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垣曲古文化与环境之关系探究
山西垣曲古文化与环境之关系探究
选自《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03期，张素琳
内容提要：山西省垣曲县旧石器时代至商周诸时期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垣曲县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再一次证明：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人类逐渐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最终迈向文明之路。
垣曲县地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一一黄河中游，历史非常悠久。经过长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早在几十万年以前，人类已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居住活动、繁衍生息。目前已发现从旧石器时代到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夏商周、汉代至宋代等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数百处，历代古文化遗址遍布垣曲全境。1995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在垣曲县古城镇寨里村东土桥沟发现了珍贵的曙猿化石，进一步证实了曙猿是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论断，在垣曲盆地始新世哺乳动物的研究方面有了更新的进展①。这一重大发现以及其他多项重要考古发现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垣曲县的极大关注。根据垣曲县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一 垣曲县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垣曲县位于山西省南端，隶属运城地区。其东部、北部和西部三面分别被王屋、太行和中条山脉所环绕，南界黄河，与其南部的河南省滝池县隔河相望。垣曲县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11°30,一112°05'、北纬34°59'-35°26'。地势呈北高南低，海拔高度相差较大，地势较低的河滩地海拔高度约200米左右，而地势最高的北部山区海拔高度可达2000米以上。垣曲县的水资源较为丰富，除南临黄河，境内还有亳清河、魂河、板涧河、西阳河、五福涧河等水系，这些水系多发源于北部山区，最后注入黄河。河流的流程达2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1400多平方公里，可利用水资源约4600万立方米，浇灌着全县数万亩良田。除此之外，垣曲县还有可利用的自然水泉千余处。
全县主要的地貌类型有山区、丘陵区和平原区三种。山区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2.24%,山区又分为深山区和山地区,深山区包括垣曲北部的历山、同善、西南部的解峪和毛家湾等乡镇的边远山区，这些地区的地层古老，山陡沟深，森林茂密，植被旺盛。山地区包括同善、安窝、解峪和毛家湾等乡镇的土石山区，石厚土薄，以黄褐色中壤质土壤为主。丘陵区占全县总面积的25%,包括窑头、蒲掌等乡镇的丘陵地区，该地区地面起伏不平，水土流失严重，多属红黄质土壤，土质较粘重。平原区面积仅占全县总面积的
2.4%,包括垣曲中部偏东南的华峰、陈堡等乡镇的塀上平坦地区和垣曲南部的黄河、亳清河、沈河、西阳河等河谷的冲击平原区。在塩上平坦地区地形较高处是黄褐色轻壤质土壤，耕性良好；地形较低处为黄褐色中壤质土壤,土壤质地较粘車，保水保肥力强，适宜粮棉生长。河槽区以沙壤土和中壤土为主，耕性良好，保水保肥力强。垣曲县的土壤有一部分属于碳酸岩褐土,主要分布T各河流两岸的二级阶地及平原地带；还有一部分属于褐化浅色草甸土,分布于各河流两岸的阶地较高处；再有…种是浅色草甸土，分布于各河流两岸一级阶地漫滩,所占比例较小。
垣曲县的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该县地处东南亚季风区域，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酷热，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13.2C,年降水量约640毫米，年平均无霜期为228天。
垣曲县目前的植被情况：山地草原和森林面积约为人口居住面积的5-6倍，境内植物种类丰富。其中-部分属于灌木草原农垦带，植被以稀疏的灌木丛和草本植物占优势，灌木丛主要是酸枣、荆条、杠柳、黄刺玫、山合欢、栾树、棠棣灌丛；草本有白羊草、黄背草、羊胡子草、狗尾草及蒿类等。另一部分属于河漫滩植被，主要为荆三棱、狼尾草、香蒲、鱼腥草、节节草、泽泻、狗牙根等。另外，垣曲县山林地带现存的动物种群也比较繁多。
由于垣曲县紧靠中条山脉，所以还拥有非常富的岩石和矿产资源。截止到1990年底，已经发现岩矿46种②。除了拥有大量的铜和铅、锌等矿产资源之外，该地区还拥有自然生成的石灰岩、石英砂岩、玄武岩、安山岩、辉绿岩、板岩、大理岩、玛瑙、千枚岩等岩矿。正因为垣曲县处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并且拥有比较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所以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以来远古先民才有可能在这里栖息、生产，世世代代繁衍不断。
二 垣曲县古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目前，垣曲县发现的历代古文化遗址已达数百处，通过考古发掘及分析研究相关资料可以看出，生活在不同文化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在居住地的选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所处经济形态诸方面都不尽相同。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等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界不同程度的制约。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类的进步，人类逐渐认识、利用自然环境，并努力征服、改造自然环境。我们通过对垣曲县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诸文化遗存与它们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进行初步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结论。
1.垣曲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
1957年4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占人类研究所曾派员赴垣曲县对第四纪古生物进行调查，随后垣曲县的有关部门也派人进行调查，至80年代初已发现近160个旧石器地点③，说明远在更新世时期，人类在垣曲境内的活动就非常频繁。著名的南海峪旧石器地点于1958年发掘，该遗址位于垣曲县西南、南海峪沟的山坡上，是一个由石灰岩生成的洞穴。洞口高出山涧地面约6米，但山石河紧靠在山洞的北面,河水由西往东，终年川流&息。该地点除了发现尖状器等石器、石片和石料等石制品19件之外，还发现一些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鬣狗、犀牛、箭猪、琳猴、鹿等类④。另外，在垣曲县同善镇的官沟、东岭、诸冯山等67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红色土地层及地表釆集到石制品176件⑤。在坦曲县中部略偏南的华峰乡洼里等地也曾发现
旧石器时代粗大的打制石器。该地点北靠蘑菇山，东临沈河，海拔高度约480米⑥。上述地点的地质年代基本上都属于中更新世范围。
70年代初，在垣曲县历山乡的大腰、柳树腰、三里腰、鸡冠岭及四十亩骨垛等七处细石器地点，发现大量距今约2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加工比较精细的细石器⑦。这批细石器均为黑色燧石质，有石核、圆头刮削器、尖状器、侧刮器等。历山乡位于著名的历山南麓山脚下，这里与历山北麓著名的沁水下川遗址的自然环境、地貌和地层堆积应大致相同。专家分析，下川盆地属第四纪后期土壤堆积，土质肥美，地处东南季风带的要冲，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宜于林木生长，是中条山原始森林带分布的中心地区。下川盆地土相堆积与典型的黄土不同，但都是在第四纪同一次周期性的堆积剥蚀过程中形成的。从地层的堆积性质及居于第二级阶地位置的情况判断，下部的砾石层可能与马兰黄土底砾层相当。上部的土状因含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与马兰黄土应为同期异相，即下川的这套堆积的地质时代，当属于晚更新世(Q3)⑧。垣曲历山乡与下川盆地隔山相邻,发现细石器的地点海拔高度均超过千米，多依山傍水，崇山峻岭，林繁树茂，还有众多的野生动物出没，所以这里也是远古人类生存和活动比较理想的地点。
根据垣曲县数处旧石器地点的情况，大体可总结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垣曲旧石器地点基本都分布在山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基本上是依赖于大自然而生存：因为未掌握打井取水的技术，而生活中又离不开水,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离河流比较近、取水比较方便的地点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还不会盖房，在需要水的同时又惧怕遭受洪水的侵害，所以又被迫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区，栖息在天然形成的洞穴里，凭借山洞来遮风避雨，并抵挡各种野兽的侵害。
第二，远古时期的人类虽然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一些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少数细小石器和骨器，但仍然是靠天吃饭。由于农业还未产生,人们长期以捕获猎物、采集野生浆果和捞取鱼虾为生。所以渔猎、采摘和挖掘植物根茎应是旧石器时代人类采用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和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渠道。不过，根据垣曲县旧石器地点中发现一些动物烧骨,证明当时的人类已掌握用火技术，逐渐懂得用火烧烤野兽和吃熟食。
第三，在垣曲县旧石器时代遗迹中，发现许多鬣狗、犀牛、箭猪、赫猴、鹿等动物化石和其他兽骨遗骸，说明在中更新世时期，垣曲一带的自然环境比较适于各种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气候也比较温暖和湿润，各种林木和灌木长势良好,有相对充足的野生浆果满足当时人们生存需求。
2.垣曲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
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得知，在垣曲县境内发现的含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遗址有数十处。尤其是8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垣曲正式发掘龙王崖⑨、丰村⑩、古城东关⑪、小赵⑫、宁家坡⑬等面积较大、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较丰富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县城东南部的盆地内。垣曲盆地是一个天然的小盆地，自然条件比较好，周围群山环抱，黄河、亳清河、沈河和西阳河均从这里流过，这些水系除了为人类提供维系生命的饮用水之外，还可以利用其灌溉农田和进行漕运。除了龙王崖和丰村遗址位于垣曲盆地附近地势较高的土堀上之外，其余遗址都位于垣曲盆地较平坦的河旁台地。新石器时代聚落多坐落在河旁的第二级阶地上，这主要是因为河旁台地的地势比较平缓，土地比较肥沃，再加上这一地区雨量充沛、气候适宜，盛产粮棉，非常适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这些遗址的考古资料，为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垣曲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以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垣曲古城东关遗址为例略加说明。
东关遗址位于垣曲县城东南端的古城镇。该镇北依中条山，东经王屋山可到济源，南渡黄河可达豫陕，历来为黄河上下数百米重要码头，历史上一直具有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位置。古城的海拔高度在206-300米之间，气候温暖，无霜期长达250天。东关遗址就坐落在古城镇的东部，位于亳清河和流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沈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该遗址的地貌基本属于黄土台缘坡地，而土壤则属于褐土类型中的碳酸岩褐土，其土质特征为：黄土中含有伊利石、高岭石、蒙脱石等黏土矿物，因而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和烧结性⑭。东关遗址呈南北向长条形，南低北高，海拔高度225-230米。该遗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在此进行多年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收获颇丰。东关遗址内涵仰韶至宋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史前各期文化一脉相承，延续时间最长，遗物也最为丰富。
东关遗址由南至北划分为I、n,m.IV发掘区，史前文化遗存在这四个发掘区内的分布情况不尽相同：时代最早的相当于裴里岗晩期和仰韶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该遗址的最高处，即北部的IV区，仰韶中、晩期聚落主要分布在遗址南部的I区和II区，而I区的相对高度是最低的。庙底沟二期的聚落主要集中在遗址南部的I区和高度介于II区与IV区之间的ID区，龙山早期聚落主要集中在I区、而龙山晚期聚落却集中在地势较高的DI区和IV区。。根据东关遗址史前文化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垣曲先民是根据沈河水位的涨落情况逐水而居的:仰韶早期及以前，可能流河的水位偏高，当时的人类无力与水患抗争，所以只能居住在离河水较远而且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到了仰韶中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早期文化时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流河的水位有所回落，而且相对稳定，为了生活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便利，人类又移居到离沈河较近、地势较低的地方居住。龙山晚期的居民又重新迁徙到较高的地方，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受到来自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因受季风的影响，季节性强降水活动引起了山洪爆发,使沈河的水位再度迅猛高涨，很快淹没距河岸较近、地势较低的地方，逼迫原来的居民远离旧地。毫无疑问，洪水是当时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农作物正常生长的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为了抵御洪水的侵袭，保护自己，居民不得已又搬迁到高处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考古资料还证明，在认识大自然、利用环境资源方面，新石器时代的垣曲先民比旧石器时代大有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东关仰韶文化时期开始，经济形态已经从旧石器时代的比较被动的渔猎采集方式，转变为以人工种植的农业生产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综合性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垣曲人经过长期观察和生存实践，开始尝试自己种植植物，收获果实,进而逐渐掌握人工栽培植物的规律，使生活必需品之一的粮食来源有了基本的保证。经济形态的转变可以从此期出土的遗物中反映出来；东关史前聚落发现的生产工具有石、骨角、蚌、陶质等类，其中石质生产工具数量最多。石质生产工具一改旧石器时代以打制为主、多数粗糙且笨重的状态，逐步转变为以实用更先进的磨制技术为主，石器制作美观精致，而且在使用上也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石铲、石祖等主要用以翻地松土，大量出土的石镰、石刀和陶刀等主要用于收割农作物，磨盘、磨棒和研磨器主要是用以加工粮食，这些工具均为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的多样化说明此期的农业经济已不是处于初级阶段，而是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龙山时期发现的石铲、石镰磨制精细，而收割工具的石刀不但数量大增，而且形制更加先进,说明龙山时期的农业种植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生产工具因此随之改进。当然，种植农作物的品种，也受到当时地理环境的某些限制：比如，由于东关史前聚落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相对要比长江以南地区匮乏得多，不适宜种植水稻等水地作物，所以垣曲先民只能因地制宜，种植以耐旱的黍类和谷类农作物为主。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晩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部分窖穴内发现许多黍子朽壳和大量炭化谷子，而从未发现过稻类农作物，就证实了这一点。另外，东关遗址中还出土有石蘇、矛、弹丸、石球、蚌镰、骨钩以及骨镰等狩猎工具，发现的动物遗骸有鹿、鸟、兔子、鱼、蚌和鳖等类，说明渔猎生产仍然存在，只不过已经退居到比较次要的地位。
第二，东关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聚落中发现房屋及大量较规整的窖穴,说明此时的人类早已走出深山老林的洞穴，学会自己动手盖房，储藏粮食，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发现的房屋形状多为圆形袋状半地穴式的，另外还有少数平面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和凸字形半地穴式的房屋。之所以房屋多为半地穴式，而少见地面建筑，更未发现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杆栏式建筑,应与当时东关先民居住在黄土高原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黄土高原地表相对干燥，居民大可不必担心因地面潮湿而造成的危害。我们也注意到，东关史前遗址储藏粮食的窖穴底部很少发现用火烧烤过的痕迹,这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地表比较干燥,可以把粮食直接堆放在未经烧烤的窖穴里而不必担心其发霉变质。
第三，垣曲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已懂得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让自然界的万物更好的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服务。通过发掘我们发现，东关人制作石器的石料有石灰岩、砂岩、板岩、玄武岩、辉绿岩、大理岩、千枚岩、燧石等30余种，其中大多数石料都产自垣曲当地，因为附近的大小山脉为他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岩石和矿产资源。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岀许多经验，比如制作石斧多选择结实耐用、硬度较高的玄武岩、辉绿岩、块状安山岩等；石刀多采用片理较发育、容易剥离成片状的板岩、绢英片岩等；石镰多用可塑性较强的千枚岩等石料。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懂得利用自然界不同性能的石料来制造不同用途的工具。另外，他们除了食用动物肉类之外，还学会利用兽骨制作骨锥、凿、镰、匕、针等工具。东关遗址发现的蚌质工具数量相对比较少，仅有鎌、刀等类。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晚期，东关人加工制作的骨器和蚌器的数量及品种越来越多。东关遗址所处的黄土中含有伊利石等黏土矿物，因而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和烧结性，比较适合制作陶器，这一特点也被东关人逐渐认识。从仰韶时期开始，到龙山文化晚期，垣曲东关人在陶土的选择，各种颜料的使用、烧制陶器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审美观点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陶器从以手制为主，逐步使用慢轮修制,到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技术制陶。东关发现的庙底沟二期陶窑一改仰韶时期的横穴式，均系圆形斜竖穴式，窑壁多呈圆弧状，便于封闭。陶窑的改进，使制陶业有了更快的发展，陶器质量大为提高。随着时代的进步，陶器的类型越来越多，器形越来越规整，功能也越来越齐全。另外，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手工业也逐步从农业生产中完全脱离岀来。此期除了拥有较发达的制陶业外，发现遗物中有石铮、凿、刮削器等、骨角质锥、凿、匕等手工业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在兽皮加工、制骨、木作业等方面也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另外，出土大量形制各异的石、陶纺轮和骨针，反映出当时的缝纫纺织业也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总之，由于农耕、渔猎、家畜饲养和手工业有了明确分丁.，使人类生产活动的范围得以大大拓宽，从而加快了迈向文明之路的步伐。
第四，东关史前聚落居民在装饰品的制作技术方面也有长足进步。他们刻意选择-些色彩斑斓的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玉燧、软玉、叶腊有、云母片岩、绿泥绢英岩、紫色页岩、角闪岩等石材加工成石环、石璜、石坠等装饰品。这类石材颜色有紫红、墨绿、翠绿、半透明白色、白夹褐斑、蜡黄色、灰色、黑色等，多数呈半透明状，一经加工打磨，其表面变得极为光滑，晶莹光润，极具玉感。东关人还利用兽骨、鹿角、河蚌等加工成骨笄、骨环、牙饰、蚌环、蚌珠，利用细泥制作陶环.陶珠等装饰品佩戴在身上，把冃己装扮得更加美丽。
3,垣曲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
在垣曲发现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存大约有十余处，主要分布在垣曲盆地古城镇周围，其中经过试掘和正式发掘的除了丰村和龙王崖之外，还有R直「I头遗址⑯、南关遗址⑰和小赵遗址/等。另外，在对西关、南堡头、宁家坡等遗址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此期遗存四。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得知，在古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人类已经离开地势相对较低的东关遗址,移居到古城西北地势较高的西关遗址，在这里发现r二里头早期的灰坑等遗迹和部分典型陶器等遗物。到了二里头晩期，聚落的位置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是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或许是文明时期掠夺、征战的需要，当时的人类迁徙到亳清河以南地势更高的黄土高台地上，并在这里发展成前所未有的二里头晩期的大规模居址⑳。
垣曲县发现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有数十处,经过正式发掘的有古城南关商城遗址和古城东关遗址等，而且资料相对丰富。垣曲商城是80年代中期发现的一座重要的商代前期城址,其地质地貌情况大体如下：商城建在黄河以北、亳清河以南的黄土高台地上，海拔高度大约240-250米，高出亳清河河滩约55米，高岀黄河河滩约50米，属河旁三级台地。根据台地的地质剖面可知，台地上的第一层为全新世黄土，第二层为晚更新世马兰黄土，第三层为中更新世离石黄土，第四层为早更新世黏土，其下河床砾石层㉑。垣曲商城平面略呈梯形,钻探及观察断崖剖面的结果证明，部分城墙是沿着高台地断崖边缘的自然地形和走向修筑的。该城址除了发现城门、部分双道夹墙、护城壕、宫殿区和通往宫殿区的干道等重要遗迹之外，城内还大量发现商代二里岗文化上，下层的灰坑、窖穴，另外还有部分房址、陶窑和墓葬。在遗物中发现少量铜器、玉器，大量的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此期发现的I、骨多为牛肩胛骨，还有很少的猪羊肩胛骨和龟甲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垣曲商城遗址曾发现过'些有色金属矿石及较多的铜炼渣,而垣曲县境内的中条山是我国最重要的铜矿产地之一,这就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垣曲人是否已掌握人工开采铜矿和就地炼铜的技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关于该城的性质，有学者认为，从城址独特的建筑形式与布局结构方面观察，这座城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军事防御和征战。因为其军事特征比较明显：如占领盆地内依山环水的制高点,给来犯者没置广天然障碍；运用双道夹墙遮护城门；修整高耸的城垣和挖掘深陷的沟池进行自卫等。
殷墟文化遗存在垣曲发现不多•我们在东关遗址发现一座此期的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有2个柱洞，并有圆形烟道。除了岀土数量不多的鬲、盆、罐等陶器之外，属于此期的地层中还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弧背带柄环首铜刀和少量石器。
东关遗址发现东周时期灰坑、房址、墓葬、沟壕等，其中墓葬共17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外还发现东周时期2座陶窑和1座水井。出土遗物有鬲、盆、豆、罐和鼎等陶器，为数较多的石、骨、蚌器，还有带钩、圆环等小件铜器。
东关遗址发现惟一的水井井口呈圆角长方形，口大底小，井壁呈椭圆形，井底呈锅底状，总深15.1米。该井自上而下掘穿黄褐土层、砺石层及砂岩层，在接近井底的东南壁上发现了东西两排纵列的15个椭圆形脚窝，井底还发现一个自然泉眼。该井内出土大量陶片，器形主要为陶罐和豆，此外，井底还出土部分石、骨器以及部分动物遗骸。值得注意的是，在井底还岀土了一截圆形残木，表面遗有绳子反复磨擦形成的三道平行的光滑凹槽，推测是用以取水的木辘轿。经过有关专家鉴定，该木系春榆四）。
通过分析垣曲县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此时期的人类同新石器时代一样，仍旧根据当时的环境及其他情况，不断迁徙自己的居住地。夏代和商代的居民逐步从低处迁移到高处，除了防止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原因之外，主要还出于军事战略意义方面的考虑。在阶级社会，不断发生为争夺领土或掠夺资源而引起的战争。在长期的战争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谁能够率先占据有利的地形，并助以高墙深壕，便可居高临下，做到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及时有效地遏制和反击敌方的侵犯。垣曲商城建筑在古城南关制高点这一事实表明,此期的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比史前时期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二，从生产工具方面看，东关人从商代开始使用比较先进的青铜刀、锥等工具。东周时期除了使用青铜器，还发明了更加结实耐用的矍、刀、削等铁质工具，比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的石器要先进得多。这不仅仅表现在工具的制作工艺更加先进，更有水平，而且由于金属工具比石器更加结实耐用，所以在生产活动中必然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在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另外，生活用具中还出现了带勾、镂空饰物等青铜器，这些也是东关人在大自然中不断探索、寻求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学会利用丰富的岩矿资源的必然结果。
第三，东关遗址水井的考古资料证明，东周时期的人类不但已比较熟练地掌握打井技术，比如把水井打在泉眼上，井壁修成不易坍塌的椭圆形，在井的下部挖数个比较对称的脚窝便于上下等。另外，东关人还懂得就地取材，并根据周围林木的不同特征，选择居住地附近常见的自然生长的春榆树制作辘轿，使取水和用水更加方便快捷。春榆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重量、硬度及干缩中等，稍耐腐。之所以选择这种树木制作辘铲，也是东关人长期观察自然、积累生活经验的结果。水井的使用，除了保证居民日常生活的饮用水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应付旱灾和枯水季节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使农业生产得到保护，尽量避免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对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水井的广泛使用，也说明人类已经可以在某些方面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应该是人类利用自然、战胜自然的又一个实例。
三 小结
通过对山西省垣曲县部分古文化遗存的粗浅分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人类随着气候和自然环境的改变，为了生产和生活的便利，为了军事战略等方面的需要，不断迁徙他们的居住地，并且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文化遗存相对集中的垣曲盆地古代聚落的多次变迁，说明垣曲人对聚落位置的最终选定，是他们根据自身生存繁衍的需要，长期观察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
垣曲古城东关、南关及西关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堆积比较深厚，从前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至夏商周文化一直延续到宋代,说明古城所在的亳清河和沅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复被人类使用。从这一地段诸时代的文化面貌和文化特点等方面可以看岀，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古城人之所以数千年能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证明自古以来古城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可利用的森林植被、水资源以及岩矿资源都比较丰富，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给不同文化时期的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确实密不可分。
垣曲县的考古调查及发掘资料再一次证明：自古以来，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聚落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制约着聚落的生业形式和人类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之中又不断地相互影响，但时间越早，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作用就越强烈。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与这种环境相适应的技术。农业、加工工业、狩猎、捕捞、工具各不相同，而这种生业形式的产生与存在，都取决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为利用和改造这种环境，制作各种类型的工具的技术便自然会产生㉔。
通过对东关遗址史前文化遗存中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得知当时的动物种类有蚌、鲤鱼、鳖、鸡、鸟、兔、豪猪、狗、狗獐、犬科动物、马、家猪、马鹿、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羊、黄牛等17种。猪的数量在各期中都是最多的，说明当时东关的居民饲养家畜以养猪为主。有关专家依据猪下颌的形态特征及年龄结构等，认为当时饲养家猪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另外，通过观察遗址中出土的牛掌骨远端,发现此为家牛无疑。专家认为，东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中发现马骨，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地区也已经存在马。依照野生动物的生态，野马栖居于沙漠、草原、丘陵、戈壁及多水草的地带；梅花鹿多栖息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附近，马鹿则栖息于较大的混交林或高山的森林草原,也有在稀疏的灌木丛中生活的。我们推测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时期东关遗址周围有一定范围的混交林和山地草原㉕。通过对垣曲县古文化的分布、聚落迁徙特点以及出土文物的初步分析，这种分析结果应该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如果仅仅依靠人类的文化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历史，许多历史之谜将难以解开，更不可能把人类进步的轨道及其原因真正看清楚。了解人类已逝生活的历史轨道，需要研究以往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研究人类已逝生活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改善今天和明天的生活，而这又必须研究当今环境（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和人类现实活动的关系㉖。这充分说明当前深入研究、探讨环境与考古学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笔者对垣曲古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刚刚起步，认识还很浮浅，需在今后的考古实践和探索中更加重视和深入研究有关问题,为发展我国的环境考古学,为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进而搞清人类历史的真实面貌而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