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帝国军队的结构和指挥体系』第一节-戴克里先时期帝国军队基层的结构

2022-07-20 11:58 作者:傻狗本狗Official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正如同前一章节所言，帝国境内的军队总人数与参与某场会战的军队人数是不一样的。纸面上的军队建制也同样和战场上的实际建制是不同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内记载的军队单位，或是出现在阿尔·贾米著作中的军区部队，极少独自全员出现在战斗之中。只有大型的军区，比如说叙利亚的安条克督军区或者是安纳托利亚军区的军区部队有实力仅动用自己辖区内的军区军队独立应战，但他们常常是联合其他军区出战，或者是派遣自己下辖的部队以应对敌方的劫掠。对外出击的大规模军队也通常包含了不同军区下辖的部队。

当戴克里先拆分5,500人建制的旧罗马军团时，他保留了军团内部绝大多数的指挥架构。旧式步兵大队（Cohort）和骑兵大队（Alae）的规模与结构并未发生改变，军团以及步兵大队和骑兵大队仍拥有护民官（Tribunus）、百夫长（Centurion）和十夫长（Decurion）的官职，并且直到六世纪，这些官职仍然存在。在帝国早期，每个步兵大队，无论是军团下辖，抑或是独立编制，都由一名护民官率领。步兵大队的护民官麾下拥有6名百夫长，每人统领80名步兵，其麾下还有60名十夫长，每人统领8名步兵，这其中包括了十夫长自己（原本他们统领的人数应该分别是100人和10人，但是这在共和国初期就发生了变化）。骑兵大队的护民官麾下拥有16名十夫长，每人统领包括自己在内一共30名骑兵的中队，骑兵大队内并没有百夫长。戴克里先设立的1,000人建制的军团因此仅有两支步兵大队——包括了共960名步兵以及军官。至于独立的步兵/骑兵大队则仍然是由480名步兵/骑兵以及军官组成。[1]

军团的军官官职都被记录在莫里斯所著《战略》（Strategikon）的莎草纸手稿中。在手稿中，代理官（Vicarius）的官职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是军团的副指挥官，在护民官空缺的时候担任军团的实际指挥官。手稿记载在六世纪时期的步兵大队拥有8名高级军官（Ordinarii），这包括了最高官职的军官长（Primicerius，护民官的副手）、记账官（Adjutor），以及六名其余军官——他们可能都是百夫长。文稿中记载的其余军官包括了百夫长、掌旗手（Draconarii）、事务官（Actuarii）和军需官（Optio）。除此之外，军团内还有军医（Chirurgicus）、训练官（Campidoctor）以及鼓手（Tympanista）。[2]根据《战略》的记载，军团还拥有传令官（Mandator）——和掌旗手一样定员两名，以及一位为军官托拿战袍的托袍人（Cape Armiger）和一位小号手（Tubicinem）。[3]

因此，旧式步兵军团的官方编制就包括了如下501人：

1名护民官（Tribunus）

1名代理官（Vicarius）

1名军官长（Primicerius）

1名记账官（Adjutor）

6名百夫长（Centurion，每人统领80名士兵）

1名训练官（Campidoctor）

1名事务官（Actuarii）

1名军需官（Optio）

1名军医（Chirurgicus）

2名传令官（Mandator）

2名掌旗手（Draconarii）

1名托袍人（Cape Armiger）

1名小号手（Tubicinem）

1名鼓手（Tympanista）

60名十夫长（Decurion，每人统领包括自己在内的8名士兵）

420名士兵

自戴克里先时代起，每支军团都包含了两支人数相同的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些军团级的官员以及为护民官托袍的托袍人。而在实际情况下，当然，军团自然会有超编或是不满员的情况。297年—300年的莎草纸文稿记载某支军团拥有998名军人（显然人数不足），另一军团下辖的两支步兵大队分别有572人和506人（显然超编）。还有一个军团下辖的两支步兵大队人数分别为554人和439人，但后者还应有一支附属的78人的小分队（很显然这是一支80人的百人队），因此后面这支步兵大队应有517人。而另外某支独立的步兵大队似乎只有164人，但似乎这仅仅纳含的是它下辖的其中两支百人队（Century），另外四支百人队则被部署别处。[4]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数据均不包含仆役，例如奴隶和军眷，这些数字单单就是军官和士兵的人数。[5]

骑兵大队是一个传统的骑兵建制，除了百夫长和十夫长的人数不同之外，其与步兵大队的建制几乎一致。在早期，一个骑兵大队拥有16名十夫长，他们统领着包括自己在内的30名骑兵。虽然早期骑兵大队内没有百夫长的官职存在，但到了帝国晚期，骑兵百夫长也已开始出现。莫里斯的《战略》中提及了骑兵大队内的百夫长——被称为Hecatontarch，在希腊语中是统领百人之意——是骑兵军团护民官的下属官员。[6]四世纪中期的文献便已提及骑兵大队内百夫长的存在。[7]

在四世纪的官方指挥架构中，骑兵百夫长统领的人数在120人左右，297年—300年间的莎草纸文稿表明，骑兵大队内有着121人、116人或是118人编制的分支部队，很明显这些数字为骑兵大队人数的四分之一。[8]可能戴克里先设置骑兵百夫长这个职位的意义在于将骑兵大队的兵力进行分割，以便于将部队分配至不同的要塞。官方记载的骑兵大队的编制人数大致在499人上下，这包括了4名百夫长、16名十夫长、464名骑兵以及其余15名与步兵大队相同的军官。

以上所述的步兵大队和骑兵大队是旧式的军队编制，新式的军队编制——例如步兵编制的辅助步兵大队（Auxilia）以及准野战军团（Pseudocomitatenses），骑兵编制的骑兵团/布旗队（Vexillation）、骑兵连（Cunei）和教导军团（Scholae）——这些军队建制内并无所谓的百夫长和十夫长的存在，他们被一系列全新的军官所替代。圣杰罗姆（St. Jerome）[9]曾列出骑兵军团内部的一系列军衔层级，在其他史料中也记载表明这和新式的步兵军团建制如出一辙，按照军衔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序如下：

护民官（Tribunus）

军官长（Primicerius）

军团参谋（Senator）

两百夫长（Ducenarius）

百夫长（Centenarius）

军士（Biarchus）

巡夜员（Circitor）

初阶士官（Semissalis）

士兵（Eques/Miles）

新兵（Tiro）

尽管无人详细说明这些军官的职能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军官都有着明确的分工。我们已知“护民官”和“军官长”是旧式军团内便已存在的官职，“新兵”指的是还未成为正式军人的新兵，“士兵”是军团内的基层军人，“初阶士官”则是这些基层军人中的老兵（他们要比普通士兵多50%的薪金）。[10]至于其余军官，他们的实际职能我们似乎并不清楚。四世纪后期的军事作家维盖提乌斯（Vegetius）[11]，描述罗马军团早已物是人非，他声称两百夫长本应统领200名士兵，百夫长本应统领100名士兵；骑兵部队内的巡夜员本应是哨兵的督查，但“如今这个官职仅成为了一个军衔”。[12]他的描述难以说明该时期帝国军队的实际情况，然而在发掘出的同时代墓碑中描述该墓主既是军士又是十夫长。[13]这种双重头衔的存在说明了军衔和职能虽然二者可以兼容，但二者并不可作等同。

问题的关键在于几乎所有的野战军以及边防军都会出现新旧建制同时存在的情况，因此在作战时，他们也必须将新旧建制的单位结合在一起。在如此的环境下，所有的军团实际上都会出现指挥架构互相交换的情况。莫里斯在《战略》中并未将新旧军团进行明确的区分——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只有骑兵和步兵的区分。这本书仅提及了护民官、百夫长和十夫长——希腊语称其为Komes、Hecatontarch和Decarch——这三者就是可安排在战场上的通用指挥官，即使是之后的全新军团建制也可以在战场上以百夫长—十夫长的模式进行作战。

接下来将会解释如此指挥模式的成因。首先，绝大多数军团中的百夫长（Centurion）都拥有相对应的Centenarius的军衔，二者相近的名字也验证了这一切。类似于初阶士官（Semissalis）的军衔则实际上对应的仍然是士兵，但他们又高于普通士兵。再往上的军衔，例如军团参谋，对应的应该是军团内的高级军官，可以是记账官，抑或是训练官或事务官。两个相对较低的军衔，军士（Biarchus）和巡夜员（Circitor），对应的应该是十夫长或是其他的基层军官，例如掌旗手和传令官等等。虽然每个军衔所对应的人数不同——因为这取决于这些军人服役的年数，但是相应官职所对应的人数是维持不变的。这个由圣杰罗姆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机制揭示了新旧官职名有异职相同的现象。

相对于舰队而言，我们现今拥有的史料信息严重缺乏。百官志记载的东部仅有的舰队是属帕拉杜那乌姆督军区（即下多瑙河督军区）节制的水军。帝国定然是拥有中央舰队的，因为他们从未困于将军队运往西部的问题。虽然帝国在468年对汪达尔—阿兰王国的远征中以失败而告终，但帝国在532年第二次对汪达尔的远征中大获成功。然而早期的拜占庭海军舰队和罗马早期相当，更像是一个运输军队的载具。舰队内只有舰长（Centarch）[14]和领航员（Protocarabi）拥有军官编制——在之后的拜占庭时代中，每艘船拥有一名舰长和两名领航员。[15]我们没有再看到有其他海军军官存在的原因在于——他们真的不存在。

除了军团内的骨干军官，野战军和边防军也拥有核心管理部门以便于在行政上进行管理。百官志记载军方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包括了元首（Princeps）、训诫官（Commentariensis），两名会计主管（Numerarii）、书记官（Scrinarii）和幕僚（Exceptores），东方野战军大元帅的麾下还拥有宿营长官（Mensores）。在441年，帝国东部的五支野战军各有300名直属军官。边防军都督的军官团规模相应较小，不过通常会有一名和所属辖区民政部门提交请求的请愿官（Libellis）。[16]534年，查士丁尼一世在阿非利加地区设置了五支军官团规模相同的边防军，这大致参照了东部边区的边防军——每支边防军的都督都拥有41名直属军官的军官团。[17]

上述就是军队的大致情况。作为皇帝直辖的教导军团，它被分成了数个骑兵团，这些特殊的骑兵团编制被称为教导团（Schola）。[18]在帝国东部拥有7个教导团，总人数为3,500人。教导团的长官为指挥（Domestikos/Protectores）[19]，他还拥有一位护民官作为他的副手。[20]除了这位副手之外，他还拥有代理官、军官长、记账官、四名骑兵百夫长、训练官以及事务官等副官。禁军司令（Count/Komes）[21]不仅领导教导军团的指挥，而且其余被派遣去协助野战军和边防军，以及执行其他任务的禁军军团的指挥也受他节制。[22]教导军团的士兵们享受着更为优渥的薪资以及相对于其他部队士兵更高的地位，即使是教导军团的普通士兵，他们的地位也类似于步兵/骑兵十夫长，并至少拥有一名仆从。[23]

享受特权的教导军团常被派遣去执行民政任务，使得他们逐渐远离前线战斗——除了拱卫皇帝陛下的教导军团第一教导团。但是即使是第一教导团，也在利奥一世设立警备军团（Excubiti）之后逐渐没落。因为警备军团在当时仅拥有300人，故他们无法适用常规骑兵军团的建制。[24]当时的警备军团拥有被称为Scribon的军官（大致等同于两百夫长），在当时大致等同于骑兵十夫长。因此，当时的警备军团内应该有10位Scribon，各自统领包括自身在内的30人。[25]正因为有警备军团可供依靠，芝诺默许教导军团退化成几近仪仗队一般的存在，并将名额作为荣衔和奢侈品出售给富人。查士丁尼一世即位后便出售了2,000个名额，随后还强迫原来的3,500人长期放弃他们的薪金。在他统治的时期，帝国依靠出售教导军团的名额获得了惊人的财富。教导军团沦为了装饰品般的存在，他们的旧有职能被警备军团所取代。[26]

我们已然能发现，在四世纪时期，帝国军队的规模大致保持不变，但骑兵的比例得到了极剧提升。通过百官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395年，边防军中的骑兵规模远大于野战军，而他们的地位却要远低于野战军士兵。

下表显示在野战军中只有20.7%的士兵是骑兵，而边防军中则有49.9%的士兵是骑兵。由于骑兵在当时应该通常是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因此这个比例反倒与我们的预想相反。

【注释】

a.由于记载关于利比亚边防军的相关数据的页码缺失，这里给出的数据只是其他14支东部边防军的粗略平均值。

b.西伊利里亚地区在395年是西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c.马可曼尼部族（Marcomanni）提供的500名步兵只是一个猜测。

至四世纪末期，边防军的主职并非对外作战，而是巡逻及维持当地的治安。这样的任务需要相当高的机动能力，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最好是让他们骑马乘行。虽然野战军同样需要骑兵部队，尤其是侦察骑兵，但我们要知道，大部队在出征时的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在395年，作战的主力似乎仍是和罗马时期一样依旧是步兵。应该这么说，这个时期的拜占庭军队主要依靠骑兵作战的说法是错误的，或者说这个结论是过于夸张的。

[1]见于沃森，《罗马的士兵》，p.22（步兵大队）和p.24—25（骑兵大队）。在直到七世纪的军事组织方面，见于格鲁斯，《罗马军事史》，虽然部分材料已经过时，但仍然为拜占庭军事是的研究提供有用的参考。

[2]见于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284–602年》，p.626（事务官和军需官），p.634（百夫长和十夫长）和p.674—675（军团其余军官）。

[3]见于莫里斯，《战略》，I.3，I.5，III.1和XII.7。

[4]见于杜肯-琼斯，“给付与数量”，p.546—549。

[5]见于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284–602年》，p.647。

[6]见于莫里斯，《战略》，I.3。

[7]见于弗拉维乌斯·阿宾奈档案馆，no.80，p.163。

[8]见于杜肯-琼斯，“给付与数量”，p.546—549。

[9]又译为哲罗姆（约340年—420年，拉丁文名：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希腊文名：Εὐσέβιος Σωφρόνιος Ἱερώνυμος），是古代西方教会领导群伦的圣经学者，他完成了圣经拉丁文译本《武加大译本》（Biblia Vulgata）。圣杰罗姆很早就显露出对藏书的热情，并建立了古典晚期最卓著的私人图书馆（由学生时代的异教文学经典开始，逐渐包含大量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作品）。他在罗马接受教育，随后去莱茵河边寻求仕途，并在皈依苦修理念后前往叙利亚的荒漠地区苦行，晚年时（386年—420年）定居于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过着苦修隐居的生活。

[10]见于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284–602年》，p.633—634。

[11]即普布利乌斯·弗莱维厄斯·维盖提乌斯·雷纳特斯（Publius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活动于约四世纪后半期。其著有关于古罗马军事体制的著作《论军事》（De Re Militari），共四卷。尽管他非军人而是文职人员，但其军事著作自中世纪起就已经受到了极大关注。

[12]见于维盖提乌斯，II.8和III.8。

[13]见于霍夫曼，《晚期罗马军队的转移（第一卷）》，p.75。

[14]区别于百夫长，此处应指代舰长。

[15]见于霍夫曼，《晚期罗马军队的转移（第一卷）》，p.75。

[16]见于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284–602年》，p.597—598。

[17]见于《查士丁尼法典》，I.27(2).19—34。

[18]这个名字意为“皇宫里的一个看守室”，此后逐渐演变为了“侍卫”的意思。

[19]区别于禁军军团的长官——指挥（Domestikos）。教导团指挥的级别低于禁军军团指挥。

[20]见于弗兰克，《皇家教导军团》，p.52—58。

[21]区别于奥普希金军区将军所拥有的野战军司令（Count/Komes）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