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沃波尔

（一）罗伯特·沃波尔是第一代奥福德伯爵（1676年8月26日－1745年3月18日），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后人普遍认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尽管“首相”一衔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官方认可，也没有在官方场合被使用，但有鉴于他在内阁所施加的影响力，他事实上也是内阁的掌权者。1676年8月26日罗伯特·沃波尔生于诺福克郡霍顿堂，在家中17名孩子中排名第3，虽然其中的8名都在出生后不久夭折，但沃波尔仍可算是历史上拥有最多兄弟姊妹的英国首相。沃波尔的父亲是罗伯特·沃波尔骑兵上校，一名辉格党政治家，在下议院曾任赖辛堡自治镇选区议员。沃波尔的母亲叫玛丽·伯韦尔，是塞福特郡一位爵士的女儿。沃波尔早年自1690年至1695年受教于伊顿公学，后在1696年获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取录。按照原来的意愿时他本来要进入教堂的，他说过如果他没有当上首相就会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肯定会效仿他所熟悉的榜样成为一个策划政治的高级教士，家族中有几位先辈就是这样的，但他的两个哥哥的早死使英国幸免于难。在1700年他同伦敦的一位木材商的女儿凯塞林·肯特结婚，她给他带来2万英镑的嫁妆。11月沃波尔的父亲逝世，遗留下院赖辛堡自治镇议席和诺福克的九所庄园和萨福克的一所庄园，房地产总收入2169英镑。他使这个数字年复一年的增加，最后达到每年8000英镑。沃波尔后在1701年1月的补选中成功取得父亲的下院议席，由此展开其政治生涯。1702年他离开赖辛堡自治镇选区，改到邻近的金斯林选区参选，以求谋得更重要及稳定的议席，他在此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都是下院金斯林选区的议员。

（二）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位积极热心的辉格党党员，当时辉格党是比托利党更具势力的政党。1705年沃波尔获委到海军大臣委员会供职，管理海军事务，其极高的行政管理能力备受重视，不久于1708年获财务大臣兼内阁领班戈多尔芬勋爵荐到内阁出任驻陆军部大臣。沃波尔所出任的官位多与军务有关，这使他很快就成为资深政治家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军司令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的重要顾问。据公爵夫人萨拉说沃波尔之所以能在1710年担任海军司库完全是出于他的兴趣，沃波尔遂藉此很快就成为内阁最重要的阁臣之一。他本人看上去也许像一个成功的屠夫，过浪荡公子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对付政治动乱的才干。他看透人类的本质，有着丰富的常识。相传他有一句名言：“所有的都是有价值的，因此也都是可以收买的。”不久当马尔伯勒公爵在弗兰德作战，戈多尔芬落入哈利和马香夫人的圈套时年轻的罗伯特·沃波尔成为下议院辉格党的领袖，此后托利党的罗伯特·哈利上台当政，沃波尔则不再任驻陆军部大臣，但却继续出任海军司库至1711年1月2日止。哈利曾有意怂恿他转投托利党，但被加以拒绝，相反沃波尔成为在野辉格党最常发言的议员之一，并且有效地为戈多尔芬勋爵加以辩护，使他免受托利党的攻讦。辉格党成为在野党以后沃波尔与马尔博罗公爵遂渐成为托利党铲除及抹黑的目标，1712年博林布鲁克子爵指控沃波尔在任驻陆军部大臣期间贪污受贿，尽管这些指控出于政治仇恨而非事实，但沃波尔仍然被下院弹劾。托利党员主导的上议院更势不可挡地宣布沃波尔罪名成立，沃波尔结果被判囚于伦敦塔六个月，而且还被驱出下院。

（三）庆幸的是对于沃波尔的遭遇时社会大众多表同情，并认为他是不公审讯下的牺牲者，这使他很快就在1713年重新获选民选回下院。由于沃波尔被诬陷下狱一事背后由托利党的哈利（当时已为牛津伯爵）及博林布鲁克勋爵策划，沃波尔日后对两人极之憎恶，他发誓要对他的敌人进行报复。他的小册子《议会的短暂历史》十分猛烈的攻击托利党内阁，没有哪家印刷厂愿意碰他，因此沃波尔让人把一台印刷机搬到他的家里，把他的小册子印刷出来。最重要的是他决心向博林布鲁克报仇，很少有什么誓言是如此忠实遵守的，也很少有什么誓言在政治上意义如此重大。安妮女王在1714年驾崩后根据《1701年嗣位法案》，王位由詹姆斯一世的孙女索菲亚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继承，由于《嗣位法案》将一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安妮女王亲戚排除在继承名单以外，因此乔治一世的继位资格是存有一定争议的。乔治一世曾认为托利党反对他继位的权利，故他并不信任托利党。1714年乔治一世正式登基，这一方面标志着汉诺威王朝的开始，另一方面标志着辉格党主导政坛长达50年的开始。身为辉格党员的沃波尔在1714年获委为枢密院顾问官，又获委到内阁出任军队主计长，这是政治上的最大奖赏。他这时已经是精通议会斗争的能力，无懈可击的辉格党人。其时内阁名义上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领班，但背后却由沃波尔的姐夫查尔斯·汤森勋爵及威廉·斯坦厄普勋爵掌握实权。沃波尔亦获秘密委到一个秘密委员会，暗地对前一届托利党政府进行调查。

（四）当中一些在1712年策划令沃波尔被下院弹劾的人士都遭到委员会的政治清算，例如牛津伯爵遭到弹劾，博林布鲁克勋爵更被充公令充公家产。后来辉格党内部出现分裂，在汤森陷入阴谋而倒台时他的盟友沃波尔坚持同他一起辞职，尽管国王乔治一世一再挽留。作为一名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他领导反对党。他的权利显然很大，他不喜欢的任何政府议案都无法通过。这时正值南海泡沫事件爆发，公众对政府诚信破产，这时沃波尔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他不仅素有善于理财的美誉，而且是当时辉格党中少有的反对南海公司投机的人物之一。他接受国王的委托，着手整顿南海公司，挽救能挽救的东西。其中南海公司董事们的资产都被充公，以向事件受害者发放补偿金，南海公司的所有股份更被英伦银行及东印度公司瓜分。他重现分配国债，逐渐控制股票的下跌趋势，国家财政趋于平稳。结果平息公愤，保护王室和辉格党的声誉，政府渡过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1721年下院即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发现内阁不少官员皆涉嫌贪污舞弊，当中受牵连在内的阁臣更计有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邮政总局局长老詹姆士·克拉格斯、南方大臣小詹姆士·克拉格斯，甚至乎斯坦厄普勋爵及巽得兰勋爵等等。事后克拉格斯父子两人羞愤自裁，其余人等都因贪污罪名被下院弹劾，艾思拉比更下狱囚禁。至于在沃波尔的影响下斯坦厄普勋爵、巽得兰勋爵及部分人士最终没有被深究，结果沃波尔被舆论戏称为“包庇大臣”。兰勋爵在1721年请辞，斯坦厄普勋爵亦在同年去世，沃波尔遂成为内阁最有权力的人物。

（五）1721年4月他进一步获委为第一财政大臣、财政大臣以及下议院领袖三职，一般认为沃波尔是由此展开其的首相生涯的，但事实上他当时仍然要与其掌管外交事务的姐夫，即北方大臣查尔斯·汤森勋爵分享权力，此外他们亦受到另一内阁要员南方大臣约翰·卡特雷勋爵的要挟。英国国会制度确立之初财政大臣权利很大，有授予官职之权，能控制议会、左右政府。正是在担任首席财政大臣之际沃波尔创建内阁制度和首相职务，使英国政治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是德国人，他更关心汉诺威，他到英国之际已经54岁，他把英国王位看成他加强汉诺威侯国地位的手段。同时他不懂英语，而他的大臣又不懂德语，内阁开会只能用拉丁语或法语，这样国王经常缺席。首席财政大臣沃波尔经常代替国王主持会议，他依靠王室的信赖操纵下院、控制内阁，独揽行政大权，有人称他为首相。当时这可是一个污蔑讽刺之词，沃波尔也反对称自己为首相，可是由于他长期执政，实际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任首相。而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及首相领导内阁在此后便成为惯例，内阁有了自己的首脑——首相——也意味着内阁开始摆脱国王的控制，内阁首相制由此形成。沃波尔就任首相不久揭发出一宗由罗契斯特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策划的詹姆士党政变阴谋，詹姆士党人其实早在1715年及1719年先后发动过起义，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而这次阴谋败露亦使詹姆士党人再一次失望。至于托利党也深受政变阴谋困扰，该党领导人之一的博林布鲁克勋爵由于曾经同情过詹姆士党，结果他在事件发生后一度潜逃法国以免受审讯，至1723年才获英国当局准许返国。

（六）此后沃波尔与其阁臣的势力不断巩固，沃波尔煞费苦心办的一些事包括为这个人的儿子安排个职务，为那个人的侄子谋个生计，邀请某人在霍顿吃一次饭，关照要使某个夫人在恰当的时候得到一对雉等等。在他看来事无巨细都要关心，而且要注意这种关心得到什么反应。对沃波尔来说政治是全日制工作，虽然他为影响国会而使用贿赂手段从不脸红，但是腐化的主要源泉“秘密服务基金”在他执政时期从未达到过每年7.9万英镑，而这个数字低于光荣革命前的水平。1724年沃波尔与汤森勋爵最主要的政治对手约翰·卡特雷勋爵由南方大臣降职为爱尔兰总督，沃波尔与汤森勋爵两人遂完全控制政府及内阁。在他们两人管治下英国成功在1725年与法国及普鲁士订立条约以维系和平，这个时候的英国免于战争、免于詹姆士党的威胁、免于金融危机，相反在经济的急速发展下沃波尔亦渐得乔治一世的信赖。1725年为表彰其贡献，沃波尔获勋为巴斯骑士，翌年更勋为嘉德骑士，一时之间无数殊勋为他取得“气势汹汹的爵士”之名。除了他以外他的长子亦早于1723年获封世袭男爵，可见沃波尔一家地位日重。沃波尔对于政治斗争津津乐道，在辩论中总是振振有词、随机应变，于他的外表截然不同。但是他有一些原则，而且准备为这些原则而斗争，必要时甘愿吃败仗，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决心使英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繁荣起来。经历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他知道，如果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他就能把那些在土地税之下呻吟的乡绅从托利党方面争取过来。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友好的关系。

（七）总而言之博林布鲁克的死地沃波尔坚持的正是博林布鲁克在安妮女王在位时奉行的托利党外交政策，他使英国处于和平环境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最后失败。1727年乔治一世驾崩，而在其子乔治二世登基继位后曾一度有舆论认为沃波尔将不出数日内被免官，因为新国王本来就不喜欢他的父王，并把他父王的大臣沃波尔看成是个恶棍。沃波尔为了驱车赶到里士满向新国王报告这个噩耗而累死两匹马，可是新国王却告诉他以后听从斯潘塞·康普顿的命令。但是并非一切都完了，事实证明康普顿能力太差，国王不得不召沃波尔入宫草拟国王的演讲稿。他机智的利用这个机会把国王和王后的经费增加十万英镑，在满心欢喜的卡罗琳皇后的怂恿下乔治二世最后没有罢免沃波尔，而尽管乔治二世不喜欢汤森勋爵，但他亦仍然成功留在内阁。在乔治二世登位最初数年，虽然沃波尔与汤森勋爵继续在内阁分掌权力，但沃波尔已渐渐明显成为主导内阁的一位。同时两人亦不时就外交事务出现争吵，其中又以对普鲁士的事务分歧最为严重，不过当时决策权大抵已落入沃波尔手上。1730年5月15日汤森勋爵正式从内阁退休，汤森勋爵离开以后沃波尔在往后数年成为内阁唯一的领导人物，除了得到卡罗琳皇后的信任外沃波尔亦渐渐重新得到乔治二世的信任。在得到两人的支持下沃波尔能够自由任用皇家任命权，并因应其政治需要而给予各类任命，以至于给予殊勋。沃波尔能够自行选定内阁人选，并可以迫使内阁阁臣达成一致共识。由于沃波尔所享权力以往在内阁无人能及，所以他才会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位“首相”。

（八）沃波尔地位之所以稳固，除了他善于辩论和具有个性感染力之外还在于他懂得如何使用赏赐。然而作为一位财政专家，有一种力量他应该能够做出估量。伦敦金融界的财力——博林布鲁克——曾经谴责过它，但是伦敦财界仍然预期能打赢一场欧洲战争，并把它视为一种牺牲西班牙和法国之类殖民强国利益为代价，为英国货物找到新的原料来源的冒险事业。在一段时期里看来只要谨慎，也就是实行中立和谈判的政策，就足以保卫英国的利益和塔新教徒王朝的利益，人们只要数一数英国各港口装卸货物的轮船就能对英国的繁荣怀有信心。土地税（就地主而言，他是说明国家富有程度的关键指数）一直不高，然而英国的海军和陆军力量在衰落，法国却有能力通过詹姆斯二世党人来损害英国，它的这种能力比沃波尔承认的要大的多，1745年的叛乱最终证明这一点。他在财政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实在的，也是相当大的。他减少应付的国债利息，并建立偿债基金，以偿付因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而积累起来的债务。他的年度预算经费不高，而且能以三厘的利息借款。他的财政制度比较合理也比较有效，因此大量逃避关税的现象减少。他的赋税政策的主要倾向是把财产税转变为商品税，因此到1731年土地税减少到对每镑收入征收一先令，比征税的高峰时期减少四分之三。实行这种政策的总的效果是鼓励英国的出口和生产出口所需原料的进口，使英国经济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经济。这并不完全是沃波尔的功劳，但是公正的说他至少有一部分功劳。

（九）有一项财政措施他不肯采取，他不愿向美洲殖民地征税。他既不是宪法改革者，也不是大的立法计划的制定者。作为一位不倦的行政长官，他只是完善他创建的议会机器，并利用它顺利的保持他的权利的连续性。在他看来搅乱社会这池本来平静的水是不明智的，不要惹是生非。沃波尔多年来不断取得成功，安全有保证，因而他的社会生活范围也不断随之扩大。每年11月他总是要在霍顿举行一次诺福克盛会，每逢这个时刻经过精心挑选的大批宾客就聚集在那里对付沃波尔的一窖上等红酒和勃艮第酒，有一年给一家酒商退回的空瓶子就有6480个。一位客人写道：“这伙人很快膨胀成一大群人，因此我们入席时往往是一个三十多人的小宴会，大家尽情享受牛肉、鹿肉、天鹅肉、火鸡肉等等，通常畅饮的是红酒、浓啤酒和混合甜饮料。在公众场合，我们为王室成员的健康祝酒，谈论时局，培植名望。私下里我们制定计划，确保政府稳定和王国繁荣的计划。在打猎的季节，他住在里士满，一有机会就去诺福克练习射击或带着猎犬骑马打猎。”据说他的邮件到来时他首先打开的信是他的猎场看守的报告，他一生中说话一直带着诺福克口音，但是如果把他描绘成除了喜欢他那一群猎犬、他的情妇和喝着红葡萄酒并谈些猥亵的话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爱好的强健乡绅，那就低估他。在管理议会同时他还收集英国最好的私人藏画，他的这些画价值十万英镑，鉴于其中包括提申的几幅、拉斐尔的几幅、鲁本斯的一幅、荷尔拜因的一幅、蒲桑的一两幅，这个钱数可能差不多。

（十）他儿子遍游欧洲大陆之后满载艺术品而归，沃波尔为这些画总共付出三万英镑，其余部分都是各国大使和猎官者送的礼品。沃波尔死后他的孙子因生活奢侈被迫把大部分藏画以45080英镑的价格卖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女沙皇，霍勒斯特别生气，因为他的侄子拒绝拿出任何卖得的钱来偿付他父亲的债务。他说：“这种行为在破坏它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爱戴，一个疯子曾在一些坏人煽动下烧了他的以弗所。”现代这些画大部分陈列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此外沃波尔选择威廉·肯特最漂亮的一套家具装饰他的住宅，他是鉴赏力极强的人。当然反对他的和平政策的势力迟早会抬起头来，并发展成为强大的力量。他可以控制下议院，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能控制核心的大臣们，在他喜欢冒险的姐夫汤森辞职后就更容易控制。但是伦敦的金融界总是不安定，他们要求实现一项可能带来更广阔市场的比较富于侵略性的政策，而野心勃勃的一代青年政治家正在成长起来。沃波尔一方面在内阁享有无上权力，但另一方面却结下不少政敌，最主要的政敌包括托利党的博林布鲁克勋爵及辉格党的威廉·普尔特尼（普尔特尼因为沃波尔不让他入阁出仕而心怀怨怼）。博林布鲁克勋爵与普尔特尼两人曾合资出版一份叫《工匠》的期刊，大力对沃波尔推行的政策进行抨击。除了他们以外沃波尔也常常是讽刺作品挖苦的主角，著名剧作家约翰·盖伊就曾经在其著作《乞丐歌剧》中讽刺沃波尔，并将他与积犯强纳生·威德加以比较。

（十一）沃波尔其它的政敌还计有乔纳森·斯威夫特、亚历山大·蒲柏、亨利·菲尔丁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等，尽管树立不少政敌但由于沃波尔采取避免战争的政策，进而成功维持低税，使他始终深得下院及普遍民众的支持。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沃波尔就成功游说乔治二世不要派兵到欧陆参与战争，从而使英国免于战争负累。曾在哥廷根勇敢作战的国王自以为很有天生打仗的天才，首相的和平思想使他失去一个荣耀的生涯，他常常一小时一小时的同首相大谈军事问题，不过卡罗琳王后是受沃波尔影响的。同年为了解决严重的走私避税问题以及堵塞漏洞，沃波尔计划将烟草及酒由过往征收关税改为徽收国内货物税，并且由以往在港口抽税改于批发点抽税。沃波尔的建议引起全国极力反对，反对派甚至联结全国商人对建议加以声讨，最后沃波尔唯有在下院对草案进行投票前夕撤回建议后事件才得到平息。这次事件对沃波尔的影响力一度构成很大威胁，而他则在事后辞退有份反对建议的阁臣，但这样反使到更多的辉格党员转投反对派阵营。1734年下院大选以后沃波尔一派仍然成功维持下院的多数优势，但优势已比以往收窄，而他的声望在此后更不断下滑。1736年下院通过增加毡酒的税率，结果引发伦敦街头出现动乱。同年在爱丁堡有群众因为不满禁卫滥用职权，血腥镇压示威民众后获得英皇特赦免罪，最终在当地爆发严重的波蒂厄斯暴动。

（十二）虽然历经暴动但沃波尔依然保持在下院的多数优势，并成功拒绝约翰·巴纳德爵士有关调低国债息率的建议以及在1737年游说国会通过《牌照法案》，对伦敦的剧院进行规管及审查。《牌照法案》对剧作家造成一定的限制，他们以往专门讽刺政府的戏剧，在法案通过后都要受到审查。1737年卡罗琳皇后逝世，她的去世没有动摇到沃波尔对乔治二世的影响，尽管乔治二世对沃波尔愈加信赖，但他在政府的领导地位却愈受挑战。而随着韦尔斯亲王腓特烈与父皇日渐疏离，一群如老威廉·皮特和乔治·格伦维尔等等称之为“小爱国者”的新进政治家投身加入到威尔士亲王的反对派阵营，并逐渐形成一股抗衡沃波尔的主要政治势力。沃波尔在任后期未能够维持避免战争的政策，成为他失势的一大导火线。根据早于1729年签订的《塞维尔条约》，英国同意不与西班牙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而为了履行条约时条约允许西班牙在其殖民地领海范围内登上英国船只进行巡检。可是后来两国却在西印度爆发贸易纠纷（有关纠纷是指一名叫詹金斯的英国商船船长于西印度被西班牙当局人员登船巡检时割下耳朵），沃波尔起初曾极力阻止开战，但其主张遭到乔治二世、下院以至部分内阁阁臣的反对。鼓吹战争的潮流在伦敦商界变得十分强大，及至1739年备受各方压力下沃波尔迫于无奈地放弃和解、决定开战，引发詹金斯的耳朵战争。

（十三）按照现代的做法首相在发动战争这样大的问题上如果同内阁意见不一就会辞职，但那个时代这种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沃波尔遵照老式的原则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的第一仆人，应该忠于职守，只要还能为国王管理议会事务时他就留在他的职位上。在英西开战以后沃波尔的影响力仍然富戏剧性地下跌，在1741年的下院大选中虽然沃波尔一派在不少选区都获得普遍选民支持，不过在“口袋选区”却遭遇连番挫折（口袋选区是指那些由地方权贵内定或操控人选的选区）。沃波尔一派在英格兰及韦尔斯地区的下院议席皆有增长，但议席的增长未能够弥补他们于1734年及今次大选在康沃尔地区失去的议席。由于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王子本身兼领康沃尔公爵的头衔，因此康沃尔实为他的领地，而领地内选出的下院议员大多都听命于威尔斯亲王，对沃波尔则心怀敌意。此外在阿盖尔公爵的影响下沃波尔在苏格兰亦失去不少议席，鉴于大选后很多新议员的政治意向不明，因此很难断定沃波尔在大选后所得的确实多数优势，不过一般当代历史学家则推算他在下院仅余14至18席的些微优势。在新一届国会中不少辉格党员都认为年老的沃波尔已再不能够带领政府以及处理战事，而他在国会的多数优势亦已经大不如前，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士皆势均力敌，形成不相伯仲之势。1742年2月下院就威尔特郡奇彭纳姆一场补选是否遭受不法操控展开辩论，沃波尔等人遂同意借此事当作他的不信任动议，最终沃波尔在投票中被挫，事后沃波尔同意从政府辞职。

（十四）为了答谢其贡献，1742年2月6日乔治二世晋封他为奥福德伯爵，并赐他年金四千英镑，成为上院议员。他同莫利的私生女儿也获得伯爵女儿的地位，五日后沃波尔交出印信，正式辞官。他的辞职成为一个先例，每当内阁失去下院的支持时这个内阁及其首相必须辞职。奥福德伯爵退仕后首相一职由已成为威尔明顿伯爵的斯潘塞·康普顿接任，但实权则握在约翰·卡特雷勋爵手中。此外维明顿伯爵政府曾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前任政府曾否有任何贪污徇私或政策失当的问题，但最后没有发现。退仕后的奥福德伯爵依然对乔治二世起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他已不再任官，但乔治二世却仍经常就每事咨询于他，使他被舆论称为“布幕后的官员”。1744年在他的协助下卡特雷勋爵成功被逐出内阁，并让亨利·佩勒姆成为首相。奥福德在1745年3月18日卒故于伦敦阿灵顿街家中，终年68岁，死后其遗体安葬于家乡霍顿。奥福德死后其伯爵爵位由长子乔治继承，后来又传予乔治的独子，乔治的独子死后伯爵爵位复由奥福德另一位儿子霍勒斯·沃波尔继承，霍勒斯·沃波尔是著名作家及诗人托马斯·格雷的朋友。霍勒斯在1797年死时没有子嗣，伯爵爵位遂归于断绝。亨利·佩尔汉姆（1694年9月25日-1754年3月6日）在1743年8月27日至1754年3月7日担任英国首相， 所在政党是辉格党。佩尔汉姆是纽卡斯尔公爵的弟弟，托马斯·佩尔汉姆勋爵的小儿子，母亲是格蕾丝·霍利斯夫人，她是第三代克莱尔伯爵的女儿。意大利人于文艺复兴期（十四至十六世纪）发明债券，其公开买卖则始于十八世纪的英国。

（十五）1688年12月至1689年2月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国会的至尊地位，若干重要的“建制”亦于期内相继成立。光荣革命发生于1688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及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这场革命未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1672年查理二世公然宣布“赖账”的丑闻在金融史上占重要一页，迄今仍经常被谈及。1694年立法创设英伦银行，从此王室固然不能借故“欠款不还”，亦无法操控币值。因为国会已负责规范王室开支而央行负货币发行之责，这些“建制”均非王权所能及。1717年实行金本位制后英镑币值便不可能因为君主的意志而改变，这是英镑在往后二百余年成为世上最稳定货币的底因。亨利·佩尔汉姆为了彻底解决王室的财务问题在1749年发行统一基金，等于由政府承包斯图亚特王朝（1371-1714）欠下的巨债。政府发行的债券保证不会“倒闭”，债权人可安心持有、收息，届期收回本金。金融市场遂趋稳定，在这种孳息固定的条件下不记名债券可以在市场买卖。金融市场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广而言之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金融通及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市场，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定义是金融市场是交易金融资产并确定金融资产价格的一种机制 。至十八世纪末叶伦敦的债市已相当活跃、成熟，甚且吸引外资（主要是荷兰人）参与，奠下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腓特烈·诺斯

（一）腓特烈·诺斯（1732年4月13日-1792年8月5日）是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1732年4月13日出生于沃克斯顿大修道院，在家中六名孩子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法兰西斯，是第一代吉尔福德伯爵，而母亲是露茜·蒙塔谷夫人，至于法兰西斯的其他孩子是在第二段婚姻中所生的。诺斯有一位妹妹，但由于她与一名商人结婚，所以遭家族所摒弃，没有承认她的存在。他走过的是一个年轻贵族通常必经的成长道路，即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便游欧洲大陆的旅行，他旅行归来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语言家，此后他成为代表他家控制的班伯里选区议员。他在24岁时同一名叫安妮·斯皮克的特别简朴的年轻女人结婚，并同她幸福地白头到老，他们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小诺思在一个方面与他的伙伴们不同，与王室关系比他们密切。他父母曾经是皇太子家的成员，因此当诺思长大时人们还以为他父亲事实上可能是皇太子，而不是吉尔福德勋爵呢。这是一种传说，除了诺思的“汉诺威”相貌之外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肯定且不久就成为重要因素的事情是诺思是乔治三世童年时期的小伙伴。他不声不响地爬上政治阶梯，自1754年至1790年间在下议院任职议员。在“纽卡斯尔-皮特联盟”期间他在1759年6月2日获财政部聘用，出任一些较次要的职位。1766年他在查塔姆内阁与乔治·库克共同出掌军队主计长一职，并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

（二）在35岁那年（1767年）担任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他是具备这两个职务所需要的素质，即工作素质和个人名望。三年以后当每个人都清楚首相格拉夫顿公爵既没有执政的意愿也没有这种才干时国王派人去请他的朋友诺思勋爵（1770年），他对这个职位几乎不比格拉夫顿兴趣大，但是他不能拒绝国王的建议，认为这是要他去执行任务的紧急号令。虽然美洲危机正在慢慢地走向全面爆发，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是顺利的。他讨得下院的欢喜，也使国王感到满意（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国王赐给他嘉德勋章，还替他偿还债务，对一个私人财产收入每年只有2500英镑的人来说他的债务已变成沉重的负担。在和平的时期他也许是一位令人满意的首相，但是在美洲危机那样剧烈的风暴中他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他不善于处理突然出现的政治问题，对随之产生的战略问题甚至更加无能为力。可以说诺恩同任何人一样清楚，他的能力与形式的需要不相称。他一再恳求国王免去他的职务，但是国王不肯，直到最后迫不得已才这样做。不久以后这个问题在战场上决定，这场战争不只是很糟糕，而且是灾难性的，这些问题根本不像后来看上去那样简单。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是十分悬殊的，一方面是合众国的六百万居民，另一方面是两百万殖民地居民。但是中间有大洋相隔，比较强大和富有的一方要部署它的武装力量将不得不跨越这个大洋。

（三）在道义上双方都有一些理由，难道美洲人不应给承担自己的防务开支，尤其是为了对付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人而部署力量的开支吗？一方面是为几千英镑的收入，另一方面是为在两个大洋之间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一个新国家。不久事情就很明显，其任务现在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像格拉夫顿一样，没有能力认识到问题的规模。尽管如此但在困难日益增加的这个时刻诺思接替首相职务，形势似乎要求有一个像他这样性情平和，有能力掌握下议院和得到国王信任的人，然而不久事实就证明仅仅有这些特长是不够的。1771年春诺思期望他在税收方面像殖民地作出让步已经避免战争的爆发，他的政府此时看起来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站稳脚跟。一年以后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期望过于乐观，当时发生著名的“波士顿倾茶”的事件，诺思认为派一支小规模海军部队就能解决问题，不需要再派陆军部队，其实需要派兵。1777年秋天灾难将至的第一个前兆出现，约翰·伯戈因将军在萨斯托加投降，从那时起诺思不断向国王说明他完全不适合留在他的职位上充当战争领导人。他不断的恳求三年，但是被拒绝。战争在继续，他在伦敦金融界河同情新英格兰加尔文派教徒的很大一部分新教徒中间不得人心，但得到大多数人们的支持，他们看待美洲人或多或少就像守法公民看待逃税者。军事上合外交上的灾难接踵而至，整个欧洲为打倒英国结成联盟。

（四）约克敦事件在1781年发生，美洲土地上的英国军队宣布投降完全是一场灾难，每个人都突然醒悟，这场战争打不赢。这时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帝国、普鲁士、荷兰和斯堪地维亚半岛各国团结起来反对英国。美洲13个殖民地建立一个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对于美洲人这些卓越成就而言诺思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是一个顽固国王的的顺从的首相。他没有同乔治三世争辩的勇气，看来他的确认为大臣的职责就是执行君主的命令，而不是倔强的制定自己的政策。他从未去过美洲，即使想到过大概以为它不过是像埃塞克斯郡一样清教徒人数过多的地方而已，几艘快速舰就能解决那里的骚乱，如果需要军队介入那可以留给将军们去干。军事战役的计划是乔治·杰曼勋爵制定的，他办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把萨拉托加的一支英国陆军部署在一个既不能作战又不能逃跑的阵地上，这只是最终导致约克敦投降的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次。但是如果说不应该为导致战败的战略责怪诺思，他至少也要对美能给陆军充足的补给品一事负责。萨拉托加之战的受害者伯戈因将军在写回国内的信中说：“经过一次致命的拖延，不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而且没有必要的准备。我们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定性步骤，结果现在发现自己在没有一点必要的作战条件（弹药除外）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及其严重的战争。”

（五）事实上全面战争的爆发适逢海军实力下降的时候，英国也没有设法利用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已经削弱他们继续作战的意志。事实是诺思的真正兴趣在在于拯救英国的钱财，他作为首相希望得到的是钱财，他的政策和真正的才干也是以此为目标的。一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投入战争是不行的，尤其这又是一场新型的，其影响是无限的，其后果是无法预测的战争。诺思认为国王希望他留任多久他就留任多久是他作为首相的职责，国王是顽固的，而且那时国王的政治权利还没有确定。詹姆斯二世所维护的、乔治三世继博林布鲁克子爵和布特伯爵之后曾谋求重现获得的权利是实在的，但是没有确定下来，这些权利最后由于乔治·华盛顿的胜利而落入国王之手。乔治三世认为英国承认失败使帝国失去光辉，诺思也同样忧郁自悲地看待这个事件，霍勒斯·沃波尔十分尖刻地说：“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颂扬，然而这是对诺思勋爵最好的评价，虽然他的国家在他执政期间毁灭了，他任然很愉快。”事实证明这个国家并未毁灭，加拿大仍然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印度保住了，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夺回制海权。第一帝国消失了，但第二个帝国正在兴起。诺思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国王免去他的职务，当形式极端严重时他极力要求让国王厌恶的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出任首相，他对国王说潮流十分强大且不可抗拒，王位上的君王不能反对下院审慎的决议。

（六）但是查塔姆伯爵去世了，诺思最后在1782年获准辞职，国王说：“这是你抛弃我，而不是我抛弃你。”这是查尔斯·康沃利斯在约克敦投降和下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国王影响增长的趋势表示遗憾之后的事。一天晚上爱德华·吉本在布鲁克斯俱乐部说：“什么办法也救不了这个国家，只有依靠六位大臣的聪明才智。”但是他同意这样一句话：“受辱比毁灭好。”美洲战争即将结束。在诺思卡看来他所辞去的职务没有法定地位，即称为首相没有地位。他得到每年4000英镑的退休金，此后又生活10年来享用这笔钱。这笔钱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不同，没有中饱私囊。他虽然已经去职，但是没有放弃政治活动，绝对不会放弃。他同他的老对手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一起不断反对他的继承人谢尔本伯爵，这一行动方针导致国王指责他采取最恶劣的背叛行动。他们之所以能结成他的朋友和福克斯的朋友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联盟，看来很可能是因为他希望防止追究美洲战争失败的责任，如果追究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他被控告，甚至虽然不大可能把他作为叛国者处决。1790年8月他在他父亲去世后成了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他虽然差不多已双目失明，但仍然活得很愉快，一直到1792年因水肿病死于在格罗斯维诺广场的宅邸，那年他60岁。随后被安葬于牛津郡沃克斯顿的诸圣教堂，该教堂就在他的家族宅第，即沃克斯顿大修道院的附近。

查尔斯·沃森-文特沃斯

（一）查尔斯·沃森-文特沃斯（1730年5月13日－1782年7月1日）是第二代罗金汉侯爵，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765年7月至1766年7月及1782年3月至7月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沃森-文特沃斯在1730年5月13日生于约克郡的贵族家庭，他的父母分别是第一代莫尔顿勋爵及玛丽·芬奇贵女。。沃森-文特沃斯一家本姓沃森，先祖原居于北安普敦郡的罗金汉堡，祖上曾于英国内战时期效忠保皇党，至于他的曾祖父第二代罗金汉勋爵（1630年－1689年）娶第一代斯特拉福伯爵（1593年－1641年）的女儿安妮·文特沃斯贵女为妻，查尔斯·沃森-文特沃斯的父亲后于1695年继承其舅公第二代斯特拉福伯爵的大笔遗产，家族姓氏遂由“沃森”改成“沃森-文特沃斯”。沃森-文特沃斯在家中十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也是家中第五名男丁，不过也是家中唯一活到成年的男丁。沃森-文特沃斯少时在南约克郡罗塞蓝的家族宅第文特沃斯林屋渡过，1733年沃森-文特沃斯的父亲获晋封为第一代莫尔顿伯爵，他遂在1739年从早逝的兄长继承得礼节性头衔海恩子爵，成为父亲贵族爵位的法定继承人。1738年他入读伦敦的西敏公学，惟旋因患病而于同年休学，后来升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745年年仅15岁的海恩子爵以上校身份加入一个由父亲组成的义勇军团，最初负责驻守庞蒂弗拉克特，以防范试图觊觎皇位的美王子查理入侵。

（二）翌年4月海恩子爵的父亲再获晋爵为第一代罗金汉侯爵，他遂进而获另一礼节性头衔莫尔顿伯爵。同年冬天他单人匹马只身前往卡莱尔，会同布防当地的坎伯兰公爵追剿美王子查理，深获坎伯兰公爵赏识。莫尔顿伯爵在剑桥大学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多时也身在外地，并在1748年至1750年花两年时间游历欧洲。到1750年12月因父亲逝世而返国，并世袭成为第二代罗金汉侯爵，时年仅20岁。罗金汉在世袭父亲的侯爵爵位前亦在同年9月17日获封属于世袭贵族爵位的莫尔顿伯爵，但由于此一爵位属于爱尔兰王国贵族爵位，因此不能自动成为大不列颠的上院议员，但可成为爱尔兰的上院议员。罗金汉侯爵继承父亲爵位时未满21岁，按当时规定不能晋身上议院，因此他一直到1751年5月13日生日才获资格加入上院，并于同年11月获选为皇家学会院士。与他的先父一样的是罗金汉在上院加入辉格党阵营，而且获得乔治二世的信任，使他在1751年7月获委为约克郡西瑞丁郡长，翌年继而领寝宫侍臣衔。1755年再荣任约克郡海军中将，任内在1756年平定谢菲尔德发生的粮食暴动。1760年2月他获乔治二世颁授属最高荣誉的嘉德勋章，虽然从政经验尚浅但罗金汉早年在约克郡具一定声望，当地的辉格党会所更在1753年易名“罗金汉会”，反映出他在当地具政治份量。1760年10月乔治二世驾崩，由孙儿乔治三世继位，辉格党内的政治权力分布亦开始出现变化。

（三）乔治三世登位后有意分化辉格党，并宠信乔治·格伦维尔及贝都福公爵一派的辉格党政要，不少拒绝投靠的辉格党政治家则支持首相纽卡斯尔公爵及年纪尚轻的罗金汉侯爵，使辉格党开始出现分裂。1762年5月乔治三世任命他相当宠信的托利党政治家标得伯爵出任首相，下野的纽卡斯尔公爵、罗金汉及其他辉格党政要深感不满，并在国会动员投票反对通过标得为英法草拟的七年战争和约，试图迫使托利党政府垮台，但不成功。结果罗金汉与其他有份参与计划的人士失去乔治三世的信任，并失去所有公职，史称“无辜的佩勒姆党人屠杀”。其中罗金汉在1762年停任所有的郡长职务，而且不再领寝宫侍臣职衔。尽管如此但由于纽卡斯尔公爵这时年事已高，因此纽卡斯尔的支持者转而奉罗金汉侯爵为领袖，组成所谓的“罗金汉辉格党人”。此外他又在1763年4月获邀出任其母校西敏公学的信托人，后更在同年10月击倒对手乔治·格伦维尔，获选为查特豪斯公学总裁。1763年4月标得伯爵因失势而卸任首相，乔治三世遂改召乔治·格伦维尔接任组阁，不过格伦维尔在议会的支持度始终有限，而政府又于1765年通过对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引入《印花法案》引起很大争议。后来格伦维尔因故失去乔治三世信任，最终促使他在1765年7月遭撤换。

（四）乔治三世撤换格伦维尔前曾授意皇叔坎伯兰公爵组阁，但坎伯兰公爵只愿当名义上的内阁领班。有鉴于他和罗金汉侯爵交情非浅，而且又在下院拥有最多支持，因此他向乔治三世推荐由罗金汉任第一财政大臣（即首相）。尽管乔治三世并不希望由罗金汉组阁，但最后仍予以首肯。虽然罗金汉在国会拥有不少支持，不过他始终未曾在内阁供职，所以经验有限。罗金汉不获威廉·老皮特（后为第一代查塔姆伯爵）及其追随者支持，而他又不愿拉拢标得及格伦维尔的派系，使组阁出现一定困难。经一番努力后他成功招揽亨利·西摩·康韦将军及格拉夫顿公爵等人入阁出仕可是，罗金汉政府一开始就备受前任留下的《印花法案》困扰。根据这份在1765年3月通过的法案规定，自同年11月开始原本只适用于英伦的印花税将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开征，届时当地所有报纸、法律文件、牌照、骰子、扑克牌及官方文件都要征税。有关法案在北美的殖民地引起轩然大波，当地民众更在1765年10月于纽约发起印花法案大会，呼吁抵制英国货以示不满。格拉夫顿公爵面对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再加上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对英商构成商业损失，罗金汉在1766年4月宣布撤销《印花法案》，从而平息北美民众的不满。为了平衡利益，他又同时通过《声明法案》，指英国国会有权力就任何事务为北美殖民地立法。

（五）虽然如此但不少拥护《印花法案》的政客如乔治·格伦维尔和贝都福公爵等等仍然对此加以批评，指罗金汉向殖民地的“叛乱份子”施恩退缩，而尽管罗金汉成功平息北美的反英情绪，惟事件仍为日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埋下一大伏笔。此外罗金汉与其追随者拥戴光荣革命的理念，支持议会至上的原则，又认同人权及宗教容忍，因此乔治三世始终对罗金汉政府有所保留。相反当时托利党则拥护君权、国教及宪法，并支持君主有权任用皇家特权，故而获得乔治三世的信任。1765年10月年仅44岁的皇叔坎伯兰公爵去逝，自此罗金汉政府与皇室的关系愈见疏离，同时内阁的派系不和亦愈益明显，格拉夫顿公爵到1766年5月更决定退出内阁，对政府构成打击。罗金汉本身也不再热心出席国会辩论，闲时主要花时间于文特沃斯林屋，不少施政决策都是他在那里进行赛马活动时决定的。1766年7月他获悉乔治三世正私底下与查塔姆伯爵商讨筹组新政府的可能，罗金汉遂自行宣布辞职，至此他在任首相前后仅一年。但值得一提的是乔治三世赏识罗金汉任内的管治能力，所以在1765年9月重新任命他任约克郡西瑞丁郡长。罗金汉侯爵卸任后长年花时间于反对派阵营，亦未曾获邀到内阁供职。1769年下院大选进行期间爆发米德尔塞克斯选举争议，在事件中原本在该选区高票当选的激进派候选人约翰·威尔克斯，因为被法庭裁定拖欠债务罪成而不获政府承认当选。

（六）罗金汉一派认为政府真正目的是要在议会内排除异己，因此对威尔克斯作出声援。在罗金汉带头发起下英国各地在1769年发起一连串“请愿运动”，敦促首相格拉夫顿公爵尽快解散国会，并重新举行大选。由于罗金汉在约克郡及地方具有相当势力，所以到1769年尾的时候全国多达18个郡及13个城市先后向首相发出同一请愿，但全部被格拉夫顿拒绝。在1770年托利党在诺斯勋爵带领下再次上台执政，而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则继续成为国会的辩称焦点。随着1773年波士顿倾荼事件发生以后当地局势不断恶化，后更在1775年正式爆发美国独立战争。在议会中罗金汉与其支持者对英军出兵北美殖民地予以反对，并对北美十三州民众加以同情，认为他们只是追求应有的人权。尽管罗金汉在上、下两院拥有稳固的反对势力，但由于他口才普通，议会辩论主要由他的党友埃德蒙·伯克及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等等负责。在议会外虽然罗金汉侯爵反对出兵北美，但他仍热心资助爱尔兰地区的威克洛义勇军，防范法国趁机对爱尔兰进行突袭。而作为约克郡郡长时他亦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及稳定，并在1776年再度出任约克郡海军中将，参与防守侯城及英格兰东岸地区，抵抗约翰·保罗·琼斯从英伦海峡对当地作出攻击。

（七）罗金汉在爱尔兰亦拥有大批田产，在野期间他乐于向天主教徒以长期合约租出土地，又向陷入经济困难的佃户宽免租金，并不时向他们的居所及基本生活设施提供维修和改善工程，因而颇获称颂。至于罗金汉在自己居住的文特沃斯林屋内，不计在附近庄园工作的佃农，也聘请上百名家仆，并时常关注他们的需要与生活状况。再加上他动用上8.5万英镑为林屋加建马房，使得当地居民长年获得聘用，不至失业，从而积极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1782年3月诺斯勋爵领导的政府终于因为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败而垮台，乔治三世惟有转而向辉格党招手，寻求组阁的可能性，而在野16年的罗金汉侯爵因为一直主张反战，遂成为出任首相的唯一合适人选。在得到亲乔治三世的谢尔本伯爵穿针引线下罗金汉侯爵正式于3月27日第二度出任首相，由于新政府并非金汉主动牵头成立，以致内阁要分别由亲皇室人士及罗金汉党人合作筹组，使政府受到皇室掣肘。不过罗金汉却成功讨价还价，让一些乔治三世痛恨的人，诸如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等等入阁供职，此外乔治三世又答应不会否决新政府所作的任何决定，确保政府政策能够顺利推行。在筹组内阁时罗金汉还对内阁职务进行重大重组，当中新政府将原本的北方大臣及南方大臣改成内务大臣及外务大臣两职，并分别由代表皇室利益的谢尔本伯爵及主张制衡君权的福克斯出任，福克斯另外兼任下议院领袖，但两方关系始终并不融洽。

（八）在第二度出任首相期间罗金汉侯爵率先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并且废除他于1766年引入的《声明法案》。除了确认美国独立外他更连带废除爱尔兰国会在1494年制定的《波伊宁斯法》及大不列颠国会在1719年通过的《爱尔兰声明法案》，使爱尔兰国会近300年来首度重新取得独立地位，不再从属于大不列颠国会，使立法职能大增。罗金汉与埃德蒙·伯克还以削减政府开支为名计划通过废除40个支薪但无实质工作的虚职，而这些虚职原本全部都是由君主作私人委任的，因此有关行动连带削弱皇室在议会内的影响力。罗金汉侯爵出任首相仅两个多月后突然在1782年7月1日因流行性感冒卒故于伦敦温布顿，死时仅52岁，遗体在7月20日安葬于约克座堂内。罗金汉生前虽代表英廷承认美国独立，但仍未正式签约确认，英美两国后来到1783年签订《巴黎条约》才正式标志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罗金汉突然去世后乔治三世改以亲信谢尔本接任首相，结果引起福克斯与其他罗金汉党人相当不满，并且相继从内阁辞职抗议。1783年4月福克斯与前托利党首相诺斯勋爵合组的“福克斯-诺斯联盟”成功使谢尔本政府垮台，继而推举罗金汉派系内另一德高望重的辉格党领袖波特兰公爵名义上出任首相，然而这个政府仅维持一短暂时间旋于同年12月垮台。此后托利党的小皮特上台掌政，英国政坛一时的混乱局面才渐渐平稳下来。

古典经济学

（一）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是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现代经济学之父”。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即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他的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作出分析的。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斯密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并且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与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成为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的源泉。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他分析得出“市场机制本身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的结论。

（二）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地方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们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对生产性就业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亚当·斯密因《国富论》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

（三）虽然其间缺乏严密的逻辑以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从他还在世时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或时尚。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称古典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其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书中批判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斯密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同时亚当·斯密批判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古典经济学分析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在17世纪下半叶产生于英、法两国，主要代表为英国的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及法国的魁奈等。

（四）它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对经济作初步科学分析，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揭示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间利益对立，但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没有认识其局限性。古典经济学产生前夕的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14—15世纪随着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产生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流通领域，研究商业和对外贸易，论证商品货币关系，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了重要的作用。成理论体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由威廉·配第创始，亚当·斯密集大成，大卫·李嘉图最后完成的。古典经济学代表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金钱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在一国没有金矿的情况下财富只能来自于对外贸易的顺差；民穷国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张鼓励出口、禁止或限制进口政策。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

（五）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自身的矛盾，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以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时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些思想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六）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是指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古典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中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对剩余价值理论或收入分配理论作了初步探索，其理论遗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中占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其无法避免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古典经济学没有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看做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因而不能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

（七）法国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布阿吉尔贝尔（1646 —1714）生活的时代正是柯尔培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他在担任地方法官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农村诉讼案件的审理深深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于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撰写许多文章，其主要经济著作有《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等。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提出劳动价值论，他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时间；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竞争；特别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写到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一切财富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耕种者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提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反对积累金银财富。他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奠定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非常巧合的是与英国的配第一样，魁奈（1694—1774年）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医生，因治愈王子的疾病有功被封为贵族。他六十多岁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主要是针对农业面临的困难发表一系列文章，很快就在他周围聚集许多人，并形成重农学派，他们的理论体系强烈的影响法国的经济政策。

（八）魁奈经济学说中是“纯产品”理论、社会阶级结构理论、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纯产品”理论中“纯产品”指农业生产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工人、农业资本家食用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实质上这里的“纯产品”就是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魁奈以为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农业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工业部门仅仅把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即改变物质财富的外部形态，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在社会阶级结构理论中他根据社会成员对生产“纯产品”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资本理论中他把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资本，并以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为标准把农业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两部分，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集中反映在《经济表》中，是对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规律的探索，因此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西斯蒙第（1773——1842年）原籍意大利，生于瑞士日内瓦，后移居法国。他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第一个论证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成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

亨利·阿丁顿

（一）亨利·阿丁顿（1757年5月30日-1844年2月15日）是英国托利党政治家，英国首相（1757～1844）。阿丁顿的父亲是安东尼·阿丁顿医生，他在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晚年曾经为他看过病，并且因为坚信葡萄酒是医治痛风病的特效药而出名。他也向患有同样病的小皮特推荐这种疗法，但是效果不很理想。亨利于1751年5月30日出生在伦敦，先后在温切斯特中学和牛津大学布雷斯诺斯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伦敦当律师，直到在议会迅速上升的小皮特说服他投身政界。阿丁顿1784年成为德维瑟斯选区的议员，当时他的朋友小威廉·皮特已经是首相，看来阿丁顿正是这位新首相所需要的可信赖的同志。他可能不是杰出的演说家，的确是这样，当小皮特把他推到前台辅助议会答辩时他把这项工作弄得一团糟。但是他是一些委员会的勤勤恳恳的成员，总是忙着在议会中争取新的朋友，他也是研究议会程序的学者，人们公认他的见解即使不够深刻也是很有道理的，总之他正是适于担任下院议长的人选。他在1789年真的当上议长，小皮特之所以选择他担任此职是因为看来他不会利用议长的职位作为晋升的踏脚石，这个选择是得人心的，议长也是出色的。但他的缺点是傲慢自大，讲话单调乏味和完全没有幽默感。他在谈论玉米短缺问题时向下院议员大讲了一通糠的益处，并慷慨激昂地谈起“热量的减少，水分的溶解力和胃的碾磨作用”，毫无疑问他对这些讲话的引起的抑制不住的笑声感到奇怪。在这类情况下议员们很可能想起阿丁顿的出身，即查塔姆勋爵的私人医生的儿子，事实上是查塔姆家的随从。

（二）然而他担任议长12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常常同首相私下交谈，同他一起进餐，品尝他的葡萄酒。1801年小皮特下定决心，如果国王不同意以解放天主教徒为部分代价换取同爱尔兰的议会联盟，他只好另找一位新首相。国王请求阿丁顿使小皮特看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危险，小皮特不肯退让，于是国王让这位议长组织一个政府。阿丁顿要求国王物色一个更适合的人选，但是乔治三世不久前刚刚到乡下去看望过阿丁顿。视察这位议长统率的一支义勇军骑兵部队，因而断定他正是能领导这个国家的人选，小皮特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其他任何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保证坚持不懈地支持阿丁顿的政府。国王说把里士满公园的一所房子给了这位新首相，并从自己的牧场选出七头牛送给他。阿丁顿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同法国议和，这件事他办的相当不错，尽管他签订割让马耳他的协定遭到猛烈的批评。但是事实证明英国并没有退出马耳他，因此使拿破仑得到抗议的借口。然而阿丁顿必须同自己的一些弱点作斗争，他不善于演说，因此议员们不久就开始怀念一年前刚刚使他们厌倦的小皮特的口才。不能否认他是个置身于趋炎附势时代和贵族居于支配地位的议会中的中产阶级，最后他不能再指望小皮特的追随者们不攻击他。小皮特的年轻门徒中最杰出的人物乔治·坎宁首先不断地批评和嘲笑阿丁顿这个医生的儿子，称他是寄人篱下的医生，说他住在梅迪奇的别墅里。

（三）阿丁顿试图说服小皮特回到政府中来，但是没有成功，小皮特只肯作为首相回来。阿丁顿派小皮特的朋友梅尔维尔去探听小皮特的想法，他带回来的消息说：“必须有一个公认的，在内阁中居支配地位，而且深得国王信任的名副其实的大臣。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角逐或分权现象，权利必须掌握在称为首相的人手里。“这样在1803年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阐述设立首相一职的必要性，于是首相的权利和职责确定下来。在和平尚能维持时情况还不错，阿丁顿在他的预算中把小皮特实行的大胆专横的所得税减了一半，公众对这项措施相当满意，但是一向靠不住的和平在拿破仑出兵瑞士时遭到破坏。不久同阿瑟·尼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时一样，阿丁顿不能提供国民所需要的鼓舞和领导。他在宣战那天发表的演说比往常更加软弱无力，而且对他来说倒霉的是小皮特的演说十分出色，以至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说：”如果德摩斯梯尼在场，他也会赞叹不已。”格里维认为公众对大臣们越来越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作为普通人都是最软弱、最低下的，更不要说是作为大臣们了。由于小皮特和福克斯的联合进攻，政府无法持久。这届政府于1804年5月10日垮台，小皮特重新掌权，阿丁顿成了西德默斯子爵。他没有多久的时间来发泄对小皮特的不满，他认为小皮特留给他一过分沉重的负担，因为1806年1月小皮特去世了。

（四）阿丁顿在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的“贤良内阁”中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掌玺大臣，在斯宾塞·珀西瓦尔手下当过枢密大臣，最后在利物浦勋爵政府中担任10年的内政大臣。到1820年乔治四世继位时他已经在六届政府中任职近三十年，他在内政部的时期发生成为加图结阴谋的惊人事件，阴谋集团企图借进餐时机谋害全体内阁成员。阴谋者不够熟练，但他们的举动自然会造成极大的惊恐。 在内政部中阿丁顿得到新的令人不快的名声，那是发生骚乱和失业的日子，人们对于法国革命的恐怖仍然记忆犹新，所有守法的人都惶惶不安，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大臣们都很紧张。人们自然认为对付卢德运动的暴民的措施，彼得卢惨案、中止人身保护法的决定、新闻检查和称为六法案的措施都出自负责国内秩序的内政部，其结果是阿丁顿和他的同时卡斯尔雷子爵一起被列入激进派的仇敌名单。他在85岁去世时是一位忠厚、和善的老绅士，偶尔写一些无害的诗歌，常常谈论他所熟悉的名人。他结过两次婚，1791年娶的第一个妻子厄休拉·玛丽·哈德蒙，给他生了六个孩子。他在60岁时娶的第二个妻子玛丽·安·唐森，带给他一笔很可观的财产。彼得卢惨案是指19世纪初期英国政府镇压人民群众的事件，1819年8月16日英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在曼彻斯特城圣彼得广场举行抗议集会的群众，造成十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惨案，当时人们以滑铁卢战役比拟这次军队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的事件为“彼得卢惨案”。

（五）雪莱在1819年英政府军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彼得卢惨案”之后这样告诉百姓：“你们播种，别人收割。你们寻宝，别人收蓄。你们织衣，别人穿着。你们制造武器，别人使用。”卢德运动是英国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工人运动，首领称为卢德王故名，相传莱斯特郡一个名叫卢德的工人为抗议工厂主的压迫第一个捣毁织袜机。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当时工人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用捣毁机器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但禁止对人身施用暴力。卢德运动有极严厉的组织纪律，透露内部机密的人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常常以死威胁。1769年英国国会颁布法令予以镇压，1811年初卢德运动开始形成高潮，其中心是诺丁汉郡。1811年诺丁汉郡的袜商不顾行业规矩，生产一种劣质长筒袜，压低袜子价格，严重冲击织袜工人的正常收入。一些织工秘密组织起来，以“路德将军”的名义捣毁商人的织袜机。1812年英国国会通过《保障治安法案》，动用军警对付工人。1813年政府颁布《捣毁机器惩治法》，规定可用死刑惩治破坏机器的工人，1813年在约克郡绞死和流放破坏机器者多人。1814年企业主又成立侦缉机器破坏者协会，残酷迫害工人，但运动仍继续蔓延，1816年这类运动仍时有发生。卢德运动是在拿破仑战争严酷的经济环境与新纺织工厂的恶劣工作条件中酝酿形成的，该运动的主体被称为“勒德分子”，主要反对广泛被使用的、造成众多有技术的纺织业者失业的自动织机，这些织机可以由廉价雇佣而没有技术的劳工操作。

（六）卢德运动于1811年始于诺丁汉，在1811年与1812年在英格兰迅速蔓延，许多工厂及其中的机器被手摇纺织织工焚毁。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卢德分子集结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与英国陆军发生冲突，在英国政府对卢德分子的镇压运动开展前众多羊毛和棉花工厂已被摧毁，1816年这类运动仍时有发生。卢德分子趁着夜色在工业城镇的郊区聚集，进行演练，还经常得到当地居民援助。在1811年11月主要骚乱区域在诺丁汉郡，在1812年初是在约克郡，而在1813年3月是在兰开夏郡。在两间都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米德尔顿伯顿工厂与Westhoughton工厂、卢德分子与军方爆发冲突，法官与粮食商亦是卢德分子与所谓的卢德王作死亡威胁与攻击的目标，一些企业主甚至在自家房屋内建内屋，可能是作为藏身地。卢德运动亦可被视为英国工人阶级于19世纪早期的不满崛起的一部分，如1817年的德比郡起义是一次由一个失业工人、怀疑前卢德分子耶利米·布兰德雷斯所领导的大起义。《摧毁机器被限制破坏法》和《1812年恶意破坏法》将卢德运动定为严重罪行，法案遭到拜伦的反对，他是少有的、为卢德分子辩护的知名人士。1813年在一场于约克发生的暴动被镇压后17人被处决，很多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与卢德分子作战的英军的数量一度超过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的英军的数量，以乔治·梅勒为首的三个卢德分子在哈德斯菲尔德克罗斯兰摩尔伏击了一个工厂主并得到成功，梅勒向他的腹股沟打了致命的一枪。

斯潘塞·帕西瓦尔

（一）潘塞·帕西瓦尔（1762.11.1——1812.5.11）是英国政治家，在1809年至1812年出任英国首相，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刺杀身亡的英国首相。帕西瓦尔是第二代埃格蒙特伯爵约翰·帕西瓦尔与他第二任妻子凯莎琳·康普顿所生的第二名儿子，在同一血缘的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家族具有爱尔兰血统，另外他有七名同父异母的兄妹，全都是他的父亲在第一段婚姻中所生。帕西瓦尔的父亲是威尔士亲王腓特烈与国皇乔治三世的顾问，关系十分密切，并曾经一度在内阁出任第一海军大臣，但他在帕西瓦尔十岁的时候便与世长辞。帕西瓦尔早年入读哈罗公学，后来就读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并于1782年取得文学士资格。在大学里他对圣公会的福音传播运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影响到他日后成为一位预言书的专家，并写有不少小册子，以发表他在预言书所找到的新发现。1786年帕西瓦尔成为律师，在英格兰中部的巡回裁判区当讼务律师，但初时顾客并不多且工作量不足，直至要靠家族本身的人际关系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及后他更因为在一场伪造案的诉讼中胜出而声名大噪。帕西瓦尔的母亲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这使他在1790年获聘任为北安普敦郡的副特委法官，不久以后又被委任为专理破产事务的专员。此外他又得到一份官方的挂名差事，在没有实际的工作下仍可得到高达119英镑的年薪。帕西瓦尔曾代表皇室，分别在1792年和1794年负责对托马斯·潘恩和约翰·霍恩·托克提出起诉。他也曾经撰写不少小册子，支持对华伦·哈斯丁斯作出弹劾，另外自1794年至1803年他是伦敦与西敏义务轻骑兵队的成员。

（二）帕西瓦尔于1790年与珍·斯潘塞·威尔逊结婚，斯潘塞·威尔逊的父亲是萨西克斯郡的一位地主，他对这场婚事十分反对，所以珍·斯潘塞·威尔逊是趁家人前往东格林斯特德旅行时与他秘密结婚的。两人生有6名儿子与6名女儿，帕西瓦尔在1812年逝世后他的妻子守寡达三十年。帕西瓦尔的哥哥阿登勋爵曾在小皮特的政府供职，连带他也开始受到政界的注意。1795年他被推荐为爱尔兰总督的首席秘书，但帕西瓦尔没有打算从政而拒绝这份差事。可是到了1796年由于他未能继承家族的遗产，他接受提名参选代表北安普敦郡的下议院席位，并成功当选。同年他又获委任为御用大律师，在下议院帕西瓦尔对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政改方案作出措辞强硬的猛烈批评，因而得到小皮特的青睐，并考虑让帕西瓦尔成为他的继任人选。1798年他成为军械署的事务律师，当爱尔兰被正式并入大不列巅王国后小皮特的政府因天主教解放之议题而垮台。然而帕西瓦尔一向反对天主教，因此对小皮特的下台未有表示同情，并且在1801年获引荐到阿丁顿的政府出任法律政策专员，随后于1802年晋升为律政司。但是帕西瓦尔与阿丁顿的政见并不一致，而且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也相当大，所以他在法律事务上没有作太多的发言，并常常以责骂的语气替政府辩护。后来小皮特在1804年重新担任首相，帕西瓦尔获得留任。

（三）在任内他怂恿对激进分子提出起诉，又对有关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亚的法例进行改革。小皮特在1806年1月逝世，在丧礼上帕西瓦尔是其中一位佩带徽章的人士，反映他的地位日益重要。小皮特逝世后辉格党的格伦维尔勋爵组成所谓“贤能内阁”的联合内阁，不过由于有福克斯的加入，所以帕西瓦尔成为新政府的反对者，并发表不少有力的演说评击“贤能内阁”。其中帕西瓦尔对“贤能内阁”向爱尔兰天主教让步所作的强烈批评，更成为格伦维尔勋爵政府垮台的一大原因。1806年威尔士王妃因为涉嫌通j而召开听证会，帕西瓦尔作为她的首席法律顾问，虽然无法避免她被裁定作出“下流和缺乏教养的表现”，但他最后仍成功使威尔士王妃和乔治三世和解。1807年3月“贤能内阁”垮台，波特兰公爵与资深的托利党党员组成一个不太稳固的联合内阁，而帕西瓦尔则在新内阁出任财相、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及下议院领袖。但事实上波特兰公爵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又不佳，故此他只是一位有名无实的首相，帕西瓦尔才是真正的领导者。他甚至早已经搬到唐宁街10号居住，并在1807年度的国会开幕典礼，替乔治三世撰写演讲辞。当时拿破仑已征服欧洲大部份地方，并开始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迫使丹麦等国就范，停止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企图对英国进行禁运和制裁。

（四）英国虽然已陷于外交孤立，但帕西瓦尔为了作出应对除了先发制人地袭击丹麦舰艇，爆发哥本哈根海战外又在1807年草拟枢密令，禁止中立国向拿破仑及其盟友进行贸易，以向丹麦对法国的投降进行报复。这份枢密令在同年11月11日提到国会，引发激烈的辩论，但仍然在1808年3月11日通过。1808年的2月帕西瓦尔发表财政预算案，战争支出高达4千9百万英镑，但用作填补开支的军饷、税金和奖券收益却只有2.35万镑，结果政府要向外借款8百万镑。国内事务上他曾支持国内的威廉·威伯福斯，通过法案成功废除奴隶贸易。后来约克公爵的情妇被揭发利用公爵在军队的统帅地位和薪金，私自卖官鬻爵，事件于1809年3月9日在国会进行三天辩论。帕西瓦尔本人主张撤去约克公爵的军队统帅头衔，并在下议院发表长达三小时的演说评击约克公爵，结果约克公爵在数日后自动辞去军队统帅一职。可是这时的帕西瓦尔却因为盲目地反对天主教，又反对对美劳斯学院发放政府资助，使政府与反对党陷入严重的分歧和持续的争吵，此外帕西瓦尔与乔治·坎宁又为了争取成为下任首相而关系恶化。到了1809年8月波特兰公爵中风，更加快他们对首相职位的争夺，最后在卡斯尔雷子爵支持下帕西瓦尔成功接替波特兰公爵，出任英国首相。

（五）帕西瓦尔在1809年10月获委任为首相，可是由于没有得到乔治·坎宁的支持，使帕西瓦尔在组阁上出现很大的困难，而他的内阁在后世也以缺乏重要和资深的政客著称。例如他曾邀请六人出任财政大臣一职，但都遭到拒绝，结果要由自己兼任。他上任之时英国经济正陷于低谷，不少人认为他的任期不会很长，因此不论是外交事务抑或是经济事务，帕西瓦尔的政府时常在下议院受到非难，使很多议案未能获得通过。但英国的经济始终在他的任内重新有复苏的迹象，他的政府也没有垮台。至于有关选举改革的事务，他仍旧坚拒作任何让步。对法国长久的战争是反对党批评新政府的另一大焦点，帕西瓦尔为此于1810年1月23日（即新一届国会开幕后不久）发表长篇演说，为开战作出有力的辩护。但是三日后反对党转移对瓦尔赫伦长征的大败作出批评，结果反对党以195票对186票之数击倒帕西瓦尔，召开听证会。期间在1月28日再多三个师被敌方逐个击败，而这些师更是帕西瓦尔的好友所统领，这使他的声望进一步受打击。到了3月31日关于瓦尔赫伦长征的调查报告正式发表，英军的其中四个师也同时在战争中险胜，但政府仍备受压力，而军械总局局长查塔姆勋爵也决定请辞。然而虽然帕西瓦尔的政府濒临崩溃，但由于反对党拒绝加入内阁，组成联合内阁，使他的政府不至于垮台。

（六）1810年乔治三世的精神状况再次出现毛病，而且情况日益恶化。当年12月19日帕西瓦尔通知威尔士亲王，即将在国会提出《摄政法》，让他代理国皇的职务，但他的权力将会大大地受到限制。威尔士亲王知道后感到很愤怒，并计划联同反对派阻止议案通过，但是《摄政法》依然在1811年2月4日得到通过。帕西瓦尔在当初感到自己陷入困境，担心新当上摄政王的威尔士亲王会支持辉格党解散他的政府，但法案通过以后他便感到放心得多，而且更拒绝摄政王的建议，让其他人加入内阁。其后乔治三世的病况有初部改善的迹象，于是摄政王确认帕西瓦尔将仍旧出任首相，但是乔治三世的精神在不久以后便又陷入完全错乱崩溃的状态。到了1811年7月持续的对外战争使国内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帕西瓦尔把纸币列入法定货币，使财政危机得到化解。然而摄政王在此时却提出要求政府增加他的生活费，用作偿还他的一大笔债务，这样使摄政王和政府陷入僵局。最后帕西瓦尔游说摄政王，希望他接受一份皇室花费表，而该表会列明政府资助皇室的每一样事项。虽然总金额比摄政王的预期少，但摄政王仍然决定接受，这种机制更一直沿袭至今。

（七）帕西瓦尔的内阁在1812年初出现变动，政府因不少内阁成员的离开而受到打击。1月17日一向支持摄政王的韦尔斯利勋爵辞去外相一职，1月31日查理斯·菲力浦·约克又以健康理由辞去第一海军大臣的职务，实质却是暗地里却转而投靠摄政王。结果帕西瓦尔在2月7日与摄政王进行面谈，商讨是否与反对派组成联合内阁，但会谈后反对派仍认为帕西瓦尔是首相的最佳人选。在半岛战争期间帕西瓦尔对战况十分关注，并常常对有关英军将要落败的言论加以反驳。帕西瓦尔在1807年颁布用作限制贸易的枢密令，到了1811年的冬天渐渐变得不受欢迎，期间更爆发卢德分子发起的暴动，到处捣毁工厂机械，结果帕西瓦尔不得不在下议院召开听证会解决。不幸地在1812年5月11日帕西瓦尔在前往出席听证会的途中，在下午五时于下议院的大堂遭一名叫约翰·贝林罕的商人开枪伏击，帕西瓦尔的心脏被子弹穿过而毙命。事后该名枪手声称早前曾在俄罗斯被软禁，回国后向政府索偿不遂，愤而刺杀首相。帕西瓦尔的遗体安放在唐宁街10号停灵五日，供亲人凭吊。下议院亦于枪杀案发生后的第二日通过对帕西瓦尔的遗孀及子女发放恩恤金，他的遗体随后在1812年5月16日落葬在伦敦东南部的查尔顿的圣路加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