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民族共同体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土、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汉语文）、共同领土（中国）、共同经济生活（茶马和绢马互市）、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儒学）的稳定共同体。汉语文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亦即中华通用语文。

　　本文在不改变原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对原文部分字词有略微改动。

——UP主

（一）唐代西藏各民族各阶层学习中华通用语文的热潮

　　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公元7世纪前叶吐蕃王朝建立，唐蕃之间使臣往来、王室通婚、会盟等，使得双方的联系空前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唐蕃双方使臣往来约二百余次，使臣人数达五十至百余人，并留居对方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吐蕃与唐两次和亲，其间大批内地人员入藏，他们在日常交往中使用中华通用语言，为中华通用语文在西藏地方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吐蕃赞普派遣贵族子弟赴内地学习中华通用语文，学习内地的文献典籍和治学方法，前后历经四十余年，为西藏地方培养了一批精通中华通用语文的官员。这些人员中，如吐蕃的使臣仲琮「是吐蕃政权的一位重要官员，公元672年，吐蕃派他前往唐朝进贡。早些年，仲琮年轻时曾作为人质被派到唐朝，进入太学学习，熟练掌握了中华通用文字。这次，皇帝召他入宫设宴，礼遇非常隆重。」

　　迎接金城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臣明悉猎中华通用语文造诣精深，在景龙四年与中宗君臣的柏梁体联唱中，当场吟诵出联句的最后一句「玉醴由来献寿觞」，非常得体。那些在唐朝为官的西藏各民族人士「将自己的穿着改为内地服饰，同时通晓中华通用语言。」

　　吐蕃使臣也积极学习中华通用语文。迎接文成公主时，「吐蕃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中华通用语言」。吐蕃又聘请内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与唐朝往来的文书，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中华通用文字执掌文书的人，一些文书用中华通用文字写成。

　　唐时有不少中华通用文字典籍传入吐蕃，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不少书籍，其中「占卜和历算的书有60种。」金城公主入藏时，将「各种工艺和技术书都带到了西藏」。公元731年，吐蕃使者代金城公主「请求得到《毛诗》、《礼记》、《左传》和《文选》这四部书」，唐玄宗「下令秘书省撰写这些书籍并交给他们」。穆宗长庆时，唐朝「一位名叫韦休符的使臣前往西藏，他在那里见到当地人把《商山记》写在屏障上」，西藏各民族把当时文学家冯定的《商山记》写到屏幛上，可见当时内地文学家的作品已经在西藏各民族中间有了一定影响。

　　唐时西藏各民族对学习中华通用语文与中华共俗文化是十分重视的，学习中华通用语文的风气也十分浓厚。这些都有利于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的友好往来，也为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大规模的将中华通用语文译为藏语文的活动

　　早在唐朝时，西藏各民族就开始从中原大量引进并翻译佛经、天文历算和医药等书籍。赤松德赞执政时，曾请内地僧人到吐蕃翻译佛经、从事佛教活动，吐蕃也有一些佛经译师从事将中华通用语文译为藏语文的工作。这一时期，不少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论语》等与其他中华通用文字史籍被翻译成藏文。

　　西藏各民族译师们还把内地的民间文学作品翻译过来，如孔子项橐相问的故事，在唐代以来由中原传至敦煌、吐蕃等地，在敦煌藏文写卷中就有16个中华通用文字抄本和三个藏文抄本的《孔子项橐相问书》。

　　从中华通用文字译入的佛经译著数量更大，唐时吐蕃编撰的大藏经中就包含译自中华通用文字的34部经典。在元朝至元时，《新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被译成藏文，其译文被藏文史籍《红史》吸收。在清代乾隆年间，中华通用语言名著《大唐西域记》也被译为藏文。这些不同时代的译著，丰富并促进了西藏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元朝政府召集吐蕃佛教学者同内地学者一起进行规模宏大的佛经核对勘察工作。翻译的前提是要精通中华通用语文，译经活动促进了中华通用语言在西藏的传播，造就了一批双语兼通的人才。西藏高僧八思巴精通中华通用语言和藏语，另一天文历算学家康巴噶逻亦精通中华通用语文。

　　清乾隆时期，三世章嘉国师通晓多种语言，翻译了诸多中华通用语言佛教经典。翻译必然伴随中华通用文字和藏文两种文字的交流。自吐蕃时期以来形成的重视翻译中华通用文字历史文献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三）考古发现的中华通用语言与藏语对音资料及双语文献

　　从考古发现来看，吐蕃时代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的交往主要在西北一带。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有不少藏文写卷，学者们从中发现了唐时吐蕃编写的《蕃汉字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西藏各民族学习中华通用语文的字典。

　　唐代后期，吐蕃占据河陇地方近百年（763~851），形成汉藏民族杂居的局面，为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民间层面语言上的相互学习创造了条件。出自敦煌千佛洞的双语对照词语残卷，收录双语对照词语175条，每个词条藏语在前，中华通用语言在后，中华通用语言词汇用藏文标音。敦煌文书中还有双语对音的《千字文》残卷及《藏汉对音词语》《汉藏对照词汇》等珍贵文献。2006年出版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从18种原始文献中收集对音汉字1432个。这些资料是西藏各民族占据陇右、敦煌时期学习中华通用语言的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在语言文化上相互学习、交流的深刻程度。

　　此外，在西域的考古资料中也发现大量中华通用语言与藏语并用的文献，使用藏语的西藏各民族人士对中华通用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

（四）元明清时期西藏各民族各阶层使用中华通用语言的情况

　　13世纪中期，西藏正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中央王朝在西藏实施括户、分封、置驿等管辖举措，大批政府官员、戍军、商贾、技工入藏，并长期定居，促进了藏汉通婚，形成血缘与文化的交融。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在明代安多或康区西藏各民族中，有一批兼通藏中华通用语言言的民众，充任通事舍人的职务，在朝廷与西藏的联系中起到沟通交际的作用。

　　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清廷在西藏派有驻藏大臣，内地赴藏人员逐渐增多。清代各类文献记录了不少西藏各民族各阶层人士使用中华通用语文的情况。乾隆年间，西藏士人恭格班珠尔能写中华通用文字诗，曾与入藏办理军务的清廷官员孙士毅吟诗唱和，留下了两首中华通用文字诗作。

　　清代笔记也记录了西藏各民族平民通习中华通用语言的情况。据《灯窗丛录》载：「康熙朝末期，有一个人叫杜昌丁来到了西藏，途中渡过了澜沧江一百里。他经过一片叫做古宗的部落时，遇到了一个聪明伶俐、美丽动人的小女孩，名叫伦几卑。这个小女孩不仅善于讲中华通用语言，而且杜昌丁经常到她家里住宿时，她还会喊他『木瓜呀布』，非常可爱。」其中的「古宗」为吐蕃后裔，这则材料反映的是西藏各民族平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华通用语言的情形。

　　出于信息或经济交流的需要，接邻四川的西藏各民族民众通晓中华通用语言者不乏其人。据《西藏纪述》记载：「西藏的居民很多，汉族人和藏族人混居在一起。近些年来，藏族人学习中华通用语言的人越来越多了。与西藏接壤的理塘，是连接西藏和内地的主要交通路线。土司扎什朋楚也会说中华通用语言。」《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四载：「瓦寺的土司弁格特布虽然不能书写汉文，但是能说藏语，也能说汉语。」

　　清末驻藏大臣有泰在驻藏期间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些西藏各民族平民使用中华通用语言的细节。比如：「清晨出发前往察觉卡，行了三十多里路到旗子坡，从下帐房开始爬，很快就能看到原来的岳威信公所留下的三十六户的藏族村庄，名叫三十六村，当地居民能说中华通用语言。」还有：「旁边有通晓中华通用语言的藏族人，将这句话传达出去后，藏族人们便迅速赶了过来。」「山南王的儿子见到我，便下马行礼，他长得很像内地人。我用中华通用语言问他问题，他也能回答得很明白。」「康定地区有很多人学习中华通用语言。」

　　与中华通用语言在西藏使用的情况相比，中华通用文字的使用则甚少，「中央政府写信给达赖喇嘛，结果对方那里居然没有认识中华通用文字的人。」

　　在藏戏传统剧目《苏吉尼玛》中，国王达唯森格乘船渡海时，两个船夫身着清代侍从兵勇服装，说着夹杂有中华通用语言词的藏话相互逗笑，进行摆渡舞蹈表演。这一戏剧情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通用语言在清代西藏社会的流行程度。

　　自元代以来，康定地区位于康区汉藏中间地带的中心，是川藏大道上重要的商埠、汉藏贸易的场所。在这里，西藏各民族与内地同胞相互接触交融，出现了精通中华通用语言与藏语双语，充任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贸易中介的青年女性，这在清人李苞的《炉城即事》诗中有记载。

　　在青藏高原东部，汉藏语言长期深刻接触，产生了一种混合型语言——倒话，其词汇来自中华通用语言、语法结构来自藏语。这是自18世纪早期以来，进入康藏地区的内地军人与船夫及零星内地人与当地人联姻后，在家庭语言交际中产生的一种杂糅汉藏语言特征的混合语。

总结

　　唐代以来，历朝历代西藏各民族通晓中华通用语文的人数有多有少，对中华通用语文的掌握有熟有生，但西藏各民族习得、使用中华通用语文的现象，在西藏社会发展史上不曾断绝。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是客观、真实的共同体，而非想象、虚幻的共同体。西藏各民族都为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都是西藏的主人，都是中国人。

　　历史证明，西藏地区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勃兴、社会进步的时期。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西藏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

——UP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