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史学、史学史、史学意识

（一）史学

    中国的史学起源很早，在从事历史记载和编写历史书中产生了史学。殷朝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历史记载。但史学名词出现较晚，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十六国时后赵石勒设“史学祭酒”，是掌管历史的官。“祭酒”，本义指老者、长者，转意为功高者。“史学祭酒”即史官中的领头人物。南朝时刘宋义帝在政府设了四学“儒、玄、史、文”，史学由著名史学家何承天主管，后来四学改为四科。唐初，史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中唐，史学成为科举取士的名目。其范畴和内涵日益丰富。

史学与历史不同。历史是历史事实、历史本身；史学是怎样研究历史的学问。但通常人们都称历史，实际上客观历史是历史的第一个意义，史学（历史学）是历史的第二意义。以前有人专抠此名词，认为刘知几、章学诚算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算史家，这样区分现在看来无大意义。司马迁、班固若无史学怎能写成史书。解放前的大学有的称为历史系，有的称史学系。这样区别意义也不大，但史学和历史确实是不同的，不可混同。

（三）史学史

史学史是史学发展的历史。最早研究历史著作的是班彪，他要“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史学史有研究。后来刘勰、刘知已、郑樵、章学诚等都研究史学史。但都没有把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史学史之词起于近代。梁启超是史学史学科的倡导者和奠基人。1922年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括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二千年来的发展轨迹，是近现代最早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专文。1926—1927年，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倡导研究史学史，有《史学史的做法》一节专讲怎样作史学史，探讨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认为中国史学史应注意四方面问题：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一篇编写史学史的提纲。所以史学史之学科的历史不长，是梁启超于20世纪二十年代倡导的。三四十年代，史学史有了较大发展，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不少学生就是研究史学史的名家，如姚名达、卫聚贤、刘节等。但解放前大学开此课的不多。建国至“文革”前，不少学校开设了此课，“文革”十年，这门学科陷于瘫痪。“文革”结束后，史学史又得到倡导，各大学陆续开设此课。90年代初，半数以上的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此课，迄今各大学历史系均开设了此课。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

“史学史”这个概念虽然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被明确地提出来，但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却由来已久。

 （三）史学史意识

比较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应当从东汉的班彪开始，他在《史记后传》中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论述涉及到《诗经》、《尚书》、《春秋》、《左传》、《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历代史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班彪列传》）这说明他的史学史意识是很明确的。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简述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讨论了历史撰述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了史书体裁的创建与演变，提出了撰史的“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史家的博识和文采。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和研究了史书的体例和编纂的方法，史学史意识更加强烈和自觉。

宋代学者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南宋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关于史学评论的重要论文。南宋高似孙的《史略》是一部以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简史。比高似孙稍早一些的洪迈撰有《九朝国史》、《四朝史志》（《容斋随笔》卷4、卷13），则可视为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纲。

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对历史编纂学提出了不少创见。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史评著作。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地剖析了“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尤其近代梁启超，把史学史看作“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认为：中国史学史“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很明确地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正式提了出来，宣告了“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梁启超便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奠基的揭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