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心相映，中华儿女是一家。历史上，包括满族在内的东北少数民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山河壮丽的中华疆土，共同书写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姹紫嫣红、枝繁叶茂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可爱的同胞兄弟姐妹。只要寻根探源，我们便不难发现，包括满族在内的东北各少数民族，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并始终传承和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

——UP主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迄至明代，东北民族分布仍是杂居，相对集中较少。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这个时期，东北各民族不时迁徙于关内，远至广西、福建等省；反之，又有山东、河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甚至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的汉族大量流寓于东北。民族的大迁移，形成了五个文化双向交流的格局。在明朝统治时期，东北地区长期相对稳定，为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民族文化、观念形态与风尚风俗，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必然都要影响到文化的交流，为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谱写了新篇章。

　　所谓中原，狭义的「中原」系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系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本文的中原文化不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范围更广，包括长江流域等广大区域的中原文化。明代，东北地区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都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时期，有的民族，是以中原文化在东北传播为主体；有的历史时期，东北地方民族文化，又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冲击了中原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但总体来说，中原文化深深影响了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这一时期，中华文化是东北亚主体文化，它影响着朝鲜半岛，甚至是鄂霍茨克海沿岸。

　　本文论述的明代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主要是通过流人的大量迁徙东北及东北少数民族迁徙关内，宗教的传播以及卫所的设立等形式进行的。中原的传统文化传播于东北，又溶于本地民族文化，繁荣了东北文化，映射岀更加绚丽多彩和粗犷豪迈的东北文化的雄风。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尚未有专门研究、论述，笔者根据几年来对这个问题收集的资料，经过缜密考究，草成此篇，敬请专家教正。

 

一

　　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双向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方面的。首先，流人大量被发配到东北与东北少数民族因罪遣放内地，这种民族间相互大迁徙，带来东北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

　　明朝初年，统治者针对东北形势，采取了和平招降与武力统一的两手政策。为了解决兵源不足与粮饷匮乏的棘手问题，便大量谪戍流人充军东北。明廷规定发配充军，不是地望道里相近两地互遣，而是流徙到遥远的千里之外，基本上是南方人谪戍北方，北方人谪戍南方，「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北平、福建、并直隶、应天、庐州、凤阳、苏州、松江、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四川、广东、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到了嘉靖初年，更定罪人充军之制，「南人发南，北人发北，远不过三千里，其情重，当发极边者，北直隶、宣大、山西、山东、河北，俱发甘隶；山西、陕西、宣大、河南，发辽东」。以上引文是根据《诸司职掌》、《明史》的记载。若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谪发到辽东充军的流人所包括的地区更广。

　　湖南、广东、贵州、云南等省的少数民族，不堪忍受奴役与压迫，纷纷起义造反，结果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遣戍东北充军。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五月，「湖广大庸竿坪朝纳洞蛮寇作乱，安福千户所（今湖南省桑植县）以兵讨平之，生擒一百三人至京，悉宥死，发戍辽东。」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闰四月，广东少数民族「聚众」反抗明廷统治，广东都司「捕蛮撩一百二十九人械送至京」，皇帝给予「赐恩」，「谪戍辽东」。宣德五年（1430年）十一月，元江（今云南省元江）的少数民族头人刀正、刀龙、刀洽等率众「焚其庙宇及经历司印信」，明廷发兵攻剿「获刀龙、洽解京」，后发辽东安置，以警边夷」〔1〕。关于这方面的史料，《明实录》还有许多记载。这些被称为「蛮撩」、「群蛮」、「蛮人」、「边夷」、「顽民」、「土官」等，都是居住在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被污称为「不遵约束」、「不轨事」的「蛮民」，被逮捕问罪，发配到东北充军为流人。明代被发配到东北充军的流人，数量之大，地区之广，都是空前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从内地大江南北发配的各族流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塞外的东北充军，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无疑给东北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东北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东北地区民族间相互迁徙，一方面，关内中原大地的流人大量迁入东北；另一方面，东北少数民族也被遣往关内，甚至西南、广西等地。如辽东东宁卫（今辽宁省宁远城）的范升谪遣广西就是一例〔2〕。又如福州卫女真人开原保七人，因罪「充军广西边上军」则又是一例〔3〕。从这些珍稀的史料可见，明代东北的少数民族，也被谪戍到大西南。同样，他们也把女真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带到当地，并融于西南民族文化之中，这种民族的融合，无疑地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明代东北流人在传播中原文化，繁荣东北民族文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代，被遣戍到东北的流人，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他们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塞北，在逆境中，以顽强的毅力，著书立说，吟诗作赋，兴办学校，传播中原先进的中原文化。如四川来的流人徐文华、陕西的流人刘琦等，在嘉靖八年，参加东北地方志《辽东志》读修就是一例。他们又是著名诗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荒凉的塞北，内心无比地愤懑、苦闷，通过吟诗作赋，抒发情怀，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作。如他们共同撰写的《九日联句》，抒发他们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朝政的不满。再如流人程启充作《游祖越寺》，则是许多作品的又一首。流人中的许多文人书生，来到东北以后，以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为业。如直隶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流人黄正色，在嘉靖时「谪戍辽东铁岭，寓居锦州」，他「日以课子为业，辽右乡土，咸师事之，子学海登壬戍士第。」〔4〕又如辛浩，正统年间，「谪居辽阳」，教授学生多人，其中丘霁、周正、胡深、顾能、邵奎「皆受学焉，相继登进士第」〔5〕。流人文士在东北兴办教育事业的事例有许多，其中特别值得称道则是明代江西籍流人叶九皋及其后代叶西锋在东北从事文化教育的情况。「西锋弱冠入乡校」，其学业名列「第一」，其他考生，「莫不深畏其才」。他撰写的文章「如仙人习客，不染尘俗，令人诵之，自有凌世高步之想。」可见学业达到了相当高水平。他在辽东从事授业，「教乡弟子数百人」。可见，叶氏家族在辽东的几代人为辽东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其功不可没。

　　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人也有因罪遣放内地，或谪戍东北的流人，有幸被赦免，回归故里。他们又把东北民族文化中粗犷、豪爽的品格及当地风俗习惯带回到内地，形成了东北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相互交融、渗透、互为吸收中，不断发展前进的。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也表现在宗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上。

　　首先是中原佛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明初，统治者在东北推行以中原佛教「御边」之国策。明成祖派内官亦失哈、张童儿、张定安等人，创建永宁寺。之后，宦官张信、张定安又受朝廷派遣，在永乐十五年，率兵到长白山地区的罗延（今吉林安图县境富尔江口附近）「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料」〔6〕筹建长白山佛寺。之后，从罗延出发到达「南罗耳，砍材木」，开始建造南罗耳寺，即今长白山脚下的娘娘庙〔7〕。长白山佛寺建成后，「在达达僧人及近处有善心僧人」看守，设坛传戒，讲经说法，香火兴盛，前来朝拜的边民络绎不绝。统治者适应边疆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需要，以达到安边治边的目的。但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原佛教在东北的传播，并与东北的萨满教相结合，给东北民族文化增添了内容。明朝又在建州卫设立僧纲司，「命本土僧搭儿马班为都纲」〔8〕。僧纲司是管理僧人的专门机构，可见，这一地区教徒人数之多。

　　在图门江流域少数民族信奉中原佛教的人数众多，并产生了著名的佛教领袖道园。高憎道园为「女真右族童氏」，他能够很好地团结东北辖境内广大僧徒，从而为东疆边陲地区的稳定作出很大的贡献，并推动了东北宗教文化的发展。他又先后到广济寺、东会寺苦心修行。他又入关，会天下众僧三万，相互交流佛义。

　　其次是喇嘛教在东北的传播。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当它在内地失去昔日的荣光后，便向周边发展到东北。很快就适应了崛起的女真人宗教信仰的需要，并进一步与东北原始宗教萨满教相汇合，并得到滋生和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在明末才传入东北。它以炼丹、养神、养气作为宗教修炼方法，宣传信奉道教能使人长生不老，修炼成仙。但是，道教的典籍也并不完全都是糟粕，还包括一些丰富哲理和内涵，并延续下来，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史的发展。辽东的张三丰、黄花老人都是信奉道教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传播道教的同时，也对丰富东北民族文化起了一定作用。辽宁省东沟县大孤山道观，吉林市北山道庙，都体现了道教与佛教并存的特点。道教传入东北，对东北民族文化、建筑、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相反，东北道教发展也影响了内地，道首张三丰则起到重要作用。

　　卫所文化，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明代为了在东北进行有效管辖，设立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都司下设卫所。都司境内设立学校，即卫所儒学、社学。社学是一种初级学校。明代在辽东设社学25所，仅辽阳就有社学6所〔9〕。卫所设立学校，除儒学外，还设武学、医学、阴阳学、乐学等，但主要是儒学。儒学是由官府主办的，以汉文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辽东都司先设「金、复、海、盖四种儒学」，后改为「卫儒学」〔10〕。当时，辽东都司共设「儒学十四，书院六」〔11〕。书院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教育形式，其执教者一般都是有声望的学者，学生文化知识基础也较好，故书院往往成为真正的教学和讨论学术的场所。通过上述这些学校，为东北地区培养了许多举人、进士等人才。辽东残档《明信牌档》丙类，第353号卷，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明嘉靖年间录取东北考生的情况。暂不赘述。辽东卫所学校，为明廷及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了东北民族文化的发展。

　　卫所文化，既体现在卫所内建立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方面，也体现在管理卫所的文臣武将的诗作方面。明廷由内地委派到东北卫所的文臣武将，都是有知识的读书人。他们在戍边之余，创作了许多的诗词，在他们的作品中，尤其是一些边塞词，反映了当时诗词成就。例如：马文升的《过盖州纪兴》、周斯盛的《盖州道中》、胡汝辅的《过盖州吟》等，均对当时古盖州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述，读到这些诗，如入其境。郭登庸的《登望京楼有感》：「一方烟井闻鸡犬，百里睛郊散马牛」，写出了当时辽阳一带农村小景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李贡在《广宁马市观夷交易》一诗中，对于马市上交易的热闹繁荣的景象和「抚赏」的场面作了生动的描述：「累累椎髻梱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珂。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域二十里开官廛，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舷，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忡」〔12〕。这些诗形象生动地描写当时车装马载的华夷货物涌入马市的景象，边疆各族人民能满意地销售其土特产品，换回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自然是值得「欢忡」的；汉族人民能换取珍贵少数民族土特产远销内地，以获「生殖」之利又何尝不高兴！诗作不但具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艺术价值。

　　由内地派遣东北戍守都司卫所的文官武将留下的这些诗作，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把中原的文化艺术如戏曲等带到了东北。明中叶江西弋阳腔已传入辽东都司辽阳一带。据《明季北略》记载，明末安徽的四平腔也传入了辽阳。戏子「四平腔一曲」，有板有眼，声情并茂，高亢激昂。当时，已有以演戏为职业的「戏子」了。明万历年间的「叶赫瓦子」，是迄今为止可见到的有关吉林省戏曲活动的最早记载。杨宾《柳边纪要》的《叶赫行》有「瓦子堂」，「瓦子」即古代大型游艺场所。到清初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上元夜，扮秧歌」〔13〕，东北有自己大秧歌。东北大秧歌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蹦蹦」，今称「二人转」。到清末，东北二人转流传到关内冀东一带，又促进了关内艺术的发展。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繁荣了中华文化。

　　上面主要从流人谪戍东北与少数民族迁入关内，宗教在东北传播、卫所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有明一代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明代东北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色。

 

二

　　明代，对东北实行有效的统治与管辖，在文化上，中原文化对东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时，东北民族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相互融合的多民族共俗文化。民族文化的出现是很古远的，它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民俗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属于社会形态的。不管文化发达还是不发达的民族，它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各个民族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又可在各个民族相互学习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中形成共同的民族风土人情，即多民族的共俗文化。

　　有明一代，东北的汉族、女真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他们除了具有各自的民俗文化外，又因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产生了共同的民俗文化。如汉族和女真族，到了明代有些民俗文化是一样的。这是女真族和汉族在同一地域的生活中，相互学习融合的结果。女真族长期与汉族共处，对于中原文化已经是「煦濡泱深，礼乐文物彬彬然」〔14〕，逐渐在汉化。汉族女子重贞节，女真人也重贞节。如《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四月记载：「定辽（卫）南寨斡罗村有卒裴皮铁者疫，其妻李氏，女真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昼夜哀临，比葬之日，陈祭辞柩毕，缢于屋西桑树而死，乡人义之，遂合葬焉」，明延赐之谓「裴皮铁家为贞节之门」。女真人的社会发展，到了17世纪初，因受汉族影响，民族文化发展很快。首先，更多女真人学会汉语汉文，改称汉字头的更多了，如「赵锁右奴」、「张察罕帖」、「王阿哈纳」等等，甚至完全改成汉姓名字，如「阿哈出」改为「李思诚」，「释家奴」为「李显忠」等等。其次，在服饰上，改穿汉族的宽袍大袖。其三，在岁时节令上，同汉族共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等。其四，订婚一般也都是听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订婚要彩礼，结婚拜天地。死人报庙，穿孝衣，烧周年等。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风俗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反之，汉族民俗文化也受女真族、蒙古族、朝鲜族民俗文化冲击，各民族文化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民族共俗文化，即多民族共俗文化。

　　二是各有特色的各民族民俗文化。有明一代东北，虽然岀现了一些共俗文化现象，但各民族文化还是各有特色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人类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科学，这些都是物质与精神结合的产物，因此在研究民族文化时，有时也必将涉及到。如明初女真人「穿土为床，焜火其下，而寝室起居其上」，发展到明朝末期的女真人仍喜欢睡火炕，就是今天的满族仍喜欢睡火炕。女真人男女订婚，一般也要门当户对，「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很多卫所头人与卫所头人联姻。如建州卫和建州左卫，世世为姻，猛哥帖木儿是李满住之舅；孟哥不花之妻，是猛哥贴木儿姊妹之父；而猛哥帖木儿又称皇亲，则其姊妹亦为永乐妃嫔〔15〕。这情况反映出明代女真人婚姻看重门第，也反映岀等级情况。

　　反映在礼节上，女真人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女真人热情好客，过路行人，可直入其室，主人并不怪。当日若不能成行，则让客人睡南炕，以示敬重，主人则自卧北坑。又如女真人尊重老辈，长幼卑尊，井然有序。常见的礼节是行曲膝礼，俗称「打千」，是小辈对长辈一种礼节。在丧葬、服饰、舞蹈、骑射、祭祀等方面，都保持自身的特点。是不乏其例的。

　　另外，同一民族，同一时代，由于地区不同，他们的民俗文化也各不相同。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无论在岁时节令上，还是在婚丧嫁娶上，甚至文化、经济、素质性格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辽阳人「政教自始，故习而有；货贿所居，故侈而无节。金、复、海、盖，富有健争。开原、铁、沈、刚而好义。锦、义，慷慨激烈，稍有古道。而前屯、宁远、负气自熹，总农讲武。右电则僻处海滨，朴而勤简而陋焉」〔16〕。特别广宁「人性淳实，务农桑，粗习文礼」〔17〕。盖州人「气质勇敢，勤于种艺」，金州人「擅鱼盐，勤耕作」，开原人「赋性质实，务农习射」，凤凰城人「俗尚简略，骑射足多」。这种地域性的民族文化的差异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历史稳定性。上面的史实足以说明东北各民族虽存在民族共俗文化，但或多或少都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特色。

　　三是东北民族民俗文化与中原民族民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方面事例举不胜举。现仅就丧葬略举一二。如广宁后卫总旗贺升，其妻杨氏，浙江鄭县（今浙江宁波市）人。贺升于永乐二十二（1424年）「随驾北征东归殁于山海关」，其妻杨氏「扶柩归葬」，「孀居四十九年，守节无玷」，后「卫上其事，旌表其门」〔18〕。又如高希凤直隶人，「戍辽东，为乱军所掠，拒而不服，军怒断其腕死，而其妻刘氏，光州固始（今河南省信阳地区固始县）人，也被虏行十五里，骂不绝口」，最后被杀。高希凤家还有四女，均因夫死，「誓不再适」,「自缢于室」，史称「高门五节妇」，「皆尽节义」，俱得「旌表」〔19〕。关内汉族妇女这种「三从四德」，封建的「贞节」行为，影响东北少数民族妇女「贞节」。如三万卫镇抚刘忽鲁秃之女，夫裴贵有疾，妻「潜到股肉，和糜以奉，弗效，每夜叩褥于天，誓以身代，夫革疾」，身渐危，「遂入隐室而缢」。诚然，这些都是中原封建文化的糟粕，不应汲取。传统文化不能等于封建文化。传统文化和历史同步形成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有批判地继承，对封建糟粕应该予以剔除。但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东北民族文化的影响。江南、中原的中原文化传播于东北大地，有些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东北，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

 

三

　　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双向交流，尤其是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在东北广泛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一，丰富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发展。前面论述的流人文化、宗教文化、卫所文化传播到东北，形成了文化的双向交流，经过融汇、改造和揉合，成为东北少数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繁荣了东北民族文化，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的道理，东北少数民族，也把本民族文化带到中原，甚至广西等地，影响丰富了本地区的民俗文化。

　　其二，民族文化经过交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伴随着中原文化在东北广泛传播，交融、汇合当地民族文化，东北地区的民族也在逐步被融合、同化。周恩来同志说：「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况。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甚至互相同化也很多」，并指出「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20〕。东北各族人民在从事生产斗争中，发展文化、经济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漫长岁月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增强了民族团结，培养了爱国主义精神，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安徽籍流人刘荣，谪戍东北，与蒙古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一道，在流人诗作的感召下，「属夷示以恩信」，团结战斗，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辽宁金县东北40里望海坍击败二千名倭寇的进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是爱国精神、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的原动力。

　　其三，中华文化的双向交流，把多元的中华民族的黄河流域文化，甚至长江流域的文明文化，传播到东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经过融汇、改造和揉合，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原动力。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正是由于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的文化汇合而成的。本文述及的流人文化、宗教文化、卫所文化是中国内地各民族文化，又溶汇于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文化，其结果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透射出文明的光辉，并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明代于黑龙江下游建置众多卫所，卫所的社会功能使中国内地「丝绸等物品」，其中还有「绸缎袍服」等经冰川古道，于奇集、德楞等地，经过山丹交易，北海道虾夷人得到卫所头人朝贡时受赐锦袍服，带回北海道，并冠以他们的族名，称之为「虾夷锦」。交易中还包括朝贡赏赐的绸缎、锦缎、蓝毛青布、高丽布、妆缎、红绢、家机布、棉茬、帽子、带子、梳子、包头、棉线、甚至官服（袭衣），与北海道虾夷人进行交易，换到水獭、狐、貂毛皮品。至今日本北海道阿依奴等博物馆仍还保存着中国的实物。

　　明代赐给卫所少数民族物品，运往黑龙江下游，在山丹交易。这种交易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虾夷锦文化现象。表明了明王朝对黑龙江下游行使有效管辖。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华文化传播的结晶。明代，中华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朝鲜半岛以及鄂霍茨克海沿岸。中华文化是东北亚地区主体文化。中华文化，使这一辽阔的东北亚大地生机盎然，放射出神奇的光彩。

（原标题：黄松筠《明代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

参考资料

　　〔1〕《明宣宗实录》卷72。

　　〔2〕《明宪宗实录》卷29。

　　〔3〕《明宪宗实录》卷140。

　　〔4〕《全辽志〉卷6。

　　〔5〕《辽东志》卷6。

　　〔6〕《李朝太宗实录》卷33。

　　〔7〕〔日〕和田清：《明初之满州经略》，见《满朝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5册。

　　〔8〕《明太宗实录》卷104。

　　〔9〕《辽东志》卷2。

　　〔10〕《明太祖实录》卷238。

　　〔11〕《辽东志》卷2。

　　〔12〕《全辽志》卷6。

　　〔13〕《柳边纪要》。

　　〔14〕《辽东志》卷1。

　　〔15〕《辽东志》卷1。

　　〔16〕《全辽志》卷4。

　　〔17〕《大明一统志》卷25《广宁志》。

　　〔18〕《辽东志》卷6。

　　〔19〕《明太祖实录》卷144。

　　〔20〕《红旗》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