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图馆】你可能对历史有点误会

本期作者：拓拓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

历史解读不能误读，建构不能虚构，你这样是要向全国人民谢罪的！

我们很多人在初中上历史课程之前便接触到了历史，或是戏说，或是胡说。我们学了，看了这么多年的历史，那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学又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第二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与阐述。我们可以将前者认为是历史事实,而后者可以理解为是历史学。对于历史本体进行研究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理论,而对历史认识的研究理论我们则是称为史学理论。（严格意义上此说法也许并不准确，这里是为了方便同学们的理解）
 但是二者却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的认识论。比如，某著名历史发明家袁老师的代标作——《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里不光有着历史事件的内容，还有袁老师对于历史事件的种种解（luan）读。

史料不会说话，历史本身也并不能自行给出理解。要不然网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V”来解读分析历史呢？历史本身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但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解读与反思却是在客观世界之外的。史实作为材料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客观的,但理论归根到底却是我们思想构建的产物。

而我们对于历史认识是受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同时因为这三个条件不断的变化，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不断在变化：

第一，新材料的发现。这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材料的出现（不管是文献还是其他）会证明以往材料中的内容，或者与以往的历史材料产生矛盾。而后者会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比如，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指出“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大意就是孙膑这个名字是因为两个膝盖被切断了叫“膑”,“孙膑”是个外号,不是真名。真的名字叫什么呢?孙武。钱穆说“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 钱穆认为是司马迁的错误。但是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出土竹简七千五百条中,既有《孙子兵法》也有《孙膑兵法》，这就是证明了孙武和孙膑是两个人。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二，以往的历史并非就此死去，我们往往站在今天的角度或者从自己利益出发来评价它。当然随着时代的需求不同，人物地地位评价、认识也不径相同。这里最典型地就是孔子。从千古圣贤到封建流毒，从“牛鬼蛇神”到伟大地思想家、教育家、“影响世界地一百个伟人”。还有洪秀全领导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永远如此，我们不会说是曾国藩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那么太平天国到底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还是一次落后的社会破坏？曾国藩是封建的卫道士还是近代化的领路人呢？如果有兴趣去搜索关于此的论文，比较论文的观点和对应的发表年份，大家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历史并不是盖棺就有定论。

第三，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地解说者，永远不可能远超他自己地思想水平和感受能力之外，去体验历史理解历史。我们历史爱好者也是一样的。一个人的思想格局、人生经历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历史认识水平。我们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觉得历史非黑即白，看曹操取胜便是咬牙切齿，看刘备打了胜仗就欢呼鼓舞。后来我们明白了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有了对于三国更加多元化的理解。关于农民起义，对没有接触过农民，没有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的人说这是落后是破坏；反之，认为是进步，会同情农民。谁对了还是谁错了吗？立场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而已。但是将个人过多的带入对于历史的观察就矫枉过正了。一部分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历史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引用历史材料。他们不是在历史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历史中寻求认同和安慰，历史地真相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比如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观察历史本身就是带着有色地眼镜，有着先入为主地偏见。

柯林伍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对人理性活动的认识。而唯一的认识历史的途径是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通过这种重演，以另外一种比例或尺度被纳入现实中。这，不无道理。          

历史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又比科学少了点什么。历史不像化学、物理，可以在实验室通过实验里来证明。历史场景不可能再现，我们只能利用史料从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然后给出解释。人文科学之所以不同于科学就在于它的人文性，伦理道德、审美观点、集体或者个人的喜恶和偏见。

历史学的生命力、魅力恰恰在于此。没有我们对于情感体验、历史理性重建，那么历史就是一堆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