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廉政制度,君主和官员之间的双向权力限制
《旧唐书》中记载:“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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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用铜做成的镜子可以正衣冠,把历史当做镜子来看,可以知道朝代兴衰往替的教训,将人当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
这是唐太宗虚心纳谏的过程中,对谏官魏征的最高评价,更重要的是,这句话是唐朝廉政文化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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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最繁盛的一个时期,一直是后世喜欢研究的朝代之一,特别是寻找它如何成为“大唐盛世”的原因。而官僚体系中的廉政制度,则是唐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唐朝如何建设廉政制度?又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样不可湮灭的影响呢?
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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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制度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
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父系社会时期,那时黄帝设置的官员中,有负责对管辖属国进行监察权的职位;夏商周时期设立“方伯”,“受命于王”,对诸侯各国进行监察;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也对地方管理实施巡视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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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论廉政制度形成一种体系的时间,要从秦统一六国时说起!
秦始皇开创封建王朝后,决定以法治国,其中包括负责中央派人巡视与郡级定人巡视的职位——“方伯”,分别改为监御史与监察史。
自此以后,廉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流传于后世,并在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过程中得到系统化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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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8年,晋武帝颁布诏令:“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难苦。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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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朝后,廉政制度的内容得到更大化的加强。这是因为唐作为大一统王朝,中央集权制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发展,而腐败的程度也愈发加深。
要知道,中国古代是皇帝专制的时期,皇权高于一切权力,甚至连人的生杀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因此,那些与皇族有关系的达官贵族们,利用地位与权力谋私夺利,还会以权谋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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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古代封建制度下,皇帝虽一统天下,却无法直接管理到各个地方,因此官员实际上成了皇帝与百姓等天下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者。
比如皇帝赋予官员一定的权力,组织地方税收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国家拨款进行民生建设,以及派粮赈灾等,也需要通过官员,才能发放到百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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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证封建王朝的稳定发展,不得不加强廉政制度的建设。简单来说,上至君王,下至芝麻小官,都要做到廉洁政务。
内容与作用
廉政制度的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
一种是对皇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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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灭亡与隋炀帝的荒淫暴政脱不了干系,因此,唐朝统治者必须时时刻刻警醒自身,防止因皇权作出的不合理决定而产生腐败。
“三省六部制度”应运而生,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其中门下省的封驳可以直接影响皇帝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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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项制度也有对相权的制约,但也是使得皇帝不能随意处理国家政务,促进政策的合理化。
比如唐德宗任命贪官齐总的诏书,送往门下省后,被许孟荣退回,还上谏道:“齐总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而且无任何特别的功绩,陛下破格提拔十分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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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唐德宗最后采取了许孟容的建议,避免一名贪官在一方为非作歹的惨祸。
可以说,唐朝的皇帝较为开明,而且善于纳谏,几乎没有一个谏官,因为进谏而遭受处罚,这在整个封建王朝时期可谓是“奇观”,自此产生“谏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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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唐太宗与魏征,堪称千古君臣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谏官只是警醒皇帝,与负责约束皇帝的门下省相比,有本质上区别。一个是做事之后有反思,更正自己的行进方向,一个是直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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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两者都为控制皇帝的独断专行做出不小的贡献。当然,皇帝除了对皇权的“拨乱反正”,也会设立机构制约文武百官的行为,并且占据廉政制度的一大部分内容。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是由“殿院、台院、察院”组成御史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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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分别是:殿院负责纠察殿庭之内官员活动,维护朝廷的礼仪秩序;察院是监察百官;台院则统管御史台的全部工作,包括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与皇帝交付的重要案件。
《唐六典》中记载:“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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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制度是唐朝监察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于官员的监察方面,一方面提点他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行为负责,另一方面是使得官员不敢肆意妄为,进行贪污腐败。
简单来说,御史台制度也是唐朝实施廉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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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方面外,还有官员选拔与晋升制度、财政制度与廉政教育。
比如官员选拔与晋升制度中,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意思是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要以人民为根本,因此要选拔清正廉洁、勤于政务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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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唐朝科举考试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并对官员的晋升与管理实施科属制度。而唐统治者为防止出现腐败,一般都会严格把控这一步。
首先是考生参加考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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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记载:“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可入仕。”
凡是做生意或家中有人做生意,不可以做官,这是为防止“官商勾结”,还有“回避”制度,地方州县的官职,不可由本州县的人担任,防止“官民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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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宰相的儿子不能担任监察机构中的官员,防止互相包庇。
然后是考试内容中的儒学部分。要知道儒家学说倡导以民为本,提倡清正廉明,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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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通过所有考核,入朝为官后,并非万事大吉,还要接受“勾检官”的监督,以及一年一度关于政绩的“考课制度”等等。各个官员只有“清廉执政”才能留在官位,反之则会遭到惩罚,甚至被罢免。
总的来说,唐朝廉政制度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无论是从官员的选拔上任,还是在职期间,亦或者皇帝的整个为政期间,凡是可能出现腐败的地方,都有相对应的廉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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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唐朝达成“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这两个盛世时期来看,足以证明廉政制度的效果显著,影响深远。
首先是有效的筛选与选拔人才,提高官员的思想觉悟,增加责任感与使命感,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而这对于后世,乃至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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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廉洁奉公建设与反腐败的工作,还有提高政府公信力等等,都是在总结唐朝等历史时期廉政制度与监察制度的经验中不断完善并形成更适于当下的廉政体系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推动国家发展。
正如开头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唐朝廉政制度的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