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想要走出去，先找一位经纪人

     

本文为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第三届译想论坛系列报道的第二篇。

译想论坛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倡议发起的公益性计划，为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以翻译为主题的大型研讨论坛。

第三届译想论坛由社科文献甲骨文、新京报文化客厅、新译科技联合福州“无用空间”书店共同主办。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翻译的使命与关怀”，在与严复、林则徐、林纾等中国近代翻译先驱有着深刻渊源的福州，陆大鹏、姜鸣、唐建光、汪天艾、黄荭、朱岳、彭伦及程衍樑等嘉宾就翻译与近代中国、翻译与学术和出版、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讨论。

硬核读书会作为新周刊旗下的新锐阅读平台，一直关注着优秀作品的中文版引进和翻译动态，并且通过专题文章、书单和讲座等形式向读者们推荐了大量优质的翻译作品。作为本次论坛的战略支持媒体，硬核读书会将通过优秀的学者、出版人和文化从业者的角度，带来深度的报道。

 

✎采访 | 程迟

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作品被译成中文，也有数以万计的中文作品被译介到外国。每一本译作，都需要通过翻译、编辑和出版机构的共同努力才成为读者捧在手中的书本。

翻译作品的背后，是一群怎样的人？

为什么作者需要和明星一样，有一位“经纪人”？

翻译和出版的“使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

为什么国外的很多作家在中国享有盛名，而中国作家在国外却难有影响力？

  

这是甲骨文译想论坛系列报道的第二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如何引进来与走出去。

本场的主持人是作家、出版人朱岳，嘉宾是出版人、译者彭伦，以及诗人、译者戴潍娜。

 

译者、作者的身份是相通的

第二场论坛的几位嘉宾，在进入出版界之前，都有从事其他行业的经历。并且在进入行业后，他们除了是译者之外，还有其他的身份。主持人朱岳给彭伦和戴潍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怎样平衡这些身份？

彭伦提到在进入出版行业之前，大学学习新闻专业的他曾经在互联网公司和报社工作过。因为记者这个职业是相对重复的劳动，以及之前与出版行业接触较多，于是他便进入了出版公司。

在做出版的前十年里，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版权经营的重要性。在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以及澳大利亚的文学节等活动，认识了非常重要的编辑、出版人、经纪人，这些经历是后面做版权代理工作室的基础。

 

彭伦说，翻译、出版人和企业创始人的身份是相同的。做编辑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高情商——因为这个行业里需要和大量的作者、媒体和同行相处，编辑需要让各种性格的人都能感到尊重。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编辑也需要激情，碰到好书，这种激情会促使一位编辑竭尽所能地去推荐一本他认为有价值的书，让读者了解这本书为什么好。这就可以说是翻译和出版的“使命”。

 

《我信仰阅读》《天才的编辑》等几部关于美国出版界最重要编辑的传记都由彭伦翻译，他说翻译这些书的过程就是一种教育和借鉴，所以翻译和版权经纪人的身份并不矛盾。

 

戴维纳作为一名翻译、诗人和研究员，也认为这些身份是相互成就的。她尝试做过电视节目记者以及创业，最后成为了一名研究者，在选择职业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过程中，文学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牵引力。写诗是需要用最热烈的感情和最纤细的神经去从事的一件事。

她认为，能够真正把事业当成使命的，或者将事业做至辉煌的人，都需要从他的行业获得过生命的快感和痛感体验。作为一个读书人最理想的方式，是像一个吉普赛人一样去旅行与写作，因此她更为热爱的身份是文学的创作者。

 

出版不是“押宝”

作为出版界的人士，在场的几位嘉宾都观察到了近些年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些品牌，比如“理想国”“甲骨文”等，它们的成功绝非偶然。

朱岳提出的观点是，这些在国内较为成功的品牌所出的类型，比如看似小众的“社科书”，他们在国外已经有了一个很成熟的市场，而这类书在国内出版后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这之前，虽然出版国外社科书并未间断，但并不是成体系地引进。

彭伦在十五年前开始做的“短经典”就是最早的一次尝试。在九久读书人推出“短经典”之前，国内有许多大型的出版社有更强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去“抢”到更好的资源，因此相对较小的出版机构比较难争取到刚获奖的、大牌的作家资源。所以需要另辟蹊径，去开拓虽然小众，但是仍然空白的市场。

比如今年刚获奖的路易斯·格丽克，她在国内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美国，她已经成名多年，因此美国的学术界和读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毫不意外——这与中国读者的反应全然不同。

很多人说世纪文景“押中了宝”，但这就是出版社需要持续去做的一件事。在国内的出版界，有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是，国内出版社出版外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市场反馈不好，那么这位作家的作品可能只出版一两本便再无下文。相对而言，国外出版界对一个作者的关注是持续的。加之中国与国外的出版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当一位在中国知名度不高的外国作家获奖时，就已经错过了。

 

关于文学类的出版，戴潍娜关注到文学的空间正在被压缩，话语的力量日益微弱——这也是诺贝尔奖颁奖给鲍勃·迪伦和格丽克这样的诗人的原因。

文学的边界是无限的，比如阿特伍德最著名，也最畅销的书是《使女的故事》，但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近些年，还有像阿多尼斯这样的诗人在中国流行起来，说明诗歌和文字的力量仍然在持续着。

在语言迅速变得“堕落”的今天，诗歌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出来。或许这也是出版的“使命”之一，让文字保持本该有的价值。

 

寻找“新”的声音

出版界被当成“夕阳”产业已久，在国内，需要面临的挑战是出版前的程序和出版后网络渠道（京东、当当和网店）带来的压力。

因此出版如果要维持繁荣，必须要找到新的方式。

彭伦提到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有一大批类似“为你读诗”这样的公众号发展起来，这些网络媒体利用了手机这样的媒介的用户习惯，并且带动了人们对诗歌的关注度。但是如果所有出版机构都蜂拥而至，出版诗集，势必打破均衡。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社科类的出版物大多是“大部头”，定价因此可以高一些，但是若是文学类，那么就会相对更难盈利。因此，国内的出版仍然需要学习国外出版社的经验。

国外有着非常成熟的出版经纪人制度。出版经纪人，可以说是“赏金猎人”，他们的猎物是作家，或者说是作家的才华。他们负责为作家做版权代理，为作家们把作品卖给出版社。

它们需要维护作家的权利，帮助作家获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因此这减小了那些全职作家的风险，给作家们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去创作好的作品。经纪人了解出版业，能够判断作品的商业潜力，当一部作品交易出去后，作家和经纪人都能够得到较好的酬劳。

这种经纪人制度在美国非常发达，而欧洲一些国家也正在跟进。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欧美的出版社非常重视新作家。他们喜欢新作家的原因，一个是成本考虑——出版一位新人作家的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新作家如果取得成功，对出版社的长久发展更有利。

相比而言，中国的出版界流动性比较大，不管是上层的管理者还是下层的编辑，都很难几十年如一日在一家出版社供职。而国外相对稳定的出版界，作者的稳定性也更大，也更利于品牌的打造和发展。

 

戴潍娜观察到的另一个与国内不同的状况是，国外有许多学校开设创意写作专业。这些创意写作班级给大量的作者提供了庇护所。美国、欧洲都有很发达的类似的机构，因此尽管他们的许多作家依附在高校的体系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有相对安稳的环境进行创作。

出版界之所以要寻找新的声音，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的语言，正在无限地向网络语言去靠拢。但那些最新的网络语言，却是非常陈旧的表达，他们是古老的“吸血鬼”，让语言没有生机。而出版要做的，就是用诗歌、文学，去抵抗这种“吸血鬼”。

 

“走出去”的正确方式

国外引进国内的作品，有很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国内出版的作品，在国外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并不多。

因此在彭伦的发言里，他特别提到了中国作品在国外如果要获得成功，单纯靠“走出去”并不能让它真的产生影响力。中国出版界更应该关注的是，怎样让国外的同行，对中国的文学界、知识界有更多的了解。

这是一种文化交流，交流是双向的，在产生兴趣后的了解，能比盲目地去推作品取得更好的效果。作为出版人，彭伦说他近些年，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找到外国的出版人——真正地对中国的文学感兴趣，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出版人。

像双雪涛、金宇澄这样的中国作家，虽然在国内取得了知名度，但是更可能的方法是通过影视这样的媒介提高国际上的知名度，从而打开在国外的市场。比如金宇澄的《繁花》，在王家卫要拍摄电影之后，就被国际的出版界关注到。

 

而戴潍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诗歌的翻译由诗人来翻译是最好的，比风景更迷人的应该是人的心灵之间的相遇。通过参加活动，认识各国的诗人之后，互相翻译作品，这使得翻译出的诗歌能够更准确地翻译出原意的基础上，保持美感。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新人文浪潮计划签约账号【硬核读书会】原创内容，未经本账号授权，禁止随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