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的财政困局——恶钱问题

       当唐朝刚刚建立时，货币制度非常紊乱，虽然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采用新钱，但是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有足够的钱币供应。当时，全国正在从长期的战乱与生产破坏中慢慢地恢复。不过，大约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这个状况似乎就已经得到了改善，谷价每斗降至3或4文。此后，一直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左右，粮价都持续偏低，每斗米仅值5文。由于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资料非常少，因此很难判断，这些低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物产丰富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钱的稀少。不过，这两种因素肯定都是存在的。

       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赋税征收钱币的增加，都对铜钱的数量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但是由于唐朝政府每年铸造钱币有限，最多不过32万余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铜钱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公私之间，给用不赡”。私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泛滥起来。

       面对因钱币不足而引起的大量私铸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以下几项对策来解决：

       (1)严刑禁绝、迫令追缴。在唐初武德年间，唐朝政府曾颁布严禁私人铸造铜钱的法令，“敢有盗铸者死，家口配没”;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铜钱需要量增加，盗铸者可以获得巨利，私铸遂日益增多。唐高宗时曾数次颁行严令，打击私铸活动；如《新唐书·食货志》载：“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铅过百斤者没官。……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   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对于私铸者也处以死刑，包括他的家人与邻保也一并处罚，但是，私铸现象依然如故，尤其是在江南地区，那里的货币经济最为根深蒂固，而且官方的控制也相对较弱。

       (2)收兑恶钱。国家用官铸的好钱收兑私人手中的恶钱，再回炉重铸。显庆五年(660)九月，唐高宗下敕，要求官员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的标准市取恶钱。当时的恶钱减重有限，还不像南北朝那样，“十万钱不盈一掬”，每贯仍有3～4斤重(官铸铜钱为6斤4两)。所以唐高宗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的政策显然是为了掠夺民间的财富，人民不仅不兑换恶钱，反而加以收藏。唐高宗于是在当年十月改变比率，以一好钱兑两恶钱，可即便如此，百姓也依然不愿意交出他们手中的恶钱。像这种处理恶钱的方法在唐代频频用到，不过在与恶钱的交换当中，通常用到的是粟米或者布帛，而并非是好钱。因此官方制定的这些赎取率通常是为了获利。

       仪凤四年(679)四月，  唐高宗又命令东都洛阳在市场上出售陈年米粟，每斗别纳恶钱100文。将这些恶钱交给少府和司农销毁，并铸造新的钱币。

       (3)增加官府铸钱的数量。唐高宗乾封年间以后，开始逐步增设钱炉，扩大官府铸钱的数量。同时政府把官营铸钱业里的徭役制度改为雇佣制，进一步提高了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官铸铜钱数量的显著增加，对于补充交换领域内的钱币需要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唐朝政府并没有完全制止住私铸行为，在官方铸钱的数量不断增多时，地方的私铸行为也在铸造恶钱，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的价格逐渐上涨，有人认为货币供应逐渐增多，导致货币贬值而物价上涨。最后，唐高宗暂停了少府监铸钱的权力，不久后恢复了原状。

       (4)有限制地允许恶钱流通。唐朝前期，政府虽然对私铸恶钱的行为采取了种种打击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官铸铜钱的数量不足，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按照天宝时期的价格，官府铸钱每贯耗费原料的价格合750钱,如果加上雇工的工资、铸造和运输等辅助费用，则在900文左右，盈利很少，组织得不好还得赔钱；官府要想大量地铸造好钱有很多困难。私铸钱币虽然有很多弊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铜钱短缺的矛盾；因此，唐朝封建国家除了实行收兑、增铸之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不得不对私铸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一方面禁止私铸，另一方面又许可部分质量较好的恶钱投人流通。如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下令收兑并销毁恶钱，但是又不得不宣布“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

        特别是在高宗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唐朝前期的持续性对外扩张，虽然疆域不断扩大，但在唐太宗去世后，唐朝很快便陷入无止尽的平叛中（即治安战中），长久的平叛过程中，唐高宗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来赏赐士兵，再加之唐朝政府本身就财政不健康，因此唐朝的财政陷入枯竭。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铸造了一种新钱叫做“乾封泉宝”，面值为开元通宝钱的十倍，不过其金属含量却几乎没有增大，从而导致货币贬值。这可能是由于官员队伍的膨胀，以及对西突厥与高丽的战争和一系列的平叛战争，引起了资金的短缺。这种贬值对于贸易的影响非常严重，虽然新钱很快就被废除了，但是它还是导致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至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左右，粮价持续偏低的结束。

参考文献：

《中国货币史》

《唐代财政》

《中国经济通史 第4卷 隋唐五代经济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