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西方的没落》：五运周环，四时代序——历史的季候预言

作者：高尚

斯宾格勒（1880-1936）所作《西方的没落》一书，堪称煌煌巨著。涵盖面极广，而脉络明晰，其亮点非在实证性史实考据，而在情景模拟能力。全书以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式预言为统摄，如上帝般居高临下，冷静宣读对世界万邦的末日判词，自有一番震慑力。

斯宾格勒所处的历史阶段非常特殊，西方传统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次历史性颠覆，身处这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无论其政治立场，往往都具有一种对历史潮流的敏锐嗅觉。他们彼此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历史变局的判断与忧思。荣格曾经在一战前夜梦到欧洲大陆沦为一片血海，而本雅明也准确的看到，传统欧洲的光晕正在大规模机械生产中变得支离破碎。不少人因而忧心忡忡地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然而这大部分主张都不免落入了“将鱼从水中救起以免其溺毙”的歧途，这使得许多国家后来为此吃尽了苦头。

相对而言，斯宾格勒比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更加悲观。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前途无望却要比看到一条错误的出路好得多。二十世纪的西方，传统社会形态的瓦解造就了许多游离于社会系统之外的原子化个人，斯宾格勒属于其中之一，他的游离状态不仅使他躲过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一种传统社会个体所不具备的“上帝视角”，这令他能够冷静地审视形态各异的世界文明。

斯宾格勒与他身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像一个异乡人，对眼前的一切都始终保持着礼仪性的距离。灵知与历史洞察力不合时宜地在这个异乡人身上凝结，他的双眼由此具备了有别于一般人的高维视角，而他本人则以一个观测者的眼睛审视着整条足以令任何普通人感到陌生的历史长河，并倾其毕生心血将其目睹的一切记录下来，仅此而已。斯宾格勒自始终未有任何个人名利的奢求，他只是作为一个异次元的陈述者，陈述着低维世界的历史，也陈述着低维世界的未来。

在斯宾格勒的高维世界里，他所身处的现实社会显得无比扁平。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一方面，近现代国家的社会秩序陆续成型，游戏规则趋于确定，社会人所能做的只有机械性地重复简单操作，这种生活实质与蚂蚁或蜜蜂的群体生活并无二致，在斯宾格勒看来，这些碌碌群众的生老病死，只能称得上是“事件”。而历史，则以其内部所蕴涵的神秘法则，在高维决定着这些“事件”的走向。这就是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历史的暗流涌动翻滚，这其中的庞杂细节足以令所有得以管窥一隅的人类震惊不已。

而斯宾格勒在一战期间所著的《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要把这宏伟的历史结构展示给人类社会的一个尝试。斯宾格勒作为一名业余数学家，表述中具有一种理性的逻辑感，这与他文字的超验部分结合在一起，又带来了另一种美感。他的时代里，信息论和自组织理论还没有完善起来，但是他的文字中明显带有这两者的色彩，甚至他的一切理论所围绕的内核就是自发秩序。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可以被看做是各文明形态特质与文明的生命阶段互相作用的轨迹，这个轨迹在自组织的过程中蔓延出无尽繁杂的枝节。

这就要从头说起，“觉醒意识在宇宙的事物中引起裂隙，在个别的事物间张开空间，且疏通他们。感到自己孤独，是一个人在日常觉醒状态中的第一个印象，因此产生了一种原始的冲动，想在这个陌生孤寂的世界中聚集到一起，想确保自己感到是与其他人在一起，想取得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联系。”一切共同体的起源不过如此，当觉醒的个体睁开眼睛，看到的不止是世界本身，还有世界背后的无尽黑暗。死亡意识划清了生命的边界，或者说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一切历史的结构，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边界由民族生命的自我属性确定，这个自我属性，决定了人类个体集结成共同体的形式，在斯宾格勒笔下，一共叙述了形态各异的八大共同体，同时又由此总结出三大民族形态。但是，这种民族形态学只是切片，真正的历史，是动态，是变化，是延伸与分化。

在斯宾格勒这里，民族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其生命的始终，伴随宇宙秩序一同律动，由生到死的过程，无论是何种民族形式、何种共同体形态，都逃不出大宇宙的生命节奏。如果用季候作比喻，每个民族都有其春夏秋冬的阶段。这个民族季候理论恐怕是全书的重点。

回到一切的开始，当人类个体怀着孤独与恐惧，在共性的指引下聚集到一起，最原始的共同体就形成了。起初，或许是最基础的血缘上的一致性，繁衍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血缘共同体，这时，家族的族长或创始人就是整个共同体的凝结核。时刻牢记的是，恐惧与战栗，一直如影随形，个体消亡的恐惧与避免消亡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因而，将自己塑造成与共同体其他成员一致的形象，可以使得自身的镜像在肉体毁灭后仍然流传下去。面对无尽的虚无之海，脆弱而速朽的人类个体，唯一能做的就是手挽手，组成人墙，这个工作最初虽然艰难，然而毕竟开动了。因而，人类从此就开启了一个向超个体的生命形态的演化的进程，乃至最终产生各具特点的诸多民族。

不过，这个时候，被称之为“民族灵魂”的东西还未诞生，因为个体虽然在自我意识中直视死亡，而共同体还处在蒙昧状态。这时，两个原始部落之间，或许未必具有本质差异，这意味着，共同体的边界尚未划分清晰，民族的“自我”还未诞生，而当共同体成员之中积累的个体个性到达一定程度，真正的分化才会开始，真正的觉醒才会开始。如果关注细节，该积累过程都是有一些琐碎的生活杂事组成，举手投足、言行谈吐，无所不包，但是，民族传统正在这些琐事之中抽丝结茧，浑然一体的石料，开始拥有裂隙，裂隙塑造边界与形态，灵魂从混沌中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

裂隙产生意味着，一江春水的时代即将到来，严丝合缝的冰面，在真正历史性的时刻，其瓦解并不需要太多时间。而在这个历史性节点上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决定了后世的民族形态。初春正在脱胎而出的民族，未来具有无限可能，然而路径一旦锁定，未知状态就如电子云般坍缩为唯一的可能性。在此临界时刻，民族总是充斥着繁殖的热情，健壮的初民怀着淳朴的元气持续生养众多的子孙，驱使他们的可能只有原始的性冲动，如果用人口学家的理论，这会被叫做“原始丰饶”，当意义和灵魂到来，无限可能性就开始了其被等价转变为实体路径的过程，与此同时原始丰饶也开始被消耗，在具体的事件中，这就伴随着性选择、生存斗争甚至杀戮与掠夺。

在原始民族的朴拙石器短兵相接的一瞬间，伴随轰然巨响，冰面开裂，奔腾的春水巨浪滔天，历史长河开始了它的磅礴旅程。胜利的部族首领高举敌酋首级，得胜者的威严形象在集体无意识中迅速加封冠冕位列仙班，于是奥林匹斯的众神驾云而来。共同体的凝结核，由此不再仅仅由血缘领袖担当，战争首领与武士阶级，以勇气和胆识获得了他们的战利品，血缘共同体扩大，真正称得上是民族规模的共同体诞生了。人们以现实世界的领袖为标杆或以山巅的众神为标杆，塑造着自身的意识形态，而诸神永恒的居所，也成为人类寄托灵魂之地。在这个神人同形同性的时代，至高神却始终藏头露尾，而唯一上帝的每一个侧面都被赋予了一个独立神格。这类多神教的系统之下的民族，在斯宾格勒笔下，被总结为“阿波罗民族”，那是欣欣向荣充满朝气的春天，丰饶的混沌遗产还有大量的储备，因为多神本身就意味着，路径与可能性的多样。

在亚欧大陆的无数文明的童年时代，都有过层级分明的神与半神体系，至高神投下影子，这些投影形成了诸天众神，由于距离至高神的远近不同，投影的完美度也并不相同，于是形成了众神的差序格局。而人类社会与天界，也具有镜像关系。部落首领或一国之王，由其至高的英勇胆魄获得至高的政治德性，因而具有统治权的合法性，同时也由此具有了标杆属性。各阶层勇士由其战功胆魄的差异，形成战利品（财产）与战功（地位）的差异，在他们向标杆的德性靠拢的过程中，财产与地位的差异，正标志着各阶层真实德性的不同。阶层的多样与众神的多样一道昭示着春季文明的野蛮活力。

而当一个文明中的众多神祇开始融合归并，最终一个独一无二的唯一真神出现在眼前时，就表明一条路径终究被确立，文明的新形式诞生了，共同体全部成员，都拜倒在同一个神的无上权柄之下，个体所聚集的标杆，不再是单纯的部落首领，也不再是各具性格脾气的奥林匹斯众神，该共同体的形态，斯宾格勒总结为“枚斋民族”。此时此刻又一个历史性节点到来，历史的数学图案开展了其复杂分形，诸多的概念与结构纷呈毕至。耶稣基督的话语在耳畔响起“只要有两三个人以我的名义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跨民族的宗教共同体，如春笋般在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涌现，阿拉伯人的弯刀刚刚举起，十字军的长矛就已破风而来。

在这个历史阶段，历史的复杂图案，以“假结晶”的形式出现了，这个概念本身是地理名词，用以形容一种岩石形态，当火山的熔岩灌入现存的晶体结构内部的孔洞中，结晶时刻到来，熔岩无法自由凝固，而是被已有的晶体架构赋予了晶体形态，然而这个复合的晶体却具有与熔岩本身一致的物质成分。在民族历史中，跨民族宗教就像晶体结构本身，而熔岩就是民族或自发组织的民族胚胎，假结晶使得众多民族看似被灌入同一个晶体容器，但是其自身各具不同成分，这个凝固过程充满了扭曲与张力，如果从历史细节看，我们能从中看到许许多多在信仰上挣扎的痛苦灵魂，为义受逼迫的殉道者，或是以宗教迫害为名义发泄的民族情感。晶体，既限制自发秩序的自由，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发秩序未来的形态，然而就在此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民族本身的秩序与丰饶程度就被加速消耗了。文明走向岔路。

如果说希腊化时代的亚细亚就有假结晶的雏形，那么欧洲历史上首次最大规模的假结晶现象就是罗马帝国的扩张，周边外邦陆续被赋予罗马公民权，罗马这一活的晶体就开启了其死亡程序。这时，罗马的繁盛已跨过春季的萌动时节，盛夏在罗马也已进入收尾阶段，秋天的罗马开始了他的结果吐穗，果实燃烧成为晶体骨骼，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遗产。

于是，罗马法的遗产与基督教的遗产，作为晶体架构，被日耳曼蛮族的熔岩灌入了。还处在春季的蛮族，其路径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对应着熔岩的可塑性，罗马法的架构为其提供了古老文明的骨骼，而蛮族习惯法的筋络与灵魂，就渗透进了罗马法的每一个空隙之中。这时，两种势力的对抗开始了。就在这个对抗中，新一轮季节轮回再次展开。日耳曼民族的强盛活力，在其痛苦的融合过程中占了上风，习惯法攀附罗马遗产，高居山头。在这个姿态之下，中世纪的倒春寒反而是短暂的，东方的另一个枚斋民族与西欧教会共同保存了种子，新民族的春天将要到来。

世界历史进行到这里，已经有无数民族在其自己的严冬中化为碎屑，记载埃及的诸神与法老光辉伟业的文字已不再被法老的后代所识别，旧日的王都耸立起枚斋民族的宣礼塔，埃及民族没有留下果实，旧族血缘仍在，然而灵魂已不知去向，只有零星的模因带着未知的神秘色彩在世上飘零。种未灭，国已早亡，斯宾格勒称此民族为“费拉民族”。当欧洲殖民者踏上东南亚的土地时，曾经疑惑于吴哥窟的居民的历史经历——他们住在与其聚落规模不相称的巨型岩石城市中，却遗失了一切有关自己祖先的记忆与建造这巨大城市的技术，这就是严冬时节的碎屑，意义与形态，在这里破碎了，他们虽然与史前人类一样也是混沌状态，然而却不再蕴含潜在的新民族的胚胎。

古老的民族死去，新生的欧洲却在春天，一场绿色的繁荣盛夏即将到来，已死的罗马法与罗马教会，并不像其他晶体结构那样坚固有力，这为蛮族的自发秩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客观上也为之提供了组织秩序。而在东方的枚斋民族就没有那么幸运，强大坚固的伊斯兰教结构，死死框住了每一个被收纳的民族自身，阿拉伯长袍严实包裹了自发秩序，他们或许具有枚斋文明属灵的洞察力，然而却不再具有等同于欧洲文明的生命力。反观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都是必然，宗教改革褪去了掺杂有阿波罗民族杂质的罗马晶体结构，褪去了实质是属世的罗马教廷的一切光环，而以真正属神的骨骼取而代之，真正实现脱胎换骨。文艺复兴则是相反，如果说罗马晶体结构如包裹了种子的琥珀，那么阿波罗民族的种子，就在琥珀裂开的过程中苏醒，在这场复兴中迅速萌发，一时南欧各地繁花似锦。

宗教改革这场蜕变，在历史的图纹中又激起涟漪，自发秩序在弄人的造化之中，造成一次又一次出人意料的结果。本着脱去衰朽外骨骼的目的进行的革命，居然成为分解枚斋式宗教共同体的最初动力，罗马留下来的晶体结构瓦解之后，竟然从中跃然而出多如石榴籽的自带骨骼的新式民族，又一种崭新的民族生命形式到来，这就是一次属于盛夏的繁荣。

罗马的假结晶，在西欧算是寿终正寝，新式民族以其民族语言为旗帜，成为人类个体新的托身之所，而民族国家的君王和各级领主，竟有着遥远的蛮族首领与各级勇士的血统，在枚斋时代被扭曲的民族的阶层躯体，终于昂首站立阔步行走。自发秩序在扔掉了枷锁后，顿时加速蔓延滋长，霎时间，欧洲大陆风起云涌，英王隔海相望，热血忠魂剑指天下，无数令人慷慨激昂的历史细节，就在这次盛夏的狂欢中来临。盛夏的故事早已被世人传唱，这包括纵横七海的日不落与遥远的美利坚的崛起。在枝繁叶茂的欧洲的带动下，欣欣向荣似乎成了全世界共同的大季候，然而这其中被掩盖的，除了各小民族的自身季节轨迹之外，也有西方本身所蕴藏的危机。

随着枚斋的欧洲解体，新的欧洲各国，拥有了各自的新偶像——近代民族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出现相伴随行的，是人本主义观念。直观上很好理解，在共同体将视野投向世俗国家的时候，人本身的价值自然开始得到重视。但值得一提的是，天赋人权并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延伸，而是契约精神与公民权在新的民族国家中的自然体现。假结晶时代掩盖在一神教信仰之下的民族差异，导致一神教本身始终不能使其成员达成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边界未确立时，谈论人权毫无意义。而只有在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划分清晰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个体之间才能够达成有效的权利契约。

斯宾格勒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族之间的间隔性，个体的共性促使他们组成共同体，而个体的差异使之与其他共同体划清界限。这里的隐含义就是，跨共同体之间的价值观、世界观必然有其不同之处，进一步而言，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就将导致不同共同体成员之间对权利、义务的诉求也就不同，如果使用普世的人权观念统而摄之，造成的后果往往难以预计。而普世人权的出现，常常伴随文明季候的由夏转秋。如果以往史为鉴，罗马帝国的无差别公民权所造成的后果，就足以警醒世人。

不过造成欧洲秋季全面来临的因素要复杂得多。民族国家草创之时，作为新的标杆，国家元首前承古老民族酋长遗德，后继以民族精神之道成肉身身份，足以凝聚万民身份认同感。万民共同的权利诉求来自共同的价值观。

然而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两个环节出现脱节，一是国家机构，各阶层共治的局面由统一的机械化行政机构取代，人为设计取代自发秩序。这是一次对繁荣的设限。国家秩序带来了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同时瓦解掉旧有的自治阶级，一批具有才识的精英分子，或游离于社会系统之外，或被行政机构吸收。第二则是，从人本主义跨出了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致命一步，机械化的生活之下，社会人更多关注个人得失穷通，除此之外不知何为德性与荣辱，也许良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依靠个人奋斗能够获得巨大财富，然而就像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浮士德，即便能够拥有万国荣华，悲剧的命运也会在前方等待，斯宾格勒以之为喻，就称此形态的民族为浮士德民族。

在恶性竞争中，浮士德型文明所具有的理性计算与精密设计配合起来，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转移，后果就是，奸商游士横行霸道，在利益促使下，国家机器开始对内碾压一切自发秩序。

这与无意识状态的中古阿拉伯假结晶文明对熔岩民族的碾压相似，但有意识的碾压破坏力更大。原本有机的社会组织被碾碎成原子化的个人，原子化的个人则直接面对空旷的宇宙，而宇宙的本体在冰冷的理工科技解构之下早就陆续丧失了阿波罗式的热情、上帝的慈爱以及耶稣的怜悯，以其冷漠、浩淼与孤寂直接展示给人类个体，后现代的破碎和扭曲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其发展进程。一批极度悲观的艺术作品如同临死前的绝望呐喊被创作出来，此后另一批极度扭曲的艺术作品则直观展示着原子化个人的孤独与寂寞。

斯宾格勒正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中，人类中的精英仍然拥有盛夏时节残余的历史观察能力，然而其身份和地位却与前面时代的精英截然不同。一战期间，斯宾格勒作为这一类原子化个体之一，没能应招入伍，在平民窟的地下室中，点着蜡烛完成了《西方的没落》的上半部。而就在同时，他身后的欧洲战场上，正上演着史无前例的全能国家机器之间的大规模总体战，千万人被传送带似的送上战场，在最新科技造就的各类杀人机器之间灰飞烟灭。全能国家在战争中建立起从上到下的需求供给制度，秋天的肃杀一面在此显得尤为可怖。

他隐隐约约看到，西方文明的结局将会像吴哥窟或东方一切吏治国家的费拉居民一样，逐渐破碎成无意义的碎屑。而且并不仅仅是毁于残酷战场，更有可能毁于温柔的摇篮。

斯宾格勒对未来并无奢求，对自身的利益也并不关心，在目睹了如此之多的兴衰荣辱和最终的悲观结局之后，原子化个人的力量简直显得微不足道。1936年，希特勒高立台上，群众山呼海啸，一个空前庞大的军事帝国如旭日般高昂升起，更加先进的武器，更加坚固的营垒，预示着更加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到来。这一年，斯宾格勒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发布了他最后一条预言：第三帝国将在十年内灭亡。

几个月后，在其56岁生日前3周的一天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去世。家人将其埋葬，没有葬礼、没有任何形式的吊唁。

九年后，纳粹德国战败。几十年后，英国自豪地宣称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末人世界在抛弃了反抗国家机器的勇气之后，又将抛弃勤奋。同时，印度和阿拉伯的那些早已经沦为碎屑的费拉居民大规模涌入巴黎、伦敦，并不具政治德性的移民却享有与之不相称的公民权，而西方当地居民面对移民潮，或漠然视之，或欣喜地以种族平等为政治正确。

斯宾格勒的预言陆续实现。如同《西方的没落》一书的结尾处所写的判决结果一样：“愿意的人，命运领着他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