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的鬼魂：比利时统治下的非洲
如果在非洲挑选一块土地，作为殖民主义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留下伤痕最深的典例，那刚果毋庸置疑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有着黑非洲最早几个与欧洲建立联系的国家之一，有着勇敢的人民与机敏的统治者，但最终却在枪炮和资本组成的蛛网中越陷越深，直到光辉尽数褪去，只能作为悲惨的代名词被世人感叹与议论。
刚果的悲剧自公元1482年葡萄牙人登陆刚果开始。国王用较为开明的态度欢迎了这些欧洲人，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让他们经商与传教。葡萄牙人带来了黑非洲陌生的丰富商品、先进的武器、以及十字架的教诲。而出于加强自己统治力量的目的，国王用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新事物。很快，欧洲的大量商品开始风靡，但单凭刚果本地落后的手工业和农业根本无法换取足够的欧洲商品，于是，一种在非洲本地极为流行的商品流行了起来——那便是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在天主教盛行的西欧早已式微，但在非洲，将战俘和破产者收作奴隶依然司空见惯。而欧洲人带来的大量商品与难以满足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这种特殊的贸易现象一拍即合。许许多多的本地人开始配合欧洲人，想方设法地抓捕奴隶，让葡萄牙人送到巴西去充当廉价劳力。这项贸易很快发展壮大，其规模令刚果国王都感到心惊，同时也开始让葡萄牙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根据刚果国王阿方索（他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因此改为欧洲名字）写给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的信来看，葡萄牙人掀起的奴隶贸易狂潮甚至连贵族与王室子弟都难以幸免：
“那些奴隶贩子每天都要掳走我们的臣民--这个国家的孩子、王公贵族子弟,甚至王室的人……这种恶行和堕落猖獗无度,全国人口剧减……除了做弥撒用的酒类和面粉,我们国家只需要牧师、教师,不需要商品……我们诚挚希望这个国家不要成为买卖和运输的奴隶的地方”
奴隶贸易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刚果人民的苦难以及国家潜力的消退，更直接的后果是地方部族的首领们借此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刚果中央王权开始衰弱，在阿方索死后，国家逐步分崩离析，各个地方领袖不再承认中央的权威。而与此同时，更多的西欧国家开始加入这场交易，最终于1665年，刚果王国被葡萄牙人击败，国王被斩首，国家陷入混乱。19世纪初，刚果彻底变成了一位欧洲人的领土。这个人名为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的国王。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一位精于伪装的王。在他平静甚至略显腼腆的表面下，是对殖民扩张带来的暴利无比向往的勃勃野心。国土狭小的比利时无法满足他，于是他将目光投向海外，决心同邻近的荷兰人一样，用广袤的殖民地来繁荣自己的国家与国库。他在年轻时便四处游历，学习如何高效剥削殖民地土著的劳动力，如何将殖民地的收益最大化。他看中的地方包括阿根廷、苏伊士运河、斐济岛、巴西甚至台湾岛。在这位国王的早期阶段，这种野心并没有用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粉饰：财富和国力就是利奥波德扩张的绝对动力。而西欧无休止的社会动荡与变革加剧了这种倾向：王公们的处境日益窘迫，革命的威胁无处不在。一位国王可能明天就会下台，但一位殖民地的主人却不用担心什么议会。
当在亚洲和美洲的努力尽数失败之后，利奥波德改变了策略，将目光投向了少有欧洲人涉足的非洲。当时正是人权思想盛行的时期，为了迷惑视线，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利奥波德拜访欧洲的多位王公、探险家及政要人士，在比利时组织了一次“立志于为黑非洲带来文明的”的国际非洲协会。尽管其方案最终只是纸上空谈，但协会本身却为利奥波德带来了大量荣誉。
来自欧洲的探险家们前赴后继地来到非洲，探索这片大陆的内陆，寻找其中的秘密。广袤的非洲中部是一块松软的蛋糕，但并非每个人都对此抱有兴趣。英国人深受殖民地叛乱和管理问题的困扰，无意再去涉足这一片被大河和瀑布阻断交通要道的土地，而热衷探险的美国人也对非洲殖民地没有什么兴趣。根据外交上的惯例，只要有一个大国承认新殖民地的合法性，其他国家就会跟随。利奥波德抓住了这个时机，他派遣他的美国朋友亨利·谢尔顿·桑福德将军充当说客，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切斯特·A·亚瑟大谈利奥波德在非洲的教化成就，并给出了自由贸易的承诺，仿佛比利时人会在刚果成立又一个合众国。桑福德接待总统时的慷慨，他与共和党的关系，以及这番言论对美国人心理的精确把控打动了总统。同时，桑福德还积极游说纽约商界通过了支持利奥波德的决议，关于利奥波德的慈善事业的积极报道出现在各大报纸之上。1884年4月22日，美国宣布承认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河流域的所有权。借此，利奥波德顺利地开始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法国人并不担心比利时获得土地，他们担忧的是比利时会因为缺乏开发资金而将土地卖给他们的老对手英国人，为此，利奥波德提出了在售卖殖民地时优先卖给法国的条件，即“优先受偿权”。最难搞定的是德国的俾斯麦，他觉得利奥波德的野心“让人想到以为自己的魅力和外貌可以让他随心所欲的意大利人”，对其态度很是冷淡。但最终，利奥波德还是通过银行家格尔松·布莱西罗德摆平了这位宰相。俾斯麦相信，刚果落到比利时人手里，要比落到戒备心极强的法国人或强大的英国人手里好
早在1878年，他就与美国探险家斯坦利签订了协议，由斯坦利为比利时在刚果建立基地，以“科学考察”的名义建立一个由国王控制的殖民地。他坚称这些基地是为了“人道”和“科学进步”而设立并获取了欧洲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利奥波德营造的开明、仁慈君主形象让他的殖民事业非常顺利。他还宣称建立刚果黑人自由邦，以联邦的形式存在，打算以此赢得美国人的欣赏。然而在这背后，他从不打算给黑人任何真正的权力。
在非洲的扩张方式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欺诈：欧洲人用繁杂的法律条款和廉价的商品，如烈酒、华服去换取当地酋长对贸易和土地主权的承认。事实上很多酋长完全不了解相关的法律内容和条款含义。这是一笔和公平完全不沾边的交易，许多酋长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写下一个符号就将自己的家乡售卖给了大洋彼岸的另一人。这种交易与其说是和非洲人的协议，不如说是给欧洲人留下的证物，以证明自己并非是野蛮扩张，而是披着“文明”外衣。通过巧妙的外交周旋和欺瞒，利奥波德对刚果的统治权力于柏林会议上得到了欧洲各个大国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权力是属于利奥波德以科学考察与文明开化为口号的各种协会的，而这些协会完全是国王的一言堂。换而言之，这个新成立的刚果自由邦（E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虽然是比利时的领土，却将比利时政府完全排除在外。
利奥波德擅长用仁慈包装自己，也有许多人被这种仁慈欺骗，以为他真的是一位立志于为基督事业尽心竭力的高尚君主。然而，这种幻想不久之后就被揭穿了。一位美国非裔作家威廉姆斯在他给利奥波德的信件中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失望。这里并非是传播基督福音的乐土，而是“非洲大陆上的西伯利亚”。白人开拓者用花言巧语和欧洲的科技让本地的黑人以为其有着超自然的可怖力量，从而逼迫他们将土地交出。他们的驻军强制周边的村庄交付粮食，稍有不从便发动远征将村民的家园付之一炬。而那些被抓走的村民若是不听从命令就要面临严厉的刑法，动辄皮开肉绽，伤口溃烂也不会有人理会。利奥波德所谓传播文明的说法只是谎言，这里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法院也没有可依据的合理法典，毫无公正可言。更有甚者，白人军官会以射杀黑人平民为乐，强掳他人妻女，强行奴役本地人。而以解放者自我标榜的利奥波德在刚果的统治机构则公开进行奴隶买卖，以3英镑每人的价格收购四肢健全的奴隶。这些情况并非只有一两人见证，但在那个年代，只有极少数人有公开对抗一整个国家，为当地人发声的勇气。
比利时国王在非洲的统治依赖枪械、蒸汽船和酷刑来维系。他未曾涉足过那片土地，所有命令都由布鲁塞尔的王宫发出，然后由当地的白人官僚与军人执行。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说，这些酷刑是“统治的必要手段”。在他们眼中，非洲人是劣等人种，懒惰，低级，未开化，比动物好不了多少。事实上他们确实将本地人当牛马一样使用。而政府的支持更为这种冷酷增添了合法性。
利奥波德在刚果维持了一支中部非洲最为强大的军队。这支部队高达19000人，由雇佣兵组成，消耗了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预算。白人担任军官，而黑人则担任雇佣士兵。到1908年，比属刚果的军事据点数量已经达到了313个。这些军队被称为“公安军”，负责镇压那些本地部族源源不断地叛乱。其中很多人的叛乱持续了数十年。
利奥波德在刚果设立了多个儿童聚居区，由天主教神父负责。通常来说，这里的儿童应该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在这里，孩童们都是父母被公安军杀死后被带到这里，接受基督教教育和军事训练，作为国王的军队后备人员。如果这里的孩子能在战乱，长途运输，囚犯般的学校生活后幸存，那他就要加入国王的军队，为其服役。这些聚居区就是利奥波德治下的刚果唯一学校。根据记录，这里的孩童死亡率往往超过50%。
很快，利奥波德发现除了象牙之外，刚果还有另一种高利润货物：橡胶。这是一种在近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商品，广泛运用于各种工业品上。特许公司给予的利润虽然庞大，但仍然不足以让这位国王满足。1890年-1904年，刚果橡胶的利润率超过了700%，增长幅度达到96%以上，成为了非洲最赚钱的殖民地。如此惊人的利润率不仅仅是因为橡胶贸易的火热，更是因为割取野生橡胶只需要劳力和较低的运输成本，无需付出昂贵的设备，肥料等花费。而刚果政府有自己的办法将劳力也变成无偿的。他们一方面采取了强制劳动时常见的配额制度：如果不交付足够的橡胶额度就要遭受刑罚，另一方面囚禁了劳工的家人们，如果不能交付，他们的妻女就遭到折磨。公安军的游击队和公司的私兵组成严密的军事化体系，将不听号令的村寨一一铲除。尽管如此，痛苦和傲慢仍然导致起义层出不穷。于是管理者采用了一个未来将会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方式：砍下肢体。
这项措施的恶名之所以长存，一大原因是这和劫持人质一样，并非是冲动之下做出的暴行，而是基于对人命的漠视而推出的，经过缜密考虑的政策。查尔斯·勒迈尔退休后回忆道：“橡胶收割一出问题，我就会给政府写信，‘想要在这个地区收集橡胶.......必须用砍掉手、割下鼻子和耳朵的手段。’”。为了证明以黑人为主的士兵们没有将子弹浪费在打猎上，或者更严重的，准备在兵变上，军官也会要求士兵每射杀一个敌人，就砍下尸体的右手以作证明。一个队伍里甚至还会有专门负责保管肢体的人，这个人的职责就是熏烤这些断手。
被戴上枷锁的不只是刚果人，利奥波德以宽厚仁慈的形象从世界各地招募劳工，并试图隐瞒目的地是刚果的事实。来自法属西非，加勒比群岛，中国的劳工都被带到这片土地上，为建设基础设施工程而卖命。1892年远赴刚果的540个中国劳工有300个死在丛林和逃亡过程中，剩下的大多数人一直杳无音讯，有人看到其中几个人朝日出方向出发，想要从非洲东海岸乘船回家。欧洲的工头和工程师有去留的自由，但亚洲与非洲苦工没有。每天早上军号吹响，工人集结的时候，工人们都会将前夜死去的工友的尸体摆在监工面前。在粉饰过的官方通报中，因为修建刚果大铁路而丧命的都有132位白人和1800位非白人。然而据估计，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前两年，非白人的死亡率每年都接近1800人，铁路两侧的墓碑随处可见。1898年铁路完工之后，官僚们在路上竖起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铁路让他们不用再做脚夫。”可到底是谁让他们做脚夫，却只字未提。
尽管利奥波德对不请自来的外来者深恶痛绝，但传教士的到来是他无法避免的。这些传教士怀着传播福音与文明的理想来到这里，却发现这里连能正常生活的居民都难以见到。村民们看到冒着黑烟的汽船便惊恐万分，一位非洲人追问传教士“如果我信仰了基督，那位救世主能让我不用去割橡胶吗？”最终，传教士们变成了一个他们预想不到的角色：军事观察员。这些传教士们记录的惨状导致了一些对利奥波德的质疑与非议，但利奥波德用精湛的演技回应了攻击：他表现得对这些事情极其震惊。再加上受到迫害的只是一些非洲人，利奥波德度过了难关。可是到1895年，他遇到了一起真正的麻烦：一位英国记者报道，一位残忍的刚果官员“胆敢杀害英国人”。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在德国殖民地经营象牙生意的爱尔兰人威胁到了利奥波德的象牙垄断，再加上他非裔阿拉伯人出售武器的传闻，公安军组织了一场远征将他抓住并绞死，这件事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英国和德国都提出了抗议。即使刚果政府公开认错并赔偿，事情仍然没有结束。一家德国报纸郑重地说，如果刚果政府这么轻易就处死了一位白人，那么它如何对待非洲居民就可想而知。这导致欧洲媒体开始更加关注刚果原住民的消息。但由于利奥波德的政治手段以及布尔战争对英国注意力的分散，利奥波德得以将黑暗的真相继续隐瞒下去。但真相终会揭露，在同一时期，一位充满激情的新闻记者，以及许许多多记录了真相，许许多多为解放殖民地人民而奔走的勇士，正在将这层虚假的帷幕彻底揭开。
在那之前，虽然也有机构质疑刚果政府的运作，但公众们往往将其视作圣母心过剩的迂腐之辈。但就职于布鲁塞尔的航运公司的埃德蒙·迪恩·雷德尔发现了有关刚果政府异常的证据：刚果政府从长期从欧洲购买大量的军火，并且他们从欧洲运到非洲的物品相比从非洲运到欧洲的商品完全不对等，昂贵的象牙与橡胶对应的只是一些廉价的布匹和工艺品，根本不算是正常的商业贸易。而在刚果货物的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凭空消失，不再出现于刚果政府公布的利润中：
““这些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恶劣、持续的强制劳动完全可以解释这种闻所未闻的高利润… 刚果政府是强制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强制劳动是国王身边的亲信策划的……这些发现一步步推测出来的结论让我感到眩晕和震惊。撞见一个杀人犯已经算够糟糕了,而我撞见的是一个秘密杀人团伙,他们的头领居然是国王。””
他并非是第一个发现异常的人，但却是少有的敢于公开对抗刚果政府的人。更可贵的是，他凭借时运和自己的才能获得了足够的关注。虽然他无法亲自前往刚果，但许多了解刚果内幕又无法发声的人主动联系他，为他提供了大量资料。他用详实的资料和出色的辩才瓦解了利奥波德的攻击，而他对酷刑、奴役和强制兵役的证明鼓舞了许多人的斗志。各大报刊上开始刊登被焚毁的村庄，被砍掉肢体的尸体。传教士证人开始述说原住民被奴役的真实情况。关于刚果受害者的具体数据的统计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光利奥波德的统治时期就有足足23年，在这之后还有一段时期的比利时政府统治时间。一些政策延续下去，还有一些政策具有残留影响，并且，不同于集中营大屠杀的是，对刚果原住民的政策并非是专门的“种族灭绝”而是以奴役为目的，死亡人数并不会细致统计。在1919年，一位比利时政府的委员会成员估计，从利奥波德创立刚果自由邦起到当时，刚果的总人口“减少了一半”。后面的几位学者也做出了类似判断，也就是说，根据后来的人口普查，在利奥波德统治时期，刚果人口大约减少1000万。
利奥波德为何如此残暴，对无辜的原住民没有丝毫怜悯？这可能是现代人的疑惑，同样也是当时许多人的质疑。但实际上，利奥波德从来不止一位。比利时人在刚果的高效剥削同样被法国人于西非再演，德国人对赫雷罗人展开的屠杀导致3年内德属非洲境内的赫雷罗人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只剩约2万人。美国人在非洲展开的反游击战导致超过二十万菲律宾人死于战乱。为利奥波德工作的欧洲人并非比其他欧洲人更为冷漠，铸就他们残酷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观念，更是随意操控他人生死的权力。一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堕落就变得轻而易举。
在真相被披露之后，比利时政府开始和国王开始谈判，试图根据法律将刚果的统治权从国王手上收回。最终到1908年3月，双方达成了交易，比利时政府通过承担超过6000万的债务与付款（其中5000万不由比利时纳税人支付，而是由刚果承担）从国王手上购置了刚果，用以“对他在刚果上的巨大牺牲表示感谢”。1908年11月，双方正式完成交接。没过多久，利奥波德便因为肠胃疾病而于1909年病逝了。他留下了王室绯闻和巨额财富，女儿和情妇为了他的遗产而针锋相对，似乎没有人再记得那些刚果人了。
随着刚果改革委员会的活跃和刚果控制权的移交，流血事件显著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的彻底胜利。管理者开始采用一种较为温和，不那么容易遭受非议的手段：征税。而强制劳动也在这片土地上依然存在。繁重的劳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摧残着非洲居民的身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制劳作的时间甚至上升到每年120天，从而满足盟军的物资需求。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中80%的铀来自比属刚果。
随着二战结束，民族独立的思潮兴起，刚果于1960年获得了独立，但这仍然谈不上是黎明。在独立之际，全刚果的非洲大学生不到30人，几乎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大约5000个公务员岗位中只有3个属于非洲人。在第一届全国范围的民主选举中，卢蒙巴被推选为联合政府总理。这位曾以愤怒姿态回击比利时国王施舍的“自由”的战士主张让贫困的非洲摆脱欧洲的殖民控制，他优秀的演讲才能和突出的领袖气质让他的主张迅速传播开来。这些主张让他被欧美国家排斥，因此他试图向苏联靠拢。最后在CIA的策划下，他被政变推翻，本人被比利时人带到伊丽莎白维尔执行枪决。刚果陷入蒙博托治下的独裁时代。
伴随着阴谋，政变，腐败和饥荒，这片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土地直到今日仍然处于黑暗之中，有着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贫困率和死亡率。一切似乎都和百年前没什么不同，某种程度上，蒙博托在刚果的残暴统治不过是利奥波德二世的复刻，那位君王的鬼魂似乎从未离开过这片大地。但即使暴政不息，依然会有下一个雷德尔，会有下一个卢蒙巴登上舞台，点燃革新的火焰，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永远不会停下，直到光明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