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面包干》（上）作者:德拉伯金娜

《一个冬天的童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斯维尔德洛夫象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里那样活跃。他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轻快，做起举来老是那么赶急，现在他仿佛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空中飞，仿佛没有觉得脚踏在地上。他能够在一天里到十来个地方去活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扭任会议主席，出席人民委负会召开的会议，在红军营房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接见唐波夫省来请愿的农民代表，跟一群派往南方战线去的党员谈话，把一个有病的同志安置在疗养院里，拿着铅笔仔细地研究列宁刚写好的一篇文章，此外还要尽快地“搞好”上千件公事！
　　他什么时候睡觉呢？他究竟睡不睡呢？他的每一个动作中都流露出那种充沛的精力。他一向是举止从容、仪表整洁的，而现在他做什么事都是那么热情激动、吵吵闹闹的。
　　“你们想想看现在发生的事情吧！”他常常激动地大声说。“这一切都不是神话，不是幻想，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咱们的民族多么了不起！可贵的民族啊！神奇的巨人啊！”
　　有一天，拉脱维亚步兵师政委彼捷尔松和炮兵师师长别尔津（就是英国驻俄国公使罗卡尔特答应给他五六百万沙皇卢布，劝他参加反革命阴谋、帮助推翻苏维埃政府、刺杀列宁和斯维尔备洛夫的那个别尔津）来看他。
　　别尔津只作了模棱的答复，当时就把罗卡尔特的主意转告了肃反委员会里的同事彼特尔斯。他按照彼特尔斯的指示，假装完全同意，以后曾经几次会见罗卡尔特、法国总领事格连纳尔和前美国总领事柯洛玛契安诺，就这样打进了阴谋集团，探听出参加这一集团的分子，并且从罗卡尔特那里领到了他答应给的贿赂中的一百多万卢布，然后……把一切报告了肃反委员会！
　　当彼捷尔松和别尔津把这一百多万卢布带来给斯维尔德洛夫看的时候，我也看见了。一百多万卢布，装在一个灰色的麻布袋里。彼捷尔松把钱掮在肩上，就好象掮着几袋马铃薯似的。他解开了袋上捆着的绳子，把一迭迭肮脏的钞票倒出来，堆在一张沙发上。据罗卡尔特说，这些钱是一些“俄国阔佬”搜集了来，为了进行阴谋活动用的，现款调换了几张支票，这些支票将来由英国政府支付。
　　斯维尔德洛夫撕下了一块报纸，走到堆着百万卢布的沙发跟前，用报纸衬着，捡起了一迭钞票，把近视眼凑得更近一些，仔细地看。
　　“拿在手里都嫌肮脏，”他说。
　　罗卡尔特的阴谋失收了，有几个参加阴谋的分子及时躲藏起来，其余的都被逮捕了，送到法院去了。别尔津的脸上现出了腼腆和快乐的微笑。
　　“这个罗卡尔特，真是一个笨蛋，”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望着别尔津说。“他居然会找您干这种事情！”
　　十一月初旬，斯维尔德洛夫到彼得堡去了几天一去召开贫农代表大会。他从那里回来以后，快乐和兴奋到了极点。他愿意把那里的情形说了再说，重复地说上几十遍。
　　虽然那些日子里的奇迹已经数见不鲜，但这次的代表大会仍然象是一个奇迹。原来只指望有五六千人出席会议的，但结果却有一万多位代表到会。冬宫被指定作会场，但是皇宫嫌小了，于是第一届大会改在乌里茨基广场上露天地里召开。后来，会议又在民众文娱馆内两个大厅里同时举行。大会通过了决议，要组织几个贫农模范团，由每一个贫农委员会选出两名最忠实可靠和受人爱戴的同志参加。出席大会的人，热情高涨地选出了一个往德国和奥国去的代表团，团里包括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代表团的任务是代表俄国贫农问候德国和奥国工人。我们必须知道俄国当时的情形，才能够想象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仅仅一年以内，那些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普斯可夫、奥隆涅茨、诺夫哥罗得和切烈波威茨的农民竟然会向前跨进了这么一大步！

　　再说，这时候德国的局势一天比一天更紧张了。看得出来，在最近的几天内就要发生决定性的事件了。大伙儿都希望德国革命将在十一月七日爆发——和俄国革命发生在同一个日子里。
　　就在节日前的几天，我们截获了一份有关水兵在基尔起义的无线电报。第二天，大伙儿都知道德国已经成立了第一批苏维埃。德国各地都发出了呼声，要求推翻威廉君主政体、立即缔结和约。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作了一番垂死挣扎，企图挽救君主政体，结果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首领，叫菲利普·谢德曼的，参加了政府。然而，一切的努力都不能遏止住那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了。
　　莫斯科的无线电台，接到了命令：把截获的无线电报，只要是有些重要性的，立刻报告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十一月九日，一个士兵乘着自行车，到了正在开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剧院，送来了一份伦敦无线电讯，说柏林爆发了总罢工，皇宫前面聚集了几千工人，李卜克内西已经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伙儿一听到这条消息，立刻欢声雷动，天花板下的巨型枝形水晶玻璃吊灯都摇晃起来。
　　一小时后，又来了一个乘自行车的士兵。他带来了最后的消息：不久前任德皇政府的国务大臣的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窗子里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民主共和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完了无线电报，变得忧郁了。
　　“雌鸡学雄鸡啼，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他说。
　　大伙儿都盼望着事态发展。一般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又回到斯莫尔尼的日子里了。

　　十一月十日早晨，我去上班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坐在桌子旁边，看着这些天里积起来的邮件，但是，每隔一刻钟，就要拿起听筒，打电话给无线电台和罗斯塔通讯社，问有没有消息。那里都回说没有。最后，他忍不住丢下了钢笔，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象在监狱中坐久了的人那样，笔直地沿着对角线来回地踱着。
　　“我没法工作啦，”他说，接着就开始朗诵《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是他喜爱的诗人。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用德文背诵诗句：

　　Ein meues Lied, oin besseres Lied,
　　O Freunde, Will ich euch dichten…………新的歌，更好的歌，
　　现在，朋友们，我们来开始唱歌：
　　我们要把地变成天，
　　这片地将成为我们的天国。

　　让我们在生活中得到幸福！
　　再不要流泪，再不要受苦！
　　再不要用勤劳的手获得的食物，
　　去供那些懒汉果腹。
　　我们人人都有够吃的面包……

　　读到“Es Wǎchst hienieden Brot genug……”

这一行，他停下了，接着吹了一个口哨，说道：
　　“Brot[6]……面包……这样可好，如果是……”
　　他快步走到电话跟前，叫接列宁的办公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抢着说。“这样可好，我试试跟李卜克内西直接通一个电话？好吗？……我就去！”
　　大约过了两小时，他回来了。他那双精明的黑眼睛闪出微笑，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皮大衣的领子解开了。他刚用休斯式电话机跟柏林方面通了话。起先是德国外交部的值勤员来接的电话。他知道了这电话是从莫斯科打去的，就企图回避不接，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叫他立刻去找李卜克内西来听电话，并且要他个人对这件事负责。过了半小时，值勤的又来接直通电话，道歉说：很是遗憾，现在没法找到李卜克内西，因为他正在柏林各区的群众大会上演说。
　　……这些细节，我并不是当时立刻知道的。那时候，斯维尔德洛夫从电报总局一回来，就赶到电话跟前，拿起了“上层交换台”的听筒，接通了粮食人民委员乔鲁帕的电话，跟他说：
　　“亚历山大·季米特利耶维奇！我到底把您捉到啦。粮食的问题怎么样了？立刻把第一列直达的运粮车开到柏林去！”

黑面包干

　　面包！支援德国劳动人民的面包！
　　当德国国内多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后还没有复元，正遵医嘱在郊外休养。他由于不得不闲着，感到很苦闷，急于要回到莫斯科去。十月一日，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斯维尔德洛夫，提议就在下一天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市工会的组织联席会议，采取实际措施，帮助德国无产阶级。

　　“……请决定在星期三两点钟开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里最后说。“……给我一刻钟的时间致开幕词，我来回要坐车。明早请给我派辆汽车来（您只须在电话里说声同意）。
　　敬礼！

列宁”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打算在这一次会议上讲话。

　　“虽然伊里奇急切地要求参加会议，但是他仍旧没有获得同意，”她叙述道，“因为大伙儿都非常关心他的健康。联席会议定于三日（星期四）召开，而伊里奇在二日（星期日）给会议去了一封信……
　　“伊里奇知道大伙儿不会放车去接他，然而这天仍旧坐在路边等着……他想：‘也许，他们会忽然把车放来了哩！’……”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劳动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封信，弗拉某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信里号召俄国工人和农民集中一切力量，帮助面临着艰苦考验的德国劳动人民，增强力量来采购粮食，并且，如果是德国工人由于向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而陷入了艰苦的环境的话，要在毎一所谷仓里储备粮食，用来支持他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们一定会证明：一旦问题不仅限于俄国工人革命，而且涉及国际工人革命的时候，俄国工人会更加奋发地工作，更加忘我地斗争。”

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一起响应了列宁的号召，就象他们往常一贯响应他的号召那样！
　　人民已经受到战争荼毒，遭到经济破坏，而临着饥荒、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但是这时候都毫不犹豫，立刻决定跟德国人民分吃自己的一片面包。
　　全国各地的人，都决定把自已的粮食分出一部分来：不论是灾情严重的彼得堡，是庄稼歉收的科斯特罗马，或者是已经沦为废墟的雅罗斯拉夫里。
　　“我们有责任，同志们，分出我们可能要用步枪向富农夺来的那块面包，去支援德国工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甚至要加重社会主义祖国的负担，”“杜克斯”工厂的一个工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演说。
　　“我们和你们分吃最后的一块面包，德国无产阶级弟兄们，”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
　　农民赶的大车，在薄薄地复着一层初雪的俄罗斯原野上驶过去，车上载着一袋袋谷物，插着一面面红旗，旗上标明：这些谷物，有的是请列宁调配的，有的是请李卜克内西调配的，还有的是支持世界革命的。
　　当然，免不了有一些当时称之为“说闲话”的人。“自己还吃不饱哩，”他们小声儿埋怨。“自已还没有吃的哩，都快饿死了，可是布尔什维克反而把最后的一点儿粮食送去德国人！”
　　在席罗工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听到有人这样非难。但是，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老的女工走上了讲台。
　　“姊妹们，我现在以一个做母亲的身份来说几句话，”她说。“做母亲的，有时候自已可以不吃饱，但是却要喂饱了孩子。而现在我们的俄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母亲！那末，俄国人就单想到自己的肚子，不想到自已家里的孩子了吗？”
　　谷仓里已经储存了许多谷物和面粉，但是人们还在收集裸麦制的黑面包，把它们烘干了。
　　黑面包干，黑面包干！有的两个，有的三个，人们捧着送到党区委会和团区委会里，送到工会和工厂基层委员会里，送来的时候都是很当心地包在白布里，然后慎重地放在桌子上，不让一点儿宝贵的碎屑儿落下来了。
　　这些黑面包干，每一个可以说明多少事情啊！这是薄薄的方块，匀称，齐整，又黑又干。这是一天的口粮，四分之一斤的面包，切成了两半。这是一个有半圆形边儿的面包干，它原先是一个圆面包的头儿。莫斯科人是不烘这样的面包的，这是村里人带来的。带这面包来的人，也许是好几夜攀在火车踏脚扳上面，或者是紧挤在铁车蓬上面。这个面包干的颜色比其它的略淡一些。这种颜色较淡的面包，是凭儿童购粮证供应的。是谁把它送来的——是母亲呢？还是儿子呢？再瞧，这是一块燕麦饼。凭购粮证购粮时，三天里有两天是面包，一天是燕麦粉。
　　搜集来的面包干，都包在漏斗形的纸包里，用细绳子捆了，摆在柜子里。它们必须在那里等候着，等机会一到，就送去支持外国的弟兄们。
　　……面包，饥饿的俄国人送去支援德国劳动人民的那些神圣的面包，就是这样的！

给同志们和弟兄们

　　十一月十一日，头两列直达货车载着苏维埃政府支援德国人的面包开出去了。在亚历山大火车站（现白俄罗斯火车站）的货站上，更多的军用列车正在上货。除了面粉以外，同时还在装一袋袋的黑面包干。
　　直达货车上，还有苏维埃俄罗斯劳动人民各代表团。我也是一个代表团里的代表，我的使命是代表俄国青年团去祝贺德国青年工人。我的伙伴们都羡慕我，但是，也并不过份地羡慕，因为他们相信，迟早都会到柏林去：去为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德国而进行斗争。
　　这一来，许多人现在都学起德语来了。中国式城墙下的旧书贩，几天之内就卖完了全部的德语自修课本。那些日子里，我傍晚一走进团委办公室，就会看见一个身体瘦削、额发蓬乱的小伙子，他把一支步枪夹在膝间，死啃德语句子，而那些句子一个比一个更加荒唐可笑，有些象马尔哥编的自修课本里那些著名的对话一样：“孩子们，隔壁屋子里是什么声音呀？”——“那是我们的叔叔在吃干酪。”
　　我也要补习德语，于是决定去找那一位同情孟什维克的太太教我，从前我和母亲一起被流放到叶卡捷琳堡的时候，我曾经向她学过德语。她听完了我的话，挖苦地说：
　　“其实，你又何必要读什么德语呢？你所需要说的话，现在都已经很会说了嘛。”
　　于是，她用特别粗硬的俄国口音念了几个句子：“Wer ist Kautsky?”——“Kautsky ist Renegat.”——“Und wer ist der echte Marxist?”——“Lenin ist der echte Marxist;”

　（列宁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那时候还没有出版，但是《真理报》上已经发表过他一篇同一题目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管考茨基叫叛徒和奴才，指出他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了解这位同情孟什维克的太太的愤懑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俄国的孟什维克是多么敬重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的“罗马教皇”。）

　　不用说，我补习德语没有成功，结果只是白费了一番心思。

　　十一月十三日，第六届全俄中央执行委总会在“大都会”饭店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

　　在大会开幕之前，已经可以觉出所有到会的人都满怀着庄严和激昂的热情。人们都目光炯炯，笑容满面，大家见面时都亲热地紧紧握手，低声谈话。

　　自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凭着他那政治上的大无畏精神，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和德意志帝国缔结和约以后，到现在还没有满一年。资产阶级的刊物，都为了这件事诬蔑他。那些所谓“左派”，都疯狂地叫嚣：“宁可在兵力悬殊的战争中把自己毁灭了，也不愿向吸血鬼屈辱地求和，用这样的代价生存下去。”然而，一切都不能够摇动列宁稳定和坚决的主张：当战斗只是对敌人有利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应战的。我们要争取暂息的时机，要养精蓄锐。我们放弃了一些地方，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要知道，时间是有利于我们的。

　　现在，历史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完全是英明的！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昨天皇家的旗帜还悬挂在莫斯科金钱胡同德国大使馆的屋顶上，现在红旗已经在那上面飘扬了。在俄国的德国战俘成立了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这面红旗是他们升起的。

　　在非常寂静、但是极度紧张的气氛中，只听见斯维尔德洛夫宣读决议道：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庄严地宣布：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和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完全失效了。布列斯特和约……包括全部的条款，一律宣布废除。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德国和前奥匈帝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向两国兄弟般的人民提议，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来解决一切与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有关的问题。只有某一些原则可以作为各民族间真正和平的基础，而这些原则已经由十月革命宣布了，它们是符合各国与各民族劳动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俄国、德国和奥匈各国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关系，不仅仅是和平的关系而已。这样，各民族劳动群众就可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奴役制度的废墟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起来。”

　　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常常可以遇见一些从前被俘获、现在释放后将回国去的德奥兵士。他们老是被一群友好的群众包围着。每个人都竭力向他们解释俄国革命的意义。有些人解释时这样说：“你，老兄，赶走资本家吧，听布尔什维克的话吧。布尔什维克好。孟什维克不好。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就象跳蚤比鹰一样。”还有些人说起来连比带做。“列宁——喏！”一个义务宣传家说，面把整个身子挺直，尽量地把一只手举髙。“可是谢德曼和考茨基——喏！”说到这里，他把腰哈下来，把一只手放低了，差点儿没有触到地面。

　　德国兵士们露出胆怯的神情，不好意思地听着，后来，他们活跃起来了，开始谈话了，企图向四周的人解释什么，彼此扯下肩章，象孩子般笑着，把红星别在皇军的帽徽上，因为我们的红军战士们都很髙兴地把红星送给他们。

　　布列斯特和约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只会召开的这次大会上被废除了，斯维尔德洛夫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言。

　　“请允许我报告，”他喜洋洋地说，“我僭使了一部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也就是根据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白表示的意思，送了五十车粮食到德国去。我完全相信，你们不会为了这件事怪我的。”

　　“再送几车去，”大伙儿在位子上叫喊起来，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过了几天，在十一月的一个阴暗的早晨，下一列直达运粮车从亚历山大车站向西开出。列车的十四节车上装的是面粉，一节车上装的是面包干。这一节车上钉了一幅红布，布上用俄文和德文题着这些字：“给德国工人同志们和弟兄们——莫斯科无产阶级赠。”

　　列车后面挂了一节客车，这节车还在车站上就被人题了一个名字，叫“诺亚的方舟”。车上什么样儿的人都有：有红军警卫队，有莫斯科工人代表，有回国去的德、奥、捷、匈的共产党员，有决心要通过德国去西线，到盟国军队中进行宣传工作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同志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身体瘦削、眼睛很大的女人——这女人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在英国住了多年的德国人。她跟她丈夫一起，丈夫彼特罗夫从前是一个流亡政治犯，我们开玩笑，管他叫“彼特罗夫太太的丈夫”。这个个子矮小的女人，心粗胆大。她什么都不怕，从英国来到了布尔什维克俄国，常常当着几千人演讲，在军事训练班学习，拿着步枪打白匪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任何环境里，甚至是在天气冷得牙齿打战的时候，这位身休很弱的女人每天早晨都在深齐腰部的冰水里洗澡。

　　一路上，我们唱《斯金卡·拉辛》[3]，唱《卡尔曼纽拉歌》，唱民谣《约翰大麦粒》，唱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代的歌曲：有的是关于情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情妇洛里雅·蒙泰斯）的，有的是关于断头台的，有的是关于世界共和国的。还有一些人表演独唱。按照英国工人的习惯（这是娇小的彼特罗娃教我们的），我们等每个人唱完以后，就一起叫喊道：“天呀，歌曲多么坏呀！天呀，唱得多么糟呀！”

　　但是，我们只是外表高兴，实际上都在替德国的命运担心，忧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娱乐而有所减轻。新成立的德国政府（所谓“人民委员会”）的首脑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利赫·艾伯特禁止工人武装。参加了艾伯特政府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哈塞，还罗罗嗦嗦地说：“等时机成熟了以后，不必经过动荡的局势，就可以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十一月革命的前夕，菲利普“·谢德曼曾经强迫苏俄的外交代表团从德国撤退，现在艾伯特政府更拒絶让这个代表团回到柏林。

向西行进

　　我们有时候坐在加温车里，挤在车顶上，或者是待在露天的平车上——有时候步行。我们常常在无人居住的庄园里过夜，野狗在周围狂吠，猫怪声怪气地叫着。四面都是雪……我们在深齐膝部的积雪中踯躅……雪扑打在脸上，钻到领子和袖子里，飘进了我们过夜的屋子的隙缝……白晃晃耀眼的雪花，不住地降落，掩没了四周的一切……
　　瞧这些雪和乌鸦！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也不曾有过象这里不久前的战场上这么多的乌鸦。这些畜生，吃饱了兵士的肉，肥得不容易腾到高空中，都低低地靠近地面飞来飞去，一面呱呱地大声儿叫着。
　　我们继续向西行进。有时候，我们脚底下碰到了什么硬帮帮的东西。这是尸体。我们竭力地避开，不去看它们，但是它们老是闪进了我们的眼帘。这些已死的人，有的是俯伏在地下，把手指抽搐般插进了土里，仿佛是在最后要离开人世时的那一刻里紧揪住它不放似的。有的是展开了胳膊仰面躺着，愁苦地用叼空了的眼眶对着天空。而在这些尸体和我们的上空，则是许多乌鸦，成群结队，盘旋飞翔，几乎把它们的翅膀触到了我们，只等着我们也会象那些死人一样倒在地下。
　　从奥尔沙到艾伊德库年的那一段路，走了一个多月。我们只吃那些从冻土里挖出来的菜。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埋葬了三位同志。
　　到了艾伊德库年以后，我们搭上了一列直达柏林的车。火车停在中途站的时候，有上来的，也有下去的旅客。我们小心地向他们打听德国的情形。那些消息总是不愉快的。士兵苏维埃都由一些渴望饮“赤党”的血的军官、司务长和跋扈的军士把持着。德皇的官僚仍旧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用“人民委员”的名义左右一切。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武装了威里斯的白党。谢德曼党徒所操纵的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了声明，主张让苏维埃自生自灭，并且说应当“为了民主”成立代替苏维埃和拥有全部政权的立宪会议。过了几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后，由列基将军统率的政府军队突然袭击了驻柏林的革命的海军分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向他们开火。

　　列车慢慢地向西行驶，我们逐渐地临近了那渺茫难测的命运。最后，在冬日苍白的光影中，隐约地现出了柏林的灰色屋顶。
　　我们在亚历山大广场车站下了车。两排雄赳赳的年轻人，佩带着“共和国警卫队”的臂章，站在车站门口。他们检査证件，仔细地打量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他们都穿着黑色的便装大衣，但是大衣底下却露出了军官们缚的那种黄澄澄和亮晃晃的崭新的皮绑腿。

柏林的会面

　　我们从火车站到库尔特的姊姊爱尔娜家里。库尔特知道，姊姊的独生女儿死了，姊夫在凡尔登附近阵亡了。

　　大街上聚了许多人。时刻听到一种不习惯的奇怪声音。原来这是木屐板踏在石头路面上的声音。一个缺了腿的瞎子，坐在一辆手推车上，用一只好象喘着气的手风琴奏出一支凄凉的曲子。墙上贴满了标语：黑的，白的，红的，绿的。到处都用大字写着：“‘斯巴达克’把我们引到坟墓里，安定的秩序给我们面包吃！”“要安定的秩序，就不要布尔什维主义！”“不守秩序，就得挨饿！”“不守秩序，就是死亡！”“打倒‘斯巴达克’！”“打倒布尔什维克！”

　　库尔特的姊姊住在一幢砖砌的大房子里，那房子里住的都是城里的穷人。一些面色苍白、衣服褴褛的孩子，在铺着鹅卵石的天井里无精打彩地玩耍。我们沿着一道又狭又陡的铁栏杆扶梯登上六层楼。一个形容憔悴、手上沾着肥皂沫的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姊姊和弟弟总共三年没有见面，但是乍见时彼此都不认识了。

　　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库尔特曾警告他的姊姊，叫她向邻居们介绍我的时候，必须说我是他的妻子。爱尔娜把她已故的女儿的外衣和衬衫衬裤找出来给我穿，然后去烧水。当我和库尔特挨次洗澡的时候，她买东西去了。

　　桌上摆着松软的果酱蛋糕和腊肠，茶杯里斟满了茶。但是，蛋糕是用冻坏了的马铃薯做的，果酱是一些里面加了糖精的粘腻的面糊做的，腊肠是豌豆粉制的，而茶则是用椈树叶泡的。为了购买这些代替品，爱尔娜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

　　我们疲劳到了极点，几乎象死人似的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库尔特找他的同志们去了，我留在寓所里。不断地有人揿门铃：她们都是来看“俄国小媳妇儿”的邻居们。

　　虽然谈话很费力，但是我们仍旧勉强地表达了自已的意思。她们问我，我也问她们。无论我们谈什么，但结果总是转上了她们最关心的那个话题：饥饿。

　　我们在俄国的时候，已经知道饥饿是怎么一回事！一连几个月，我们每天只吃到八分之一斤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多少天连这八分之一斤的面包都领不到。

　　但是，我们所受的饥饿，究竟不同于这些德国工人的妻子所说的饥饿。我们是由于战争而挨饿，而她们是为了战争而挨饿。我们的饥饿是一种灾难，我们一直在希望：只要掌握了政权，只要击溃了白匪和武装干涉者，只要搞好了生产，就可以摆脱这种苦难。她们的饥饿是无可避免的。

　　这饥饿是残酷的战争机器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制造出来的。多少年前，它就预算到一茎麦穗将来应当怎样长成，每一个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将来应当怎样饿死，每一个当时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将来应当怎样长成青年，然后也跟着这些青年变成炮灰。

　　现在，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毁坏，但是饥饿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非但不接受俄国工人的面包，反而向美国威尔逊总统献媚。现在他们已经在威尔逊面前跪了一个半月，然而威尔逊却很冷静地跟德国人玩捉迷藏游戏。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给德国人一公分粮食。他并不是请德国人吃许多面包，而是请他们看无数公文，并且在这些公文中表现了令人作呕的虚伪态度，侈谈人道和文化，同时要求德国政府消灭“斯巴达克”，扼杀德国共产党员——必须是这样，美国才送粮食给它。美国必须把这些粮食放在革命的棺材上！

　　而这正是艾伯特和谢德曼所需要的。他们给德国工人阶级看那根举在工人头顶上、象征饥饿与死亡的鞭子，说：“看呀！你们只能两个里面挑选一个：饥饿，或者革命？你如果是不愿饿死，那末就别去革命！”

　　天已经黑下来了，库尔特方才回来。我们的那一餐只有一盆淡而无味的清汤，汤里飘着零零落落的几根青菜。饭后我们进城去，整个晚上一直在会场上、工会理事会里和各个组织的委员会里跑来跑去，寻找我们需要联系的人。

　　这天晚上，我们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谢德曼的党徒，有独立党人，有斯巴达克派成员。大概，不论在哪一群柏林的工人当中，你都可以见到“社会党”、拥护哈塞的人、以及具有忘我精神的“斯巴达克”战士。

　　所有的人都在激烈地争论，但是我却感到很苦闷，因为我的德语不大好。不但因为我的德语不好，同时因为我听不惯柏林的方言。并且，争论的人还用了许多辞句，你不但需要知道这些辞句原来的意思，还得明白它们比喻的意思。比如，“社会党”大声谈论“土豆片儿汤”。我听了茫然不解，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忽然谈起了汤呢？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土豆片儿汤”是他们给独立党人题的绰号。比如，有人骂“和尚”，但这“和尚”并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工会的领袖。又比如，斯巴达克派成员抨击一个拥护谢德曼的人的时候，除了说别的话以外，还骂他不该“用钉子钉兴登堡”。这一来我可弄不懂了，过后人家解释给我听：大战期间，曾经在胜利大街上树立一座俄国松木雕的兴登堡的像。于是每个爱国人士都被邀去买一只钢钉，把它钉在像上。这样就可以让敬仰他的人亲手使雕像变成了钢的。那些钉钉子的人当中，就有谢德曼和他的许多党徒。

　　假使所有谢德曼的党徒都是象谢德曼本人那样的话，那末事情就要简单和明白得多了！但是，并不如此！这些天里，也不知有多少次，一些严肃和诚恳的老年工人来看库尔特的时候，都亲切地问到苏维埃俄国的情形，并且忿恨地责备德国白党不该对海军师进行血腥镇压，但是，后来却叹息着说：“没有办法嘛，我参加社会民主党已经三十年了，它是我的党，我只好忍耐着，只好等待着，现在不是造反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不愿意挨锇，就得守秩序！”

　　在抵达柏林后的不知道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来到了—个电业工人区工会组织召开的会上。会议是在一家啤酒店里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工人们坐在小桌子旁边，有的喝代啤酒，有的从烟斗里喷出代烟叶的烟雾。许多人都站在过道里，或者是坐在窗台上。那些绰号叫“工会和尚”的人，坐在台上，把他们头发斑白的脑袋高耸在主席团的桌子上。他们每个人面前摆了一只杯子，杯子里斟满了啤酒。

　　会议开始了。首先是由一个“和尚”说话。他讲到威尔逊的行动时只微露愠色，但是讲到斯巴达克派成员的行动时却勃然大怒，并且号召大家克制自己，他说：唯有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才能够保证革命的胜利。他要大家相信：保卫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面包。将来有一天，时机到了，我们当然要宰了这一口猪，但是，在没有宰它之前，我们非但不可以让它饿死，还应当好好地把它喂肥，好多吃到一些猪油。

　　他的演说，时刻被听众的喧闹和喊声打断了。

　　“咱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他重复。“俄国的例子应当作为我们的警惕：不要做什么社会主义的实验……”

　　“《柏林日报》上，还有那些资产阶级的坏蛋，说的就是这一套！”有人在座位上叫喊。

　　“不，这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说的，”他回答。“工人们应当记住，德国的经济遭到了战争破坏……”

　　“你们的谢德曼是支持这个战争的！叫他从政府里滚出去！”

　　“谢德曼就职，是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批准的……”

　　“不对，是士兵，不是柏林工人！”

　　“你们别以为拥护谢德曼的只是少数的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拥护他！”接着，一个斯巴达克派成员跑上了台。他急声急气、象年轻人那样暴躁地说，“人民代表”的政府，实际上是人民叛徒的政府。现在，一个德皇的位子上坐了六个独裁者。政府里的成员，从前曾经主张战争，拖延战争，拥护劫掠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容许当局扼死俄国革命，而现在又在扼死德国革命！

　　听众中，有拥护这位演说者旳，但也有反对他的。“宁可少点儿也罢，总比一点儿没有的好！”那些反对他的人叫喊。“为了要吃鸡蛋，你就打算杀了母鸡！”

　　究竟多数的人赞成的是谁，这会儿没法知道。空气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主席团里的“和尚”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同时一起凝视着门口。整个大厅震动了。坐在后排的人发出欢呼。大伙儿一起站起，许多人都摘下了帽子，开始把它们向上抛，一面叫喊：“李卜克内西万岁！”“德国无产阶级领袖万岁！”

　　李卜克内西慢腾腾地走进了大厅。他是一个髙个子和花白头发的人，有着瘦削的面孔和炯炯闪亮的淡蓝眼睛。最近这几年来，他在生活中遭到了接连不断的考验：在前线上，在军事法庭上，在苦役营里，而现在，又在拯救革命的斗争中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工作。

　　李卜克内西严词斥责了出卖和背叛革命的谢德曼党徒，还斥责了考茨基党徒、哈塞党徒、以及他们一流的人物——那些在伪装下进行更危险的叛徒活动的“中间派”。

　　李卜克内西谈到，工人和士兵在十一月九日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快就丧失了它，因为谢德曼的党徒在软弱无能的独立党人的纵容之下，把政权逐步地归还给了反动的军官们。他要求立即将兴登堡和那些现在实际上把持着士兵苏维埃的德皇军官们撤职，并且加以逮捕。他揭露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阴谋，说明他们不做别的事情，一味地迫害“斯巴达克”，解除工人的武装，和武装反革命匪帮。他列举了明显得不容反驳的事实，证明当局已经组织了白卫军，包括步兵、骑兵、重炮和机关枪部队。白卫军团队，现在驻扎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它们的任务是镇压柏林的革命无产阶级。

　　“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把一口剑刺进了革命的胸膛！”李卜克内西激动地说。“如果反革命胜利了，这些狗就会肆无忌惮地把成千上万的工人枪毙。如果是无产阶级容许艾伯和谢德曼继续执政的话，那末，在最近的将来就会重新恢复最黑暗的反动统治。让这些先生们下地狱吧——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万岁！”

　　高踞在主席团里的“和尚”们，企图用喊声来打断李卜克内西的讲话，但是后来他们沉默了，因为觉察到听众们都不同情他们。大厅里，一部分人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拥护李卜克内西的话，其余的人则被他话中无可反驳的真理说服了，都绷着脸默默地听着。这些诚实的柏林无产者，虽然许多年来一直被谢德曼的谎言迷惑住，然而，阶级的本能终于把他们吸引到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的方面。

　　要使这种内在的倾向变成积极、有效的支待，还需要一段时间。谢德曼的党徒决定不容许德国无产阶级利用这一段时间，就开始寻找借口，要把群众们引上大街，造成流血事件。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团中央委员会曾经派我以第一届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名义去问候德国青年斯巴达克派成员。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要向柏林的青年工人演讲两三次。

　　我常常需要到市内各区去——涅伊凯里纳、潘科瓦、查尔洛腾堡。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区里有很多情形都是不同的。哪怕是从悬旗这一点上都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无产阶级所住的各区已经一律悬了红旗，然而在资产阶级所住的西区里仍旧到处挂着黑白红三色的德国皇旗，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那凶恶的普鲁士的鹰。在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更多的区里，也悬了不少红旗，但是，许多政府机关的屋顶上，红旗都小得象破布块儿似的，在德国皇旗旁边无精打彩地飘着。

　　年轻的斯巴达克派成员在各处开会：简陋的啤酒店里，私人住宅里，一些教育机关的房子里。这些年轻的柏林工人，很象我国的青年团员——不过，比较起来，他们不大象莫斯科人，却更象彼得堡人。他们的脸上也是那样轮廓突出，眼光中也是那样充满热情，手上也是那样带着铁屑渗透了皮肤后留下的痕迹。

　　他们始终很注意地听我说话，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帮助我找一时想不起的字眼，有时候我想入非非地杜撰了一些德语，引得他们哄堂大笑。

　　每次开完了会以后，他们都围住我。毎个人都要再三地向我表示革命者之间的团结与友谊，要我代表他们把这些话传达给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青年。

　　在这些日子里，我会见了罗莎•卢森堡，也就是德国工人称为“赤色的罗莎”的。罗莎转托了几位同志来邀我去看她，说出了一个座落在宪涅别尔格区里的寓所的地址。这未必是她本人的寓所，可能是她朋友住的地方。

　　我比约定的时间稍微到得早了一点儿。罗莎还没有回来。我正在翻一本歌德的作品，这时候传来了短促和轻微的铃声——仿佛是一只飞鸟碰了碰门铃的电钮。

　　罗莎把高统套鞋脱在外室里，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跑进了屋子，唤我到她跟前去。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就认识我了，并且非常爱我的母亲。我和她最后的一次会见，大约是在七年前，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德国海滨避暑。那些天里，天气晴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黄色的沙滩上躺着，或者是在田野里漫步，采了花朵就给收在标本集里。

　　这些愉快的日子的回忆，仅仅在一剎那间给我们心中带来了温暧。罗莎要见我，主要的是为了要尽量多知道一些有关俄国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形。她向我问到列宁，问到他的健康情况，还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有的是关于十月革命期间的，有的是关于内战时期里各个战线的，她满脸通红地听着我说话，接着又向我提出问题。

　　非常可惜，那天晚上老是我一个人说话，罗莎只提出问题。因此，除了罗莎对她最知已的朋友李奥•尤季歇斯说的那几句话以外，我并没有记下什么话来。我告诉罗莎：革命后成立的人民法院，在第一批判决的案子里，把一个赶大车的马夫判了五天强迫劳动，因为他毒打他的马匹，当时罗莎就苦笑着说：

　　“李奥，你还记得布烈斯拉夫监狱里的水牛吗？”

　　后来，又过了多年，我读到了罗莎的狱中信札，才明白她所讲的水牛是怎么一回事情。

　　“啊，莎涅奇卡，”罗莎在写给卡尔的妻子莎菲雅•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里，为了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痛苦。我有时候去散步的那个院子里，常常驶进来一些军用大车，车上满载着口袋或者旧的军服和衬衫，军服和衬衫上往往染有血迹，——它们在这里卸下了，分配到各个牢房里，缝补好了，然后再装上车，去分发给士兵们。不多几天以前，来了这样一辆大车，它不是马拉的，而是水牛拉的……是罗马尼亚的水牛，是战利品……它们遭到了残酷的鞭打，因此，‘战败者受苦’那一句成语对它们是完全适用的……再说，前几天，这样一辆装满了口袋的大军要驶进院子：车上的口袋堆得极髙，几匹水牛怎么也没法把它拉过大门的门槛。押车的兵士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年轻人，于是就用皮鞭的粗柄打它们，女禁子动气了，问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可怜牲口。‘人们也不可怜我们嘛，’他恶狠狠地冷笑着回答，接着就更使劲地打那些牲口。最后，水牛总算把车拉进了大门，但是，其中有一匹身上已经流下血来了……

　　“莎涅奇卡，水牛皮是以厚与结实著名的，常常被人用在成语里，但是，现在居然被打破了。卸货的时候，这些牲口站在那里，筋疲力尽，一声不响。有一匹水牛，就是流血的那一匹，有着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很象一个哭过了的小孩。说真的，象一个小孩受到了严厉的责罚，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痛苦和粗暴的虐待……我站在牲口跟前，它瞅着我，我的眼泪流下来了——这泪是对它表示同情而流的。人们哪怕是为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兄的苦难感到痛苦，也不会比我这样由于觉得自己无能、必须默默地忍受着悲哀更痛苦了。罗马尼亚的那些空敞的、碧绿的、长满了多汁的草的牧场，离开得多么遥远啊，它们都消失了，都一去不返了！那里的阳光多么灿烂，风多么清新，鸟儿的歌声多么悦耳，牧人的呼唤多么动听啊！然而这里却是黑暗可怕的城市，空气闷塞的牲口棚，令人恶心的腐草，跟草夹杂在一起的发霉的麦秸，陌生和可怕的人——受到鞭打，血从毫无掩蔽的伤口里流出来……啊，我那可怜的水牛，我那可怜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俩站在这里，这样软弱，这样柔顺，被痛苦、软弱和悲哀的心情连结在一起……这时候，囚犯们都认真地在大车旁边忙碌，卸下那些沉重的袋子，把它们搬进监狱。而那个兵士却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跨着大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笑嘻嘻地小声儿吹口哨……于是，我眼前就掠过了整个战争的影子……”

　　……我们一直谈到很晚。谈话要结束的时候，罗莎表示渴望到苏维埃俄国去。

　　“我要去，一定要去，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去，我真需要见见列宁，我真需要跟他淡一谈！”她颠来倒去地说。

　　后来，我要走了。我们彼此告别。罗莎站在门口，精神饱满，一双美丽的黑眼晴瞅着我。

　　“再见，不会隔多久的，”她说。

　　再也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她！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人们给那次起义时受到血腥镇压、在柏林巷战中牺牲了的革命的海军师水兵举行葬礼。在革命后的七个星期中，这是第三次在柏林埋葬革命烈士。但是，现在躺在赤色棺材里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命令打死的人。

　　那是一个阴冷的十二月天。当我们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只看见许多红旗和宣传画。

　　送殡的行列，向腓特烈斯加伊恩（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烈士的墓地）出发。这条路经过资产阶级的住宅区。那里屋顶上都挑衅般飘着黑白红的三色旗。装着烈士尸体的棺材，被放在几辆高髙的柩车上，柩车都由复着黑色马被的黑马拖着。

　　“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这句口号被写在许多宣传画上，送殡的人清晰地喊着。

　　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在破口大骂，不但骂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人，还骂那些跟在棺材后面的人。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沉重了——它充满了仇恨！

　　新年快到了。尽管大伙儿在那些日子里都感到焦虑不安，但是一些斯巴达克派成员——库尔特的同志们——仍旧决定要一起来迎接新年。大家合伙办晚餐，每人尽量想办法带来一些食物——有的带来一点马铃薯，有的带来几只芜菁，有的带来一包橡子咖啡。有一位同志，居然弄到了一瓶地道的摩塞尔葡萄酒。

　　葡萄酒已经喝光了，简单的晚餐也已经吃完了，这时候大伙儿才谈到在这里聚会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德国革命的前途。

　　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不让革命运动急遽地走下坡路呢？怎样才能够把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呢？怎样才能够使那些彷徨无主的人明白过来呢？怎样才能够把那些叛徒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呢？怎样才能够把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呢？

　　有些人认为，政治宣传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深入群众，使毎一个德国工人都听见我们说的话”。）有些人提议，我们必须竭力展开经济斗争。（“必须把重点放在工人和他们阶级敌人直接发生冲突的地方。让他们直接去跟资产阶级作斗争”。）有些人希望发挥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运动应当不是由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的。应当让群众发表自已的意见”。）

　　独立党人的情形，尤其使我们感到不安。这个党的领导人，实质上都是和谢德曼的党徒没有分别的，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卡尔•考茨基和修正主义的老祖宗爱德华•伯恩施坦，都是这个党里的成员。这个党里还有许多爱说空话的家伙，以及立场不稳、宣传“左派”谬论的骑士。结果是独立党人旳政策表现了经常的动摇，而这些动摇则是由于既不敢过分地靠拢斯巴达克派成员，又不敢过分地靠拢谢德曼的党徒所造成的。然而，在独立党人当中，同时也有不少正直的革命工人，他们都是暂时被―些偏见蒙蔽住了。

　　不久前，“斯巴达克”也是独立党人中的一派，独立党老是束手缚脚地妨碍着他们的行动。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都极力主张立即成立独立自主的共产党。

　　“独立党人虽然也爱说空话，但是有一点是跟谢德曼党徒不同的：谢德曼的党徒打人的时候是打嘴巴，而这些家伙打人的时候是挥冷拳！”有几位同志说。

　　这些参加庆祝新年晚会的人，对实际斗争的问题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有许多争情都不明白，把许多论点都给弄错和误解了。但是，他们被一条基本的原则团结在一起：下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对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心。有一位同志套用路德著名的句子说：

　　“社会主义德国一定会胜利！‘我坚持这个论点，不可能有其它的看法！’”

　　钟的时针移近两点了，这时候有人照约定的那样敲门：先接着敲了两下，稍停又敲了一下。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志进来了，大伙儿都管他叫华特尔。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斯巴达克’的拥护者，在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如果这里都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的话，可能我们会欢呼起来的。但是，这里还坐着另一些人，他们昨天刚从德皇统治下的地下斗争中出来，知道明天也许又要转入更艰苦的地下斗争。他们彼此伸出了手，在桌子上空紧握着。他们开始象在劳役营里那样唱《国际歌》：闭着嘴唇，哼着歌词。国际工人阶级的颂歌中这些庄严的、勉强可以听出的声音，这些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多么惊人的力量，多么强烈的忿怒和希望啊！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散。一个腿有点儿瘸的人，沿着宽阔和荒凉的大街，向我们这面跑过来。他一只手里提着一桶浆糊，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卷浅绿色的招贴纸。他从这一幢房子跑到那一幢房子，很灵活地在招贴纸上刷了浆糊，把它贴在墙上。

　　库尔特用电筒照亮，我们看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告德国人民书》，它俨然是未来的希特勒的口气：

　　布鲁特斯，你睡着了！

　　醒醒吧！

　　醒醒吧德国人民！

　　当心那威胁着你的危险——

　　　　　　　　　　　　　　布尔什维主义！

　　……

　　大家一起反对“斯巴达克”！

　　德国人民，你们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