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辛德勇

        辛德勇的传奇，其实只要大家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我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对他最多的评语就是“膜拜”。

       他厉害在那里呢？我总结这么几点：

1、本科是学地理的，但却能在历史学做的神一级的牛人。尤其可贵的是，他是靠乾嘉学问这种最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在做。

2、中国史门类庞杂，辛德勇可以说横跨几乎所有领域，且不说与他本科地理学沾边的名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最近出了一本《中国印刷史研究》，真的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一个人学问怎么可以广博到这个地步。

3、目光如炬，发前人未发之卓见。辛德勇的很多研究结论都推翻历史学的常识性的结论，我常说，做学问能做出一个这样的研究，就是一流高手了，但辛德勇的成果我已经数不过来了。

       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前往老杭大校区，聆听大神的讲座。

      今天的讲题是“怎么读资治通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何说重要，这是因为辛德勇最近出了一本书《制造汉武帝》。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资治通鉴有一个很精彩的记录：武帝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导致晚年政局动荡，最后酿成“巫蛊之祸”，父子相残。最后武帝临死前幡然醒悟，发布“轮台诏”，改弦易张，与民休息。

近代田余庆先生基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录，写成了著名的《论轮台诏》，深入强化了司马光的这一观点。从此之后，武帝晚年拨乱反正的结论就成了历史学家不可推翻的定论和常识了。

      但辛德勇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武帝晚年没有改变政策，依旧是横征暴敛，兵祸不断。他的证据是什么呢？这就是让我震惊的地方了。

      辛德勇拿出了《盐铁论》，这是一本武帝死后六年，西汉王朝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类似于我们当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是由地方推选的“贤良方正”为一方，朝廷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一方，就汉朝是实行儒家仁政还是法家国家主义进行的激烈国策辩论。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汉武帝晚年翻然悔过，怎么可能桑弘羊强调现行政策是先帝确立的，要求——“君薨，臣不变君之政”。而民间代表在会议上强烈批评御史大夫桑弘羊坚持的现行政策是残暴不仁的。如果武帝晚年施行了儒家仁政，他们不是更应该批评桑弘羊不尊武帝晚年的政治路线吗？

      我真的非常震惊，因为我读过《盐铁论》，甚至你们可以翻我的朋友圈，我一直认为《盐铁论》是儒家思想的入门。但我居然没有看出《盐铁论》与司马光资治通鉴之间的这种矛盾，作为一名还算有点功力的律师，对文本我自认为非常敏感，但居然在这里走眼了。

      辛神此书一出，历史学界一片哗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线索，居然千年未有人发现。当然很多吃这碗饭的人不开心了，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以前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今天的讲座就涉及到，通鉴这本书史料价值到底有多大，怎么读和利用这本书。

      讲座的内容比较专业，不多说，谈一下讲座后的互动。

      讲座完了以后，有两个人提问，其中一个是我。我第一个问题比较专业，是问《制造汉武帝》这本书的一些方法论。

      第二个问题是问，象我这种非科班出身，且年近四十的人，怎么深入历史学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辛神体量庞大的藏书，百年之后如何处理。

      对于第一个问题，辛神非常认可我的思维方法，他认为律师这种证据思维比很多专业的历史学家要敏锐和自觉。这是非常好的学术能力。

      第二个问题，他分先秦，汉唐，宋以后三个阶段不同的侧重点给了很明确的开示，受益很大。后来他把我留下，特地和我谈了当代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低劣，希望我能从这个方向努力，鼓励我说，一定能出成绩。

      第三个问题，他说自己的藏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文物级的古籍，他是要卖钱的，很实在。理由有两个，第一，他这种读书人这点收入，真的大病一场，钱是不够治病的，在中国没啥保障，要靠自己。（辛神去年脑梗，大病一场。）第二，中国捐书就是糟蹋，如果日本那个大学要，且海关能出去，他肯定捐给日本大学。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平常的书，他现在还没考虑好。捐给北大吧，人家北大看不上，指不定就倒给卖旧书的了，捐给小学初中的母校吧，也不愿意，对母校没感情，因为他属于问题学生，学校对他很坏，老是批斗他。

    讲座后，辛神将我留下，特别给我一些指导和鼓励。非常激动，杂乱无章的记录这些。最后祝辛德勇老师身体健康，学术生命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