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陈毅在喝酒时问王耀武：在山东你和我谁席卷谁？王耀武摇着头回答了四个字
在《特赦1959》中，王耀武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员里表现最好的一个，这一点跟史料记载完全一致，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有描述：“由于他已表现得很老实，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便指定他当了学习委员，这么多（被俘）高级军政人员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由于王耀武得到了战犯管理所对他的信任，所以，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中就有他。”
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表现得很积极很老实，但是刚被抓的时候可不老实，要不是常年戴军帽在额头上留下的痕迹，再加上一卷雪白的手纸露出马脚，这个又高又胖的还一口咬定自己是做小生意的“乔坤”呢。
被寿光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王登仁识破后，他马上提出了要求：“我要立即面见陈毅将军。请你们马上给陈毅将军挂个电话，要他把我接到他那里，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报告，我保护过他，还要问他五个问题！”
因为此前已经“抓到了两个王耀武”，一直怀疑这个胖子是大官的王登仁倒有些不敢相信了。公安局长李培志带着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合影赶来后，王耀武到倒点急了：“我知道你们不会轻易相信，因为我曾安排别人去假冒我。检验我是否是王耀武很简单，你们去找一些战况通报来，我介绍一下济南战役是怎么打的，吻合了，我就是王耀武，假的，是不会知道高级机密的。”
王耀武对李培志的文化对答如流，并且准确叫出了所有同学的名字，李培志和王登仁这才深信不疑，他们上报寿光县委、昌潍警备司令部，昌潍特区警备司令部找出上级下发的1946年春王耀武在济南与我方“三人小组”的合影，当场与王反复核对后，认为确实无讹，这才放心地向华东军区作了报告。
华东中央局、华东军区、山东省政府下达了陈毅、许世友、谭震林联合签发的嘉奖令后，又向中央、华东局、华野前委发了一份电报：“王耀武已被我活捉。王本人亦承认，并谓其与陈（毅）、黎（玉）在济南时相识。已派汽车去昌潍将其押解到军区政治部。”
王耀武被送到华东军区政治部后，还是坚持要见陈毅——这时候就看出王耀武情报不准了，当时陈毅名虽然仍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际指挥许世友谭震林攻克济南的，是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王耀武之所以一直坚持要见陈毅，是因为他干部越大越懂得掌握政策，还觉得自己和陈毅曾有一面之缘，曾对陈毅尽过保护之责，见到陈毅后，即使不能马上释放，也能享受一些宽大优待。
王耀武说他保护过陈毅，这还真不是瞎话，当年他们确实在一起喝过酒，王耀武在被俘前就多次对人讲过：“陈毅虽是文人，但能力很强，不可轻视。”
读者诸君都知道，陈老总为人慷慨豪迈，说话也是大气磅礴，当年他就是用一通批评征服了王耀武。
那是在1946年3月1日的中午，王耀武在济南设宴招待“三人军调小组”成员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也应邀出席。王耀武和陈毅握手言欢，互相敬酒、碰杯。
陈毅问举杯敬酒的王耀武：“贵方报纸大肆吹嘘‘山东国军对共军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这是真的吗？”
王耀武摇摇头回答了四个字：“那是吹牛。”
陈毅永远是那么霸气：“你们的报纸都是王婆骂街的一套！不信可以试试看，究竟谁卷谁！”
王耀武点头表示赞同，还是只回答四个字：“你是对的。”
王耀武进一步解释：“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却不同。你们有三大好处：一是你们还读书，经常可以看到你们很高级的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这里有谁看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你们共产党和老百姓关系好……”
被折服的王耀武下令：陈毅在济南会谈期间，军警宪特各部门一定要保证其安全！
王耀武自认为“对陈毅尽了保护之责”，被俘后就以商人的精明，要来讨还这个人情了。
陈毅很重旧情，也很讲义气，但是此时他还真分不开身去接见王耀武——他根本就不在山东。
陈毅司令分身乏术，就只能由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王耀武。
舒同在我军有“马背书法家”之称，他首创的“舒同体”现在还很流行，在当年是有名的温文尔雅儒将，由舒同接见王耀武，并代陈毅回答王耀武的那五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没见到王耀武，见到舒同也不错，王耀武一见面就开始表白：“我是不愿带兵打内战的。抗战中打日本鬼子，南方几个著名的战役我都参加了，仗打得还算不错。但抗战胜利后我就想急流勇退，与家人团聚，不涉入内战。”
王耀武这话半真半假，当年他确实身体不大好，胃病也很严重，办完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后就称病躲进了武汉的一家医院，但是老蒋却不看放过他，屡次电报催促，还派专机把他接到了重庆。
在老蒋恩威并施之下，王耀武半推半就当上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然后就在寿光变成了“商人乔坤”。
王耀武最后辩解：“平心而论，我王某并非罪大恶极、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我对三人小组中贵党贵军的成员曾表赞助并尽了保护之责。内战开始后我也并不积极，在济南之战打响后，我也没有坚决顽抗到底。虽然还可以支持几天，但为了不使黎民百姓遭更大的灾，我决心不打了，许多仓库亦未作破坏，这是有目共睹的。”
王耀武这番话肯定有水分，但也有真意，有史料显示，他当年确实做了负隅顽抗的准备，也有一点点起义的想法，他后来还给起义的吴化文写了一封信：“君为座上宾，我为阶下囚，你当初起义时应当对我说一下，咱们一起起义不好吗？”
吴化文收到王耀武的信后嗤之以鼻：“他是老蒋的嫡系，他愿死而后已，我却犯不着那样！当初我如果劝他和我一块起义，他不杀了我才怪呢！”
不管吴化文怎么说，王耀武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我王耀武在沈阳的话，一定会像曾泽生将军那样起义。如果吴化文当时跟我打一声招呼，我也会跟着他起义的！”
王耀武起义的想法是真是假一会儿再说，现在还是来看看他想问陈毅的五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你们的宽大政策能够上下贯彻，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国民党却不能这样？第二，为什么你们毛主席的号召一经传达全党皆能奉行，而蒋介石坐飞机到处发号施令仍无济于事？毛主席坐在陕北不动，没有飞机，也没有到过山东，为什么你们这里都能按他的指示去做？第三，为什么你们的干部能奉公守法，精勤从事，什么都做得好？你们有什么很奏效的奖惩条例？第四，为什么我们俘虏你们的兵一个都不能用，而你们俘虏了我们的士兵后，马上能让他们打仗？
第五个问题问得有点尖锐，咱们只能简而言之，那个问题黄炎培问过毛主席，舒同自然也是按照主席“打破周期律”的思想进行了解答。
五个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答，他主动向舒同表示：我愿意和霍守义、陈金城等联名给老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写一封劝降信，也可以公开广播！
后来发生的事情，跟《特赦1995》中刘安国（文强）描述的差不多，俞济时后来跟邱维达（邱是七十四军第五任军长，淮海战役时被俘，1950年初分配到华东军大当教员，去香港探亲时遇到了俞济时）也讲过：在南京的蒋介石听了王的广播稿后大发雷霆，用手中的茶杯砸坏了收音机。
陈毅和王耀武在山东谁席卷谁，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答：如果吴化文起义前跟王耀武打招呼，王耀武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对王耀武和吴化文这两个在济南做出不同选择的将军，历史会给出怎样的评价？王耀武想对陈毅提出的那五个问题，您会如何解答？
