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一）19世纪中叶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将其变成原料基地和战略大后方。二战期间为了与轴心国作战，法国曾向阿尔及利亚人许诺，只要帮助法国赢得战争胜利就允许其独立。二战结束后法国如愿以偿地成为战胜国，但急于修补战争创伤的法国不仅没有履行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各地的爱国者在1954年3月秘密建立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开战后改名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游击武装，确定当年11月发动大起义。阿尔及利亚是北非国家，位于地中海西部。由于阿尔及利亚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而且与法国本土较近，那里海盗经常袭击地中海商船。1830年法王查理十世派遣布尔蒙将军率3万军队远征阿尔及利亚，当年7月法军征服阿尔及利亚。1834年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属地，实行军事统治。1871年将阿尔及利亚划为法国的3个省，由法国派总督统治。1905年法军攻占撒哈拉地区，使阿尔及利亚全部为法国领地。 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后当局推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掠夺阿尔及利亚巨额财富。法国人的行径造成阿尔及利亚的贫困，也激起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强烈反抗。自183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100多年时间里，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进行无数次各种形式的抗法斗争，削弱法国的统治。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及利亚人民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美、英、法等曾许诺战后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要求，但是法国当局没有实现诺言，反而对要求独立的群众实施严厉镇压。统治者的行为教育人民，使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阿尔及利亚革命者于1954年建立“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起义后改为民族解放阵线），并开始将分散的游击武装联合起来，建立新的游击队（后改为民族解放军）。至10月发展到3000多人，不久游击队做好发动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1954年11月1日凌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在全国30多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袭击殖民当局的驻地、哨所、宪兵队、警察局和其他军事目标。当日晨起义者还通过在埃及开罗的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将起义的消息和民族解放阵线与解放军的宣言，向全世界广播。起义后民族解放军首先在地中海的大卡利比山区和靠近突尼斯边境的奥雷斯山区建立根据地，并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起义者的行动给法国殖民当局造成极大的震惊和恐慌，他们立即召集在阿的近5万人的军队进行镇压，并紧急从本土大量增兵。至1955年底法军兵力骤增至20万人。法军按照“分区围剿、梳型搜索、聚而合歼”的战略动用飞机、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对民族解放军实施围剿、突击和大规模进攻战役。面对法军的战略和优势兵力时民族解放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和战术，避开敌人的突击力量。利用熟悉的地形，分散成小股活动，有力地打击法军。至1956年初民族解放军已发展到1.5万余人，加上民兵共有11.5万人，武装斗争已遍布阿尔及利亚整个北部地区。

（三）民族解放军初期的武装斗争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组织分散，缺乏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和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此1956年8月在卡利比亚的苏马姆溪谷召开阿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苏马姆会议”，会议选出由17名正式委员和1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阿民族解放阵线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机构——阿尔及利亚全国革命委员会。会议还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纲领》，该《纲领》对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性质、战争目标、停战条件和和平谈判等都作出明确规定。其中战争目标和停战条件是打败法国军队，破坏法在阿的经济，并依照战时国际法不断壮大革命势力。迫使法国当局完全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主权，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唯一代表。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阿民族解放军进行组织调整，全国分为6个军区，即奥兰、阿尔及尔、卡利比亚、北君士坦丁、奥雷斯—内门查、撒哈拉军区。每个军区下辖若干军分区，军分区分成若干地区，地区又分成若干区段，区段则包括若干村庄。解放军编成团、营、连、排、班，基本战斗单位为连，配置于区段。经过调整与发展至1956年秋民族解放军已达3万人，并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建立训练基地和武器供应基地。

（四）而对阿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的势头时法国当局也采取相应措施，至1956年底法军数量已增至40万人。根据阿民族解放军多活动在高山丛林既分散又隐蔽的特点确定重点围剿、机动搜索、空降突击的战术，同时针对民族解放军装器装备主要来自境外的情况加强对阿的边境封锁，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突尼斯边境以及阿地中海沿岸建立多条陆、海封锁线，配置重兵把守并派出摩托部队和飞机日夜巡逻。从1956年到1958年间是阿民族解放军武装斗争势头持续上升的时期，但是阿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群众普遍参加起义的准备程度，在政治和军事指导上出现一些失误，放弃游击战的战术方针。民族解放军改组指挥体制，试图发动营团级规模的“正规战”，同时新组建绰号“菲达伊”（意为“敢死队员”）的特种分队在法占区秘密行动。1957年1月民族解放军位于阿尔及尔自治区的部队（4500人）发起著名的“城市战役”，力图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中心陷入瘫痪，从而引起世界注意。法军闻到风声事先调集8万精兵，在阿尔及尔城外围布设大片铁丝网，将城内划分为若干区、地段、街区甚至住宅隔离区，使每个市民都处于法国当局严密监控之下。

（五）法国殖民当局还规定戒严时间每个区都设有军事哨所，并驻扎约一个连的别动队，防止起义者渗透。为了断绝起义者的食品供应的法国人执行食品供应证制度，而且所有在市场上售卖的牲畜都被打上烙印。一旦发现起义者的网点的话法军还采取“方块”战术（对指定区域实施彻底清剿）和“多米诺骨牌”战术（对一系列相邻区域实施彻底清剿）进行大规模搜捕，从1957年1月20日至2月8日间250多名反抗军指挥员、菲达伊以及500余名支持独立运动的民众被杀。在挫折面前民族解放阵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恢复游击战，战略上争取实现的目标也改为以积极的进攻行动保持军事上的“均势”，迫使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在民族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958年9月19日在埃及开罗成立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阿民族武装斗争动摇法国的统治，从1955年到1959年法军已死伤数万人，耗费80多亿美元军费。从1959年起法宣称要给阿人民以自决权，并建议举行法阿谈判。1960年6月法阿谈判开始，但就在同一时期法国当局进一步强化军事行动，法军增加到80多万人。法军采取“固守要点、全面封锁”的战略方针，专门修筑一条长达3000公里、宽1公里并由数道电网、堡垒、电子报警系统、观察哨、地雷场组成的所谓不可突破的“莫里斯防线”，企图扼守主要城镇和石油产区，严密封锁阿突和阿摩边境。针对这一形势时阿民族解放阵线以战场上的胜利配合谈判斗争，打破法国的多次攻势，拒绝割让阿领土的要求。民族解放阵线还以非武装斗争形式，如罢工、示威游行等，同殖民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

（六）在国际社会的持续援助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同时法国占领区的示威、罢工等运动此起彼伏。1959年10月认清形势的戴高乐承认阿尔及利亚拥有自决权，1962年3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城签署协议，法国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为“合法新政治组织”，阿尔及利亚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决定是否独立。1962年3月18日签订法阿《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和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次日阿全境实现停火，持续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终于结束。在持续93个月的战争中法军共损失11.2万人（战死2.5万人），战争费用超过3.5万亿法郎。民族解放军伤亡20万人，阿尔及利亚平民伤亡60万人，200余万人被赶入“迁居营”。埃维昂协议又称阿尔法协议，即由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协议。1962年3月18日有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法国政府的代表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城签订，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1905年阿尔及利亚全境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了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进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斗争。1954年11月至1962年3月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7年半艰苦的武装斗争终于迫使法国同意谈判，以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1962年3月7—18日双方在埃维昂经过几轮谈判签署法阿协议的总声明，惯称埃维昂协议。

（七）埃维昂协议主要内容有：自1962年3月19日12时起在阿尔及利亚全境结束军事行动，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权行使自决权，成立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合法新政治组织”；3—6个月之内举行公民投票，决定阿尔及利亚是否独立；在此之前的过渡时期阿尔及利亚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临时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由双方政府同意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担任；法国3年内分批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全部军队，但保留米尔斯克比尔的海军基地，租借期15年，同时在一定期限内保留其他军事基地。协议中还列有双方实行经济和文化合作的方案，法国承担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为期3年的经济援助，后者同意仍留在法郎区内。法国公司保持在阿尔及利亚的石油租借权，并可以优先取得新租借地。同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进行自决公民投票后宣布正式独立，结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133年的殖民统治。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同年7月29日定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结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达130年的殖民统治，阿民族解放军虽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依靠人民的支持和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法国殖民军却因为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殖民战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场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阿尔及利亚成为非洲第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国家，它的胜利为北非及其他法属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有益的经验、创造有利的条件。战争中法国损失数十万人，耗资逾300亿法郎，大大削弱法国用于维持其他地的人力和财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法国政府不得不承认非洲各法属地相继独立。

戴高乐的一生

（一）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是法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法国人民尊称他为“戴高乐将军”。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生于法国北部诺尔省的里尔，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出身于一个法学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文学和历史教师。戴高乐在他后来的《战争回忆录》里面写道：“我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让我对历史产生兴趣。”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戴高乐坚信这位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上尉实属无辜，在他当时的圈子内十分罕见。戴高乐的母亲让娜·玛约出身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戴高乐在巴黎和比利时的宗教学校读书，而且成绩优秀。1908年他选择从事军职，并进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中学读书，以准备参加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1909年他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与未来的朱安元帅为同窗。军校的学生首先应了解军队，于是戴高乐选择步兵，认为步兵在战争中最直接接受战火的洗礼，因此最具有“军事”味道。于是他来到驻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在当时的贝当上校手下担任学生军官。1912年9月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考试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未来的优秀军官。”毕业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团。

（二）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在驻扎在东北部的朗热扎克第五军作战，8月15日他在迪南受伤，被撤离前线送进医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战场。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战役中第二次受伤，伤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团担任连长，随后担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奥蒙的凡尔登战役中他第三次受伤，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被战友认为以身殉国而留在战场，并受全军通令表彰。在被敌军巡逻部队发现后他被送至马扬斯医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战俘营，戴高乐从此开始长达32个月的监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奈斯和斯库辛战俘营，从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尔斯塔特要塞，1917年7月在罗森伯格监狱，1917年10月在巴索军事监狱，1918年5月来到坞尔兹伯格监狱，从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马德伯格监狱。他在狱中结识卡特鲁上校、记者拉米·鲁特和未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他没有在狱中虚度光阴，通过阅读大量书刊加深对德国的了解。在战俘营里他就战争进展形势多次举办战略和地缘政治讲座，身为上尉的戴高乐不甘心做俘虏，他曾多次试图逃跑重返前线。但他五次越狱，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关进堡垒或惩罚营。1918年战争结束后他终于返回家乡，但后来他又重上战场，这一次他是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帮助年轻的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并大获全胜。回国后的1921年4月6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儿子菲利普，当时他在圣西尔军校任讲师。1922年考入高等军事学院，1924年他先后在特雷夫和驻莱茵河马扬斯的法国军队参谋部实习，5月15日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出世。

（三）1925年戴高乐在贝当的参谋部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营长，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儿安娜出世。1929年戴高乐被调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他的家人在贝鲁特度过两年。1931年他在巴黎的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在此期间在贝当的许可和支持下他发表许多文章，并在军事学院举行多次报告会。他的独立思想逐渐显示出来，并提出军队首领应该具有“行动果敢”和“有个性”的素质。戴高乐认为有必要进行军队改革，并对军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索。在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他强调政治应优先于军事，在1932年出版的《剑刃》一书中他强调培养军事首领和进行战时分析的重要性。1934年他写成《建立职业军》，在书中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够出奇制胜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应该成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然而这一设想除了得到右派议员保罗·雷诺和菲利普·塞尔的支持外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热烈反响，但是在国外（尤其在德国）戴高乐提出的使用装甲部队的想法却引起极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乐经常拜会以主张改革马奇诺防线防御战略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们二人的观点都没有被认可。1937年戴高乐晋升为上校，在梅兹任第507坦克团团长。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时戴高乐指挥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1940年1月戴高乐向莱昂·勃鲁姆、保罗·雷诺以及甘末林和魏刚等八十多人发出根据他在波兰的经验写成的备忘录《机械部队的诞生》，强调坦克与飞机配合作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使用飞机与装甲车双管齐下的方法突破法国防线，验证戴高乐提出的理论。随后戴高乐奉命指挥第四装甲师在蒙科尔内和拉昂大获全胜，并于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维尔阻断德军进攻，他因此受到部队嘉奖，被称为“勇敢果断的杰出指挥官”。

（四）1940年6月1日戴高乐被拔擢为临时准将，6月5日当时的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将其任命为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负责协调与英军的行动以继续作战。6月9日他与丘吉尔会晤，并试图劝说丘吉尔增派部队（包括空军部队），但遭到拒绝。6月10日戴高乐离开已交到敌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奥尔良、布里亚尔和图尔。6月16日他从英国返回到波尔多时得知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已经辞职并由贝当接替，贝当于6月17日要求停战，于是戴高乐被排挤出政府。戴高乐立即返回伦敦准备继续进行战斗，贝当宣布停战后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发出抵抗号召，在第二天报纸进行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审判，宣判为死刑。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在1940年6月28日宣布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组织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自由法国军队”。8月7日由著名法学家勒内·卡森起草的协议得到英国的认可，根据这份协议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国军队中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成立帝国防御委员会，但强调战争结束后将由法兰西对其一切行为进行评价。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空军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战争由此转变为世界大战。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共同主持。吉罗曾忠实于贝当，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分配给联合指挥部一支部队，一年后的1944年6月3日戴高乐被推选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五）从1942年起自由法国与内地抵抗运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戴高乐委派让·穆兰在法国成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代表所有不同党派、工会和抵抗力量以协调针对占领国和维希政府的斗争，最终解放法国领土。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面对盟军时国民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尽管戴高乐作出各种保证但一些盟国仍然拒绝承认戴高乐为法国的合法代表，因为他的权利没有来自民主选举。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个月，临时政府才终于被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国承认，戴高乐迅速地恢复国民政府的权利。美国人本来要将解放的法国看作是被战胜国统治和占领的国家，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后他强烈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的战略计划则是不途经巴黎，而直接向欧洲东部进军。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他在这片被解放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8月24日勒克莱尔率领装甲师解放法国，戴高乐于8月25日重回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他以此强调维希政权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随后他来到市政厅发表演说，在讲话中他强调法国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的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民众向他热烈欢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从1944年4月21日起恢复选举权的法国人民于1945年4月至5月期间首次参加市政公民普选投票，1945年10月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选举出制宪议会。

（六）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在国家的概念和政党的作用方面与制宪议会发生冲突，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因为军事贷款问题向国民议会主席费力克斯·古安提出辞职。戴高乐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于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讲话，他陈述宪法草案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其实这正是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雏形。在国民议会通过宪法提案后，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纳尔的讲话中重申他的主张，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选民赞成的是国民议会法案，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17日他发起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许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选举上一举成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反对党派的专权制度，建议宪法改革，同时反对分裂分子（即共产党）。戴高乐希望这一政治运动不成为一个党派而是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即除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成员都可以加入到法兰西人民联盟当中。但这一招没有奏效，因为传统的党派拒绝持有两种身份。法兰西人民联盟 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47年 4月，创始人为戴高乐。鉴于戴高乐历来主张削弱政党在议会中的作用，法兰西人民联盟自称并非政党，而是一个联合全体法国人民的团体。联盟在政治上反对法共，其社会政策主张劳资合作，抨击第四共和国的某些制度，致力于戴高乐主义的国家体制改革。联盟成员除传统的右派人士外主要成分是中间阶层群众，最多时据称有150万之众。

（七）联盟的成员同时也可以是其他政党的成员，1947年10月在市镇选举中联盟获得近40%的选票，一举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此后联盟的声望和实力日益衰退。1951年大选中仅得票21.2%，落后于法共，戴高乐重新执政的努力遭到失败。1952年联盟开始出现分裂，1953年在市镇选举受挫后戴高乐宣布联盟退出议会活动，成员可自由行动，1954年联盟成员分别组成社会行动共和人士联盟和社会共和人士全国中心等政党。在这一时期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往返于布鲁纳瓦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宣传他的主张。但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51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席位，无法影响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是这一经历培养和动员许多戴高乐的追随者。对于戴高乐来说1955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无异于“荒漠孤烟”时期，他隐退于法国东部的小村庄科隆贝双教堂的寓所里，在拉布瓦瑟里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在这一段时期他还多处游历。1953年两度去非洲，1956年去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法属领地，1957年到达撒哈拉。他的政治生活明显平静，但是他仍然关注时局，每周四戴高乐仍继续在他的位于巴黎索尔菲利诺街的办公室接见一些重要人物。

（八）内阁的不稳定和第四共和国面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许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警惕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号召起来反对国民解放阵线，以萨朗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乐发出呼吁，暴动规模迅速扩大，并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19日戴高乐表示“准备接受共和国的委任”，5月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向这位戴高乐发出呼吁。6月1日议会的553票中以329票赞成通过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于是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议会通过授权给予戴高乐期限为六个月的特别权利，并准许其进行宪法改革。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新宪法在法国本土以79.2%的压倒多数被通过，并在法国殖民地（除几内亚决定立即独立）也得以通过。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和非洲、马达加斯加法国属地的总统，于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职。

（九）1959年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权，1961年1月8日在有关公民自决原则的全民投票中他获得广泛的支持，得到75%的赞成票。在乔治·蓬皮杜与国民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多次非正式会谈之后，开始以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路易·若克斯为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1962年3月22日双方签署埃维昂协议，协议在4月8日的法国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中得到通过，根据协议阿尔及利亚可以独立，但两国仍将保持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共和国总统戴高乐还将履行法国签署1957年罗马条约的承诺，为了能使法国于1959年1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安东那·比内进行财政改革（新法郎将从这一天开始发行）取消关税壁垒，使法国的产品面向欧洲的竞争市场。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提出采用普选方式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提议遭到维护传统议会制和担心个人权利膨胀的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议会对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导致政府被推翻。戴高乐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将议会解散，并等待1962年10月28日举行的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投票结果，以进行新的立法选举，最后法国人以62.2%的大多数赞成通过戴高乐的提议。

（十）1965年法国举行首届总统普选，第一个七年任期结束后他以54.8%的选票击败密特朗，再度当选共和国总统。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戴高乐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寻求民众的支持，对于1962年的宪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维昂协议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他都采取公民投票的方式进行裁决。他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冈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美国人的监护，逐渐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1966年法国正式宣布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仍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此外戴高乐还寻求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并很早就开始同联邦德国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贝的私人寓所里接见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标志着独立于欧洲体制的法德轴心的建立。他曾于1963年和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他认为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爱丽舍条约》是1963年1月22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签署的德法合作条约，它成为德法全面和解的象征，也为整个欧洲的一体化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法德两国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欧盟建设的“发动机”或“法德轴心”，“法德轴心”地位的确立是通过《爱丽舍条约》奠定的契约基础和框架结构来实现的。

（十一）1945年德国战败后国土四分五裂，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不过因为美国与苏俄两国开始各组阵营来对峙，所以让德国有机会在1949年恢复生机，分为西德与东德两个国家。第一位挺身而出、拉起友谊桥梁的人是法国外交部长罗伯·舒曼，他在德国受大学教育，所以劫后余生的舒曼所推动的舒曼计划就为德法两国关系修好跨出第一步。再来就是德法两国的领导人，西德总理艾德诺是最重要推手，他认为与法国和解是德国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德国的教育也转变成为反战教育，每位德国儿童从此再也听不到对法国发动战争来复仇的说法。当时法国的领导人是戴高乐不但决定跟德国人修好，还打算密切合作。在法德两国有识人士的努力和在双方领导人用坚强意志力排除万难之下，艾德诺与戴高乐终於在1963年1月于法国爱丽舍宫签下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条约《爱丽舍条约》。这条约打破一千两百年以来的观念，而且条约从各种不同层面的方法来消灭两国上千年的宿怨，促进两国之间的实质合作。近代德、法间的敌对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战争，法国积极谋取欧洲霸权，而德国还是四分五裂的城邦时期。1813年拿破仑被英、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的反法同盟打败，此后，德、法冤冤相报俨成宿命。从1870年起的不到一个世纪时间里法德三次兵戎相见（普法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浴血残杀，普法战争后统一德国的普王威廉一世故意选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登基，尽情羞辱法国。于是一战后的议和条约当然也就在凡尔赛宫签，法国报了一箭之仇，痛宰德国，埋下后者在20年后挑起更大战争的祸根。

（十二）盛产葡萄酒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是德法恩怨的缩影，该地区在30年战争后割让给法国。普法战争后归还普鲁士，一战结束后回归法国，二战初期被纳粹德国占领，二战结束再次被法国收回。二战后世代深仇在冷战的现实威胁下终于出现和解的契机，最大功臣之一就是出生于洛林的罗伯特·舒曼，舒曼曾短暂担任法国总理，其后出任法国外交部长。他出生时是德国人，后来变成法国人，切身体会到历史仇恨的无稽，因此大力推动和解。1951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确保成员国互免关税直接取得煤、钢等资源，是欧洲共同市场概念的滥觞，德国鲁尔区（也可以说是西德工业）因此获得重生的机会。共同的经济利益将战后德国的命运和西欧绑在一起。随后法国为脱离美国的掌控积极拉拢德国，1963年1月22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签署德法友好合作条约（也就是《爱丽舍条约》）制定交流机制，奠定德法友谊和欧洲整合的基础。1962年为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他采取共同农业政策，但同时在不违背罗马条约的基础上拒绝超国家权力，为此他从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间执行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对扩大欧洲委员会职权的反对。不久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即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立，同时加强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寻求1960年以来宣布独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

（十三）共同农业政策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的简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一体化政策。主要内容是： 共同体内部实行农产品统一价格，自由流通，免征关税，并优先购买成员国的产品；对共同体以外的国家实行保护关税，进口的农产品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和内部统一价格之间的差额征收差价税；建立共同农业基金（称为“农业保证和指导基金”），用于补贴向共同体外的出口，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稳定及调节各成员国农产品价格，资助各成员国进行农业结构改革（(即兼并中小农场以扩大农场经营规模）。该政策实施以来共同体内部农产品贸易及外销均有增长，农业部门的资本和生产集中加速，对发展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积极作用。但高价的农产品影响广大群众的生活，同时造成生产过剩，支持农产品价格付出的代价高昂。共同体各成员国农业经济情况和利害关系不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分歧而矛盾颇多。有的成员国币值变动使统一价格不能稳定，不得不采用征税和补贴的办法加以弥补，同时美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加深共同体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空椅”政策的初次登场是在1961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法国人以特立独行、别出心裁著称。尤其是在戴高乐时期他更是将法国外交的这种特性发挥到极致，他在外交领域里有很多重大“发明”，“空椅”政策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十四）当时美国和苏联主使第16届联大通过一项提案，决定设立裁军委员会，讨论全面彻底裁军、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停止核试验等问题。然而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局势下美苏提出的所谓裁军建议，其实是用裁军的幌子限制别国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持它们的绝对军事优势，这让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弹的法国大为不满。当时的法国舆论指出裁军委员会把禁止核试验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只禁止核试验而不销毁现有核武器并不是真正的裁军，只能是使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核垄断地位，这是法国所不能同意的。就在大会召开前戴高乐提出自己的一套裁军措施，禁止生产和拥有火箭、飞机和潜艇等运载工具，销毁核武器储存。戴高乐的目的很明确，法国反对美苏以禁止核试验来束缚法国的手脚，而主张首先禁止和销毁当时法国还没有的东西——核武器。只要美苏两国继续拥有和发展核武器，法国也要放手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不受任何裁军谈判或协议的束缚。1962年3月裁军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法国宣布拒绝参加会议。于是在大会会场分配给法国代表的椅子上空无一人，在会场上显得格外刺眼，令主持会议的美苏两国尴尬不已，法国的“空椅”政策由此得名。由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法国的缺席，裁军协议在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打破美苏两国维持核霸权的阴谋。戴高乐通过“空椅”政策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抗议美苏对裁军问题的垄断，并用醒目的“空位”来提醒两大国千万不能忽视法国的存在，为法国在外交上赢得漂亮的一分。

（十五）3年后戴高乐再次如法炮制自己的“空椅”政策，不过这次的对手换成欧共体。1965年4至6月法国与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在农业和共同体超国家组织的扩权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德、意等成员国提议把共同体内部的决策机制从一致通过改变为多数赞成。戴高乐坚决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引入多数赞成机制将损害大国的独立性。1965年6月30日在轮值主席国法国的主持下欧共体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这项建议，但会议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也未能达成一致，结果法国同其他所有成员国关系都搞僵。无奈之下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宣布无限期休会，随后戴高乐召回法国在共同体常设代表委员会的代表，全面实施缺席抵制政策。在以后7个月的时间里法国代表没有参加任何欧共体会议，从而引发持续半年之久的“空椅危机”，由于法国的缺席导致欧共体举行的会议无法做出共同决策，使欧共体几乎陷入瘫痪。在法国的无声抗议下其他成员国终于屈服，1966年1月欧共体与法国达成妥协，其他成员国都做出让步，实际上答应法国的要求，同意法国提出的决策机制的全体一致原则。通过这两次外交事件法国人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空椅”政策因而也在西方世界和外交史上声名大噪，为世人所熟知。

（十六）1964年戴高乐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到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讲话时抨击美国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的口号，强调维护法国在北美的历史角色，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的反对。而且戴高乐还注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大欧洲”体系。1966年他前往苏联访问，开始他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继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兰访问，1968年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法国经济结构日益走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开始对社会结构出现的问题表示不满。法国的学潮运动从1968年3月开始，工会和左派政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工人总罢工，总罢工使政权在五月份期间陷入瘫痪，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政府的统治。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对外宣布国家应该恢复正常秩序，以维护共和国的尊严。街上游行示威的人群无非是乌合之众，有极权政治的苗头。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签署格勒纳勒协议，制定出的是一系列传统措施。5月29日戴高乐突然神秘失踪，乘直升机不知去向，引起一片恐慌，导致各方揣测。戴高乐第二天回到巴黎后在广播讲话中语调坚定自信，发表讲话当天的1968年5月30日大批市民上街游行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解散国民议会。各政党忙于立法选举，工人逐渐开始复工。然而这次立法选举的胜利却没有巩固戴高乐的政权，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右翼势力更加强大，但面对势在必行的改革却裹足不前。尽管许多人的反对但戴高乐仍决定就有关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宣布辞职。午夜时分他发布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十七）他从此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拒绝公开表示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和几位拥护者会面，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战争回忆录》于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去世时《希望回忆录》只完成两卷。1964年戴高乐将军与毛泽东主席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在中法之间同时也在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打开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 他还主张美军退出越南，并周游许多国家以加强法国国际地位。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逝世，1952年他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在科隆贝双教堂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位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运往小教堂。戴高乐被安葬在他的女儿安娜的墓地旁边，墓碑上只刻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字样。戴高乐去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出唁电：“夏尔·戴高乐夫人，惊悉夏尔·戴高乐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举办官方吊唁仪式，在场的有政府首脑和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吊唁活动。

（十八）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于是戴高乐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快速、能突击、数量少、质量精的军队。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的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十九）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的话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

（二十）1940年6月22日以贝当组为首的法国新内阁向德国投降，戴高乐于6月17日带着全家飞往伦敦，走上新的抵抗道路。维希政府指责他叛国，并由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他“死刑”。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随后发起“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着手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1940年8月7日的协议。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将军共同主持。吉罗将军曾忠实于贝当元帅，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强暴，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

（二十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还是朋友，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争霸并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戴高乐主义是戴高乐的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战后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建立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对抗美国的控制的政策和主张。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掌权后要求在北约组织内建立美英法三国联合领导机构替代美英两国的领导体制，他反对在法国领土上部署导弹，除非这些导弹置于法国控制之下。禁止美国核武器运进法国，并通知美国把核弹头和核轰炸机撤到英国与联邦德国。反对美、苏搞核垄断，要求建立独立核力量。

（二十二）戴高乐主义以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为政治目标，具体实施有：撤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改变法国在联盟中对美国的从属地位，维护民族独立；建立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缓和、谅解、合作的关系，在东西方关系中发挥作用，积极推动中法建交；建立一个摆脱美苏控制，以法国为中心、法德联合为支柱，由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大欧洲联合"；实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推行"积极存在"的政策，以求保持和增进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和影响。戴高乐主义的实施对于维护法国的主权和独立，提高法国国际地位，推动欧洲联合和世界多极化发展有积极作用。但限于实力对比，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法国的国际地位。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国家独立，并对殖民地进行尽可能多的控制，哪怕会招致国际组织（如北约或欧共体）的反对。基本原理是法国不应该依靠任何外国，以核威慑保证生存，拒绝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无论是美国或苏联。坚持认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戴高乐主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法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显著，即使在戴高乐主义者在名义上不再掌权。

（二十三）戴高乐外交政策具有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和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的话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一个章节转述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戴高乐执掌政权后立即将这些他一贯重视的想法运用到经济当中，但是根据不同的形式时他也不得不对他的政策进行调整，补充新的内容。在战争期间和解放的初期阶段戴高乐采取国家指导的政策，即只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保证被战争摧残的国家的重建。早在1944年社会党抵抗运动成员就在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章程中制定解放后必须实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一些工业集团（尤其是雷诺等曾经和占领国合作过的企业以及法国电力公司EDF等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制定多年经济计划（1946年1月3日），确立未来几年的经济目标。

（二十四）1947到1952年戴高乐以反对党派的身份出现之后立即开始批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重建的阶段已经过去，对继续将雷诺企业国有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指责第四共和国实行保护主义，限制外币自由兑换，提倡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保护主义即以维护本国利益作为是否适用本国法律的依据，任何侵害本国利益的人，不论其国籍和所在地域都要受该国法律的追究， 使其得到该国认为其应有的惩罚。在国际贸易中以保护国内产业为目的的经济政策，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保护主义是保护关税政策，这种政策开始于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增加国内的财富积累，阻止外国过多商品的进口以扩大对外贸易的顺差，保证金银流入国内，这一政策的实施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保护主义已不适应工业资产阶级扩大国外工业品市场的进口廉价原料的需要，逐渐为自由贸易政策所代替。但美、德等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新兴的民族工业抵制英国的竞争，在19世纪后期仍采用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目的在于垄断国内的市场，并以此为基地进行对外扩张。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保护主义不同，这个时期除了继续采取各种关税壁垒以外，还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限制进口商品，以及由国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于各种补贴以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

（二十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边高筑贸易壁垒限制别国商品的进口，一边极力要求别国向他开放门户。60年代后随着日本和西欧共同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争夺市场的矛盾日益增强，发达国家争夺市场的矛盾日益激化，他们在谈判中进一步筑起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的进口。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和保护本国市场，反对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而实行的保护政策具有进步意义。第四共和国结束时法国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严重，预算开支失衡，而且法国政府每月都须向美国求助以偿还它的外币债务。经过六个月的准备，到1958年底他采纳雅克·吕埃夫和他的工作小组的见解，制定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代表各党派的政府的通过。财政部长安东那·比内刚开始并不十分赞成这些改革，但后来也坚定不移地实施起来，戴高乐全权承担这些改革的政治责任。与此同时戴高乐还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内容涉及面广，但往往不被人所知。例如推行农业改革（刚开始几乎人人反对，但后来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建立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发展科研（成立国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和国家科研成果推广委员会ANVAR）、鼓励城市规划（土地法，开发新城市）、制定1966年职业培训法等等。

经济危机（下期）

（十）30年代的大危机给世界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发人深省，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留下深刻的教训。首先它告诉人们繁荣和危机总是密切相关、同时并存的，各国在发展经济时不仅要关注直接效益，更要着眼未来，要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清醒看到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不同制度的国家要适应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时调整内部机制和政策，并不断协调好国际关系，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第三经济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时各国政府和各国组织应承担起各自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从而有效地遏制危机，防止危机的恶化、扩展和延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要从根本上摒弃以邻为壑的自保政策和转嫁手段，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的当今世界中国际合作尤显重要。战后在国家干预盛行的条件下最突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1973～1975年的危机和1980～1982年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在“停滞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80年代初的危机更具有新的特色，这是一次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各国爆发危机的时间非常接近。1979年7月英国首先爆发危机，加拿大于同年10月工业生产出现下降，美国于1980年2月陷入危机，其他国家在1980年爆发危机的有比利时（2月）、日本（3月）、联邦德国（4月）、荷兰（4月）、法国（5月）、意大利（5月）、爱尔兰（6月）。各国于1982年底开始走出危机，危机持续3年左右，是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英国、加拿大于1979年就陷入危机，所以有人称之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但在7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1980年爆发危机的，并且美国起主导作用，所以一般仍称之为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机有很大的曲折性，这是经济危机史上所罕见的。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形，即3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

（十一）有的国家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如法国和意大利。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2月开始工业生产连续下降6个月，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过1980年1月的水平。但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11月明显地超过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后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同战前比较时战后的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新的特点，危机的性质、主要特征、基本原因等等并没有改变。但由于战后经济以及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经济周期的发展进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出现一些独特的特点。同期性与非同期性经济危机交错发生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与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互相交错，而进入70年代以后则由非同期性稳定地转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在各国趋向于同时爆发，具有比较明显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193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欧美各国都一齐卷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机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他各次危机则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例如美国爆发1948～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时西欧和日本正处于战后恢复过程中，并未同时发生危机。而当西欧各国爆发1951～1952年和1964～1966年的经济危机时美国则由于先后发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使危机分别推迟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发；

（十二）危机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几个原因：战后初期由于各国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不同，经济恢复的时间不同，经济周期的进程也就很不一致；局部战争即50年代初的美国侵朝战争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国侵越战争对各国经济周期的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战后各国国家干预迅速发展，但各国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并不相同，所以抵制外国经济危机影响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由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并有共同利害关系，战后形成一些经济的地区性联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因此经济危机有时在这些国家里表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同期性，而不表现为世界的同期性。然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市场空前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和资该国际化的趋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上这些因素终于阻止不了经济危机向世界同期性发展。70年代以后连续发生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战后严重的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非同期性向同期性转变，这就是战后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变反映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加深，在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未发生危机的国家还可以吸收那些陷于危机中的国家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在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时一些国家都陷于危机之中，谁也救不了谁，而且还互相转嫁危机，加剧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使危机的时间拖长。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说过：“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十三）马克思关于周期将逐渐缩短的论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否仍然有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战后只发生过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从1957～1958年的危机起到1980～1982年的危机爆发止，23年间发生三次危机中每一个周期略长于11年，而20世纪初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7年，37年间共发生6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7年，两相比较时战后的经济周期是延长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经济危机也计算在内，以美国为代表，从1948年到1980年间32年发生7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约为5年零4个月，显然又比战前大大缩短了。还要看到1973～1975年的危机以后只相隔4年多一点就爆发1980～1982年的危机，这是周期缩短的证明。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首要原因是由于战后政府普遍加强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或将要爆发时各国政府就在财政上和货币金融上实行膨胀政策，如增加预算开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货币发行量等等，同时还用减免税收、降低贴现率、放宽房屋抵押贷款条件等措施去刺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这些措施人为地激发起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暂时地缓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有时固然能够延缓危机的到来或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但从长期来看却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加剧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各国政府还采取加速折旧等措施以刺激私人投资，这也促进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缩短。在国家的多方干预下战后虽然没有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多次危机合起来对于经济的打击仍然是严重的。

（十四）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算是一个经济周期，危机是经济周期的起点和终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这是周期运动的传统形式，当时整个周期是在国家不干预或干预较少的情况下自行运转的。战后由于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的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由四个阶段组成。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混淆不清，不仅50年代和60年代如此，70年代、80年代初期大体上也如此。如前所述在1980～1982年的危机中由于政府加强反危机措施，竟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形或几次下降与回升互相交错的锯齿型，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是由周期运动受到国家干预的严重干扰所造成的。经济周期的形态变化并不是否定过去四个阶段的划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战后虽然周期缩短、危机频繁，但在各次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幅度都没有战前那样大。1973～1975年的危机是战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5.3%、英国下降11.2%、法国下降16.3%，而战前比较严重的1920～1921年的危机却使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32%、55%和24%。至于1929～1933年那次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各国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了，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56.6%、英国下降32.3%、法国下降35.7%。

（十五）战后危机冲击力较小的原因总的来说是由于国家干预的反危机措施阻碍危机的展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固定资本投资幅度下降不大，过去危机爆发时企业一般都中止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甚至暂停固定资本的更新。但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政府实行减免税收、加速折旧以及其他各种优惠待遇去鼓励投资，再加上科技革命不断开展，要求固定资本加速更新。所有这些即使是在危机期间也使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幅度不大，从而缓和危机的恶化；个人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小，过去在危机期间由于失业工人大量增加、人民收入减少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更加严重，转而又加剧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推动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但战后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改进以及工人组织程度提高、抵抗资本家降低工资的力量增强使消费的下降遇到阻力，从而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以通货紧缩、银根吃紧、银行挤兑和大批倒闭为主要形式的货币信用危机有所改变，这样的货币信用危机是战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战后由于金融资本力量增强，政府采取膨胀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和管理，增强货币信用体系抵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从而减轻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由物价暴跌转为物价上涨，战前的危机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造成严重的紧张局势。战后由于国家在货币金融上和财政上实行膨胀政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仅不下跌，反而大幅度上涨，尽管留下后患却暂时缓和危机的冲击力量。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让战后的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生产下降幅度不大。这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危机的冲击力减弱；但另一方面，又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播下了种子，同时还为70年代以来的停滞膨胀准备了条件。银根是旧时中国用来表示金融市场上资金供应状况的习惯性称谓，在废两改元前中国的金融制度是银本位制，市场交易多用银两，故习惯上把货币资金的供应称作“银根”。

（十六）如市场上借款者多，出借者少，即市场资金供给小于需求，叫做“银根紧俏”或“银根紧”；反之如市场上出借者多，借款者少，即市场资金供给大于需求，则叫做“银根松疲”或“银根松”。金融业务活动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中仍沿用这些习惯用语来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伴随着战前危机的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当时的一般情况是危机阶段，物价暴跌；萧条阶段，物价在低水平上徘徊；复苏阶段，物价回升；高涨阶段，物价迅速上涨；危机再爆发时物价又大幅度下降，如此循环反复，起伏波动。支配这种起伏波动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周期变化和货币供应量的周期变化，而这是在国家干预较少的条件下自发运行的。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情况发生变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它爆发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48～1949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3.1%，1953～1954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0.75%。从1957～1958年的危机开始以后在各次危机中消费物价都在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有增大的趋势，1957～1958年的危机中物价上涨4.2%，1960～1961年的危机中上涨4.7%，1969～1970年的危机中上涨6.18%，1973～1975年的危机中上涨14.5%。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13.5%，1981年上涨10.7%。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战后大力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大信用的政策。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它们就增加政府开支，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结果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波动，使之不再像战前那样在危机期间大量收缩，而是继续增长，这样就形成一种推动物价上涨的力量。私人垄断的大大加强也是引起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跨部门的垄断组织“康采恩”进一步兴起，主要经济部门逐渐被垄断公司集团所控制。这些大垄断公司在制定商品价格时实行所谓“领价制”，即由最大的“领头公司”按照产品的生产费和根据“目标利润”所确定的利润量来规定产品的价格，其他公司也按这种价格去出售商品，因此垄断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比战前大为加强。

（十七）大垄断公司在危机爆发时用降低开工率的办法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不但不降低商品价格，反而提高价格以弥补损失，战后各种阻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的其他因素也是引起物价在危机期间上涨的重要因素。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高潮，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激光工业等一系列新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即将有新的突破使物质生产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必将对经济危机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美国的新制度学派提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等理论，科学地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形”，它将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比较明显的是新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危机已经发生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缓和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剧的作用。新技术革命缓和危机的作用表现在：使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纺织等部门的比重将相对缩小，而新兴工业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则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产时新兴工业部门却在继续增长，虽然抵消不了传统部门的生产下降，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全部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从而缓和危机；促进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不仅新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要大量增加，而且传统部门也要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危机。新技术革命加剧危机的作用表现在：加快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缩短固定资本更新的期限，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进一步提供物质基础；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使社会生产总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资本积累量都大大增加，为扩大再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

（十八）固然新兴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将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毕竟不能全部抵消由新技术革命所抛出的产业后备大军。失业的增加不仅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引起新的动荡，而且还将使人民的购买力减少，加剧生产的扩大与社会成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经济危机趋于深化。在技术革命的双重作用中从长远来看加剧危机的作用将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新技术革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并大大推进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主观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投资者的主观价值，二是劳动者的主观价值，三是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有三种价值差异起者重要作用：劳动者的价值与投资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PN结）；劳动者的价值与商品购买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NP结）；投资者的价值与商品购买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构成一个类似晶体三极管的结构，投资者的价值类似发射极，劳动者的价值类似基极，商品购买者的价值类似集电极。商品生产工厂就是一个“价值放大器”，其中劳动对商品的价值起到调节放大作用，通过体劳和知识调节（体劳对价值的调节是有限的，仅通过劳动时间或者劳动强度来调节商品的数量。而知识对价值的调节作用是不断地创新商品的价值，调节商品的质量）是“价值放大器”的关键因素。就像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的基极一样，当体劳和知识的价值调节量达到某一个值后“价值放大器”将处于饱和状态，劳动价值对商品价值失去进一步的调节放大作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出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饱和现象呢？原因是价值观来源于人的大脑，脑细胞的生理特性使投资者的主观价值观：不断增加投入以获取更多利润，形成投资者的价值观惯性。劳动者的主观价值观：不断要求增加福利待遇，形成劳动者的价值观惯性。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具有兴奋、疲劳、老化的特点，对于消费者的商品价值将经历三个阶段：兴奋阶段，价格等于价值；疲劳阶段，价格等于商品生产成本价格；厌烦阶段，失去购买兴趣。导致出现各种边际递减现象：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边际利润递减等。

（十九）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进入厌烦阶段时商品滞销，生产过剩，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出问题了），投资者被迫降薪或裁员。劳动者的主观价值与投资者的主观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变大（发射极与基极之间出问题了），劳动者与投资者之间矛盾激化，导致劳动者出现要求加薪、罢工、抗议浪潮，最终工厂彻底失去“价值放大器”的作用——倒闭，银行也纷纷宣布破产经济危机爆发，因此“价值放大器”中知识的调节作用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价值之间的矛盾是避免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企业只要重视知识对产品价值的调节作用，企业倒闭是可以避免的。世界经济危机指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存在一定的规律，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经济危机可能是：经济政策错误；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自然灾害；全球化的后果；金融政策错误。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是：社会动乱；国民经济调节和经济恢复；政变。经济危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战前或战后其共同点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

（二十）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及其他措施，致使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出现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在17世纪的荷兰中郁金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1637年的早些时候当郁金香依旧在地里生长的时候价格已经上涨几百甚至几千倍，一棵郁金香可能是二十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大家都承认这是现代金融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泡沫。而该事件也引起人们的争议，在一个市场已经明显失灵的交换体系下政府到底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角色？1720年倒闭的南海公司给整个伦敦金融业都带来巨大的阴影，17世纪英国经济兴盛，然而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为此南海公司觅得赚取暴利的商机，即与政府交易以换取经营特权，因为公众对股价看好，促进当时债券向股票的转换，进而反作用于股价的上升。1720年为了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价格狂飚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后来因为国会通过《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二十一）1837年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储备，妨碍集中管理；英国银行方面的压力；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1857年经济危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开始的危机。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建设进行大量的投资，故美国铁路投机的破产对英国也造成很大的震动。1847年经济危机结束后从1850年开始的周期性高涨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世界贸易急剧的扩大，19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额比前20年提高2倍，机器工业的发展、运输业的革命、新兴国家和新兴部门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都促进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1848年至1858年美国建成的铁路约达3.3万公里，超过其他国家所建铁路的总和，而英国在40年代的建设热潮中所铺设的铁路却只有8000公里。美国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按道理应会带动其冶金业的大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且这一时期美国生铁产量长期停滞不前，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也不快。与此同时铁轨、生铁、机车、棉布和其他英国制成品的进口却增长得十分迅速，英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阻碍美国冶金业和棉纺织业等当时的重要工业部门发展。随着危机的爆发，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粮食生产过剩，粮价和粮食出口下降，加上英国工业品的剧烈竞争，促使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反过来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危机的打击，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

（二十二）1857年秋季美国还爆发货币危机，整个银行系统瘫痪了。美国的货币危机在10月中旬达到顶点，当时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60%，股票市场行市则下跌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达到80%以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引发一阵又一阵的破产浪潮。1857年经济危机波及面很广，之后爆发美国南北战争，其后奴隶制的消灭、宅地法的实施、重工业的发展为美国的加速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危机爆发，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当时有一篇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在此期间社会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广大劳动人民却日益相对贫困，限制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市场的虚假繁荣，资本家为眼前的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人们醉心于利润丰厚的股票等投机活动，股价被大幅度哄抬，大大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一场经济危机。首先是银行纷纷倒闭，接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很多人濒于破产。1929年上半年纽约股市经过不断哄抬，持续上扬，呈现一片“繁荣”。10月23日股价开始急剧下跌，次日在一些银行巨头的干预下股市行情有所回升，美国总统胡佛声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欣欣向荣。”

（二十三）但是好景不长，29日股市出现灾难性的风暴，一天之内抛售1600多万股，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下跌40%，转眼间许多人破产，到11月纽约股市的各种股票损失达260多亿美元。据统计1933年初美国已经有半数银行倒闭，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至1700万人，此外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当时，穷人想尽一切办法艰难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而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保证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其他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如来势之猛烈、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等等。以至于“大萧条”、“大恐慌”成了这次危机专用的代名词。当时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经济和世界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出现的经济危机很快引发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1930年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接着英、日等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1932年法国经济也开始萧条，各国不得不相继宣布放弃金本位。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1/3以上，贸易额减少2/3。其中美国和德国的受破坏程度最大，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70%，英、法、德、日也都减少一大半。美、英、法、德共有30万家企业倒闭，失业工人竟达到3000万以上。许多昔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变得死气沉沉、野草丛生，成为所谓的机器“墓地”。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但厂商为了维持他们的利润、稳定商品价格却大量销毁商品，大量的玉米、小麦、棉花、牛奶等产品或被当作燃料，或被倾人河流、大海。1933年以后这场经济危机的高潮才过去，但各国经济的恢复仍是步履艰难。

（二十四）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各国的社会状况和世界局势也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加深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国政坛丑闻层出不穷，政府信誉扫地；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而兴风作浪，促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1932年春夏之际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万美国退伍军人聚集华盛顿，在郊外扎营，要求发放福利金。军警奉命前往驱散退伍军人，并烧毁其营地，双方发生冲突，退伍军人死伤50多人。其次加剧世界局势的紧张，各国为了改善本国经济形势，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并加紧在国际市场上争夺，各国间的矛盾和摩擦日趋尖锐。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各国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经济危机期问各国纷纷设置关税壁垒，推行倾销战术，采取有利于本国的货币政策，以保护本国的经济。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近900种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提高近40%，由此引发一场关税大战。第二年底先后有七八十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大幅度提高关税。1974年美国的汽油定量配给票，定量配给是指在一定的限额内将物资配给给需要的人员，尤指物资缺乏时期供给军队股役人员或平民的一定量的粮食。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立即打乱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除开石油危机的因素外美元的贬值和和此次危机的产生也不无关系，1971年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同时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当年12月美元正式贬值7.8%。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波及整个西方的经济危机也呼之欲出。

（二十五）这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汽车工业下降幅度高达32%，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而在此期间整个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8.1%，英国的股市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72%。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448万人，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6%。最为可怕的是此次经济危机造成西方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一方面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直到80年代里根成为总统后运用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等“里根经济学”才使得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出现巨大的回升。1987年因为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造就华尔街的大崩溃，这便是“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上午9时30分纽约股市一开盘后道·琼斯指数经过一段颤动后突然下跌，截至休市时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这一大纽约股市下跌使市场丧失500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这次突如其来的股灾实际上是在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自1983年起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经济进入一个持续增长期，同时整个西方国家的股市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全面牛市中。1982～1987年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两倍多，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股市也分别上涨3.56倍、 3.51倍和1.6倍，市场出现过热的迹象。

（二十六）但在1987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已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它已无法支持股市上涨，导致经济泡沫的产生。此外1986年美国财政赤字达2210亿美元，外债更是高达2636亿美元，已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另外西方各国在协调经济发展中不断发生贸易纠纷也影响世界经济和股市的稳定。纽约股市的暴跌迅速引起西方主要国家股票市场连续大幅下挫，10月19日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跌183.70点，跌幅为10.8%；日本东京日经指数10月19日、20日累计跌幅为16.90%；香港恒生指数19日下跌420.81点，跌幅11.2%；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新加坡股市分别下跌9.7%、11.8%、10.5%和12.5%，巴西、墨西哥股市更是暴跌20%以上。10月23日美元遭到抛售大幅贬值，受此影响时10月26日道·琼斯指数再次暴跌156.63点，跌幅为8.03%。其它国家股市也再次随之下跌，香港恒生指数更是暴跌1120.7点，日跌幅高达33.33%，创世界股市历史上的最高跌幅。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造成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美国股票市值损失8000亿美元，世界主要股市合计损失达17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5.3倍。自1997年7月起爆发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