远东行来到了中国与日本，回去后还写出最后一本游记《江户与北京》。有关这段历史，罗斯没有再进一步的著墨。有兴趣的读者，或许从中，可以再找出另一段精彩的故事。
在本书的末章，罗斯也为福钧的植物猎人事业作了评语。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中英航程缩短到一个月，植物运送的威胁小了许多，电报的出现让讯息得以快速传播，像福钧这样的植物猎人很快被时代淘汰。福钧从中国窃取茶苗与茶种及各种技术时，堪称史上最大的商业机密窃案。要是到了今天，肯定这样的行为会被视为产业间谍。
若以生态的角度来看，罗斯也提醒我们，不应让原生植物大量传布到全球各地，物种的交换进入新的地方，可能没有自然天敌与竞争者，过度繁殖的结果容易造成生态危机。福钧看似英雄似的植物探查行为，可能会造成不同地区的生态陷入难以挽回的浩劫。
福钧究竟是一位园丁、植物学者、探险家、植物猎人还是商业间谍？
或者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