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1、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这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也是可能发生的），那么，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么，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低的（见哈伯德的著作）。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这时，对充足的通货的需求，只是表示由于信用缺乏（把货币流通的速度已经减慢和同一些货币不断转化为借贷资本的速度已经减慢的情况撇开不说）而产生了对贮藏手段的需求，例如1847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却足以使贮藏的银行券重见天日，投入流通。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例如1857年，银行法暂停执行后，通货实际上暂时增加了。在另外的情况下，通货的绝对量不会影响利息率。第一，这是因为通货的绝对量——假定周转的节约和速度不变——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的总量决定的（这时候，一个要素通常会抵消另一个要素的作用），最后是由信用的状况决定的（而通货的绝对量决不会反过来决定信用的状况）；第二，这是因为在商品价格和利息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

在银行限制法实施期间（1797-1820年），发生通货过剩，利息率始终比恢复兑现以来高得多。后来，随着银行券的发行受到限制和汇兑率提高，利息率迅速下降了。1822年、1823年、1832年，一般说来通货很少，利息率也低。1824年、1825年、1836年，通货很多，利息率也提高了。1830年夏，通货很多，但利息率低。自从金矿发现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都膨胀了，利息率却提高了。所以，利息率并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

2、流通手段的发行和资本的贷放之间的差别，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已经在以前（第二册第三篇）看到，生产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怎样进行交换的。例如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工人的生活资料，即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但这部分产品是用货币一点一点付给他们的。资本家必须预付这些货币，并且他能不能在下周再用他上周付出的那些货币来支付新的可变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信用事业的组织。社会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行为，例如消费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这样。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必须由交换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预付。这时，这种货币会留在流通中，但交换完成后，总是又回到预付人的手里，因为这种货币是他在他实际使用的产业资本之外所预付的（见第二册第二十章）。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货币。这种贷放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借助这些通货而流通的资本的贷放。

3、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交易上的需要决定的；50年代在联合王国，平时除了3900万镑银行券之外，大约还有30000万镑汇票流通着，其中10000-12000万镑只是向伦敦签发的。汇票流通的规模对银行券流通的规模没有影响，并且，它也只是在货币短缺的时候，才受银行券流通的规模的影响，那时，汇票的数量将会增加，汇票的质量却会下降。最后，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至少直到现在的英国，只有银行券还保持流通的能力，因为国家以其全部财富做英格兰银行的后盾。

4、纽马奇在他的回答（第1866-1868号）中认为，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全部银行券的三分之二（对其余的三分之一，这些银行必须持有金属准备）是“同额资本的创造”，因为这个数额的硬币被节约下来了。银行家的利润，也许不会因此就比其他资本家的利润更大。事实仍然是，他们从硬币的这种国民节约中获得了利润。国民节约表现为私人获取利润，这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利润本来就是对国民劳动的占有。例如，还有什么比1797年至1817年的英格兰银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谬的吗？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予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

5、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签发以21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了银行的背书。

6、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1844年和1845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力日益增加的证据。然而，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伙高贵的匪帮，只是为了生产和被剥削者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内和国际的生产进行剥削，那就请他读一读下面这段话，认识一下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吧：“银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渴望博得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对他的作用更大；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说他是在骗人，或者有一点点不老实，以致引起怀疑，因而可能使银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对他的贷款！对他来说，银行家的忠告比牧师的忠告更为重要。”（苏格兰银行董事贝尔《股份银行业哲学》1840年伦敦版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