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事：老昆明近代的“新学”和“学堂”
清代末期，朝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留学）”，昆明近代教育从此起步，城市近代化由此提速。有意思的是，当时是先有高等学堂，后有初等、中等学堂。于是高等学堂最早的学生是举人，中等学堂最早的学生是贡生，小学堂最早的学生是附生，由此又开通了科举功名和大、中、小学学历的“互认通道”。
早期的新学还拖着一条旧学的尾巴，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科目”，后来才采用新教材，把学生“从消磨灵性、束缚思想的地狱里解放出来，使他们如鸟脱笼，高飞天空，如鱼脱网，畅游九渊，自由活泼，发展其天才，这样功劳，可算不小了”（《云南教育杂志》）。
昆明最初的新学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昆明开始举办新学。此时的“新学”相对于“旧学”而言，“新学堂”又相对于旧式的私塾、书院而言。昆明最初的一批新学堂都建立于20世纪初。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清政府决定在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等。昆明也从此开始创办新学堂。
当局首先对五华书院“改制”，开办高等学堂，并先后办起了方言学堂、东文学堂、法政学堂、工矿学堂、农业学堂、商业学堂、速成铁道学堂等，同时大办师范学校，为小学培养师资。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小学11所，招收33班学生，但因没有教材，这些新式小学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各校才按学部所颁学堂章程教学。到宣统三年（1911年），昆明城内外已有121所学校，其中小学90多所，入学儿童5000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昆明出现了女子学堂、女子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等，为昆明女子教育之始。
新式学校的兴办，为更多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开学智、受教育的机会。新学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注重实用，培养了不少新型专门人才。而早期派到内地、国外“游学”的学生陆续学成归来任教，更带回了大量新知识、新思想，在校园内外广泛传播，更促进了老昆明人的“思想近代化”。
图 | 初建的云南武备学堂师生
“双向学历通道”
近代老昆明最早创办的是高等学堂（大学），以原来的五华书院（在今华山南路）改置而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开学。由于当时还没有中学毕业生，高等学堂的首届学生是从全省的举人、贡生中经考试或由地方官员保送来的，初期只能开设理财、兵学、交涉三门课。
清末的新学堂还拖着一条旧学的尾巴。根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新学堂分六级：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这是初等教育；中学堂是中等教育；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是高等教育。合计要学25年，一个人7岁入学，到30岁出头才能从通儒院毕业。
不管怎么样，昆明那几年一下子就冒出了不少新学堂。计有11所小学堂、2所中学堂，还有两级师范学堂、方言学堂、东文学堂、法政学堂、工矿学堂、农业学堂、商业学堂、速成铁道学堂等专科学堂。
军事新学堂的发展也特别快，先后有武备学堂、新操学堂、讲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速成学堂、体育学校、测绘学堂、军医学堂等等，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当时“新军”建设的需要。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新学和旧学之间还有个“双向学历通道”：按当时的规定，举人可以进高等学堂、贡生可以进中学堂、附生可以进小学堂，让科举出身人员也能得到“新学”学历。
另一方面，小学毕业者，复试合格，给予附生文凭，并送官立中学就读；中学卒业，复试合格，给予贡生文凭，并可参加乡试；高等学堂卒业，复试合格，赏给举人文凭；京师大学分科卒业，复试合格，赏给进士文凭——所谓“相似学历”，早在清末的“新学”和“旧学”之间就有过了。
图 | 建在圆通寺旁的法文学堂师生
最早的小学堂：“昆明三十三馆”
昆明的小学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一建就是一批，计有初级小学11所，叫作省会小学堂。校址有的设在旧书院，如育才书院，而多半设在寺庙、祠堂里，如文庙内的崇圣殿和仓圣祠，还有咸宁寺、土主庙、岑公祠、麒麟寺、昭忠祠、龙神祠和钱局街上的谭公祠等。
当时昆明11所小学各招生3个班，一个班为一馆，故当时有“昆明三十三馆”之称。小学初建，新式学章还没有制定，教科书还没有出版，仍以“四书五经”为教材，名为学堂，实则义塾而已。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章正式颁布，又将学生中成绩较好的另入高等班，成为高等小学，改称两级小学堂。
至于课程设置，新学早先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科目”，“不过利用之以消磨全国青年之心思才力，以巩固其百世不替之皇基，中外有识之士，莫不同声非笑，视之为愚民之教育”。
而新式学堂建立后，采用了新教材，“把一般小学生从消磨灵性、束缚思想的地狱里解放出来，使他们如鸟脱笼，高飞天空，如鱼脱网，畅游九渊，自由活泼，发展其天才，这样功劳，可算不小了”（《云南教育杂志》）。
劝学所和“劝学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推广新学，当局成立了昆明劝学公所（相当于教育局），开始时借文致斋筹办，后又在象眼街裁缺守备旧署址（后长春小学处）修建讲堂、斋舍、操场、食堂以及办公室等，并添置器具，将劝学所迁入。劝学所大门开在鹦哥花首府巷（又称大树巷）与象眼街的交汇口，此巷也由此改名劝学巷。
劝学所以开风气、去阻力、推广学务为己任，从事筹款、劝学、兴学等具体工作。所中设若干“劝学员”，挨户劝学，查有学龄儿童，随时登记，并介绍进入学堂。据老人回忆，这些“劝学员”还负责乡村的“劝学”工作，下乡时都要骑马，为确保安全，还带一只狗跟在后面，被称为“劝学狗”。
昆明劝学所还设有初等师范传习所和劝学员讲习所，又有附属初等小学，以便学生实习。1910年，劝学所增设初级师范学堂。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去担任郊区五乡学校的教员。
当时各小学堂的教科书、教学图画等，都由劝学所发放，教室课桌椅和学习用具的规格，也由劝学所规定，并下发标准桌椅，让各学校仿制。时人称其“改旧从新，力排众议，克矫积习”，对昆明新式教育，颇有贡献。当年的劝学巷也热闹一时，后来长春小学也建于此。1918年，一个6岁的男孩迈进了这所小学，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他叫聂守信（聂耳）。
图 | 昆明县立师范附小
最早的女子学堂：“女学”与“女红”
昆明最早的新学都是男学，女性被排除在学校门外。清末国将不国，西风东渐，不少人痛陈利害，大呼“女学不兴，学校终无完全之日”。
当时的《云南杂志》就刊登文章，历数女学不兴带来的“三害”：其一，“女子无学，不能自养，男子终岁勤劳，恒忧妻孥子冻馁。女子对于男子，全属分利矣”；其二，“妇宜有妇德，若既无学，所谓妇德者，已茫然莫能解其意”；其三，“作育人才，必自蒙养以立其基，女学既无，母教失矣”。
反之，兴女学则有三利：一、“女学兴则女子有常业，有常业则不仰望男子，亦可以自给”；二、“陶镕多则气质自化”，“所谓妇德讲之有素”，“家庭和融之象，推之为国家祥瑞之徽”；三、“女子有学，则其子之所成就者大”。世风前进如此，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昆明终于开办了女学。
开办女学又有特殊之处。首先办的是女子师范学堂，地址在长春坊街咸宁寺（今昆二十八中址），就中医学堂原有经费和地址开办。
当时学校男女有别，兴女学得有女教师，有女教师就得先办师范，而办师范又无女生生源，于是女子师范先办初等小学，接着办高等小学，再办师范预科，最后才进行师范本科教育。这也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只不知那最早的女子师范，是不是有男教师授课，只知道这些女校对女生入学、女生请假和外客来访参观等，都有严格规定，不容随便进出。
女子师范学堂的宗旨是“养成女子学堂教习（教师），并讲习幼儿保育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开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等课程。
1919年创办的育贤女校，还有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女子小学堂则“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需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所开“女学”课程，除了普通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外，还有女红、家事、裁缝等课程。女子师范还办了个保姆讲习所。再看当时军阀、达官、贵人都热衷从女校毕业生中选太太和姨太太，原来都是有道理的。
当时还开办了女子职业学堂，教授裁缝、织布、刺绣、编物、蚕桑五科，后又在敬节堂附设女子职业学堂，组织堂内“节妇”及其年岁较大的女孩学裁缝、织布、织草帽等，每天做工6个小时，另外讲2个小时的修身、国文、算术等（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妇女的地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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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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