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AS（拉/乐/琳||清/三/K）】天涯歌女（一）

事先声明：本文的灵感来自于三三去年3月5号的动态（“天涯歌女”），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了写这个的想法，不过当时只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后面从五月底、六月初开始，情况起了变化，再写这种“同人文”似乎也略有一点不合时宜，本篇就暂时搁置，去写了另外一篇，一写就是好几个月。后面“二周年”过后，突然意识到，我所写和当下的情况其实是不冲突的，之前写的乃是“旧A-SOUL”，从人物到事件的取材都是来自那个旧时代的（当然其实并不仅仅是五月以前的内容）。“二周年”之后诞生的是一个全新的“新A-SOUL” （“浴火重生”），和过去的那个并不是简单的承接关系。因此笔者觉得大约也不需要因为“新”如何如何而否定“旧”，于是就继续写了下去。

此篇文乃属“非典型”，看似属于BBJ琳琅大三角之类，但又不尽相同，对“中之人”的直接称呼甚至超过了对“虚拟形象”的称呼（此处对“中之人”的称呼沿用之前的惯例，即“清歌”、“三三”、“昆仑”等，不含盒信息！），盖因笔者想要在文中构造一个“虚拟形象”与“真实身份”的二元关系（不一定是二元对立）。然而本文本质上仍然是一篇二创同人文，所有情节均属虚构，文中出现的姓名虽然取材于现实，但角色本身与任何存在于真实世界的人或存在于赛博世界的虚拟形象均没有直接关联，充其量只能算是灵感上的启发，借来一用而已。还望读者不要将真实世界中特定人士可能带有的争议代入杜撰的形象和情节中。同理，本文的情节虽然部分取材自现实事件，但还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

别做那种事，大家不要去吵这是谁，不好不好。大家就看作品嘛。

——向晚，2022年1月5日

 

三三在唱歌。

准确地说，不是唱歌，而是唱戏。在戏楼，自然是唱戏的。

一曲终了，台下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有人叫了一两声“好”。她浅浅鞠了个躬，然后漠然地望着台下。

台下灯光昏暗，观众的身影只能依稀辨认。有穿长衫的，那些是时常来听戏的老家伙。有穿西装打领结的，嘴唇上面两撇胡子翘起来。这倒是新奇，她听说，这种“新潮人士”只会在上海这种大都会里陪大户人家的小姐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听戏曲的相当少见，毕竟戏曲这种“封建残余”也只有食古不化的老家伙才会来听。

还有穿军服的，应该是在城里驻扎的日本兵，放班了就跑出来鬼混。他们腰上别着一把刀，有的嘴唇上留一撮小胡子。他们的话三三听不懂，她只记得刚进入戏班子时，杜老板就叮嘱过，一定不能惹这些人。

“要是把太君惹毛了，就都别玩了！”杜老板说。

一回忆起过去，三三又感觉自己的大脑被塞满了。她不想想这么多，这些事情太多太杂，大概就算是三天三夜也想不清楚，不如索性不去管它。音乐又响起来了，她清了清嗓子，继续开始唱歌。

很奇怪，唱歌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人把平日里各种情感和思绪都抛诸脑后。平日有太多的羁绊和身不由己，似乎只有在唱歌时，人才是自由的。当然，或许这也只是一种暂时逃避现实的做法吧，该面对的终究还是逃不过的。

曲子又唱完了，这一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台下的灯光亮起，观众陆续起身离席，当然也有一些会留下来，和杜老板或是其他什么人聊一会天。她向下面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后台。杜老板在另一边的房间和一帮人聊着什么，她没兴趣，妆也没卸就坐下了。

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可不中。她依稀记得，小时候听老祖母说过，临死的人眼前会“走马灯”。那时她还没见过走马灯是什么，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后来也渐渐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三三在唱歌。她在极北之地的严冬里唱着歌。

关于那时的记忆已经过于久远而显得有些模糊了，那是她很小的时候，那时她还跟父母和姐姐住在东北，还有她最喜欢的那位老祖母。大兴安岭为东北提供了茂盛的森林，也成为了她一家的衣食所系。她时常听祖母讲起她那从未谋面的祖父，讲他如何从一个中原的小镇“闯关东”来到当时还罕有人迹的东北，如何靠着一门做木器的手艺在这里落地生根、成家立业，而他的儿子，也就是三三的父亲，又是如何子承父业的。每次说到这里，祖母都会重重叹一口气，然后说：

“可惜喽，他没有儿子。”

那时三三还小，不懂得这句话隐藏的内涵。在家里她是老二，上面只有一个姐姐，父母却给她起名“唐三三”。她依稀记得祖母有几次曾经提到过，她曾经有过一个早夭的兄长，但每次向父母问起这件事，得到的都只有沉默和一句“没什么”。

黑龙江的冬季漫长而严酷，大雪封山的时候不会有木材从野外运过来。除了过年前密集出现的做新家具的需求外，真可谓是门可罗雀了。昼短夜长，每个夜里，祖母、母亲或是姐姐都会教她唱歌。窗户紧闭，歌声即便能穿透也会很快消失在疾风中。但屋子能被歌声充满，这也足够了。

三三九岁那一年，祖母去世了。她那时还不太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只是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将要永久地改变了。

在这一年的秋天，一群穿着土黄色军装的人突然出现在小镇上，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父亲从城里回来，神色慌张，和母亲整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他告诉三三，马上就要“搬家”了。后来三三知道，相比于“搬家”，更合适的描述是“逃难”。

父亲说，日本人已经把整个东北都拿下了，从沈阳到齐齐哈尔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潮。城里流言四起，有的说日本兵“烧杀抢掠”，还有说少帅要搞“焦土政策”，如是等等，人心惶惶。一旦有人率先出城南下避难，其余观望之众便会群起从之，数量动辄有上万人之巨。镇上也有不少人已经拖家带口地离开了，父亲原本不觉得一个小镇会受到多大影响，去城里一看，听别人这么一说，也不敢怠慢，这几天把值钱的家当都打包好了。

去哪里？三三问。

回河南。

事后看来，这个决定相当离谱。从她这一代往上数，家里已经有三代不住在河南了，在郑州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什么很近的、可以攀附的亲戚。郑州和北平、济南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之所以要回河南、回郑州，怕不是只是因为一个“老家”的名分。三三也有时会想，假如当时不是去了河南，而是其他什么地方，甚至是留在原地，还会不会有其后的这么多破事。只不过，人生没有如果可言。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三三最后一次走出家门，和父母和姐姐一同踏上了旅途。夜雪初霁，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只是东边的天空带上了一抹朦胧的灰白色。小镇笼罩在静谧中，看不到几户亮着灯，虽则也有几户已经一同动身了。

前路漫漫。他们要先坐牛车进县城，然后再转马车到齐齐哈尔，从齐市再坐火车一路南下，过沈阳，入山海关，经塘沽、天津、北平，然后再次一路向南，渡过黄河，到达郑州。这一走就是一个月有余。

多年以后，即使记忆已经模糊，三三也一定会记得在齐市城外进城时的那一幕。车夫为了躲开日间日本士兵的严密盘查，选择在天未亮时进城。门口的守卫只是往车里探头看了看就挥手放行。马车缓缓经过并排而立的士兵，车里的人大气也不敢出。这是三三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本兵。他们的样貌倒说不上有多新奇，在土黄色的军装下面甚至根本看不清面目。她唯一记忆深刻的，是他们手里的枪，枪上面装着刺刀。那刺刀仿佛刚刚打磨出来一般，尖锐的边缘闪着惨白的光芒。天还没全亮，这刺刀倒是仿佛比天空还亮了。

 

三三在唱歌。她在颠簸的火车上唱歌。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景物纷纷后退。她感觉，有什么东西也随之而去了，被永远留在了那个回不去的冬天里。

到达郑州时已经接近年关了，大城市里普通人想找到立足之地还得颇费一番功夫，年是在在旅店里过的。开春以后，父亲才好不容易在城以东的镇子上找到一处可以容身的住所。然而坏消息是，经过一个月的旅途劳顿和购置房子的消耗，从东北带来的积蓄已经所剩不多了。父亲原本打算靠自己的手艺重新开一家店，这下也彻底落空了，只能重新出去给人做工。母亲甚至姐姐也都出去干事赚钱，三三这孩子刚满十岁，看起来脑子有点不太灵光，去外面干活没人要，家里也给不起镇上的私塾（现在应该叫“私立小学”）的学费，当然，去了也学不明白，于是只能每天呆在家里干吃饭。就这样差不多有一年多的光景，本来打工挣的钱就比自己当老板赚的少，生活开销却一点都不比以往低，终于到了无以为继的境况了。

那时有很多招“童养媳”的告示，虽然国府和省府三令五申这是“封建陋习”必须清除，也在城里搞过几次“新生活运动”。无奈“政令不出省城”，小县城和乡镇的百姓除了日常生活上有些改观以外，在婚嫁这等大事上还是照着传统习惯来。不过三三的母亲不同意让她去做这门子事。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早早就嫁人了，但以前整天和邻家的女人聊天，童养媳嫁入的惨状倒是也听过不少。

她说：“你知道吗？嫁过来的童养媳在婆家是最贱的，就像把女儿卖出去一样，不用给嫁妆，婆家还得反过来倒贴钱。在别人家白吃白喝，以后别人就不给你好脸色看，说不定还只能当个小老婆，简直是活受罪！”

她又说：“三儿不是喜欢唱歌吗？我看这里有个戏楼还挺出名的，虽然唱的河南话咱也听不太懂。不过包吃包住，离家也近，想回来就回来，不如让她去试试呗。”

于是，三三被带到了“戏楼”里——正式名字应该叫“艺圆戏团”。戏团老板是个发福秃顶的中年男人，要别人喊他“杨老板”。不过戏团里面只有一个人不这么喊——一个中年女人，看起来比杨老板年轻一点。她自称“张妈”，叫杨老板则是直接喊“老杨”。杨老板和张妈听了三三唱歌，点了点头，意思是可以了。

就这样，十一岁的三三成为了戏团的一员。第二天，母亲把她连同随身物件都送到了戏楼门口，然后告诉她：

“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以后你就跟着杨老板和张妈他们唱歌，还有很多好姐姐们，多和她们说说话聊聊天。”

说完，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什么东西。那是一颗小小的、木制的心，上面拴了绳子，可以挂在脖子上。

她说：“这是你爸做给你的，戴上它，就好像我们和你在一起一样。如果啥时候有空或者想家了，也记得回来看看……”

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她背过身去。三三仍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张妈站在门口喊：“是三三吗？快进来吧，把东西放下。”她接过三三的东西，拉起她往里走。

三三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在向她招手。她也摆了摆手。

 

在戏团的日子如水一般流逝，三三是戏团里最小的，也因而得到一个外号“幺幺”，同团的姐姐们对这位新人爱护有加。至于张妈和杨老板，这两个人倒是非常有趣。张妈这个人，说好听点是“气场强大”，说不好听就是很凶，对唱戏的女孩们如此，甚至对杨老板也不例外。杨老板虽然名义上是老板，但一旦站在张妈旁边，变成“老杨”以后，却好像自动矮了三分，只会唯唯诺诺了。戏团的经营这块全都是由张妈决定，仿佛她才是幕后真正的老板，“老杨”只是偶尔出去办事时才算老板。另一个奇怪之处在于，这两人看上去大约都有四十岁了，却好像都没有成家，平日住在戏楼里，互相之间却也不是夫妻关系。戏团唱戏的清一色都是女生，看起来应该没有超过三十岁的。来听戏的客人则三教九流都有，官商名流、市井小民都时有光临。

一晃眼，四五年就过去了，三三从十一岁的小女孩变成了十六岁的少女，只不过仍是那样懵懂。虽然最初那会答应了母亲要多回家，但张妈严格的约束占去了她大量的休息时间，这几年也只有过年时能够回去多呆几天。父母和姐姐都时不时地来探望过她，她从他们口中得知，家里还是那个状况，没什么改观。父亲仍在给别人打工，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也开始出问题了，还好只是些小毛病。母亲现在得多干一份活，姐姐不到二十岁也在全日无休地连轴转。

三三有次问起姐姐，打算什么时候嫁人。

姐姐笑了一声：“我嫁出去了，爸妈怎么办？你来管？”

她接着又说：“你就不要操心这种事情啦，我嫁不嫁、嫁给谁，爸妈自有安排，你搁这乱猜，能猜出个啥来？”

三三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年回家时，三三有时会看到邻居开着门往这边张望，还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卖女儿”“张妈”“皮肉生意”之类的话。看到三三走进，他们又慌慌张张地把门关紧。三三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能这和张妈有点关系。她也曾经问过戏团里的姐姐，问她们张妈以前是干什么的，“皮肉生意”又是怎么一回事。但每次她们都会笑作一团，然后嬉皮笑脸地告诉她：

“张妈以前是干皮肉生意的，杨老板在外面给她拉客！”

但当她再追问“皮肉生意”和“拉客”什么意思的时候，她们便说什么也不肯告诉她了，只是哈哈大笑。

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直接找上张妈。

一听到这句话，张妈霍地站起来。

“这话你听谁说的？”

“外面的人说的。”

“那些都是外面的人造谣！哼，之前整天搞什么‘严打’，这个又不给做、那个又不给做，还罚了我好大一笔钱呢……”张妈望着窗外，自顾自地说着。

随后她又把头转过来：“记住，再碰到有人这么讲，就跟他说，我们是正经的戏团，只唱戏，不搞什么皮肉生意！”

“嗯……所以皮肉生意到底是什么？”

“哎，你不用知道这些，唱你的歌就好。”

“嗯……好的，谢谢张妈。”

 

父亲来看三三。他说，近来镇上的光景越来越差了。日本步步紧逼，从北平一直到首都南京都是。一波又一波的难民从东边和北边涌进来，之前还主要是河北和东北口音的，现在已经有讲着河南话的了，不知道郑州还能撑多久。

三三问他，如果日本人来到这里，还会不会再去逃难。

父亲摇头。“我还能去哪呢？”

 

这天，戏楼门口来了几个穿着中山装的人。杨老板站在门口，半弯着腰，脸上堆满了笑容，说：

“陈部长好，刘局长好，各位先生们好，欢迎各位先生大驾光临。里边请。”

带头的那个叫“陈部长”的胖子进来，环视了一圈，然后对张妈说：

“不错，看来上次巡视之后，你们还是有认真整改的，不错啊！”

张妈也是满脸堆笑：“那也是多亏了你们的指导，尤其是您陈部长。”

然后转头对戏团的姑娘们说：“还不快去给客人端茶倒水表演节目？”

 

陈部长坐在台下，张妈坐在他旁边，杨老板坐在张妈身后一排。陈部长说：

“这几年你们好像招了不少新人嘛。”

“哪里，也就五六个吧。”张妈回答，脸上还是笑容。

“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陈部长指了指台上唱歌的三三。

“她呀？她叫幺幺，在我们团里有五年了，今年十六岁。”

张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贴到陈部长耳朵旁边，悄悄地说：

“陈部长，要不要等会儿让她陪一陪您？楼上就有几个房间。”

陈部长的眉毛扬了起来。

“好啊，你们可真是服务周到啊！”

 

一曲终了，唱完歌的三三被张妈叫住。

“陈部长很喜欢你的歌，想要你多给他唱几首。”

她一把拉过三三的手。“走，去楼上。”

到了楼上的房间里，那位陈部长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他问张妈：“要收费吗？”

张妈还是满脸堆笑：“您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们怎么好意思收您的钱呢？”

陈部长也笑了：“好啊，很好啊！”

那一瞬间，三三好像明白了什么。她对着陈部长说：

“先生，我们是正经戏团，不搞皮肉生意！”

张妈连忙打断。

“小孩子不懂事，说着玩的，您别介意。”

又训斥三三：“乱说什么？要你陪一下陈部长，给他唱几首歌而已，你在瞎说些什么玩意？”

说完砰地把门关上。

 

忽然，大街上出现一阵骚动。有人大呼：“发大水了！！！”

陈部长从床上忽地站起来跑到窗边，看着楼下的人群。街上的人四处奔逃。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也坐不住了，跟着夺门而出，带着几个下属匆忙跑了出去。

三三松了一口气。这时她还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她。

 

1938年6月，为了阻拦步步紧逼的日军，位于郑州以东的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毁。黄河决堤，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

 

洪水很快就吞没了小镇，整个小镇从上到下都淹没在齐腰的水中。这水不是止水：它以极高的速度向着东南奔去，将途径的一切，房屋、车马、杂物，还有人，全部裹挟而下。如果是止水的话，人在其中还能勉强行走，但在湍急的水流中，没有自己的动力系统，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了。

三三哭了，也许是惊吓，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想回家去找父母和姐姐。

张妈一把把她拉回来：“外面这个样子你还往外跑，不要命了？”

“我要回家。”

“人都在往镇外面跑呢，他们跑了你找不到的。”

“……”

他们在楼上待了两天两夜。洪水完全没有要退去的迹象，而食物和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第三天，张妈也坐不住了。

“这水没完没了了是吧？待在这里也是饿死，出去了大不了也就是被冲走淹死。那些人随便找块木板都能漂着走，我们还傻愣在这里干嘛？”

环视了一下周围，又说：“这镇上的人都跑了，水退了也没人来看戏了。不如我们也走吧，换个热闹点的地方。”

她沉默了一会，看没人接话，又说：“上海怎么样？大城市，热闹的很。”

老杨在一旁连连点头：“好主意，好主意。”这个时候叫他老杨似乎更合适。

戏团的姑娘们在一旁默不作声。她们当中还没有人去过上海，不过就算去过，这种时候也轮不到她们说话。

 

就这样，在十六岁的年纪，三三开始了她人生中第二次的流离生活。

张妈把戏楼里值钱的东西都拿上了，还从墙缝里面抠出来一堆金条。她们运气不错，有个拉货的答应用牛车拉她们一程。牛车虽然比不上船，坐在上面还是会淹在水里，但北方本来船就不多，就算是郑州这种黄河边上的城市也只有摆渡这行的人才有。但至少有车坐，不用自己涉水前进了。

乘牛车往东走了大约有一天的光景，水差不多退到可以徒步行走的地步了。清点物品时发现，带出来的财物有不少已经在水中丢失了，可能是被冲走了，也可能是混乱中被什么人偷了。一行人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剩余的这些钱还足够去到上海吗？

剩余的路程必须要精打细算了。只能去驿馆里坐马车，因为汽车车票太贵了，火车更是想都不用想；马车要坐早班，晚一点人一多票就贵了。

出发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三三又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土黄色军装，腰间挂着佩刀，手里的枪杆子上面装着刺刀。那是日本士兵。和她九岁那年在东北所见不同的是，这次的日本兵不再那样趾高气昂了，军服上面满是泥水，脸上覆盖着炮灰，不过还是一样看不清容貌。刺刀也失去了那种令人胆寒的白光，上面附着着黑色的污渍，那可能是凝固的人血。

过了对峙的前线，再往前就是日占区了。

 

三三的大脑还处于停滞状态，这些天经历了这么多，她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她手里紧紧攥着那颗木制的心。

于是她又开始唱歌。她唱的是《松花江上》。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 森林煤矿

还有那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

——张寒晖《松花江上》

 

这年八月，三三随其他人到达了苏州。好消息是，上海已经近在眼前了，只有一天的路途。坏消息是，钱已经用完了，只够再吃几顿饭的样子。走投无路，只能在当地找人投靠了。

不过好在，苏州的戏曲行当根基深厚，苏州评弹在当地有悠久的历史，大大小小的戏班子到处都有。他们找上的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戏团，名叫“越华戏团”，老板姓杜。至于为什么要找最大的，张妈解释，苏州戏曲和豫剧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同一种东西在河南吃得开，在苏州就未必如此。但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大戏团人多，也有给“闲杂人等”混入其中的机会。

杜老板听三三唱了两句，对她的歌声赞不绝口，当即就收她进去了。其他女孩虽然唱功高低不一，也没怎么被杜老板刁难就过了。至于张妈和老杨（再也没有老板当了），杜老板故意面露难色，说：“我们这里现在只有打杂的活了，现在资金紧张，养不起白吃饭的老爷了。”

两人当然一口答应。已经是讨口子吃的人了，还挑什么。

入团的时候，杜老板特别叮嘱三三，千万不能得罪这里的日本兵。驻扎在苏州这里的日本兵不是很多，但特别霸道。苏州不是前线，能留守在这里的基本都不是普通日本兵，多多少少都有些背景，原先在日本就霸道得很，来了中国更是无法无天了。这帮人平时在大街上当值巡视、“维护秩序”，一旦放班了就出来鬼混。

杜老板说：“要是把太君得罪了，就都别玩了！”

三三之前对日本兵唯一的印象还停留在九岁那年的东北，听了这番话也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只是点了点头。

她很快就会知道了。

 

又过年了。这是三三独自度过的第一个年，此前无论是在东北还是河南，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度过。今年不会再有了。又不知道要到哪一年还能再见呢？

她把那颗木制的心收进了盒子里面。既然无法和家人相聚，再戴在身上也只能触景生情，徒增无益的思念，不如眼不见为净。有时候，执念反而会给人带来过多的负累。

日本人好像也过年，那些在大街上游荡的日本兵似乎更多了。虽然是放假，但不用当值的士兵却还穿着军服。原因无他，不穿军服他们就和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只有穿了军服，人家才知道这是日本人，才知道走路遇到要避让、被问话回答时要加敬语。

戏团过年只休了不到一周，就又开始表演了，因为日本人吵着要看。不过倒也有不少本地的老观众来捧场，因为过年回来的人多，生意反而不错。

一天的表演完毕，三三回到后台。杜老板在房间里跟客人聊着什么。

突然，她察觉背后有动静。一转身，一个日本兵站在身后，脸上笑嘻嘻的，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

三三皱了皱眉头：“先生，我们这里是后台，如果您要找杜老板的话，他在那边。”

那人显然也没听懂，嘴里还在说着什么，手就往三三脸上摸过去。三三本能地把头往后一避，那人的手扑了个空。他不死心，一把抓住三三的手腕，整个身子都向前扑过去。三三站在角落，无处可退，只能大喊：

“先生，我们是正经戏团，只唱戏，不搞这些东西！”

杜老板听到她的声音，往这边探了一下头，看到了她和那个背对着的日本人。

随后，三三听到了一声重重的摔门声。杜老板把门关上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逃是肯定逃不掉了。她之前似乎也看到过有日本兵悄悄跑到后台去，那时她还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多半不是什么好事，只能赶快躲开。她只知道，每次都会有一个女孩哭着回到她们的房间——有时是两个。这下轮到她了。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哎哎哎，这是在干嘛呢？”

是那个穿西装打领结戴眼镜、留着两撇八字胡的男人，看起来是刚好经过。

他看到被日本士兵逼到墙角的三三，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又说：

“这里是戏院，不是做皮肉生意的地方！”

随后又换了一种三三听不懂的语言——应该是日文——对那个日本兵说了几句。然后他走过来，伸出手想要把三三拉走。

那日本兵很不客气地一把把他推开，又把手向三三伸了过去。这次西装男子也有样学样，把日本兵推开。然而动作大了一点，日本兵直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随即，那日本人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嚎叫，爬了起来，从腰间刷地抽出了一把刀——一把武士刀。

那西装男子显然也是被惊到了，脖子下意识地缩了一下。三三早被吓傻了。

突然，又一个人出现在西装男子的身后——另一个穿着军服的日本人，不过军服样式不同，看起来应该是军官。他和西装男子交谈了几句，随即大声呵斥——三三听起来像是这样——那个士兵。士兵低下了头，收起了自己的佩刀，答了一句，然后灰溜溜出去了。

西装男子上前，问三三：“没事吧？他没做什么过分的吧？”

三三摇头，他又说：“这次好险，我还以为他真要拿刀砍人，还好有人出手相助。”

他指了指那个日本军官，说：“这位是内田少佐，这几个月都带队驻扎在这边。他也喜欢您的歌。”那军官向她立正，鞠了个躬。

三三对他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

“行了，没事就好，早点休息吧，现在也不早了，我们也要回去了。”西装男子说。

 

三三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她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那个日本兵，那个军官，还有那个西装男子。

这个男人是谁？之前好像都没有见他来听过戏，他是干什么的？他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人，但又会说那些日本人的话。他是日本人那边的人吗？她之前听说过，日本人攻进来的时候，有一些本地人会主动和他们合作，带带路、做做翻译什么的。这人会日本话，也是干这一行的吗？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帮忙？是有利可图，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隐情……？她想不明白。

之后几天，那人没有再出现。但就在她将要忘记这件事之时，两个星期后，他又一次出现在观众席。她没有猜错，这人这次还是来找她的。一天的节目唱完后，这人在后台找上了她。

她说：“我记得您，您就是上次救了我的那位先生，非常感谢您！”

“唉呀，一点小事罢了，不算什么了不得的。”那人摆了摆手。

随后又说：“那天回去之后，我突然想到，那个日本兵上次被我们阻止了，没有得逞。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已经把他们给得罪了。日本人在这里怎么个霸道法你也是知道的，何况他们身上还带着刀，发起火来可不是好惹的。对长官他们尚且不怕，普通老百姓更不在话下。再留在这里，可能已经不太安全了。”

然后他接着说：“所以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您，想不想离开这里，去一些别的地方，”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比如上海。如果您爱好戏曲艺术的话，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会有更多的机会。”

见三三没有回答，他笑了笑：“也对，这么重大的事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决定的，您需要一点时间考虑，我明白。”

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过两个星期再来。到那时，如果您愿意，就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我将十分荣幸。如果您想留在这，我也尊重您的选择，以后就不来打扰您了。”

男子给她鞠了一躬，准备转身离去，突然又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回来。

“哦对了，我好像忘了介绍我自己是谁了。”他笑了笑。

“我叫贝拉，姓贝名拉。家在上海租界那边。我是做报刊出版这一行的。”

贝拉？好奇怪的名字，听起来像外国人的。但是，三三和这个人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邀请三三去他家？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为什么要提他家里的状况？他说什么“去上海有更多机会”云云，是骗子在引人上钩吗？但一个唱戏的歌女，一文不名，有什么值得骗的？不是骗财，那莫非是骗色？

三三的思维很混乱，虽然一直有人说她天生迟钝，但一个人在外经历了这么多，也很难不学会胡思乱想。不过这些问题又该怎么问出口呢？她脱口而出的只有一句话：

“杜老板怎么说？”

“杜老板？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您那杜老板呢。”这个叫贝拉的人笑了一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大沓钱。

“钱给够，一切都好商量。这些人可不会跟钱过不去。”

“那……上海有什么能唱歌的地方吗？”

“那可太多了，”贝拉说。“像你这样唱戏的戏团，在上海那可是遍地都是。不过那些上海佬就是喜欢新玩意——他们喜欢流行歌。周璇你知道吧？如果你喜欢唱流行曲的话，也可以去当流行歌手的。”

贝拉走了，留三三一个人于沉思之中。她今年十七岁了，此前人生中所有的大事，她都听从了别人的安排。九岁那年，她跟家人离开东北、前往河南；十一岁时，母亲带她进入了张妈的戏团；十六岁的那个夏天，河南发大水，她又跟着张妈辗转来到了苏州。如今她终于要自己面对人生抉择了，但很奇怪，这一份原本求之不得的选择的自由却让她困扰不已。

去上海？她没有去过上海，之前住在北方，甚至也很少听人说起过上海，只知道那是一个大城市，有许多外国人，也有其他什么电影院、舞厅之类的新鲜玩意。但那对她毕竟还是一片未知之地。张妈之前一直说要去上海，结果最后也没去成，倒是在离上海只有一步之遥的苏州留了下来，有了稳定的衣食和住处之后竟然就躺平了，也不再嚷嚷着什么上海了。现在她三三倒是机缘巧合之下又得到了一个去上海的机会，要不要去呢？

这个叫贝拉的人？单就他的表现来说似乎并未有任何不妥当之处，他甚至还救过三三呢。这么多年以来，他也是唯一一个会用“您”来称呼她的人。然而，过于礼貌、过于殷勤，总让人感觉有说不出的奇怪。

那么，留在这里？她看了看四周。这个杜老板整天只会数钱，为了多赚观众的钱，时常让她们连着唱几个星期而没有休息，之前甚至还说过什么“24小时营业”这种疯话。一碰到凶神恶煞的日本人——她又想起了那个日本兵的样貌，虽然她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她老是会做噩梦梦到——又像缩头乌龟一样了。张妈还是只有打杂的活干，看三三竟然凭自己的歌声得到了戏团头牌的地位，自己远远比不上了，自然也没有好脸色给她看。那些日本人也的确既可恶又可怕，这一点贝拉倒是对的——留在这不是长久之计。

那就走吧，去上海。反正再怎么差也不可能比现在差了，最多不就是去卖身嘛，她之前也差点就这样了，继续留着也未必躲得过去。

第二天，她把要走的事告诉了杜老板。

杜老板把身子往后一靠，眯起了眼。

“我知道啊，那位贝先生已经跟我说过了。你想走，当然可以啊，我们这都是来去自由的。”他漫不经心地说。

“不过呢，你在我们戏团这里这么久，能做到头牌的位置，也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出来的吧？我们戏团为你提供了这个平台，让你能被更多的人听见、看到，这也多多少少有点功劳吧？这还没算你每天免费吃穿住的开销……”

她感到非常恼火，但又不敢发作，毕竟杜老板是老板，她要走还得经他同意。她答应了下来。

她开始一天天地计算着余下的日子。非常幸运，这几天都平稳地度过了，也没有什么日本人来找她的麻烦。两周后，贝拉如期而至。

杜老板狮子大开口，开价两万。这么多现金随身携带不方便也不安全，贝拉给他写了张支票。杜老板有些惊讶这人竟然这么爽快，随即开始后悔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开个更高的价钱。

另一边厢，三三早已把东西收拾好了，其实也没太多东西，一个袋子就装下了。贝拉帮她提了出门，一辆黑色轿车正在等着他们。

贝拉一拍脑袋，说：“唉，你看我，又忘记介绍了。坐在副驾驶的这位是我的秘书王乃琳小姐，开车这位是我们的司机。”

他又补充：“我家在租界那边，靠近吴淞江边上那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另外乃琳也在这里——呃，怎么说——暂住。”瞄了一眼乃琳，又说：“还有两个佣人，老陈和老李，就这么多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暂住在我这里。”

说完，又好像自言自语一般：“以前我父亲在的时候，家里光景还过得去，雇的佣人不算多也总有十个左右。他老人家过世以后，我们要节省开销，只能把他们都辞退了。我又不擅长操持家务，只能让乃琳帮手看管了。挺可惜的，唉。”

司机和她点了个头，这位王乃琳小姐则直接从车上下来，向他们问好。这位女士看起来年纪和贝拉不相上下，头发却已经全白了。不是由于年龄自然增长而呈现的斑驳不一的花白，而是均匀的、纯净的白色。

三三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她，思绪突然被带回了童年的东北。她只在那极寒之地见过有这样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的人。她的祖母曾经跟她讲过一个传说，传说当一颗冬夜的流星坠落在白桦林中，在当天最近的村镇或城市降生的孩子中，便会出现一个天生白头的人。这个孩子的头发将会像雪一样白，伴随终身。当然了，传说既然是传说，总归是带有那么一丝丝玄幻色彩的。

 

几人上了车。汽车缓缓驶上了道路，出了城，向着东南前行。几十公里以外，便是此行的目的地，上海。

三三把车窗摇了下来。时值三月，虽然时间已经接近正午了，但太阳并不显得猛烈。有春风自东方而来，她不记得这是多久以来第一次能够呼吸阳光下的空气，虽然带有一丝凉意，但又给人一种清爽而安定之感。

将近傍晚，汽车终于抵达了终点。贝拉叫醒了在车上睡过去了的三三。三三揉了揉眼睛，下了车。贝拉把她的行李提了下来。司机把车开走去停了。

三三走进了院子。贝拉的房子是一座三层的小洋楼，看起来也有几十年了。从外面看，三楼是阁楼，主要的房间在一楼和二楼。院子里摆了一些花花草草，似乎是疏于打理，已经长得杂乱无章了。

贝拉把她带进门，上楼，来到一个房间门前。

“您看看这房间，要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就在这住下了。”

他把东西放下，又走出来，说：

“我的房间在对面这边，乃琳就在您的隔壁。二楼这里有好几个房间，以前是给佣人住的，他们走了以后就空在这了，不过还是会时常打扫清理的。”

 

吃过晚饭，几人陆续回了自己的房间。三三住的看起来像是主人房，相当宽敞，梳妆台、茶几、衣柜等家具也一应俱全。这些是红木做的，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不过保存状况很好，用起来和新的差不多。唯独奇怪的一点是床，虽然也一样是红木，但比其他家具新了不少，而且只是单人床。一般来说，主人房都是屋主夫妻合住，床自然也是双人的。

她不想管那么多，一天的旅途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她躺到了床上。这是她第一次能这么早休息，之前还在戏团的时候，晚上也得给人表演，常常要到十点甚至更晚才能结束。

这也是她第一次拥有自己一个人的房间，之前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戏团，都得和其他人一起住。不对，说是“自己的房间”也不准确，现在她还只是暂住的状态，不得不寄人篱下。等哪一天她做出了一番事业，就可以独立生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