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风雨（一）东晋王朝兴衰

西晋王朝末年，琅琊王司马睿捧着自己心爱的长子接见了自长安而来的使者，他随口问孩子，你觉得太阳和长安，哪一个离我们更远？孩子说，太阳更远，因为我没听过有人从太阳而来。这让司马睿深感惊喜，第二天宴请群臣时，他骄傲的带来孩子，在众人面前又一次问了这个问题，可这次孩子却说长安更远，司马睿有些诧异，连忙问孩子这是为什么。  年幼的司马睿平静地回答父亲：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大家好我是小A子，今天我们将了解东晋王朝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并探索东晋如何对日后南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  上篇我们讲到，东晋王朝在建立之初就遭遇了琅琊王氏领袖王敦的叛乱，开国皇帝司马睿大权旁落。为什么在东晋和日后南朝历史上，世族可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挑战甚至取代皇权？那么我们必须从东晋的权力制度与经济发展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提起词语贵族，大家会想到什么？十八世纪的法国宫廷？精美的礼服，盛大的宴会？，如果再提到中国的贵族，我们又多半会想到教科书里讲到的周代宗法制和分封制。秦王朝短暂但强力的统治给了贵族政治一份痛击，但贵族政治并没有就此衰亡。随着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演变为强大的世家大族，贵族政治正在迎来复兴，世族们对皇权的挑战将贯穿两晋和南朝的始终。  我们再把视角聚焦于南方，早在西晋王朝时期，江东世族就凭借三定江南巩固了其在南方的优势地位，世族还凭借坞堡、部曲等私人武装组织巩固自己的统治，大量土地人口被世族控制。南方世族无不希望从南渡的小朝廷中攫取更多利益。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随着北方看起来无休止尽的战乱，平民，世族，乃至藩王，纷纷来到了江东谋生，江东士人发现这远远不止是一个司马睿来了这么简单。如高平金乡世族首脑郗鉴，就直接率领千余家族人南渡。一些世族干脆向政府请求位于南方的官位，得到官位立马拖家带口离开北方。  对于大批南迁的世族，司马睿集团选择把他们而不是南方世族作为统治的根基。东晋政府一方面“收其贤人弟子”，一方面对他们大力扶持，刚到建邺城时，司马睿就下令优待来到南方的世族，对太原王氏给钱三十万，布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还带亲兵二十人（出手远远比给祖逖支持时阔绰的多）。对于江东士人，却是明显的冷淡。这自然引起了南方世族的不满。豪门琅琊王氏的领头人王导对这种状况感到担忧，在王导的推动下，司马睿集团开始和江东世族加强联系。  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数月后，在王导王敦和无数南渡大臣陪同下，琅琊王盛大的队列举行出游活动，江东世族既感受到了司马睿集团值得依靠来巩固统治的一面，也看到了和南渡势力建立联系的机会，不久王导拜见江东名士顾荣、贺循。南北世族暂时的联合最终将司马睿推向了天子之位。司马睿的登基，无疑是一场贵族的胜利，一场让贵族们足以产生野心的胜利。  再说回贵族政治的死灰复燃。贵族们通过战功、升职、荫蒙等手段获取权利和土地，而他们的特权自然成为了自身养尊处优的凭借，他们的土地成为了整个家族的根据地，哪怕中原战乱，南渡的士人照样以家乡为其家族的纽带，士人们认为，自己的家族才是在乱世中唯一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并不是南方，更不是落荒而逃的司马睿。世家大族们并不介意复刻东周诸侯架空周天子的往事，君主乃至王朝的更迭，也反而和他们无关，每一次南朝山河易主时，世家大族们不是充耳不闻，就是协助篡位。萧齐代刘宋，萧梁代萧齐，南陈代萧梁，受禅大典上奉玺的官人，无不来自世家大族。也正是因为东晋和南朝建立在这种畸形的组织下，贪图自保的世族统治集团始终没有恢复北方的能力。  而恰恰是东晋在把政治中心立足南方时，将曹魏以来顽固的九品中正制经过强化深深植入建康的统治中心，导致了历代都不得不极为重视尾大不掉的世族，直至隋朝时杨广率军剿灭陈朝后，还有江南的士人聚众反抗。两百多年变种的贵族政治，在南方根基之牢固可见一斑。  在皇室层面，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南北方都选择了延续西晋以来重用宗室大臣的传统，这为王朝在战乱频发的时代立足，维系皇室的力量的确意义重大，可这把双刃剑  东晋对于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东晋编户中，六分之五为南方本土人民，六分之一为北来侨民。侨民和本地人民共同开发了南方的大量无主荒地，先进的农业和水利设施逐步建立。相对稳定、朝代更迭不那么频繁的南方，也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我们再从全国的经济格局上看，虽然此时距离南方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还有几百年的历程，但并不代表大南方（秦淮以南）完全落后，东晋的荆州、扬州二地，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巴蜀地区也有不错的发展。简单的说，在大规模开发以前，南方发展较早的、靠近北方经济中心的地区本就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地区（尤其是扬、荆、）自然成为了南方统治者的战略核心。政治上，建康作为南方王朝的都城从未改变，王敦能凭借武昌的大本营战胜司马睿，收复巴蜀让武将恒温威望大增，都直接的体现了这种经济状况。而东晋对于南方已有的经济格局不但没有改动，反而大力巩固，成为国家核心的南渡世族自然掌握了荆扬二地的大片土地，而次之的南方世族只得退而求其次，连同族人迁徙到发展次一级的浙闽地区。这种水花涟漪式的经济发展格局长期存在，直到晚唐时期珠江流域异军突起，才改变了这种自江浙-湖北向下扩散发展的状态。  因此，东晋和南朝的重心毫无疑问的处在扬州、荆州二地，因此当前秦战乱分裂时，东晋就可以从相对靠近北方地带的两处重心发力，收复一些靠近的土地，东晋-南朝在北方几乎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能维持几十年对山东地区的控制，一百多年对淮北地区的控制，甚至一度收复长安洛阳，与这种区域经济格局是分不开的。  经过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再来探讨东晋王朝100年的历史，东晋统治集团最主要的矛盾是皇室和几个强大世族（王、谢、桓、庾）之间的矛盾，皇室如果安分享受，不干涉大族的权利。那么各种势力就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皇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利，因而引起强大世族的不满。野心家便趁机而起，要篡夺司马师的地位，但最后又是其他世族保护司马氏，打败野心世族，使权力又趋于平衡。王敦、桓温、桓玄、王恭等野心家最终都迎来了失败的结局。拥护朝廷的王导、庾亮、谢安等权臣则得以善终，并且为家族谋取利益。皇族和大家族的是是非非从东晋王朝建立之初到孙恩卢循起义，基本构成了东晋大半的政治历史。东晋王朝在尔虞我诈的斗争中被无奈的裹挟。好像一位错乱病人各种换汤药，时不时平静，时不时痛苦，时不时还发癫。但最终还是在病痛中走向终结。  病人东晋王朝终于快要寿终正寝了，他遭遇了两场“大病”，等最后病灶褪去时，东晋的躯壳也该拱手相让了。这两场大病就是孙恩卢循起义和桓玄叛乱。而送东晋王朝最后一程的人，恰恰是出身寒门之人--刘裕。  东晋时期，道教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来自琅琊孙氏的教主孙泰利用道教分支五斗米教组织群众进行起义。遭到时任东晋权臣司马元显的强力镇压。公元398年，孙泰不幸牺牲，其侄孙恩带领民众在海上继续斗争。  暂时击败起义军的司马元显为了组织军队壮大势力，在江东强行征调百姓参军引发了从百姓到世族强烈的不满孙恩立刻率部队登陆相应呼声，优厚的起义基础让起义军立刻占领了江东大片土地，东晋朝廷旋即派遣精锐部队北府兵镇压，孙恩率领群众同朝廷进行游击战，多次击败朝廷，甚至曾一度威胁建康。  但起义军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公元402年孙恩兵败自尽，卢循率领余部转战，从江浙一带转移到广州。  内讧不断的东晋王朝在起义冲击下不但没有专心维护稳定，统治阶级内部反而内乱。前代权臣桓温之子桓玄，从叛乱祖师爷王敦和自己父亲的根据地荆州再度起兵作乱，建康不久沦陷，桓玄杀害中枢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又逼迫皇帝退位，改国号为楚称帝。  桓玄的统治不得人心，他却大肆屠杀官民，东晋王朝的精锐北府兵被桓玄大清洗，但在镇压起义中建立大功的刘裕得以幸免。桓玄继续任命刘裕镇压起义。不久卢循被刘裕击败。刘裕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威望也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元兴三年，皇帝桓玄正在建康享受着自己积累多年积累的书画作品，琢磨着还有那份威胁没有铲除，在京口的刘裕说自己要去打猎，似乎不是什么威胁。他不知道，刘裕将亲手终结他的王朝，还将把名存实亡的东晋一同扫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